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性质论析
——兼论“大写”的历史科学的建构如何可能
郭 祎 李 弦
摘要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究竟如何可能，成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大热点，但结合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多侧重于“往后做”，即探讨“历史科学”创立之后如何是“科学”的，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在于“往前做”，或者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往前做”与“往后做”结合起来，即探讨“历史科学”的提出过程及其全面展开。只有这样，才能深入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性质，只有以“现实的人”为主体、以人的感性活动为中介、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目标，才能真正建构起“大写”的历史科学。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科学 现实的人 人的本质 主体性
一、“历史科学”的提出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明确提出“历史科学”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页。 但“历史科学”的提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2—1843年，马克思在“哲学现实化”的过程中遇到了两个“苦恼的疑问”。在1842年以前(主要是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主要是站在纯粹哲学的立场上来赞扬哲学。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第219-210页。 ，并指明哲学就是“最高权威”。在次年的《科隆日报》的社论里，马克思也指出，“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第219-210页。 1842年是个转折点——马克思遇到了两个“苦恼的疑问”[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即在关于林木盗窃法和出版自由的争论中对黑格尔哲学产生的疑问。在这场争论中，鲍威尔等人从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与法哲学的角度大谈“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则认为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对于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并没有什么帮助。马克思由此开始怀疑“哲学现实化”这条“应然之路”，并在1843年开始了对于黑格尔哲学本身的批判。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与法哲学，大致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其一，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黑格尔把国家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内在目的”与“最高必然性”，是集体意志的最高体现，而马克思则认为市民社会才真正为国家奠基。其二，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从根本上颠倒了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黑格尔的哲学道路可以概括为“哲学现实化”的道路，这条道路力图通过“实体即主体”的纯粹哲学原则来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所谓的现实都是要被理性所吞噬的现实。马克思在研究诸如林木盗窃法等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时发现，这种现实根本无法为黑格尔的理性所吞噬，林木盗窃法的制定始终只是为了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而广大无产阶级却依然处于贫困的深处。因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把无产阶级确立为“消灭”和“实现”哲学的主体力量。由此可见，在这个阶段，马克思虽然立足于对“哲学副本”的批判，但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也使马克思认识到，“历史科学”必须“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注] ④⑤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第11页，第1页，第35页。 ，只有实现“有原则高度”④的“人的革命”，才能彻底批判黑格尔哲学。
第二阶段，1844—1845年，马克思由对“副本”的批判开始转向了对“原本”的批判。“随导言之后将要作的探讨——这是为这项工作尽的一份力——首先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⑤这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做的阐述。所谓对“副本”的批判，就是对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得到了实现。但马克思真正展开对于“原本”的批判还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原本”也即政治经济学。由“副本”批判到“原本”批判、由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次转向。但必须指出的是，此次“转向”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研究重心发生了“格式塔式的整体转换”[注]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页。 ,马克思在此阶段的研究重心仍然是批判黑格尔的哲学。这也构成了此阶段的显性逻辑，而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此阶段只构成隐性逻辑。这也使得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呈现为两条线索。
其一，对于作为“副本”的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人的本质的复归批判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无人身的理性”也被齐泽克称为“无人驾驶的飞机”[注]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前言。 。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原则”表面上实现了理性与现实的和解，实则充满了神秘主义的色彩，理性不仅从属于主体，而且从实体中生长出来，由感性确定性、意谓、知性、理性，再到绝对精神，意识“经验”了自身，但也把作为现实主体的人抛却在外了。马克思此时还是通过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来摒弃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另一方面，黑格尔的理性不仅“无人身”，而且其对象化活动也是虚幻的。在黑格尔的语境中，对象化活动也是异化活动，是意识自身对象化或异化为对象。这也是近代认识论哲学兴起以来的“通病”，意识自身总想获得统摄对象的能力。马克思看到，黑格尔的理性对象化或意识的对象化根本无法改变现实世界，唯有人的实践活动，即“粗糙的物质生产活动”⑧,才能切实改变现实世界。“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注] ②⑤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页，第194页，第519页，第519页。 这又回到了“第一方面”，即只有通过对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复归才能突破“无人身的理性”，真正地改变世界。
其二，马克思在此阶段洞见了批判“原本”的重要性。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哲学只是“副本”，其“原本”形态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从人的本质复归角度来批判黑格尔的异化劳动，归根结底还是以哲学基础来反对哲学，并没有深入到对其真正的“原本”批判。私有制才是造成异化劳动最为真实的根源，而此时的国民经济学却对于私有制的前提予以默认，并没有揭示其“原罪”。马克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也才指明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所发生的四重异化，即人与人的劳动产品的异化、人与人的劳动本身的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由此可见，马克思在此阶段对于“原本”和“副本”的批判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②这门科学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科学”是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融合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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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建立的新的“历史科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现实的人的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历史科学”的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⑤。在马克思看来，在以往的自然科学研究中，往往是“见物不见人”。历史科学必须以“人的科学”为前提，现实的人的活动就是关于人的科学，因此也可以说，历史科学总是在“人的原则性高度”上来研究问题。其二，历史科学是建立在“纯粹经验”的方法基础之上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⑥这也是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的差异。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历史哲学总是以超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历史进程，把人类发展历史看成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成长史，使用的是纯粹逻辑的方法。而马克思所研究的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条件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或者说拥有经验观察的基础。其三，马克思建立了“历史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生活决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等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对于客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三阶段，1845年以后，“哲学信仰”的彻底清算与“历史科学”的真正确立。在前一个阶段，马克思还是站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立场，力图用人的本质的复归来批判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和“理性的对象化”，在此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开始系统清算自己的哲学信仰(主要是对于费尔巴哈的哲学信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指出，“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3页。 前文已经指出，对于黑格尔哲学的信仰清算实际上在1842年就已经开始了。马克思1845年春天完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主要着力于对于费尔巴哈哲学的清算。[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6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把对于费尔巴哈的批判放在第一卷第一章中。由此可见在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费尔巴哈的哲学的重要性。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根本批判在于，费尔巴哈虽然强调感性的人，但他的感性是感性直观，本质上是一种旧唯物主义观点。而且由于费尔巴哈对于人的类本质的强调以及其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使得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尽显。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既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能动性内核，也摒弃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主义，但为了彻底清算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就必须建构新的“历史科学”。
1.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大写”的历史科学的主体。“现实的人”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大写”的历史科学的主体，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以往的理解中，人们要么重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维度，要么重视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学维度，甚至引发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的巨大争论，诸如“认识论的断裂”(阿尔都塞语)问题也成为学界长久不衰的话题。这种争论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转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问题在于，无论是“认识论的断裂”还是“格式塔式的整体转化”，都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内在”逻辑的延续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革命性在于发动了“人的高度的革命”，“人是什么”或“人的科学”始终是马克思所关注的核心。“现实的人”既摒弃了传统哲学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海德格尔和阿尔都塞所共同批判的)，也反对“无主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既批判了“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哲学或意识形态所构成的“神圣形象”)，也批判了“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工人阶级所受到的私有制剥削的“非神圣形象”)。因此也可以说，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或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抽象的人学，也不是纯粹的政治经济学，而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
二、“历史科学”作为“人的科学”的展开及其所回应的问题
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为“历史科学”，同时又把“历史科学”视为“人的科学”，遭受到两重责难。一是海德格尔的人道主义批判。海德格尔指出，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以“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这个命题为依据，“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注] 费迪耶，等：《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在《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中，海德格尔更多的是“以费解马”，站在费尔巴哈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认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一样，都走不出主体性的形而上学。二是阿尔都塞的“无主体的历史过程”。阿尔都塞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即1845年以前为“意识形态”或“人道主义”阶段，1845年以后为“科学”阶段。他认为马克思在“人道主义”阶段并没有深入实在本身，始终停留在实在的边界线上，而马克思恰恰是通过“认识论的断裂”充分转移到了政治经济学上来以后，才发生了向实在领域的根本转换。阿尔都塞由此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原本”的分析，他以生产方式的“无主体”的历史过程充分消解了作为主体的人。
采用SPSS 1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页。 ，并概括了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规律。但在我们传统的分科思维中，通常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内的“天才发现”，而把剩余价值规律作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天才发现”。这样的理解窄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界域，导致了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立。从根基处来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历史科学”，本质地包含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两条逻辑，两条逻辑虽然在不同的阶段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呈现为显性与隐性的转换结构，但两条逻辑并不是彼此分立的，而是处在相互交融的状态。正是明确了这一点，当前也有学者主张建构“大唯物史观”，即以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注] 本文所使用的“广义”“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二分的意义上来使用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指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则包含了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区分与传统的区分方式是不同的。传统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指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其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指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超出了社会历史领域，而扩展到了自然领域和思维领域。显然，这种传统的区分方法仍然是站在“哲学”的立场，并没有深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领域。 来消弭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间隙。坦承而言，这种做法也是面对长久以来分科思维盛行的“无奈”之举。就马克思的本意来看，马克思绝不是想要建立“两种”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但由于马克思并没有对“历史科学”的内涵、外延、对象、方法等提供“精致”的阐述，这也导致了实证科学、历史哲学、人的本质科学等不同的阐释路向。我们必须看到，实证科学的阐释路向与历史哲学的阐释路向之间具有巨大的理论张力，实际上是对于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二元分立的某种回归，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二元分立的某种表现。
在探索了这种视角的转换之后，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究竟什么是“现实的人”的理论？只有当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我们才能说“人的科学”真正展开了。总体来看，“现实的人”的理论至少包含了五重内容：其一，现实的人是从事物质生产的人，“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而物质生产的”④。当人开始进行物质生产活动时，便与动物区别开来了。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联结的关键点。阿尔都塞意义上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也必须以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为根基。其二，现实的人是有着现实性需要的人，“为了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⑤其三，现实的人是进行着人的生产的人。对人自身和他人生命的生产，这是现实的人得以延续的根本保障。其四，现实的人是处在生产关系中的人，“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⑥。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是人们共同活动的结果，其中必然会发生生产关系。其五，现实的人是有意识的人。马克思尤其强调，“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以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⑦这一点非常重要。马克思把人的意识的产生放在分工以后，认为由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才导致了人的意识的产生，物质生产活动先于人的意识。
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历史科学”，其理论基点就是“人的科学”。当然，这里的“人的科学”的展开也是一个过程。
可以说，本文所阐释的“历史科学”作为“人的科学”的展开过程，即人的本质科学向“现实的人”的理论的展开，实际上已经回应了海德格尔和阿尔都塞的理论责难。海德格尔和阿尔都塞都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的从“人的本质科学”向“现实的人”的理论跃迁。当我们有了这种“联系”与“差异”的双重视野之后，我们就能够从“一整块钢”的视角来看待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了。而反观海德格尔和阿尔都塞的理论责难，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导向了“两个马克思”的争论，不仅导致了“早期马克思”与“中后期马克思”的“断裂”，而且也造成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断裂”。
三、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大写”的历史科学的建构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教育的首要任务。从当年的“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现”这个“李约瑟问题”到近年流行的“中国为什么鲜有科学家出现”的“钱学森之问”，都体现了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的重要性。随着创客教育的深入，学生的角色正在发生改变，从过去被动的接受知识，转变成科学家、发明家等角色的扮演者。因此，笔者认为，在新型教育理念下，将创客教育的理念融入到高中生物教学中，可以进一步丰富高中生物教学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在前文中已经回顾“历史科学”的提出过程，我们看到，仅就人的层面而言，在1843年马克思就已经开始站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立场上来批判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哲学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注] ②③④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第11页，第18页，第524页，第531页，第533页，第533页。 “人的高度的革命”就是马克思的核心旨趣。但马克思同时也提到，“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②，“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也经常论述“复归人的本质”一类命题。1845年马克思理论上的“格式塔式的整体转化”，关键的转折点就是对于人的认识，由以前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转移到了历史科学的“现实的人”的基本立场。由此可见，“人的科学”的视角转换也意味着“历史科学”的真正出场。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德拉-沃尔佩曾指出，要建构一种“大写”的历史科学，并力图把人类史与自然史、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统一起来。但他所采用的方法却是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他深受逻辑实证主义和伽利略的影响，归根结底是把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导向实证科学或自然科学(上文中的第一种阐释路向)。但沃尔佩的总体思路还是值得借鉴的，即建构“大写”的历史科学。尤其是在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二元分立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思考，“大写”的历史科学或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建构究竟如何可能？
2.3 两组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7.50%)低于对照组(17.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396，P<0.05)。见表3。
2.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大写”的历史科学的实现。要使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或“大写”的历史科学成为现实，就得依靠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其现实表现形态就是物质生产活动。“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注]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第502页。 马克思把物质生产活动定位为“第一个历史行动”，而且认为人的思维是物质生产活动的“直接产物”。可见，在马克思那里，物质生产活动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在当代哲学的语境中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恰恰就在于突破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框架。认识论哲学的一个根本症结就在于其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无法突破意识的内在性，而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作为一种“前概念”“前反思”的现实活动，真正具有了通达对象和改变对象的能力，因此，“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马克思所确立的改变世界的基本取向就是依靠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来大力发展生产力，打破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尤其是消灭私有制前提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使得真正的人的科学得以建立。
3.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大写”的历史科学的目标。建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大写”的历史科学，其目标就是人的解放，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但这里有几个边界必须指出来。首先，“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是一个“本质设定”，而是一个未来发展的目标。马克思确实曾在其早期手稿中把人的本质设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后，他更多的是把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沉降到了“物质生产活动”中去了。其次，这里的“人”是“现实的人”，并不指向人的抽象本质的复归，而是要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面前的自我异化。因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目标并不是要回归到某种“无人身”的抽象类本质，也不是要发展某种“无主体”的政治经济学，而要是站在“人的原则高度”，来发动“人的革命”，以达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境界。
我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渴望早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我要让三爹和母亲看到，我今生有幸做他们的儿子，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坦承而言，“大写”的历史科学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的提出语境就是“两个马克思”的争论。具体到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断裂论”。针对这种“断裂论”，我们在本文中提出建构“大写”的历史科学，分别从“主体”、“实现”和“目标”三个维度做了一定的尝试性阐述，但这还只是一个宏观的框架，其系统性的、具体性的建构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哲学要领》前编的特征是认为东洋哲学的历史比西洋哲学更久远，但此书并未论及东洋哲学家各个哲学学说，是为一缺点。然而，其内容证明圆了已能自觉地运用“东洋哲学”这一新用语。
〔基金项目 〕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战斗性的基本路径研究”(编号：18BDJ032)。
[收稿日期 ]2018-11-15
[作者简介 ]
郭祎，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成都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李弦，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四川成都 611731
(责任编辑：王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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