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语在历史上的扩散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吴语论文,在历史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语方言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波澜壮阔的扩散运动。
一、西晋衰落之后，大批北人随王室渡江南下，把北方话散播在广大的华南地区，形成唐代张籍在《永嘉行》所咏“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的状况。一千五、六百年来，方言历经变化，南下仕民由于住居地理环境的差异，方言发展也呈现不同归趋；然而在梗摄字带较低元音(-a-)这一点上，现今东南诸方言大体一致（张光宇 1987；李荣 1989，1991），极可能即为“晋语”绵延不绝的表征之一。
二、五代以来，华南人民辗转流徙，其中由东向西的迁移几如一股洪流。这就是清代魏源在《古微堂内外集·卷六：湖广水利篇》所说：“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史实。同治《醴陵县志》卷六所载：“元明之际，湘潭土著仅余数户，后之人多来自豫章。醴与潭接壤，古老相传，土著亦仅存十八户，余皆无复存者。洪武之初，招集流亡，皆来自他省，而豫章人尤众”可以作为“江西填湖广”的脚注。由于江西人口大量移进湖南，湖南至今留下一句俗谚说“无江西人不成商场”。（何文君 1990）至于“湖广填四川”则源于元末、明末的社会动荡，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崔荣昌 1985）语言成分的渗透在这两度由东向西的移民史中也十分明显。例如古全浊声母今读清送气音在湖南东部声势强大，越往西走，其势越弱。四川境内把“吃饭”说成
的现象正是湖广填四川的具体表徵。
三、唐代继汉代之后成为中国史上的第二盛世，声威远播，四方宾服；唐都长安变成东西汉字文化圈的中心，以长安为基础的唐代标准语也随着国势的强盛而无远弗届。日本见中国文化中心已随朝代更替而转移，于是派“遣唐僧”来华至唐都长安传习新标准的一整套汉字读音叫做“汉音”；唐室在安南设都护府，立学校，也把长安音散播到南方臣属之地。如此一来，东到日本，南至越南全都笼罩在以长安为辐射中心的汉字文化圈下。在中国境内，闽南方言的文读系统与日本汉音系统非常近似，其最终来源正是唐都长安。
这三次扩散运动在中国大地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影响着现代汉语方言的地理格局。归结起来，不外两个因素：西晋衰落之后的“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和五代以来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是移民引发的方言扩散。唐都长安标准音的扩散主要系经由文教力量促成。依循这两个因素去加以透视，江东的吴语在历史上也曾充当辐射中心（或“震中”epicenter），影响过广大地区汉语方言的形成与发展。
日本引进“汉音”以前，曾经派人到南朝传习吴音。这反映日本人的务实取向，也就是说，文化中心转移了，他们就跟着见风转舵，以便与时代风尚保持密切联系。东晋政权在金陵奠都，也使金陵成为中国文化的新的中心。（陈正祥1982）由于金陵在文化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到了隋初《切韵》诸君子论音韵问题之时，并未独尊“居天地之中”的洛阳音。这就是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说的“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
客家人历经数次迁徙而越益南下，这一点与闽南人的迁徙过程颇相类似。闽南人慎终追远都说先人随晋室渡江南来，其实从中原到闽南千里迢迢并非一蹴可及。闽南人的祖先渡江之后首先落脚于江东侨置郡县，经过一段时期才又辗转南下。
吴音是经由文教力量传布到日本去的，闽南话则是中原移民“路过”江东之时“夹带”吴语继续南下的结果。通史观之，吴语除了这两种扩散运动之外，还有沿江上溯的一股扩散波，经过安徽、江西而伸及湖南中部；鸦片战争后，上海躍升成为中国最大的吞吐港和金融中心，吴方言也发挥过规模小但很可观的影响力。底下分段论述。
一、吴音东迁
历史上，日本曾经两度向中国传习汉字音读。第一次从中国南方传习“吴音”，时当公元五、六世纪，也就是南朝时期。第二次从中国北方传习“汉音”，相当公元七、八世纪，也就是盛唐时期。比较“吴音”与“汉音”不仅可以看出时代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点明南北文化中心的方言差异。比较这两种语言系统，现代的字典虽然可以提供便利，但是欲求其真，还得仰赖“历史假名遣”，这是江户时代契冲创制，汉代学者补订的表记法，如桥本进吉所说：“代表着平安朝中期以前的语音状况”，也就是反映了吴音、汉音较原始的语音系统。（王吉尧·石定果1986）
吴音传习的所在不出今天所称“北部吴语”。因为金陵是六朝京都，当时仍是吴语天下。一千多年来，北部吴语不断受到北方话的冲击，金陵（南京）早已向北京话靠拢，其他方言也深浅不一受到官话化的洗礼。吴音的特点如不见于今天的北部吴语，那是北部吴语经历千余年发展变化的结果。吴音反映的早期北部吴语的特点往往保存于南部吴语或闽方言。东迁现象与南移现象的高度相似性强有力地说明北部吴语为其共同出发点的历史事实。底下是一些有趣的吴音特点：
1.日母
在吴音读[n-]，在汉音读[z-]。例如
如
刃
让 日人
吴音 nio nin nia-u niti nin
汉音 zio zin zia-u zitu zin
有趣的是，苏州方言日母白读
，文读[z-]，与吴音、汉音若合符节：（叶祥苓 1988：23）
日语吴音、汉音和苏州方言白读、文读的上列区别代表汉语文言自中古时期以来的南北差异：南方读鼻音，北方读擦音。今天华南方言“日”母字若有文白异读，白读往往表现为鼻音
虽然声母读为喉擦音，然而论及其音变的出发点则仍为鼻音。（张光宇 1989a）
2.匣母在吴音有
两类，在汉音则只有[k-]一类。其中吴音零声母只出现在部分合口字，例如：会we，画we，和wa，横ou。这类南朝的吴音特点在现代华南方言不只见于吴语，也广泛分布在闽语、粤语、徽语、赣语、客家话、湘语和平话，几可说是现代长江以南方言的共同点。
底下所列例证是每个方言区各举一个代表点，以领示其一般状况：
吴音匣母读[g-]在今天的吴语方言也多少还有反映，前文所举“环”字即其一例。吴语之外，闽语、徽语、湘语、赣语也常见匣母读塞音。（李荣1965）至于北方地区、则在山西也不乏其例，如平遥
。这些例证足以说明匣母古音*g-，但明清以来，学者常以匣母归零为吴语特点。明·陆容《菽园杂让》卷四云“吴语黄王不辨”。清·李汝珍《音鉴》凡例八谓：“又南音或以黄王、湖吴不分”。此类现象罕见于北方。从六朝以来，历经明清，至于现代华南方言，匣母归零与否成为南北方言差异的鲜明标帜。
3.梗摄三四等字在吴音的元音较低[-a-]，在汉音的元音较高[-e-]：
京 影 清 丁 星 逆益
吴音 kia-u ia-u sia-u tia-u sia-u kiaku iaku
汉音 kei eiseiteiseikeki
eki
早期吴音地名反映的元音一般也比较低，如承平年间(931-938)源顺《倭名类聚抄》的下列地名：英虞ago，安积asaka，尺度sakado，益头Yakidu，宁乐nara。(平田昌司1993)这类地名所见的梗摄三四等字的元音与现代华南方言白读情况相当一致。关于梗摄三四等字在中国东南诸方言的元音情况，近年论列不少，读者可以参看笔者(Chang，K.Y.1987)和李荣先生(1989，1991)的文章。这里只举南昌和娄底为例。
A.南昌方言（熊正辉 1989）
B.娄底方言（颜清徽等 1990）
一般东南方言梗摄之四等字和南昌一样都唸元音[-a-]，湖南双峰和娄底则倾向于把前元音转读为后元音[-o-]。这类字在北部吴语舒促发展不平衡；舒声部分大多已被文读[-in]所取代，明末清初以来已然如此，如顾炎武在《易音》卷二所说：“今吴人读耕、清、青皆作真音。”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促声部分虽然也受文读影响，但在昔韵字中还有不少低元音的读法。（张光宇 1993）
吴音所从出的北部吴语早期梗摄三四等字带低元音的现象，目前只能从南部吴语（如平阳）和闽语（如厦门）去寻其踪迹，这是吴语南下发展的结果。
吴音、汉音梗摄三四等字的区别大约代表中古时期以来汉语方言南北的差异。今天在华北地区，元音较低的方言主要见于山西，例如临汾、吉县[-iε]，永济，万荣[-iE]，新绛[-ie]；在华南地区，元音较高的读法一般都是中古时期以后随文教势力扩散的结果，源自北方。
4.蟹摄开口四等在吴音读[-ai,-ei]，在汉音为[-ei]。如“低”[tai,tei]，“礼”[lai,lei]，“妻”[sai,sei]。其中的[-ai]可以说是中古时期吴语特点，这今韵母如今在北部吴语几无踪迹可寻，在福建却遍地都是。底下举建阳、厦门为例：
至于汉音的[-ei]在层次分明的厦门音系当中是文读[-e]特色。换句话说，厦门方言蟹摄开口四等的白读与吴音相当，文读与汉音相当。在华北地区，山西平遥方言的白读与汉音相当，文读与北京相当。（侯精一 1989）
综合上述现象，不难看出汉语方言的演变趋势：
-i 北京音；平遥文读
-ei 汉音；平遥白读；厦门文读
-ai 吴音；——；厦门白读
A.从汉音出发，北方方言元音自中古以来逐渐升高，有些方言甚至高化成舌尖元音。
B.从吴音出发，闽南方言的主要元音先经后化(ai→oi)，再经舌位高低、前后的调整(oi→ue)。这就是蟹摄开口四等在潮汕方言白读[-oi]，厦门、泉州白读[-ue]的现象。
在这两种演变趋势下，吴音、汉音所代表的中古汉语南北方言差异渐行渐远。吴音的特色虽然保存于闽语，但在闽南白读的发展过程中，越益偏离中原规律，形成标帜鲜明的特色。
二、吴语西播
中国方言的研究很少提到像西欧的所谓“方言连续体”(dialect continuum)之类的概念。但是，从崇明岛沿江上溯，我们可以发现长江沿岸具有不少共通的特点。赵元任先生在描述自已的语言经验时曾经提到：“从法国东北一路经过比、荷、德到丹麦这几国，渐渐的走过去，听他们自己跟自己说话口音的变化，就仿佛你坐长江轮船从上海到汉口、重庆，一路走一点儿变一点儿，都是渐渐在那儿变的。”（赵元任 1968:94）这种类似西欧方言连续体的现象很可能是历史上吴语西播所造成的结果。
这一衣带水的地方古称吴、楚。从文献上说，吴楚既有连续的一面，也有断裂的一面。就其连续的一面来说，袁家骅(1983:19)曾经有过这样的推测：“春秋战国时期，越灭吴，楚又灭越，政治疆界的变动也可能影响到方言由分而合。扬雄《方言》里提到吴楚、吴越、荆吴、荆扬、荆吴扬瓯、荆吴淮泗，可见汉代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几个方言是相当接近的。”就其断裂的一面说，桥本万太郎(1985:31)有个理论认为：“吴语和湘语曾经明显地构成同一个方言地区，很可能后来在客家南下时从中间分割开了。”由楚灭越的史实到方言相当接近，袁家骅并未言明系顺流而下产生的语言融合，还是逆流而上产生的同化作用。同时，客家南迁对原有方言格局固然产生不小的冲击，然而西晋以后，客家人又辗转迁徙，并没有完全阻绝吴楚的交流。事实上，客家人的迁徙是“流窜”性质，既构不成铜墙铁壁，也说不上鸿沟深壑。袁家骅所说汉代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几个方言已相当接近，也许相当符合《方言》反映的现象。然而，北方人民大批南下系在西晋衰落之后，唐代诗人张籍在《永嘉行》所咏：“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其实更可以说明许多南方方言的共同点，例如前文所述梗摄三四等的低元音性质。但是一些共同点，很可能是南朝以来由吴语向西散播形成的。
1.鱼韵读[-ie,-e]在吴语是一个分布很广的隐微现象。常见的例字包括“锯、渠、去、弆、鱼、渔、许”不超过十个，但从地理分布来看却不能不说是吴语的重要特点。
底下举几个吴方言的音读情况为例：
这样稀疏错落的景况不能引起方言学者、古音学者的注意是自然的。但是，我们从方言发展史上屡见不鲜的文白竞争的大趋势来看，这类鱼韵白读的残存现象乃是长期以来被文读取代未尽的珍品。不能因其字少而忽略其所代表的意义。这些鱼韵字的意义是六朝鱼虞有别的痕迹。罗常培先生(1931)归纳六朝诗歌押韵指出：“如果咱们拿金陵作中心，彭城作北极，余姚作南极，而画一圆周，恰好把这些鱼虞分用的地方包括在内。”这个地方就是太湖周围。以今推古，当时鱼、虞之别很可能正是[-ie:-iu]的对立。（梅祖麟 1992；Sagart 1993:188）
鱼韵读[-(i)e]在吴方言区虽呈零星散布，但是溯江而上，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甚而远至四川都可以看到同类现象。
底下举三个徽语方言为例：（渠系第三人称代词）
江西方言近年有三份涵盖面较广的调查报告。第一份是陈昌仪(1991)的《赣方言概要》，第二份是李如龙·张双庆(1992)的《客赣方言调查报告》，第三份是沙加尔(1993)的《赣方言研究》(L.Sagart 1993 Les Dialects Gan)。这三份报告内容丰富，也相当一致反映了鱼韵字[-ie,-e]的白读现象。
底下摘录陈昌仪(1991)所提供的例字：
2.苏州方言韵母的演变特点在一系列阴声韵中表现相当突出：蟹摄一二等[-a]，麻二[-o]，歌（戈）。这一系列特点不论是在华北还是华南都比较罕见，然而沿江上溯却可以在安徽太平（仙源）和湖南双峰方言见到。
上列方言当中，苏州的[-u]是语音细节的变化，从历史来源上看，出现在唇音声母后头原先念[-u]。（袁家骅1983：73）假使我们将此二韵母合并为一写作[-u]，如此一来，苏州方言与太平（仙源）方言、双峰方言的上列韵母系统配对就更为整齐划一。表面上看起来，在上列三方言的对应关系中，双峰的侯韵(-e)似乎不太谐调。深入一层分析不难发现，这是经历变化的结果。这种变化在吴语史上与“支微入鱼”（也就是止摄合口三等变同北京鱼韵，如“龟”读如“居”）似有相环相扣的关系：早期的，而原先的[-Y]变入[-(i)e]。
明正德七年(1512)序刊《松江府志》卷四“风俗”说到：“韵之讹则以支入鱼（龟音如居，为音如俞之类），以灰入麻，以泰入箇（槐音如华，大音如惰之类）。”其中所举“槐”音如“华”作为“以灰入麻”的唯一例证似有可商。因为“槐”字在《切韵》分归灰、皆两韵，从现代方言看起来，实际上指蟹摄一二等字韵尾-i丢失的现象。（许宝华，游汝杰1988）从明正德七年至今将近五百年，但我们从六朝鱼虞有别到发现其区别在鱼韵读[-ie]的长远历程看来，五百年肯定是过于拘谨的估计。同时，我们从方志中提到“灰入麻”的共有九种看来，蟹摄一二等读[-a]可以说是早期吴语的共通现象。
三、吴语南移
吴闽一衣带水，文化风习和语言质素很早以前即已开始交流、渗透和融化。然而论到比较信而有徵的史实，似乎应从西晋衰亡，衣冠南渡着眼。
闽方言素以复杂著称。旧来以闽江为界分为闽南、闽北，而实际上沿海与内陆方言差异不小。这些情况使我们无法混一论析。例如闽西北方言的情况至少从明代以来已混入江西移民的因素而产生变化，这就是明王世懋在《闽部疏》上所说：“建邵之人常豫音”。除了因地理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发展情况之外，闽方言的复杂还体现在文白读层次的纠葛和叠置，例如闽南方言的文白异读是所有汉语方言当中最为耀眼的特点。这一节所论现象以沿海和闽南方言为主要对象。
泉州地区有一条江名曰“晋江”，据传是为纪念先人随王室渡江而命名。这种传说在史料上虽然难以稽考，但是背后所代表的意义不容轻忽。近年史学界流行一种说法叫“信其真即为历史”(Belief is history)。从现在看来，传说所代表的意义是：闽南人民的祖先随晋室南下，先由中原故地落脚于江左侨置郡县，其后有辗转他迁，定居于闽南。这一段北来移民辗转他迁的原因是因为在经济利益上与江东世家大族起了冲突。王仲犖(1980)在《魏晋南北朝史》有一段论述说：
当北方的世家大族不严重损害江东世家大族的经济利害时，江东世家也还能与北来世家大族和平共处，共同维护东晋政权；假如江东世家大族的经济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他们不但不肯发挥支持东晋新政权的作用，甚至会不惜一切，来拆新政权的台。东晋政权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必须迅速解决。于是北来的世家大族就转而去开发东土。……于是以王、谢为首的北来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纷纷流寓到浙东会稽一带，进而又发展进温、台一带，林、黄、陈、郑四姓则移居福建。（329页）
从东晋以来，吴地居民不断移居福建。这项中华民族迁徙史上的重要故实从“六朝至明十姓移动图”可以看出概略。（吴守礼 1948：145）移动中的十姓有九姓关涉福建，并且其出发地以浙江为大宗。
中原人民由吴入闽并不集中于南朝时期，而是分时期分梯次陆陆续续南下。关于这一点，图“六朝至明”已有分晓。从族谱上举一具体例证更可明白。福建连城《陈氏历代家谱·陈氏世纪》上说到，其祖上“居颖川”，五胡之乱时“中国士民多南避，遂随渡江而迁于吴兴”。“唐元宗契丹之乱，衣冠望族多远涉以避难”，始祖雍公“因适闽而家于南剑州之沙阳”。（项梦冰1993）
从这样的历史背景去探讨吴语南移，我们不能单纯地联系吴闽方言的类似情况，我们更希望能够点明“中原－吴－闽”的藕断丝连现象。
1.元韵的元音在日语吴音是个后元音[-o]，在日语汉音是个前元音[-e]。底下是吴音的一些例字：
建kon，献kon，言gon，揭koti
类似的读法见于福州方言。例如：
这类相当具有特色的元音从高本汉以来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一般汉语语音史学者宁取
，揭阳的音读注云：“有人以为就是‘歇’字，韵母不好解释。‘歇’字古音（所以国语，照例不变。”其实从吴音、福州音往下看，厦门“歇”字读并无不妥。如从古代音系的配对来看，元韵应与阳韵同一元音系列，在南方阳韵多作，早期元韵宜有类似的元音，只是由于韵尾[-n]的关系，其元音较早进行前化。在现代汉语方言当中，只有闽语还保存着吴音的那种后元音的读法。同时，从汉音看来，元韵读前元音系唐代以来最占优势的读法。可是，就在北京音，“轩”字读，隐示其前身为[xion]。（参看张光宇1992a）吴音东迁和南移之后，北部吴语元韵元音的圆唇成分早已为前元音一派所取代和淹没，几无遗迹可寻。
2.昔韵字在吴闽方言都可分为两类韵母。《切韵》的昔韵字在上古分归锡、铎两部，锡部关系字简称昔A，铎部关系字简称昔B。一般说来，吴方言昔A的元音较高，昔B的元音较低；闽方言昔A具有前元音，昔B具有后元音。有趣的是，吴闽方言昔A字的念法都与药韵一致。底下举上海、厦门方言为例：
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曾经批评吕静《韵集》“为奇益石分作四章”，意思是说昔A昔B应该合在一起押韵才对。其实，两人分合不一代表音系背景不同：吕静分昔A和昔B为二代表中原东部方言。 这个地方正是东晋南渡士民迁居江东那一批人的主要出发地。虽然音值不同，但字类归趋一致，这是吴闽方言的一个突出的共通点。就汉语语音史言之，这是上古音在吴闽方言的遗迹；而就移民史言之，这是西晋中原东部人民的标帜。
3.三四等的分合。咸山两摄三四等字在北部吴语一般都合流且带有较高的元音，浙南吴语呈现三四等有别而且四等的元音比三等的元音较低。吴语方言区的这两种现象都见于闽南方言。若就汉语方言整体来说，前一种合流现象还见于江苏北部，安徽合肥，湖南中部双峰、娄底和南部临武；后一种分立现象在中国境内只见于浙江与福建。
其中三四等有别的现象特饶兴味。《切韵》成书以前，在陆法言所参酌的五家韵书当中只有吕静《韵集》对同摄三四等大都分为两韵。（周祖谟 1966：455）综合前文所说吕静分“益·石”为两韵的现象，不难看出：西晋时期中原东部的方言是比较保守的。
北部吴语三四等合流在东晋王室南下以前可能已然形成，其后在中原士民的影响下可能一度有过三四等分别的情况，等到隋统一中国，结束了南北对峙，行政中枢北迁，方音势力复苏，三四等有别的情况随之逐渐泯除，合流趋势又再度转强。这样也许才能较好地解释何以三四等之别保存在浙南、福建。换句话说，南渡之时，中原东部的百姓把西晋时期三四等有别的现象带到了江左侨置郡县，并在那儿习染吴语，等到再度迁徙之时，口语已经夹杂官话和吴语，结果就是如今闽南话中既有古中原（东部）方言的色彩，又有北部吴语的成分。（张光宇 1993）
闽南方言的文白异读素以复杂著称。从中原人民夹带侨置郡县的吴语再度南下的历程来看，今天闽南方言的白读往往含有两个层次一点也不意外。（张光宇 1989b）这两个层次（先韵是
的明显差异代表古中原东部方言与古江东方言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其说是时代关系，不如说是地理类型。
浙江目前约有百万闽语人口，其中闽南话为大宗，闽东话次之。这个现象主要是“闽人北迁”造成的，其时代有的可溯及唐代（傅国通等 1985:3），但是多数可能是明清以来的移民。这些移民沿海一线上达舟山群岛，内陆则到江苏宜兴山区。这些北迁“回流”的人民与其祖先南下拓殖的故事辉映成趣，说明吴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在文化风习、语言质素上早已进行交织。
总起来说，吴语在历史上的扩散运动始自南朝绵延至今而赓续不绝。这是中国文化中心随晋室南移以来一个璀灿夺目的语言文化运动，影响既广且深。论其影响面的广阔，则有东迁、西播、南移、北进四至；论其影响程度之深，虽历时一千五百年仍处处可见其踪迹。吴语的四向扩散有同有异，可归纳如次：
第一，就时代来说，主要分为南朝和现代。东迁、西播和南移发生在南朝，北进发生在鸦片战后的现代史。其中东迁和南移的史实可谓铁证如山，西播和北进系就语言现象推论。西播史比较坚实的语言史证据是六朝太湖周围鱼虞有别。北进史由于年代浅短，从方言比较就足以明确不二加以鉴别。
第二，就内容来说，吴音东迁是汉字音的“整批外销”，吴语南移则是西晋中原“官话”夹六朝吴语以俱下。吴音整批外销缘于日人见中国文化中心南移，刻意模仿学习；吴语南移则是因为中原移民在侨置郡县习染吴越，并非单纯的吴语向福建输出。这个事实至关紧要，不能不辨。
*原稿第四章吴语北进，本刊受篇幅所限未能刊出，谨此说明。
—一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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