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与农村社区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农村论文,市场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但其作用却不是万能的。市场是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配置机制，能有效传导信息，调节供求，引导企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市场的自发有序性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法宝。但是，市场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是有限的，主要表现在“公共物品的积累和使用”及“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平衡”两个方面。
首先是公共物品的积累和使用问题。公共物品具有特殊的资产属性，即非他性的使用权利和无差别的占有权利，很难避免个人免费搭乘（Free Rider）的激励。个人期望不承担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而使自己从别人的公共物品积累中收益，大家都试图免费搭乘便车，资源没有人愿意提供。于是公共物品的私人自愿供给，往往导致供给不足的结果。于是经济学家所偏爱的市场机制在公共物品中不起作用。这样的结果是，靠市场机制不会产生最优数量的社会公共资源有效积累。
在公共物品的使用方面，由于社会公共资源没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因此会导致对这种资源的过度性使用，即“公地的悲剧”。在草地上放牧的各个家庭希望通过多放牧增加个人产值，而往往造成草地整体承载能力的衰减和总产出的非最大化。社会经济发展相当多方面存在这种“公地的悲剧”，例如对人口生产而言，个人最优决策和社会最优决策的条件存在差别，其结果是个人最优行为的生育意愿大于社会最优行为的理想生育数量。因此人口生育行为的市场化无疑会造成“生育的过度化”的结果，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的持续性；个人最优决策和社会最优决策的不一致，往往是由于公共资源具有外部效应的特性造成。外部效应是一个人的经济行为对外界发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无论是一种成本或收益）未能通过市场得到确定。再以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为例，环境是典型的公共资源，对于生产厂家的经营活动而言，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往往大于其生产所支付的实际成本，所以造成资源的滥用和环境的污染，企业产值增加相当程度成为“向环境借债”，或者“挣环保的钱”，这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极其不利的。
庇古曾提出利用政府的税收消除外部效应影响的解决方案，即产生外部效应的主体必须支付与其造成的社会损害等额的费用，“任何经济活动的社会边际收益必须和社会边际成本相等”成为所谓的“庇古法则”。例如用这种思路来解决环境造成的外部效应问题，就是根据“谁污染、谁付费”，利用政府税费管理部门向企业排污强制收费。新制度学派产权理论又为解决外部效应问题提供新的思路，该理论认为产权的明晰可以有效地使外部效应内在化。只要初始禀赋得到确定，外部效应相应可以得到解决。且不论公共物品的产权明晰本身非常困难，或者具有高昂的设计执行成本而不必要。即使对初始禀赋的确认，也不是单单由市场“交易”可以实现，其需要权威的确认和相应的制度建设。
公共资源过度使用的问题可以联想到著名的“囚徒困境”（The Prisoner’s Dilemma）。“囚徒困境”在较多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均有论述，囚徒的选择取于他对另一位囚徒行为的反应，每位囚徒均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招供而非拒绝认罪的策略。囚徒之间的非合作最后导致的是一个总体上低效率和非最优的策略。
市场因卷入公共资源的积累和使用问题而失灵。一种解决思路是将资源配置权和资源管理权让渡给政府处理。公共物品的过度利用造成的外部效应问题内化于单一的国家主体上，国家资源管理则必须制定个人使用资源的规则，有能力对资源使用实行监控，并强制实行这个规定。然而，国家是一个虚拟的产权主体，缺少对于外部效应内在化的足够激励。多层次的官僚管理体系带来监督控制的低效率和信息反馈和决策的失灵，并且官僚管理集团本身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会弱化资源管理的社会最优取向。政府的公共资源积累对策并没有取得足够的成功经验。
另一种解决思路是，鉴于行为主体的非合作会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那么参与主体之间如果能够相互联系，了解其相互依存的价值，并采取合作的策略，则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利用。如果改变“囚徒困境”中的相互隔离的条件，一旦一方得到另一方信守协议的保证，两者就有可能采取共同合作的办法。皮尔斯（Pearce）利用企业削减污染构造模型说明，合作能够带来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企业之间的合作解是根据社会期望的污染削减水平在生产中削减污染排放，非合作解使各企业削减水平等于他所确信的所有其他企业的削减水平。最后的结果是合作方式解下的企业污染削减水平高于不合作方式下的企业污染削减。
另有学者认为即使囚徒困境下的行为主体能够相互沟通，但个人能够通过违背协约获得更大利益。对违背协约的激励使行为主体间的合作解并不稳定。第二个条件是如果行为主体间存在紧密伙伴关系，协议就具有非常稳定的特点。例如，博奕论用夫妇看电影和芭蕾的选择表示合作解的存在，夫妇中一人愿意看电影而非芭蕾，另一人愿意看芭蕾而非电影，但双方宁愿共同行动也不愿单独行动，最后的最优解是或者共同看电影，或者共同看芭蕾。如果二者间一旦建立某项协议，就不会有背叛的积极性。
资源配置的合作解暗示了对于公共资源积累和维护的市场失灵，社区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家整体范围内，由于行为主体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不明确，及官僚体系与效率原则的背离，合作解是难以达到的。社区具有“初级地方单位”和“人际紧密互动”的性质，外部效应内化于基层社区使居民直观感受到资源非优化利用带来的效率损失，人和人面对面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依存的伙伴关系构成对合作协议的有效维持，行为主体的紧密互动使社区性的资源管理协定容易在行为主体间确认，社区内部“对个体差异的无容忍力”和对周围居民资源利用行为的日常监督有力地制止违反协约的行为。因此，将资源配置权和资源管理权交由紧密合作的社区是可行的公共物品问题解决方案。
第二个是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市场是以效率为原则，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灵敏地反映供求信息，并以看不见的手调节人、财、物等生产要素的流向。市场上迫切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于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盈利率提高，成为企业生产和经营的首选目标。这样，社会资源将流向经济效益最低的部门中去，得到较为有效的利用。通过金融市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市场机制的自发有序带来资源配置的高效率，构成资源配置的基础体系。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实现效率的同时，往往伴生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化和贫富分化的加剧。库茨涅兹提出“倒U型曲线”来解释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人均收入增高带来收入差别增大的经济现象也被钱纳里、塞尔昆等用数量经济学的回归分析方法所证实。只有在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收入相对不平等的现象才会逐步缓解。陈宗胜通过影响收入因素的分析提出，经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也同样存在。
我国农村在改革开放以前，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和整个社会的收入低水平共存，平均分配缺少对个人努力的激励，政府完全信息假设的不成立也造成生产和社会需求的脱节，加上官僚体系的盲目决策，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以联产承包为起点的市场改革，提出“交了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个人重新成为获取资源的主体。个人的生产积极性被空前调动起来，农村经济商品化程度的加深使农民开始认识市场、关注市场和进入市场。农民个人资源禀赋的差别，和在市场竞争中资源获取能力的差别，使个人经济收入有明显不同。不同企业因为资金运用能力、投资收益和产业发展前景的不同，盈亏相差很大，一部分企业随经济发展迅速扩展市场，也有相当部分企业因不适应市场竞争而淘汰和破产。
刘易斯的“两部门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经济中存在传统的自给农业经济和现代资本工业两个部门，农业劳动无限供给，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为零。经济发展在于将农业剩余劳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农业产出不会下降。劳动力无限供给使工业企业家可以用维持生计的低工资水平雇佣农业剩余劳动力，使资本积累不断扩大，直到农业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为止。工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保持不变，使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全部剩余归资本所有者所有，工人在经济发展中得到的唯一好处使更多的人可以比农业部门收入更高的工资水平得到就业。因此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收入相对份额扩大，而且越来越大。事实上，即使使劳动者内部的收入差别也在不断扩大，为了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非农业活动的经济收入一般高于农业经济活动，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这个收入差别可以是十几倍甚至几十倍。非农就业机会不是充分供给的，少数农村人口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必然后果是劳动者内部经济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市场经济由原来按工分分配的平均主义方式向按要素分配转化，社会分配原则以按劳分配为主，同时存在按资分配、按所有权分配等多种要素分配形式并存。这使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具有累进效应，即个人资源拥有量越多（例如资本量越多），个人收入增加则越快。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寻租和腐败行为，如官倒、官商现象，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收入差别的增大。因此，市场经济在带来效率和增加个人激励的同时，通过竞争导致资源分配的非平均化，带来显著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工农差别等居民收入差别的扩大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贫富两级分化的现象，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对于公平的界定，正如马克思驳斥拉萨尔等人说，“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本者就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公平是一个历史概念。一些学者讨论公平包括初始条件的公平、最后结果的公平和发展机会的公平等多种含义。即使我们将“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基础，也存在按劳动贡献分配、按劳动尺度分配和按劳动能力分配等引起歧义的内容。公平观涉及的是价值判断问题，我们不打算在此作形而上的哲学思辩，而经济学家在讨论公平与效率问题时往往指的是收入的均等化和收入差距的减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和贫富分化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社会公平的伦理准则，提出减少贫富差距，增强对社会弱势人群的保护。通过发展社会保障建设作为社会的减压阀和稳定器，通过对赤贫者的救助维护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政府作为全民利益的代表维持社会公平是责无旁贷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社区在调节经济收入，缓解收入差距扩大化，保证社区内部成员同质性等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社区自古就是基层居民自助合作、维持共同生活的最重要形式。往往在村落中存在公田和族田，还有作为社区贫困居民救济形式的社仓。公田和族田往往是一村一族共同轮流耕作，其收获使社区共同拥有的资源，用于安排仪式等公共事务和照顾贫苦的社区成员。对贫困无依的社区成员的救济往往通过社区内的寺院进行。在我国南方一些村落，宗族和地域社区存在完美的契合，一些宗族甚至采取不分析家产的“义居”形式，共同赡养族中孤苦老人，对丧失父母的同族儿童就学、谋生共同承担义务。斯哥特（Scott）认为传统社区具有一种避免农民陷入生活危机的“生存伦理”，虽然社区内部并不提倡人人平等，但将社区内的收入差别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是社区庇护作用的体现，社区因此具有保护穷苦成员的道德倾向。这种倾向对市场经济造成贫富分化重新认识，希望发觉人文精神，重新复归温情脉脉的社区生活。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认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使建立在自利冲动和物质欲念基础上，使整个社会道德沦丧而走向自行灭亡。互助和所得共享的社区美德在市场化过程中被抛弃，结果使造成更大的不平等和贫困者的更加痛苦。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从互相友爱、共同帮助的社区基础上培养，培养诚实、信用、互助、自制等美德构建理想人性和幸福未来。
在现代社会中，社区机制继续通过非正规的社会控制对社区内部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相对均等的收入分配和社区内部的均等化。我国农村地区广泛存在以工补农的机制，缓解因工农经济活动收益差别扩大的社区内部成员的收入差距。在社区普通劳动者和企业领导间有不成文的工资差距倍数的限定。基层社区广泛地利用自身公共资源的积累将社区收入进行平均主义的再分配，使每个居民能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均等化地享受社区发展的利益。这些平均主义的分配包括承包耕地数量、宅基地数量、社区所有企业的同定资产、补农款、老人赡养和教育补助等公共福利。社区内部的贫苦者、年老者和疾病者，一般能够在社区中得到适当的经济支援和生活照料，这种照顾往往通过志愿者队伍和社区协会的形式在现代社会中得到大力提倡和发展。
如果说传统社会中社区通过“生存伦理”帮助社区群众能够保证不沦于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从而维持社会公平和社区的均质性。在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现代农村，生存伦理已经转化为“发展伦理”，即通过扶贫和助富的形式，促使社区内较低生活水平的农户得以较快地赶上社区内的富裕农户，在发展过程中实现社区公平。社区中富裕的农户通过帮扶、组织协会、活动小组、提供信息市场等，帮助后发农户走上富裕之路。无论是生存伦理还是发展伦理，无论在传统社区还是现代社区，通过社区机制缩小收入差别，实现内部成员的均质化，是构成与市场体制下贫富差别扩大化相对的一种社区道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