汉代厨房神话传说的文化价值内涵与演变[*]_神话传说论文

文化价值含量与汉代灶神话传说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灶神论文,汉代论文,含量论文,价值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灶祠在先秦作为普通的祭祀活动，决定了灶神地位的鄙俗和文化价值含量的低级。汉代阴阳五行体系构建之后，以社神托祀火神，遂使灶神地位获得了提高，灶神话得到了发展，也促成了其文化价值含量的丰富。阴阳五行思想体系的解构，对灶神崇拜和神话传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民间的灶神崇拜和灶神话却走着一条与官方不同的发展、演变之路，表现为灶神的对偶化、家庭化、神仙化，使灶神话更加丰富。

关键词 灶神话 价值含量 阴阳五行 仙化

古代先民的神祇崇拜及神话传说，其文化价值含量，能够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文化走向、习俗风俗、社会心态和精神意识。本文试就汉代灶神崇拜及神话传说的文化价值含量的分析入手，探讨灶神崇拜和灶神话的发展和演变，从一个侧面将汉代自然神崇拜及神话传说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

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通的地位，导致了灶神崇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低级甚至是鄙俗的文化内涵。先秦灶神崇拜便体现着这样的特点。

先秦时期确实有祭祀灶神之礼，《礼记》的《月令》、《祭法》等篇都有明确的记载。其中《祭法》篇提到的王为群姓所立七祀就包括灶神。天子本身要祭祀灶神，庶士和庶人的祭祀对象或为户，或为灶，品种趋于单一。从天子到庶人都要祭祀灶神，但灶神的地位并不高，而是很低微。郑玄为《礼记·祭法》所作的注解明确指出：“此非大神所祈报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尔。”司命、中霤、国门、国行、泰厉、户、灶都是主管具体事物的小神，它们受到各阶层的普遍祭祀，这恰恰是它们地位低微的明证。

先秦的灶神是微贱的小神，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很低，这从下面传说中看得很清楚。《战国策·赵策三》和《韩非子·难四》都收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对卫灵公说：“我在梦见灶神的同时又梦见您。”卫灵公听后很不高兴，对他说：“我听人说，梦见国君者一定同时梦见太阳，你为什么梦见灶神又梦见我？”在卫灵公看来，灶神的地位根本无法和太阳神相比，把自己和灶神联系在一起是耻辱。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灶神不给人崇高之感，在它头上没有神圣的光环，它是一位普通的小神。

先秦，灶神神格也是低下的。灶神是女性身份。《庄子·达生》说：“然则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灶有髻。”髻是发髻，灶神有发髻，当然是女性。今人袁珂则认为：“髻”是“蛣”字的音假，《广雅·释虫》称：“蛣、蛣，蝉也。”俗谓蟑螂，或曰灶马。蟑螂出没于灶间，化为灶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四川人称之为“偷油婆”，可见，即使蛣（髻）是蟑螂，成为灶神后，仍然是女性身份。司马彪在《庄子》疏中说得更清楚：“灶神，其状如美女。”古人将灶神归于女性神，其地位的低下和文化品位的鄙俗可想而知。

二

周秦时代的灶神崇拜和灶神话传说，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汉人采取了继承的态度，但是，汉人并不是不加取舍而盲目认同。汉人以阴阳五行进行规范和指导，建立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灶神崇拜体系。因此，汉代灶神崇拜和灶神话传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秦汉以前以灶神为鬼，是女性身份；汉人则以灶鬼为神，是火神的托祀，是男神之象。

在古代先民的生活中，火的发明先于灶。由于灶是火在饮食方面进一步应用的结果，所以二者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火与灶这种特殊关系，是周秦时代祠神体制中火神与灶祀内在联系的现实基础。《礼记·月令》将诸神配于五方、四季之中，构成一个完整的五方祠神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南方为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祀为灶。《吕氏春秋·孟夏纪》亦有相同顺序的排列。在这一模式中，炎帝以火的发明者而成为五帝之一，其神格是帝；祝融是高辛氏火正，掌火使火，其神格是神；灶神是先炊者转化，是炊饮之祖，其神格是鬼。显然，人们以“火”为纽带，将炎帝、祝融、灶鬼联系起来，以帝、神、鬼的属性特征作为祭祀的等级顺序。这样，灶神以“火”与炎帝、祝融的联系，为汉代将火神与灶神相融合，以灶神托祀火神，为建立统一的灶神崇拜体制奠定了基础。

汉代最早将火神视为灶神的是《淮南子》。《淮南子·氾论训》云：“炎帝于火而死为灶。”高诱注：“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死托祀于灶神。”高诱生活于东汉后期，这说明将火神炎帝视为灶神，是两汉时期的通论。《论衡·祭意篇》：“炎帝作火，死而为灶”亦是证明。在古代神话传说中，黄帝也是火的发明者，汉人同样将其视为灶神。《管子·轻重戊》称：“黄帝作钻燧生火。”黄帝作为火的发明者，当然又成为发明熟食的先行者。《世本·作篇》（张澍稡集补注本）称：“黄帝造火食。”《太平御览》（卷八五○）引《周礼》亦云：“黄帝始蒸谷为饭。”黄帝能造火食，蒸谷为饭，必然是灶的发明者和使用者。《太平御览》（卷七五七）引《古史考》称：“及黄帝，始有釜甑，火食之道成。”黄帝作为火神而发明了釜甑，自然成为灶神。《太平御览》（卷一八六）引《淮南子》：“黄帝作灶，死为灶神。”虽然今本《淮南子》无此语，但从黄帝神话在汉代发展、演变来看，黄帝由火神转化为灶神，正是汉人有意为之，是黄帝神话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炎帝、黄帝都由火的发明者而转化为灶神，祝融在古代神话中是高辛氏的火正，其与火的密切联系，也使其成为灶神。许慎《五经异义》称：“祝融为灶神。”高诱《淮南子·时则训》注亦云：“祝融……死为灶神也。”

如果说，由于现实生活中火与灶的关系而导致先民将火神与灶神相联系的话，那么，汉人既继承了这一神学传统，又丰富和发展了它。汉人将神话传说中的三位火神都归向地于单一的灶神，这不仅表明灶神由三位火神转化而来，而且意味着在汉人崇拜的灶神身上，凝聚着三位火神的神性特征。汉代崇拜的灶神以更加丰富的内涵成为神话传说的主人公。

汉人能够完成火神向灶神的转化，以灶神托祀于火神的工作，与阴阳五行思想体系对汉代宗教神学的影响有关，也是汉人试图将灶神崇拜和神话传说定位在阴阳五行体系之中的结果。

古有五祀之礼，《左转》、《礼记》均有记载。《白虎通·五祀》记：“五祀者，谓门、户、井、灶、中霤也。”很明显，《白虎通》的“五祀”源自《礼记·祭法》的“七祀”。而五祀也好，七祀也罢，都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之事，说明其内容上的单纯和形式上的古朴。然而，《左传》中所记载的“五祀”却与此不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这是说，对五行之官的祭祀，称为五祀。五行之官，即金木水火土官之神。显然，《左传》所载的“五祀”，是受到五行学说影响的祀神体制，它反映了人们对纷纭复杂的自然世界条理化、规律化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礼记》所记的“七祀”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祀神体制。然而，汉人却将二者相互联系、揉合，共同纳入阴阳五行体系之中。许慎《五经异义》曾明确说道：“大戴说《礼器》云：灶者，老妇之祭。许君按《月令》孟夏之月祀灶，五行之神，王者所祀，非老妇也。”许慎否认灶神是女姓身份和灶祭是女性的祭祀，实际上是对《礼记》七祀体制的匡正。五行与五方相配，火在南方，五方与四季相配，南方主夏，因此，夏为火主。灶神在孟夏之月祭祀，证明灶神属五行火，所以许慎能够大胆确定灶乃“五行之神”，是五行之神的火神。清人陈立《白虎通注疏》引马融之言，更明确地说道：“以七祀中之门、灶、户、行、中霤为五祀，即句芒等五官之神”，并进一步强调“《月令》五祀祭祀，止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祭也”。从许慎、马融等汉代学者的论述中可知，汉人将四季、五方、五祀、五官纳入阴阳五行体系之中，构成一个包含方位、时令、神祇在内的五行结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纳入五行火相位中的不同的事物，均以火联系起来。夏主火，灶像太阳、像盛夏，都是火的象征。所以《白虎通·五祀》称：“灶者，火之主。”灶为火主，说明灶神在阴阳五行体系中火的相位下，与火神属性相通，于是，灶神也就成了火神。

汉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为以灶神托祀火神寻找理论根据。阴阳五行学说作为汉人观照自然和人事的哲学思想，自然成为汉代宗教神学的思想基础。以阴阳五行思想规范和制约汉代灶神崇拜，体现了汉代灶神崇拜的独特之处。

阴阳五行思想对汉代灶神崇拜和灶神话的影响，还体现在由灶神性别的变化而引起的灶神形象内涵的变异方面。如前所述，秦汉以前灶神是女性神。其实，原始灶神即是女性神。原始灶神是女性，从神话起源学角度看是正确的。拉法格在《宗教与资本》一书中说：“供做饭用的炉灶是母亲的财产，当她死后就传给她的长女。”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由男女分工而导致的生活现象，而由这种生活现象为基础形成的灶神崇拜，也就必然带有母系氏族社会的特点：灶神是女性。史前先民使用火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熟食，所以原始的火神与灶神是同一位神。在我国，古突厥人的火神是女性，哈萨克族称火神为“火娘娘”，满族称火神为“火母神”，鄂伦春人的火神形象是一位老奶奶。民俗学的材料也说明，原始的灶神是女性神。灶神是女性，在《易经》原始卦象中也有所反映。《说卦》云：“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离为火，为中女之象，这是古人对上古时代女性掌火使火生活的哲学式概括。

原始灶神作为女性神，是妇女在日常生活中重要地位决定的，表达了先民对女性的尊敬。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父权制代替女权制，妇女在生活和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不断为男子所取代，女性神祇在原始宗教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也被男性神祇所代替。汉人将灶置于五行火的范畴之内，灶神配于火神之下，于是火神便自然成为灶神。以灶神托祀火神，灶神的男神身份也就确立起来。《淮南子·氾论训》以炎帝为灶神。炎帝作为灶神，其男性神祇的身份正确定无疑。许慎《五经异义》记载了祝融娶妻的传说：“祝融为灶神，姓苏名吉利，妇姓五名博颊。”灶神苏吉利（祝融）有了妻子王博颊，其男性神的身份不言自明。

灶神由女性神向男性神的演变，是社会发展对原始宗教的影响所致。这种演变既是缓慢的，又受到一定社会条件的制约。妇女在人们日常炊饮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延缓了灶神男性化的进程。两汉时期是封建地主制度确立的时期，也是父系家长制度完善的时期。毫无疑问，两汉时期呈现的这种社会文明进程，为灶神由女性神向男性神的转化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而阴阳五行思想体系在西汉时期的确立，则为这种转化提供了条件和契机。汉代阴阳五行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周易》的互渗运动思想与五行相生相胜理论的兼容共存基础之上的。五行相生相胜思想是对原始五行说的发展，它重在五行本体的运动和阴阳的变化。五行运动，顺则相生，逆则相胜，而无论相生相胜，都摆脱了原始五行的象生性。这样，原始五行互为牝牡的象生性特点，在五行生胜的变化中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在汉人观念中，灶是火之主（《白虎通·五祀》），火为神，故“灶，夏为太阳”（蔡邕《独断》）。灶像盛夏太阳运行到中天之象，正是阳之至。灶为阳，祭灶的牺牲也是阳物。汉人祭灶用鸡，《艺文类聚》引《说题词》称：“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炎上，故阳出鸡鸣，以类感也。”灶为火之主，火为阳精，灶神（火神）为男性神祇是理所当然的了。

三

阴阳五行思想作为唯心主义哲学，是汉代官方宗教神学的思想理论基础，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对汉代官方宗教神学的影响和规范，导致汉代神学思想、祠神仪式、神话传说的程式化倾向。然而，汉代民间的宗教神学却与官方走着一条不同的发展、演变的道路。尤其当阴阳五行思想体系在东汉时期开始解构之后，民间的神学思想、祠神仪式以及神话传说，更获得了发展和繁荣的机会。其影响所致，甚至取代官方的祠神体制而成为全民性的宗教行为。东汉时期的灶神崇拜和灶神话便呈现着这样的发展态势。

《后汉书·礼仪志中》载：“立夏之日，京都百官衣赤，至季夏衣黄，郊。其礼，祠特，祭灶。”可知，东汉时期官方仍遵循着《礼记·月令》祀灶旧制，于孟夏开始祀灶。然而，两汉之际的民间并非如此。《后汉书·阴识传》有阴子方于腊日祭灶的记载，云：“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后，暴至巨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阴子方以黄羊腊日祀灶，不但得到巨富，而且家族后裔官运亨通。《风俗通义·祀典》引《东观汉记》称：“其孙识，执金吾，封原鹿侯；兴，卫尉，鲖阳侯。家凡二侯，牧守数十。其后子孙常以腊日祀灶以黄羊。”阴子方是西汉宣帝时人，其孙阴识封原鹿侯时，为建武十五年，即东汉初期。阴识子阴兴、阴兴弟阴就皆在东汉时期封侯。腊日祀灶由阴家再扩展、流传至社会，成为百姓普遍认同的习俗，即使有几十年的时间，也说明腊日祀灶之俗在东汉中期亦已流行。祀灶之时由孟夏变为腊日，表面上是祭祀时间的不同，实际上是不同的宗教神学思想的表现。它说明，两汉之际，虽然官方的祀灶还遵循着旧的礼制，阴阳五行思想还在发挥着制约和规范作用，但在民间，灶神崇拜已经摆脱了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和束缚。毫无疑问，既然灶神已不再受到方位和时令的制约，那么何时祭祀灶神，便成为可能之事了。

腊日祀灶的目的在于能够得福，但是这一祭祀目的却是秦汉以前传统灶神崇拜所没有的。《风俗通义·祀典》引《礼器记》称周秦祭灶是老妇所为，而灶神是先炊者，祭灶即是对先炊者的敬意。《说文》云：“《周礼》以灶祠祝融。”祝融是火神，因此，“死为火官之神，托祀于灶”（《吕氏春秋·孟夏纪》注）。可知，以祝融为灶神而祭祀，其目的仍然是感谢和致敬。《淮南子·氾论训》说：“此圣人所以重仁袭恩，故炎帝于火而死为灶，禹劳天下而死为灶，后稷作稼穑而死为稷。”这是说，祭灶与祭祀社稷一样，是为了报答神的仁和恩。这说明，单纯的祈福目的，并不是西汉时期官方灶神崇拜所具备的。然而东汉时期，灶神的神职却发生了变化。《太平御览》（卷一八六）引《淮南万毕术》称：“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灶神归天的目的是向天帝诉说人间的罪过，这样，如何让灶神少说或不说人间的罪过，便成为祀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于是，贿赂灶神，便成为人们祭灶的主要目的。从此，民间灶祭活动一改往时宗教祀典的庄严肃穆，而家家祭祀，户户贿赂，人人参与，以天真幼稚的手段达到得福的目的，使灶祀笼罩在一派喜剧气氛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灶祭作为宗教祀典的庄严肃穆被喜剧气氛所代替，将直接导致灶神与祭祀者之间距离的趋近和情感的密切，从而促使人们更直接、更亲切地面对灶神，促使灶神话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如前所述，两汉以火神托祀灶神，导致灶神地位的提高。然而东汉民间并没有将灶神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以人间你我的普通关系来对待灶神，将灶神世俗化和普通化。东汉和东汉以后神话传说中夫妻灶神的出现便是证明。许慎《五经异义》云：“颛顼有子曰黎，为祝融火正。祝融为灶神，姓苏名吉利，妇姓王名博颊。”《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四亦称：“灶神名隗，状如美女。又姓张名单，字子郭。夫人字卿忌。”姑且不论灶神名字的变异以及博颊与卿忌的异同，灶神有了妻子则是事实。而灶神的对偶化正是东汉民间灶神崇拜和灶神话走向通俗化的开始。毫无疑问，灶神的对偶化势必导致灶神的家庭化，由夫妻灶神繁育出灶神儿女，合情合理。《道藏·感应篇》注引传云：“灶神状如美人，有六女。”又称：“六女皆名察治。”灶神家庭化是灶神崇拜和灶神话由通俗化向世俗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变。

阴阳五行思想本身便具有着神秘性。而汉时，董仲舒以阴阳变化、五行生胜推断自然灾异，使阴阳五行中的神秘色彩更加浓重。这种神秘色彩影响到灶神崇拜，“灶”便成为某些“神异人”施行幻化妖术的工具。但是，西汉时期灶神崇拜没有走向神秘和虚妄，原因在于阴阳五行思想还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然而，当这种哲学体系解构和崩溃之后，其唯心论的神秘性便极度膨涨起来，它直接导致东汉时期谶纬神学的泛滥，将宗教祀神体制引向求仙、长生的祈求和追求摆脱形体和生命形式限制的化解之术。汉代灶神崇拜和灶神话也不能幸免于此。

《史记·封禅书》载有燕人宋无忌的传说，称宋无忌“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方仙道的最高境界是肉体生命形式的销解，从而达到生命的永恒。宋无忌形解销化的手段正是火，作为灶神，他有这个条件。《史记》所载宋无忌传说说明，灶神崇拜和神话传说在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仙怪化和神秘化倾向。但是，虽然如此，宋无忌还只是为方仙道的燕人，然而东汉时期，却并非如此。许慎《五经异义》称：“祝融为灶神，姓苏名吉利。”今人袁珂认为苏吉利是宋无忌的讹变。王利器《风俗通义·祀典》注中亦认为：“吉、忌，声俱近”。其实，吉利也好，无忌也罢，声近而意通只是表面现象。灶神名吉利，反映了崇拜者对灶神赐福于人的功利要求，这是从正面角度出发的；而灶神又谓无忌，“忌者，憎恶也”（《说文》），显然，这是从灶神不要施恶于人的负面角度出发的。毫无疑问，无论正面还是负面，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一个，即得到灶神的佑助。显而易见，东汉灶神名字的讹变，正是东汉灶神崇拜发生变异的反映。在这样的变异中，灶神神格由高贵到低级，神性由强盛到荒诞；灶神形象由人子人夫再到人妖，便是这种变异的终结。《魏志·管辂传》载：“王基家贱妇人生一儿，堕地走入灶中。辂曰：‘直宋无忌之妖，将其入灶也’。”《史记·封禅书》“集解”、《艺文类聚》（卷八○）引《白泽图》皆称“火之精宋无忌”。宋无忌本是火精，走入灶中成为灶精，因为是贱妇人所生，故由精成妖。这说明，灶神形象在东汉后期人们的观念中已丧失了神的尊严和地位，灶神崇拜由祈福而转为驱害避祸，灶神话由仙话和比仙话更荒诞的“妖话”所代替。

[*]此文为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青年基金研究项目《文化嬗革与自然神话演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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