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徽州论文,同乡会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迫使国人“开眼见世界”。绅商们提出“决胜于商战”的口号，指出“握四民之纲者，商也”，②应“以商立国”。③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建立，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标志。④1904年元月，商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劝办商会。同年，上海总商会建立。商会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商人以激奋昂扬之势担当起历史赋予的新使命。
同乡会的建立与商会同步。1902年，盛宣怀创建常州旅沪同乡会。这说明以业缘为主的商会与以地缘为主的同乡会从一开始就互补。商人以行业不同，除隶属各商业公会外，又以乡贯的不同而隶属于各同乡会。商人在客地与桑梓之地的具体利益诉求非商会所能顾及，这是20世纪上半叶同乡会蓬勃兴起的缘由。
在社会矛盾更复杂、冲突更剧烈的新时代，同乡会是在新式与旧式商人、士绅与新知识阶层、男性与女性、资方与劳工等更广泛的参与上建立起来的地缘性自治组织。研究徽州旅沪同乡会延续与断裂的过程，为解读这个时代的变迁提供了一个特有视角。
一、延续：徽州旅沪同乡会的建立及时代特征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数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唯一较自由发展的时期，号称商人的“黄金时代”。1922年6月，资产阶级以上海总商会为核心，组成近似政权机构的“民治委员会”，“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⑤这是商人在“黄金时代”最辉煌的一页。商人自治组织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发展、完善。徽州各邑旅沪同乡会正是在这一时期相继建立的。同乡会的现代功能为传统会馆⑥所不能比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并存而互补。1923年徽宁旅沪同乡会针对曹锟贿选，“提出由各省区组织民团商团实行自卫案”。⑦1926年全皖公会在一份决议中声称，要“参加市民自治运动，拥护市民公会及一切表同情之自治团体。发表刊物，灌输本省文化，谋改造社会步骤”。⑧
据郭绪印的统计，在上海特别市政府社会局登记的119所同乡会中，成立于清季的有5所，成立于抗战前的有21所，其余都为抗战后所建。而徽州共有4所，建立于抗战前1所。⑨据笔者考查可以补充的是，整个徽州在上海的同乡会多达7所，均成立于抗战前，分别是歙县旅沪同乡会、⑩徽宁旅沪同乡会、(11)祁门旅沪同乡会、(12)婺源旅沪同乡会、(13)绩溪旅沪同乡会、(14)休宁旅沪同乡会、(15)黟县旅沪同乡会。(16)
徽州同乡会建立时受到旅沪同乡的热烈欢迎。徽宁会建立时，《申报》有不少报道，反映了当时欢庆的场面：“徽宁旅沪同乡会，定于今日(八日)下午一时，假座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举行成立大会。并附有各种游艺，前昨两日已分发入场券，并柬邀各界来宾观礼，预料今日到会者必多，兹将今日游艺项目中最有精彩者，分录如下：叠罗汉(救国十人团)、滑稽影戏(明星影片公司)、武术(启贤女子部)、拳术(汪禹丞君及其高足)、跳舞(勤业女师)、新剧(卖友求荣)(少年演讲团)、双簧(承天学生会)、丝竹(少年宣讲团)等，尚有其它游艺，不复备录。又该会筹备员事务已告终了，特于昨日(七日)下午假座聚乐园，举行聚餐会，并合摄一影，以留纪念云。”(17)次日，《申报》又报道称徽宁旅沪同乡会“到者甚众”。主席徐季龙在报告中指出：“徽宁两属旅沪人士极众，向有徽宁会馆之设立，现在另行组织同乡会，亦因社会潮流趋势使然。”(18)
徽州同乡会数量之多、成立之早，与徽商在上海势力之强盛相应。“沪地为通商要区，安徽人士……无虑十余万人，若无同乡会组织，实不足以联络感情，合群互助。爰集乡人，公同发起安徽旅沪同乡会。”(19)安徽在上海的移民人数位居全国第四位，(20)其中大多为徽州商人。徽商在上海的茶、木材、棉布、典当、笔墨、漆等行业都居于领先地位。徽商在上海无论定居与否，宗族观念与乡土观念仍十分强烈。即使从事新式商业或制造业的徽州商人，也带有浓浓的宗族观念。(21)因此，徽州人对比会馆功能更强大的同乡会十分支持。
同乡会与旧式会馆都是以地缘为纽带的群体组织，但同乡会现代色彩更浓，功能更强。以歙县旅沪同乡会为例，该会是1922年由旅沪歙商为家乡赈灾而设立的临时机构扩充而成，(22)次年通过章程，宣告正式成立。较之以往的旧式会馆，歙县等徽州同乡会体现出如下新的时代特征。
(一)人数众多，成员成分更多元
歙县会的会员1945年有784人，(23)到1950年达1300多人，(24)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同乡自治团体。参加的除商人外，还有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新乡绅。以该会1948年10月3日第二届理监事名单(按，系抗战后的第二届)可看出其领导层的成分(表1)：
从表1可知，理监事中商人是主体，其中包括工厂业主、商业经理。此外，尚有政界的头面人物，如国大代表、上海地方法庭庭长、大学校长、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书记官等。这些新乡绅的加盟，增强了同乡会在上海的影响力。从理监事的学历来看，新式教育与旧式教育基本各占其半，反映了同乡会人员构成多样化的特点。
全体会员的情况，1945年《歙县旅沪同乡会会员名册》(25)登记会员共785人，依交纳会费或捐款数额的差别分为四类，即赞助会员、特别会员、普通会员和劳工会员。(见表2)
由表2可知，商人占全体会员的82.3%，是主体。但同乡会并不是专为商人利益服务的组织，参加同乡会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同乡。在成员中，还有政界人士与学生。劳工者主要集中在劳工会员中，但也有极个别工人属于特别会员与普通会员，他们所交会费虽最少，但拥有的权利却是平等的，当发生劳资纠纷或生计困难时，同乡会都会给予帮助。另外，妇女也独立地加入，除特别会员，其他三类会员中都有妇女，其中赞助会员有12人、普通会员6人、劳工会员1人，共计19人，占全体会员的2.42%。妇女会员虽然人数不多，但在传统氛围浓烈的徽州人群中出现，进步意义明显。
从表2还可知，歙县同乡会作为由徽州同乡自愿结合的自治团体，共有国民党员178人，占总人数的22.68%。在赞助会员与特别会员中，国民党员的比例达39.5%和24.3%，比普通会员高出2-3倍。妇女会员中，有国民党员5人，占妇女人数的26.32%，与同乡会国民党员的总比例持平。经济状况与政治态度是相对应的，但是加入国民党是会员的个人行为，在同乡会中没有国民党的组织系统。有时为维护同乡的共同利益，同乡会对国家权力会进行批评和监督。
(二)组织形式更民主
据歙县同乡会第一届报告书《本会章程》(1923)可知，同乡会已采用现代党团组织的选举法和任期法。如章程第二条规定会员资格：“本会由歙县旅沪人士组织而成，凡旅沪同乡，经本会会员介绍，皆得为本会会员。”会员有交纳会费的义务，也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章程第七条言明：“本会职员，除名誉会董外，概由大会选举之，任期一年，次期被选，仍得连任。”作为领导机构，在会长、副会长下设置评议员20人，均为义务职，一切事务由会长、副会长和评议员集体讨论后议决。评议会下设干事员18人，也是义务职，办理对内对外事宜，并“执行大会评议会议决事项”。此外还设有书记，“惟书记一员，得由本会酌予津贴”，“常年驻会，办理缮写收发文件暨各项杂务”。
该章程还对同乡会的各项议程做出规定，如：
第九条：本会左列各项会议：一，大会。每年一月一日开全体大会一次，举行报告会务，宣布收支，选举职员，修改会章等事项；并议决重要事件。二，临时大会。议决临时发生之重要事件，由会长召集，或由会员二十人以上提议召集之。三，评议会。由本会会长副会长评议员组成之，每月第一星期日开会一次，议决会员提议事件；会董名誉会董干事员亦得列席与议，但不加入表决。第十条：本会各项会议，非全体会员四分之一以上出席，不得开会，非出席会员过半数以上之同意，不得议决。议事可否同数时，决于会长。第十一条：本会会员提议事件，须经三人以上之提议，五人以上之附议，并缮具议案，方可送交会长提交评议会核议，其由职员提议者亦同。第十二条：本会会员提议重要事件，认为有经全体大会议决之必要者，得以二十人以上之提议，二十人以上之附议，并缮具议案，送交会长提交大会议决，如非在大会期间，可临时召集之。第十三条：评议会审议事件，认为关系重要，有移交大会议决之必要者，得商由会长移交大会议决；或由会长召集临时大会议决之。(26)
凡此种种，体现出透明、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
歙县会的组织形式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1929年第七届报告书关于会员一章中有2条新增内容：“第四条：凡旅沪同乡不分性别，经会员一人之介绍，均得为本会会员。第五条：本会会员享有本章程第三条规定之各项利益及提案选举与被选举权，但欠缴会费之会员不得享有被选举权。”规定妇女可以加入，进一步明确了会员权益，体现了自愿性和平等性原则。
歙县会在组织结构上，将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分立，使之互相制衡。如会章“第九条：本会会务由会员大会议决之，会员大会闭幕时设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分别处理。第十条：执行委员会额定执行委员十五人，执行会员大会议决案并办理本会一切事务。第十一条：监察委员会额定监察委员九人，监察会务、稽核款项用途。第十二条：执行委员会设候补执行委员九人，监察委员会设候补监察委员五人于执监委员缺额时各依名次之先后递补之”。(27)
1929年歙县会第七届选举大会在《申报》发出公告：“本会遵照定制于十八年一月一日开选举大会，改选执监各委票函是日寄出，仍在英租界贵州路六十七号本会事务所，当众开票，凡我同乡祈莅临监视一切，倘有未接票函者届时仍可当场补票亲投，事关选举重要，尚祈勿误，是荷此启。”(28)自由选举的过程表明，同乡会超脱于领导层个人或商人私利之上，由为全体同乡服务的个人自愿组成。
(三)经济实力更雄厚
同乡会开展各项活动的经费，来自会员会费和捐助。1923年歙县会第一届报告书《本会章程》第四条载：“本会会费，分为常年会费及特别捐二项。一常年会费：本会会员，每年应缴纳常年会费一圆；于开大会时一次缴清，新入会会员于入会时缴清。二特别捐：由本会会员量力认缴，但认定后应即缴清。会员认缴特别捐一百元以上者，推为名誉会董。”章程还严格规定会费的使用：“第五条：本会所收会费及特别捐，除供应必要支出之用外，如每年尚有余存外，应即作为基金，储存生息，此项基金，非有迫要用途，并经大会通过，不得动用。”由于会员积极捐助，第一年的特别捐助达3329元，其中房产大王程龄孙一次就捐助1000元，反映出处于黄金时代的旅沪徽州人对同乡组织的热情。加上会员的会费833元，存息125.49元，会计垫300元，共计4587.49元。全年支出1108.7元，收支两抵净存洋3478.79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29)
此后，会费数额进一步细化。1924年3月9日的修正章程规定，会员年会费分三个档次，分1元、4元或12元，会员可量力自行选择。会员年费收入有所增加。第二届结束时的存洋比第一届结束时又有增加，为3867.79元。这些钱被存在钱庄收息，其中协大申庄年息39.6元，慎余申庄年息74元、51元两笔，共计164.6元。同乡会将会费收入分存于两个钱庄以降低风险。1925年第三届总计收入达4879.39元，开支与第一届相比有所节省，为1000.815元。(30)
资金的募集，除会费、会员捐助外，还有商人根据营业额抽取捐银的做法。以产茶著称的祁门，有按茶商的营业量(茶箱数量)捐银的规定，《申报》对此做过报道：旅沪祁门同乡会开会欢迎本邑茶商，“首由会长许筱甫报告开会宗旨，及本会收支账略，并致欢迎茶商诚意。次由洪剑萍、胡芾之、程永言相继演说。大概谓祁门同乡会成立以来，承茶帮热心，按箱捐银二分，冲本会建筑费。本会全体实深感激，惟以会所虽告落成，而根其实未稳固。旅沪同人，仍希望茶商始终维持，保持此种热心于永久云。继由茶帮代表章慕陶致谢词毕，略谓：本帮捐助，应宜尽力，若图永久办法，按箱只能捐银一分，请大家讨论。后经陈楚材、汪维英、争嗣邦、康定东、王余三、了颂芬、徐受初、政书堂诸君磋商良久，结果，今年仍照旧捐银二分，将来则按箱永久捐银一分，倘遇有特别事情，再另行设法捐助云云。议毕，遂西餐散会”。(31)
(四)社会功能更强大
1923年歙县同乡会第一届报告书《本会章程》第三条阐明了自身的社会功能：“本会为敦睦桑梓情谊，企图同乡公益而设，其应行举行办事项如左：一，关于桑梓之慈善事业；二，旅沪儿童之教育事业；三，增进公众幸福之事项；四，关于失业会员之救济事项；五，调解乡人之争议事项；六，援助乡人免除不正当损害事项。”除第一条是关于在家乡的慈善事业外，其余5条都是为保护在上海的徽州人利益。
1929年歙县会第七届报告书在有关保护旅沪徽州人的社会功能方面没有变化。但在家乡的慈善事业方面增添一条，“于桑梓政治经济暨治安上之建议事项”。旅沪徽州人在经济实力允许的情况下，开始把更多的关注投向桑梓之地。
徽州六邑，歙县为首邑，其他五邑在沪也先后设有同乡会。1923年为整合六邑力量，以便发挥更大的社会功能，歙县、休宁县、黟县、祁门县、婺源县、绩溪六县联合宣城县、南陵县、旌德县、太平县、泾县、宁国县六县旅沪同乡，共同组织了徽宁同乡会。因12县都是旧有的徽州、宁国两府所属，故定名为徽宁两属旅沪同乡会，简称徽宁同乡会。该会宣布：“本会以联络乡谊、维持公益、发挥自治精神、增进旅居幸福为宗旨。”徽州、宁国两府相毗邻，历史上关系密切，在外界往往同视为徽商，虽说由12邑共同组成，但从1948年的理事、监事会组成看，(32)核心权力仍掌控在徽州人手上。理事21人中，徽州府人士18人，其中休宁8人、歙县4人、婺源2人、绩溪2人、祁门1人、黟县1人；宁国府人士3人，其中南陵1人、宁国1人、太平1人。监事7人中，徽州府4人，其中休宁、歙县、绩溪、婺源各1人；宁国府3人，泾县、宁国、旌德各1人。候补理事9人中，俱为徽州人，其中歙县2人、休宁1人、绩溪2人、婺源3人、祁门1人。候补监事3人中，休宁2人、泾县1人。总计理监事与候补理监事40人，其中徽州府33人，占82.5%。理监事的人数和选票，其实反映了两府属在沪人数和影响力的实际情况。但是，徽宁两府联合，可以有更强大的功能则是无疑的。理监事会成员的社会地位，也是同乡会强大影响力的保障。例如，该会会长曹志功曾任上海市党部商人部总干事、上海纳税华人会常委、市商会秘书、市卫生局药品供应处处长等职；监事会中有胡适，还有原皖南行署主任戴孝悃、中央监察委员杨啸天、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局长程海峰等，均可称之为新乡绅。
徽宁旅沪同乡会章程(1936年修正)第四条列述该会的功能：“一，关于徽宁旅沪各界之利弊得失，本会有调护指导之任务。二，关于徽宁旅沪同乡生计之盛衰，本会有研究扶助之任务。三，关于徽宁旅沪同乡公益慈善诸事业，本会有提携筹维之任务。四，关于旅沪同乡生命财产、横来之损害，本会有共同援助之任务。五，关于徽宁两属实业、教育暨其他民政事项，本会有调查促进之任务。”与歙县会相比，徽宁同乡会更关注徽宁两府在上海同乡的生计，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宏观“调护指导”、“研究扶助”、“提携筹维”、“共同援助”、“调查促进”。而徽宁所属各县家乡的具体慈善事业则由各县同乡会解决。这也是由它们之间的分工所决定的。
(五)信息与网络更畅通
上海与徽州、客地与本土保持着密切联系，信息相通。除往返于徽、沪之间的人员和信件传达信息外，更借助于具有近代特色的报刊。
据1925年9月21日《申报》载，徽人在沪有“徽社上海总部”，出版《微音月刊》，“颇得各地同乡欢迎”。(33)这本月刊由徽州人士程本海、胡梦华、许士骐等发起创办，胡适与陶行知曾任顾问，前后办四年，成为徽州同乡的喉舌，以及城乡信息交流的桥梁。1929年4月17日，《申报》还刊登《徽报》的一则启事：“(安徽人注意)徽报召请通讯员、分销处启事：本报为宣扬文化，启迪民智，指导社会，扶助桑梓起见，特组织一种报纸，定名徽报，三日刊。特聘：吾皖文学家曹梦鱼君担任总主笔，刻已筹备就绪。定于四月二十四日出版，拟请安徽各县通讯员数十人(每县限定一人)报告各县地方新闻及邑中人民之种种疾苦。如愿任斯职者，请即试稿三次，合则函约，不合恕不作复。另召请各埠分销处(不限地址)，愿担任分销处，请即投函本馆发行部可也(分销章程函索即寄)。本馆地址：上海北泥城桥爱文义路丹凤里，电话7987号。”(34)1932年10月10日，《徽州日报》在屯溪创刊，是为徽州最早的地方民营报纸，由沪、杭、宁、苏等地旅外徽商集股经营，在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等大中商埠均有徽州旅外同乡会帮助设立分馆或代派处销售报纸。旅外各地徽州同乡会对这份报纸重视，就是因为它承载着大量家乡信息。此外，徽州各旅沪同乡会多办有会刊。如1929年2月26日《申报》的“各同乡会消息”专栏里有关于休宁旅沪同乡会的报道。(35)抗战胜利后，各会恢复活动，更是迫切需要属于自己的新的信息源。1948年徽宁同乡会创办《徽宁导刊》，为此，他们向上海社会局提出申请称：“窃属会为联席各地同乡，刊载会务报告及报导徽宁各县新闻、旅外同乡动态，拟发行徽宁导刊一种，暂时出半月刊，将来逐步改出周刊或三日刊。属会总务科主任吴启民为徽宁导刊社发行人，主持社务。社址暂设制造局路医院路35号，理合依照出版法第九条及同法施行细则第九条之规定，填具新闻纸登记申请书，一式五份仰祈赐予核准登记给证，实为公便。谨呈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徽宁旅沪同乡会谨呈。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36)而沪上各家报纸，尤其《申报》，对沪徽两地信息的沟通也起了重要作用。
畅通的信息和血缘、地缘纽带，把旅沪同乡会与桑梓之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痛痒相关、休戚与共。同乡会对家乡事务的重视和救助，对徽州农村社会稳定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在上海的徽州人参与的组织交叉重叠，除商会之同业公会外，还有本县同乡会、徽宁同乡会、各县会馆或徽宁会馆，乃至安徽同乡会，从而置身于一张庞大无比的血缘、地缘、业缘网络中，以维护其自身、家族与同乡的权益。此外，他们还可能有选择地参加一些其他党团社会组织。
畅通的信息还扩大了徽州旅沪同乡会的组织网络。这一网络是多层次的，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和庞大。徽商遍天下，徽州会的组织网络也伸向天下。这个天下不仅指国内，还伸向海外。本土与客地的互动就在这张网络之中进行，使互动的内容十分丰富，机制十分灵活，形成的合力十分强大。从民国年间《申报》的报道可看到，在沪的徽州同乡与在日本的同乡保持着联系。1923年日本受灾发生粮荒，9月11日报载，徽宁会为此于9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由郑介诚提议，此次日灾，固应急济，惟米粮弛禁一事，关系国家民食，应函各公团注意此事，勿为利用。结果通过各公团，并接济日灾团体，劝勿运米出口，以贻国内米荒。次由汪醒斋、曹志功提议，对于侨日徽宁同乡，及学生应致电慰问，俟其被难来申时，由本会商同会馆，设法招待。结果通过。推余鲁卿与会馆接洽”。(37)既表达出关心侨日徽宁同乡安危的立场，又表达了爱国立场。
当然，徽州会的组织网络主要还是在国内。例如徽商较为集中的广东，1924年《申报》披露徽宁同乡会因“广东婺源会馆，为皖人汪某朦呈公安局标价拍卖事”，于3月24日召开“理评两部紧急会议。许伯龙主席。首由理事曹志功报告此事经过，继由李振亚、汪禹丞、詹铭珊、汪维英等相继发言，均主力争”。会议议决三项办法：“(1)电请广东政府顾全公益，依法发回。(2)函请徽宁会馆一致力争。(3)函复粤港同乡允予协助，并请其随时函告。”(38)此事得到安徽旅沪同乡会支持，“安徽旅沪同乡会，接据上海徽宁会馆、徽宁同乡会报告，广州婺源会馆被人盗卖。特于日前开评议会，议决一直力争，分电广州孙中山氏及公安局，请其追问发还。并请本会柏评议长就近调查实情。预备会同徽宁会馆，徽宁同乡会推派代表赴粤起诉”。3月27日，同乡会给孙中山发去电文，“务乞钧座俯从民意，迅饬该馆官厅赐予追回，惩治盗卖窃买者之罪”。(39)
又如号称“山东之集而中国之枢”(40)的临清，自古以来就是徽商集中之地。1923年5月临清发生绑匪绑架中外人士事件，其中有旅临徽商。6月11日徽宁会开会讨论“营救临城被拘同乡事”。(41)不久，在社会各界干预下，外国人士被释放而中国商人仍在绑匪手中。6月28日，《申报》进一步报道了徽州旅沪同乡会的救援行动：
歙县同乡会因临城华俘新票虽释，而旧票尚未放出，不胜愤慨，特开临时会，公决致函各省区同乡会联席会，请迅即设法营救。原函云：(上略)月前临城巨匪，掳掠中西人士，承大会设法营救，无任钦佩。顷闻西人业已尽释，惟华人旧票尚未放回，窃念中西新旧被掳人士，同属难民，岂容歧视。旧票被羁已久，备受苦辛。语其情况，尤堪悯恻。刻下既经发觉，尤应一体营救。节经本会职员提案，议决向大会提出议案，祈即用大会名义，电请鲁省军民长官，责令新编匪军，将旧票悉行释出，以竟前功而彰公道云云。(42)
这段报道中，特别要注意的是歙县同乡会致函各省区同乡会联席会，也就是说徽州人在各省区的同乡会都建立了联席会，各联席会之间也建立了网络联系，互通信息，互相支持，从而覆盖了天下。
这张覆盖天下的网络以“无徽不成镇”的江南为中心，这里是徽商活动的中心区域。1926年12月，因徽州驻军扰民，徽州旅沪各同乡会推派代表到南京，与政府交涉。《申报》报道说：“徽宁旅沪同乡会因徽属驻军事，特推代表曹志功赴宁，与在宁同乡及刘宝题等接洽一切，兹该代表业于昨晚回沪。同行者有歙，黟两同乡会代表许伯龙，许玉田，余复白等。据云刘表示尚佳。该会特于今晚开委员会，请代表等告详情云。”同时还报道了歙县会于15日开会的情况：“赴宁代表许伯龙，许玉田两君报告在宁接洽情形，所有驻军在徽挪借饷粮服装等款，已允由公款项下拨还归垫，刘谢部粤军，决不在徽屯驻，刘师长宝题，并经面允负责拨还借款，并称刘李两部已切实整饬军纪，严禁拉夫，汲取人民财物等语。议决，据情函告歙县商会及各法团。”可见交涉是成功的。报道还披露了在上海与南京的徽州同乡之间联络互动的机制：“徽宁旅沪同乡会及歙县两同乡会，日前推派代表赴宁，与旅宁方面之新安同乡会，一致应付家乡兵事，设沪宁通讯处两处。宁设新安会馆，沪设徽宁同乡会。”(43)
旅沪同乡会还设立了与江南各个重要城市联络的代表。1923年报载徽宁旅沪同乡会就“代表划分区域案”展开讨论，末由主席报告各处来函，宣告散会，已八时许矣”。(44)“主席报告各处来函”差不多是同乡会每次会议结束前要做的事，说明各地徽州同乡会之间信函往来、互通信息是常态的。
这张网络的核心是旅沪同乡会所在地上海。各旅沪同乡会采用各种方法尽可能多地吸收会员。如歙县旅沪同乡会组织50个征求会员队，各以歙县的乡村命名展开活动，务求更多的同乡加入。《申报》称：“组织第二届征求会员队，分为五十队，公推会长程龄孙为总队长。各评议干事担任三十八队分队长，其余十二队，特别队长推定曹惟民、黄吉文、吴庚甫、胡伯陶、吴秉臣、郑介诚、方文炳、吴志青、王琢芝、王云卿、吴镇周、黄载之十二人。各队以歙县诸乡村命名。定于三月二十三号开始征求。”(45)足见同乡会对征求会员的重视及组织工作的细密。
再从“为同乡巴泽田被控羁押公庙，请求援助案”，可知徽州人在上海城乡的网络是紧密畅通的。1925年4月23日徽宁旅沪同乡会召开评议会，由南翔新安同仁堂(徽州公所)代表吴鹏高报告案由：“略谓：巴君系徽籍歙县人，在南翔经商四十余年，平日对于地方公益善举，无不尽力。去秋战起，曾极力维持地方，所有店产房产先后为兵灾焚毁，事后地方感念劳绩，推任警长。此次因甘维露发生后，被甘指为索贿，由公堂拘押，饬令交保，奈巴君经商内地，租界店铺不熟，迄今仍未保释。惟巴君为人正直，为同人深悉，故请求援助，经众讨论，决定据情转达公廨，代为声援。”(46)徽宁旅沪同乡会向租界法院提出保释巴泽田的请求称：“敝会乡谊所关，碍难缄默，用敢据情上述，敬希钧廨秉公判断，以明是非。在未讯判之前，可否赐予免保释出。”(47)由于徽宁同乡会在上海有很高的声誉，在其声援下，同乡巴泽田被免保释出。
同时，旅沪同乡会为加强与桑梓之地的联系与互动，还在乡居的士绅和绅商中推选名誉会员，作为同乡会在本土的代理人。如1923年的《申报》载：“歙县旅沪同乡会，昨日开评议会，徐云松提议，由会中公推驻歙名誉会员，俾通音讯。议决公推中区叶时亭、方晴初；南区王允时、汪觐微、吴瀚云；西区汪谦甫、汪筱溪、许恒仁、郑赞卿、方在明为名誉会员。所有在西北区俟下次开会再选。”(48)
同乡会为加强会员之间的乡谊，还经常举办同乐会、聚餐会等活动。如前揭1923年徽宁旅沪同乡会成立大会举办同乐会。又如次年徽宁旅沪同乡会“假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举行征求开幕及同乐会，到者二百余人，由余鲁卿主席，奏乐开会后，即有主席致开幕词，次胡佩如报告举行同乐大会之意义……报告毕，由该会会员相继演说，大致均深望同乡会基础巩固，为旅沪同乡谋幸福云云，摄影后，即演余兴以助来宾兴致，其游艺节目如下：(一)曹志功滑稽演说，(二)汪昱庭大套琵琶，(三)洪星垣幻术，(四)中华武术会武术，(五)陈道中三弦拉戏，(六)王砥石伞记，(七)影戏，(八)少年宣讲团新剧《谨防交涉》，(九)奏乐散会，时已七时许云”。(49)
在上海的徽州同乡，以同县者为小同乡，同省的则为大同乡。徽宁同乡会与各县的同乡会虽无统属关系，但各县共同的事由徽宁同乡会协调起来更方便。此外，它们在安徽省这个大同乡名义下，与全省各个同乡会联合起来，集合为安徽各同乡会联席会议。1923年徽宁旅沪同乡会开会，“由胡佩如、汪醒斋先后报告出席各省区同乡会情形。曹志功报告出席救国联合会情形。复由主席报告旅沪安徽各公团，定期召集联席会议，讨论北京政变之应付办法，本会应否加入，一致赞成加入。并推定曹志功、李振亚、汪禹丞、胡佩如四人为出席代表”。(50)1932年5月9日旅沪安徽各同乡团体召开联席会议：
安徽、徽宁、金斗、和含、太平、婺源、休宁各同乡会及工商各界职业团体代表：柏烈武、李振亚、余朗溪、曹志功、胡佩如、罗纯夫等百余人。公推许伯龙主席，首由主席报告本会集会宗旨及各方来函毕，开始讨论。议决各案如下：(1)安徽省警备旅团饷糈，现由省府担任，应电中央及省府，上项军队应受省府指挥，否则不应由皖库供应。(2)致电省府请求取消陈调元主政时代之预算，恢复向有原状以资节流。(3)电请省府维持教育经费，并使教费独立。(4)婺源赤匪逼境，泾县匪陷城池，屯溪团警叛变，应电请省府火速派兵堵剿，以免蔓延。(5)电请中央及省府，取消盐附加及烟苗特税八种特税。(6)请省府组织委员会清查历年财政紊乱情形，此项委员至少须民众团体参加三分之二。(7)电请省府从速协助人民自卫，并筹备真正之地方自治。(8)电请中央查办皖北赈务舞弊人员。(9)皖财厅长何其巩来沪，推员而竭，并询问皖省财政状况。(10)电请省府各种省税，不得由军队直接征收，以免紊乱系统。(11)请省府整饬吏治澄清贪污。(12)推举夏直钦，许伯龙，李振亚，曹志功，胡佩如等起草建议书，呈送省府改进省政，议毕散会。(51)
所讨论者大多是有关全省大局的事务，而这些事务的处理又会影响到各个府、县，也包括徽州。同乡会从全局的观念出发关心自己家乡，这种大局观是以往会馆难以看到的。会议主席许伯龙是歙县人，起草建议书的5个执笔者中许伯龙、曹志功、胡佩如3人是徽州人。可见，在安徽全省范围内，徽州人在上海的势力最强大。
在同乡会的网络联结上，血缘也是重要纽带。笔者曾在《从抗战前夕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52)一文中指出，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初，商会逐渐取代会馆、公所成为商界的领导机构，但是商人的宗族组织并未消解，而是作为地缘组织同乡会的补充继续存在。徽商在杭州的宗族组织活动是围绕着吴山汪王庙展开的。抗战前夕的1935年，杭州的汪姓徽商和士绅以吴山汪王庙为中心成立了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使汪王的血缘神格突显起来，汪王庙成为宗族团体的所在地。此外，徽州本土的宗族组织也在《申报》刊登广告，意欲加强与客地族人之间的联系。如绩溪旺川曹氏修谱局的广告称：“吾族自清康熙初修宗谱后，近三百年搁置既久，间因官游客贾侨寓远省外县者，谅不乏人，兼洪杨兵燹，或只身避难，或尽室偕行，故乡鲜音讯之交通，平时凭父老之记忆，致历届建祠、升主诸大典丁谱开载实有其名而查无其人者。兹定本年七月开局修谱，先从采访人入手，凡远迁近徙素未通问而己犹能溯本原者，务望尽年终函告谱局，俾便邮寄章程照章办理，以免误漏，幸甚。”(53)血缘与地缘在客地与本土间的双向沟通，编织起徽州旅沪同乡会疏而不漏、庞大无比的网络。依托这张网络，旅沪同乡会维护同乡的利益，在具体事务中所表达的公众舆论，对国家权力与国家事务的批评与监督，展现了独立、自治的市民公共空间。
二、断裂：徽州旅沪同乡会的复兴与消亡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登陆上海，十九路军奋起迎战，上海人民同心合力支持。当时《申报》连续报道了徽宁同乡会等的爱国行动。2月4日，该会向旅沪同乡发布启事：“启者沪变事起，我十九路军为国争存，奋勇杀敌，各界感于义愤，热诚犒师，我徽宁同乡会岂容独后，兹经本会决议，自即日起，如有慰劳将士物品，无论银洋等项，可送新闸路鸿祥里本会事务所代收转送；又本会为闸北战区，被难同乡为数不少，如有仓促逃难无处安身者可迳来本会报告，以便代为介绍收容所安置，此启。”(54)徽宁同乡会、皖同乡会分别向十九路军捐送慰劳物品。2月9日，“徽宁旅沪同乡会，对于各界捐助慰劳前方将士物品，除曾登报代收转送外，昨特自动捐助桅灯二百盏，派人送至真如十九路军司令部，并闻该会尚征有多数物品，不日拟送前方，以实军用”。(55)徽宁同乡会还发动会员救助被难同乡回籍：“……又在战区逃出之被难同乡，无力回籍者，本会已定有遣送办法，亦祈从速来会登记，好分别遣送回籍。惟各该救济赔款孔殷，尚祈本外埠热心同乡慨解仁义踊跃输助，务希迳送新闸路鸿祥里一号，本会事务所自当制奉收据，诸希公鉴。”(56)
十九路军主要将领，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戴戟(57)是安徽旌德(属宁国府)人，徽宁同乡引为骄傲。5月3日徽宁会馆举行宴会，“在该馆欢宴同乡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安徽建设厅长程振钧、上海市土地局长金里仁(金局长因病未到)。到有吴荫槐、余阶升、朱智仁、许伯龙、李达字、许攸甫、程霖生、余朗溪、汪维英等一百余人。首推许伯龙致词，略谓：戴司令为国御侮，劳苦功高，程厅长关怀家乡建设，均有欢迎之价值。继有戴司令、程厅长相继演说，至三时摄影，尽欢而散”。(58)
抗战期间，上海沦陷，徽州旅沪同乡会先后停止业务，拒绝登记，无一附逆顺敌，表现了民族气节，商人也纷纷逃离上海避难。
抗战胜利后，各旅沪同乡会组织在断裂整整三年后，又恢复活动。徽宁旅沪同乡会为恢复会务向上海市社会局递交呈文云：“本会同乡为不愿附逆顺敌，迫不得已经留沪常务委员召集紧急会议，议决自行宣布会务停顿。如今敌人无条件投降，国土收复，日月重光。本会为遵照政府颁布复员命令，拟即在同孚路102弄6号会所原址恢复工作。理合备文呈请钧局核赐准予备案，俾便展开工作，实为公便。”(59)
各县旅沪同乡会也相继向社会局递交重建同乡会的申请呈文，表达国土收复、日月重光后的喜悦心情。战后，各地旅沪同乡会纷纷建立，前揭在上海社会局登记的119所同乡会中，有93所建立于1946-1948年间。(60)商人们期待经济振兴、国家重建。得到社会局批准后，同乡会按照规定举行理监事宣誓就职典礼，誓词称：
余恪遵国父遗嘱，奉行三民主义，服从法令，忠心努力于本职，如有违背，愿受最严厉之处分。
宣誓人：□□□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一日。(61)
第二次国内战争造成物资匮乏、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社会经济严重混乱，使得客居异乡者分外感受到生存的艰难，所以“联络乡谊共谋同乡福利”更显重要。艰难时世，同乡会竭尽所能地护侨、救乡。这里仅列举三个事例，以资说明。
1.旅沪商人争回被家乡乡长所占房子一案。
歙县旅沪同乡会会员、商人江永清在1948年6月3日给该同乡会会长方炜平去信，申诉其在家乡的住房被乡长韩信挥占用，要求同乡会为其主持公道，出具公函给县政府，令乡长迅即迁出。为了保护同乡的利益不受侵害，经过理事会的讨论，该同乡会于5天后即给歙县县政府发去信函，称：
函歙县县政府：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八日拟稿
案据本会会员江永清函称：“江永清原籍歙县金滩，即今之安定乡舟川保，因在外经商有年，里中遗有住屋一所，现被本乡乡长韩信挥未经本人同意强行占据居住。永清曾一再托友请其迁让，该乡长竟置之不理。而永清刻欲为小儿完婚，该屋亟须自用。素闻贵会本为桑梓主持公道。为特函将县府会饬该乡长韩信挥迅即迁让，以资自用”等情。据此，查公务员不得占用民房，法所规定，该乡长未征得业主之同意，而强行占据，已属不当。复经一再催促迁让，仍然置若罔闻，于情于理均似未合。根据前情理应具函陈请钧长，赐予令饬该乡长韩信挥即日迁出，以重权益，是所企诸。
此致歙县县长王理事长方
同乡会在家乡享有崇高威望，这不仅在于经常捐助家乡的各项事业，还在于不受家乡政府约束，可对其进行监督，乃至上告省府和中央。因此他们发出的公共舆论受到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同乡会在信中理直气壮地指出：“公务员不得占用民房，法所规定！”要求县长“赐予令饬该乡长韩信挥即日迁出”。7月27日歙县县长王绍沂回电说：“兹据该公所呈：以该屋主眷属均在申经商，居住家仅老妇一人，并经向其洽租住用。如屋主需要时，当可随时迁让，并立租约，照章纳税，不敢稍有计较等情，相应据情转请查照为荷。”(62)最终，江永清收回住房。
2.五个徽州旅沪同乡会联名发出救乡电文。
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强化了征兵、征粮。其时，徽州农村实行一甲二兵，即十户征兵二名。一时民怨四起。3月4日，歙县、休宁、婺源、黟县、绩溪五家旅沪同乡会联名向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国防部、立法院、皖省府发出呼吁废除征兵、征粮电文：
总统、行政院、国防部、立法院、安徽省政府钧鉴：
征兵制度所以使通国皆兵，现代英国政治学权威赖斯基H.g.Raski，(63)即谓征兵制谓招致全世界猜忌不安之因素，而有不如募兵制之说，是在乎当时期办理征兵是否允当，已不得谓非尚待检讨之问题。吾国在抵抗日敌时实行征兵，办理伊始，即因经办人极端荒谬而丧失人民之信任(其时皖接兵部队有断绝新兵衣食为勤赎之方者，致新兵死亡枕藉，地方士绅控告有案)。人民以应征为戒，致所征者无一非以重资购代应之游民，此辈本无作战捍国之意识，视如营业，伺机即逃，逃出又图另售，国军士气不振，此未始非原因之一，而现在每人所需不下粮百石，是征兵一名即不啻破中人数家之产，政府方议停兵减额，而必欲使人民普遍破产以供应无用之游民，自召深刻之民怨，事之矛盾宁有甚于此者。闻皖南现议一甲二兵，人民益岌岌不可终日，本会等心所谓危难，安能缄然，是用披沥实情，仰祈迅颁明令，彻底停止征兵以苏民困，而挽人心，并藉此昭示共军以谋和之诚意，若虑异日抵御外侮，征兵制度终不可废，似不妨先以普遍军训为准备，一有必要时，按籍征集当属轻而易举，至征粮亦为扰民粃政，均在枢府洞鉴之中，现虽议化归地方，人民因难邀实惠，应请一并明令停征，稻粮仍照战前折征办法。赋额亦易于征集，田粮处收的国币可随时向市间购取实物，无取以人民为诛求对象也，以上二事人民痛苦，若处倒悬，乞立赐鉴核施行不胜。(64)
电文反映的公众舆论及对国家权力与国家事务的批评与监督，表达了独立、自治的市民精神。4月5日，立法院给歙县旅沪同乡会复函，表示已将电文转送国防委员会和粮政委员会参考。而此时距上海解放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3.跨越解放前后的章氏家族家产纠纷案。
有关这场家产争夺战共有11件档案。(65)歙县商人章氏在上海、苏州经商，章氏过世后，遗下妻子和两个女儿章志欣、章志英及儿子章光璧。1948年10月23日章光璧的妻子章方淑娟向歙县旅沪同乡会求助，在同乡会留下口述记录《为氏夫姊章志欣囊括母族资财勾串方志农诬氏为盗，泣陈事实务请主持公道以伸奇冤由》。该口述称，公公一生经商，留下动产25根金条、100枚金币，另有上海与苏州的不动产房子。由于章光璧是残疾人，又是章氏唯一的儿子，所以婆婆在世时将金条10根、金币90枚以及上海南市房地产赠予章光璧夫妇及孙子，其余动产、不动产则再由三个子女分配。1948年婆婆死后，发生家产纠纷案。姐姐章志欣不仅夺下存在金城银行保管柜中的13根金条(其余2根已被她挪用)、10枚金币及贵重首饰、不动产房地契据等财物，且与男友方志农设计陷害章方淑娟。这一家产争夺案跨越徽州与上海两地，且涉案人都已迁居上海等地，非徽州本土章氏族规所能制约和处理，章方淑娟只得求助于歙县旅沪同乡会诸乡长。同乡会接受章方淑娟的诉求，迅速为之调处。10月28日章氏三姐弟“订立和解草约在案”。据1949年7月28日同乡会给章氏三姐弟的信函以及同时发给章氏宗族等有关人士章南园、(66)章荫棠、章载功、(67)章佩钦、江为棠、胡哲庭的信函可知，“查该项草约所议定各款大部分已次第实行，惟苏、申二处之房地产迄未进行分析手续，□正式分析书也无法订立，窃此事自去年延搁至今，时逾九月尚不能予以全部解决，虽事实上容有困难，究非不能解决之焦点”。该信附有草约有关分析房产的条款：“(第六条)上海及苏州祖遗之房地产由光璧、志欣、志英三人平均分析自行保管。其分析方法由章南园、章佩钦、章荫棠、江为棠、章载功诸先生负责处理之，另加请胡哲庭先生在内。”“(第九条)根据前项之规定其不动产之分析由前列诸先生负责公平分作三组，以抽阄方法言之，惟三方面皆同意既经抽阄后，任何人不得藉口不匀而反悔之。”要求章氏三姐弟与调解人“细讨论为此有关房地产之分析方法，请贵当事人与各位接洽，以便随时参加提供意见。一俟分析完毕，并于予以同意，再由本会另订日期，邀集各位抽阄，兹订正或分析契约”。
章氏家产纠纷案跨越两个时代。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8月5日章佩钦、章南园、章载功给同乡会回复称，“兹因章志英君离沪赴港无法处理，须至章志英君莅沪方能进行”。同乡会回函称：“不动产部分尚未搭配分析，该项单据仍存本会保管，本会以当前时局变迁，责任重大”，“本会认为此事关系章氏遗产，责任重大，所有存会单据，当此时局，应重推章氏亲族代为保管，方为妥善”。
从章光璧与章方淑娟11月7日的来信可知，房产未能析分的原因是：“虽一度经章载功面告已将房地产住宅搭配完竣，约期抽阄，成立分析契约，并谓章志英部分已洽妥，早由志英函委胡哲庭全权代理签字。满以从此可以成立正式契约，不料隔日代理人又复藉词反悔。”仍是姐弟之间的矛盾。所以章氏夫妇除了坚持请同乡会调处外，别无良方：“贵会为同乡福利计，既承接受调处于前，不应延宕推卸于后，陷乡晚全家生活于不继，只有坐以待毙而已，惶恐布陈，不尽缕述。”
1950年5月22日章光璧给歙县旅沪同乡会理事长洪镇康去一信，说明因“本市地产税业已开征，根据通知限于本月二十三日缴纳，逾期照章处罚滞纳金，事出迫切”。但因为房产尚未析分，“此次税款光璧个人殊难筹措，尚幸各租户房租已有二年余迄未收过，兹拟以该项租金收取抵介税款，但此项房产为三人所共有，自应邀集三方共同收取”，请求同乡会催促章志欣、志英分解房产。同乡会给在香港的章志英去函，“务希于函到后速即返沪解决此项问题，或由台端迳委派全权代表，负责来申处理，以期早日确定产权，俾完手续”。6月13日同乡会又给章志欣、章志英致函，“今悉双方当事人均在本市，故特函达，请于六月底以前约定日期，(日期当由本会派员前来约定)希双方当事人来会取回尚存的一部分契约，藉以了结，如逾期不理，本会当不负任何责任，事关贵府权益，幸希从速解决，勿再延搁为荷”。但均未见回复。12月29日同乡会又致章方淑娟(一份)、章志欣章志英(一份)函称：“兹因本会行将结束，不能再延，为特函通知，请即约同双方当事人来会取回前存一部分的契约，以清手续，并盼另商。贵本家章南园、章载功先生等为之调解，以求和平解决，而了悬案，永息争端，至为企盼！”这是有关章氏家族家产纷争所存的最后一封信。虽然不知房产最后是什么时候析分完成的，但是同乡会耐心调解的过程，充分显示出其护侨、救乡的功能。从这个案例可知，同乡会虽为地缘性组织，但其功能实为宗族组织之扩大。
更重要的是，这一封信透露了1950年12月歙县旅沪同乡会已意识到：“本会行将结束！”1949年4月21日歙县旅沪同乡会致函南市救火联合会：“查本会自去冬在复兴东路四三一号募资建筑会所，专为旅沪同乡尽义务、谋福利，并无丝毫‘谋利’性质。日常开支，亦以收取少数会费为来源，常有绌支之憾。关于贵会按月捐费一函，拟请赐予豁免，或以至少之数缴纳，是为感盼。”(68)4月26日南市救火联合会理事长杜月笙、常务理事毛子坚复函，表示“因火政为商民切身利害所关，无论住户商店工厂学校及各种公会包括营利及内容充裕支绌，皆以信仰火政之关系，一致乐输，开办数十年以来，历史悠久，从未变更。当兹时局紧张之际，物价奇昂，火政支出同时激增。更须仰赖各界热心人士尽量捐助。应请贵会顾念火政重要，仍以收据所载速予捐助”。历史上一直以经费充足著称的歙县同乡会，连举办火政的少量捐资也要请求豁免，可见其财政绌支之严重了。
解放后，歙县旅沪同乡会所做的最后一次救济是在1949年6月30日。(69)此次救助得到的捐款仅139元，救助面也仅涉及上海(80元)、杭州(51元)两地。在此之后，同乡会已完全没有能力再承担起救乡的责任。1950年8月21日歙县旅沪同乡会发出紧要通函：
查近来有许多假借失业路过流浪同乡名义，且似有组织式的，向本会请求救济，并冒称本会介绍，分至各同乡及同乡商号索求救济费用，时有所闻。按其求索之技，系采用两面介绍方式，例如在个别同乡或同乡商号时称系本会介绍，在本会方面则称系某同乡或某商号介绍，而实际上则并无此事，不过是不肖者捏造而已。
本会近以经济困难关系，对于救济同乡回原籍川资一事，已于本年五月廿日，经第十三次理监事联席会议通过一律暂予停止在案。同时也顾到各同乡之麻烦，绝对不将尊址告知，此后如遇上事情发生时，务希酌予拒绝，因为本会根本未曾介绍任何一个同乡向各处要求资助，即系本会介绍，亦必有书面证明，否则即系冒名。本会兹为避免误会计，故特为分函声明如右，尚希贵宝号贵同乡鉴誓。
歙县旅沪同乡会启1950年8月21日(70)
歙县旅沪同乡会还婉拒了一位大学生同乡资助学费的请求。1949年12月26日大夏大学学生毕惠丰给歙县同乡会理事长去信，全文如下：(71)
镇康理事长先生赐鉴：
敬启者学生毕惠丰，皖歙县人，小地主家庭出身，于一九四七负笈本市私立大夏大学政治系。家中全部地租收入除维持家庭生活费用外，差可负担私校各项费用。解放后封建地租已不容存在，舍间经济情形每况愈下，家庭生活已无法维持，对于学生在沪各项费用实已心余力竭，不能作丝毫接济。学生在沪亦曾多方设法欲谋工作机会，俾能半工半读，完成学业。但以人浮于事，几经奔走终归无效。本期开学时以经济来源断绝，无力缴费注册，但又不愿因此失学，乃商得校长欧元怀先生之同意，准予先行登记上课，将来清缴学费后始追认学分。在校数月以来，利用课余时间担任民教工作，藉市教局所发生活津贴费维持伙食，同学友好鉴于学生经济困难，稍有资助。藉此曾先后缴纳学费三分之一，其余百五十折实单位，至今仍毫无办法筹措。兹以本期瞬将结束，校方催缴欠款万急，失学堪虞，特此具函请钧会本救济同乡、奖掖后进之一贯立场，给以补助，藉能清缴欠费完成学业。日后果能为乡里克尽绵薄，则获益者岂止学生一人而已。临书不胜待命之至，专此敬请公安。
学生毕惠丰上十二月二十六日
毕惠丰的信于1950年1月19日转交到同乡会，28日同乡会开会讨论并函复如下：
迳复者：本月十九日由汪君孝文移来台函，曾于同月二十八日提交本会第十二次理监事联席会议讨论如下：毕君所请，理应资助，惟本会经济困顿异常，形成爱莫能助之势，并希毕君能参考国立大学以轻负担，而求深造。相应录案函复即希查照为荷。
此致毕惠丰先生歙会启
同乡会本以推进同乡的教育事业为己任，如前揭1949年4月12日《歙县旅沪同乡会公函》称：“查本会第五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关于本会主办商业补习学校一案决议各项于下：(一)决议该校定名为歙县旅沪同乡会商业补习学校，其经费除学费收入外由本会福利委员会按期定量补贴。”(72)但是此刻，已经“形成爱莫能助之势”。
关于解放后同乡会短暂的历史，至今尚缺乏研究。1950年8月4日，歙县旅沪同乡会在新时代作第一次登记：
社会团体调查表上海1950.8.4
名称：歙县旅沪同乡会所在地：复兴东路431号
目的：以联络乡谊谋求公益为目的
事业：关于桑梓之慈善，旅沪儿童之教育事业，同乡之救济，会员事务提供之调解，以及旅沪同乡受不法侵害时之援助，暨施药救灾等事项。
沿革：1922年春家乡山洪爆发成灾，旅沪同乡集会募济，次年事毕，众以赈济会改为同乡会，成立后对于桑梓幸福，同乡福利，甚表关怀。遇灾救济，济困扶危，是本会之任务。适抗战军兴，沪江沦陷，同乡以不愿在伪政权下有所作为，无形之中乃告停顿，胜利后，筹备复员，于1946年“七七”复员，对会务仍本已往之慈善公益事业为中心。1948年，广征同乡之意，集资兴建会所于今址。旅沪同乡会本着关心桑梓之公益慈善的推进，今后更当在新民主主义之下为人民服务。
活动地区：本市与歙县两地区
业务范围：①桑梓之慈善事项②旅沪儿童教育之措施③失业同乡之救助④同乡受不法侵害对之援助⑤施药⑥灾区之救济⑦会员事项之调解⑧便利同乡旅探回乡，集团运输⑨设置礼堂与会所为同乡婚丧之用⑩其它有关同乡福利事业。
主要负责人：洪镇康：男，45岁，歙县人，住金陵东路423弄16号，纯粹商人，除加入同乡会外别无其他社会活动，毫无政治派别关系。
组织情况：①会员大会②会员代表会③理事会④监事会⑤常务理监事会
职员数目：总会41人，分会无。会员人数：1309人，分会无
经济状况：动产：棺员，棹榄不动产：二层楼房一幢
主要经济来源：会费，补助费
收支概况：收入会费，不敷开支时，由理监事会各个人量力出补助费，以补不足
解放后的活动情况是否向政府申请登记：解放后因未得政府之许可，故未作任何活动，仅办理家乡施药及集团运输，救济失业同乡回乡生产的川资等工作，并未向政府申请登记，今后当遵守政府法令，在新民主主义政府领导下为人民服务。
填表人：杜树模(73)
这里表达了希望在新政权领导下，为新时代服务的愿望。比对1945年11月14日徽宁旅沪同乡会在《人民团体总登记表》(74)登记内容，可见时代变迁之快及其爱国立场之一贯性。
《人民团体总登记表》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地址：中正路云南路口716号
民国三十年(75)二月十日因不愿向伪组织登记自动停止工作
现有会员三千余人
常务理事：①曹志功：浙江公立医药学校毕业曾任上海市党部商人部总干事上海纳税华人会常委市商会秘书卫生署科长等职
②张益斋：上海市党务训练所毕业曾任战前上海市纳税华人会市民联合会执行委员，现任上海市卫生局接管员
③黄禹鼎：安徽省立中学毕业上海黄禹记申庄经理
④邵亦群：中医师执行中医业务
⑤吴苍民：安徽省立第二师范毕业前曾任上海市纳税华人会代表及万记典会计主任
本会经济来源：赖会员会费收入以作开支
办理事务：办理旅沪同乡一切慈善救济等福利事业
本会于民国十四年发起组织，十九年重行登记
1953年5月7日，“会务停顿，经济断绝，无法维持”(76)的歙县旅沪同乡会结束了30年的历史。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延续与断裂是历史进程中必有的现象。大至国家民族，小至团体个人，均难避免。同乡会作为乡梓之外的地缘组织，是近代中国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当代社会依然发挥着功能与作用。通过对徽州旅沪同乡会的考察，当可映现社会变迁中延续与断裂的某些规律性变化。
注释：
①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828页。
②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3《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254页。
③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郑观应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14页。
④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84页。
⑤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上海《向导周报》1923年第31期和32期合刊，第234页。
⑥会馆盛行于清代。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1册《北京歙县义庄》云：“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行各省”。(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等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年，第247页)
⑦《徽宁同乡会开会记》，《申报》1923年6月25日，第14版，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下引均同此版本。
⑧《全皖公会成立当选委员揭晓》，《申报》1926年12月16日，第14版。
⑨据郭绪印统计，在119所同乡会中，安徽占9所，位列全国在沪同乡会之四。抗战前1所，为歙县旅沪同乡会(1922)；抗战后的3所，为黟县(1946)、休宁(1948)和婺源(1946)。郭著研究了徽宁旅沪同乡会，但在列表统计时未计入。(参见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⑩《申报》1923年3月30日第1版载：“歙县旅沪同乡会筹备处通告：启者兹经筹备会议，决定于阳历四月一号下午一时，假城内福佑路纸业公所成立会，凡我同乡诸公务希届时拨冗驾临，勿延为盼”。
(11)成立于1923年的徽宁旅沪同乡会，由两府(徽州府、宁国府)12个县组成，共有理事、监事40人，休宁人士达12人，占30%。理事会21人，休宁人士8人，占38.1%。会长是休宁曹志功。
(12)祁门旅沪同乡会成立于1922年，参见《祁门同乡力争茶税续闻》，《申报》1922年6月19日，第14版。
(13)婺源旅沪同乡会成立于1927年，参见《婺源旅沪同乡会·呈为重组婺源旅沪同乡会祈》，1946年5月15日，上海社会局档案，Q6-5-1037，上海市档案馆藏。
(14)1930年，绩溪掀起荆州勘界运动，此事引起绩溪各界人士以及旅外人士的大力声援和支持。在上海，为凝聚旅沪绩溪人，由胡适和汪孟邹等人发起成立了“绩溪旅沪同乡会”。该同乡会地址是上海英租界劳合路北居易里20号。上海市档案馆无存档。
(15)参见《休宁旅沪同乡会成立大会通告》，《申报》1927年5月17日，第3版。
(16)参见《黟县旅沪同乡会征求会员》，《申报》1929年3月20日，第2版。
(17)《徽宁同乡会今日开成立会》，《申报》1923年4月8日，第17版。
(18)《徽宁同乡会成立大会纪》，《申报》1923年4月9日，第15版。
(19)《安徽旅沪同乡会立案》，《申报》1924年1月29日，第14版。
(20)排列其前的有江苏、浙江和广东。
(21)参见唐力行：《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
(22)参见《皖歙旱南乡水灾急赈会募捐启》，《申报》1922年10月1日，第3版。
(23)《歙县旅沪同乡会会员名册》，1945年，上海社会局档案，Q6-5-1034。
(24)《社会团体调查表》，1950年8月4日，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1-62，上海市档案馆藏。
(25)《歙县旅沪同乡会会员名册》，1945年，上海社会局档案，Q6-5-1034。
(26)《歙县旅沪同乡会第一届报告书·章程》，1923年，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3。
(27)《歙县旅沪同乡会第七届报告书·会章》，1929年，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3。
(28)《歙县旅沪同乡会第七届选举大会通告》，《申报》1929年1月1日，第17版。
(29)《歙县旅沪同乡会第一届报告书·收支报告》，1923年，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3。
(30)《歙县旅沪同乡会第三届报告书·收付款目清单》，1925年，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3。
(31)《祁门同乡会欢迎本邑茶商》，《申报》1924年6月2日，第14版。
(32)《徽宁旅沪同乡会第十五届理监事名单》，1948年8月，上海社会局档案，Q6-5-964-57。
(33)《徽社昨开大会记》，《申报》1925年9月21日，第15版。
(34)《徽报召请通讯员、分销处启事》，《申报》1929年4月17日，第2版。
(35)《各同乡会消息》，《申报》1929年2月26日，第16版。
(36)《徽宁旅沪同乡会为申请发行〈徽宁导刊〉事同上海社会局的来往文书》，1948年2月19日，上海社会局档案，Q6-12-152-3。
(37)《徽宁同乡会开会纪》，《申报》1923年9月11日，第14版。
(38)《同乡会消息》，《申报》1924年3月26日，第15版。
(39)《皖人力争粤省公产之电文》，《申报》1924年3月27日，第14版。
(40)《丰南志》第5册《百岁翁状》，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等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251页。
(41)《徽宁旅沪同乡会开会纪》，《申报》1923年6月11日，第15版。
(42)《歙县同乡会对旧华票之营救》，《申报》1923年6月28日，第13版。
(43)《皖同乡赴宁代表返沪》，《申报》1926年12月16日，第14版。
(44)《徽宁弭兵会委员会记》，《申报》1923年9月7日，第14版。
(45)《歙县旅沪同乡会评议会纪》，《申报》1924年3月10日，第15版。
(46)《徽宁同乡会开会纪》，《申报》1925年4月24日，第14版。
(47)《徽宁同乡会函请保释巴泽田》，《申报》1925年4月26日，第14版。
(48)《歙县旅沪同乡昨开评议会》，《申报》1923年6月4日，第18版。
(49)《徽宁同乡会同乐会纪》，《申报》1924年2月20日，第14版。
(50)《徽宁同乡会开会记》，《申报》1923年6月25日，第14版。
(51)《各同乡会消息》，《申报》1932年5月10日，第9版。
(52)唐力行：《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第58-67页。
(53)《安徽绩溪旺川曹氏纂修宗谱广告》，《申报》1923年11月10日，第1版。
(54)《徽宁旅沪同乡会为代收慰劳前方将士物品并敬告避难同乡启事》，《申报》1932年2月4日，第4版。
(54)《徽宁同乡捐助军用品》，《申报》1932年2月9日，第3版。
(55)《徽宁旅沪同乡会为调查被害同乡征募救济捐款并遣送被难同乡回籍通告》，《申报》1932年3月7日，第5版。
(57)戴戟(1895-1973)，名光祖，字孝悃，安徽旌德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步科毕业。曾任皖南行署主任、徽宁旅沪同乡会监事。1931年12月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1932年1月参加淞沪抗战。
(58)《徽宁会馆欢宴戴程》，《申报》1932年5月4日，第10版。
(59)《徽宁十二县旅沪同乡会本届会员代表候选人名单》，1949年4月，上海社会局档案，Q6-5-964-78。
(60)参见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第48页。
(61)《徽宁十二县旅沪同乡会宣誓誓词》，1947年6月，上海社会局档案，Q6-5-964-53。
(62)《歙县县政府来函为据安定公所呈以租用贵会会员江永清房屋情形由》，1948年7月27日，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17-12。
(63)赖斯基(Harold J.Laski，1893-1950)，英国理论家，政治活动家。社会民主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的重要思想代表。著有《主权问题研究》、《现代国家的权力》、《政治典范》、《国家的理论与实践》、《论当代革命》等。H.g.Raski中之g为J，R为L之误。
(64)《为呼吁废除征兵征粮由》，1949年3月4日，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14-18。
(65)《章氏家族家产纠纷案》，1948年10月23日，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16，以下有关这一事件的引文均不另注。
(66)章南园，歙县旅沪同乡会常务监事，汇源漆号经理。
(67)章载功，歙县旅沪同乡会理事，长城纱布公司经理。
(68)《致南市救火联合会公函》，1949年4月21日，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14-31。
(69)《1949年5月份救济同乡以资收支报告单》，1949年6月30日，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20-105。
(70)《紧要通函》，1950年8月21日，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20-118。
(71)《〈大夏大学之生毕惠丰来函〉为请求资助学费》，1950年1月19日，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20-120。
(72)《致本会业商补习学校各校董公函》，1949年4月12日，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1-56。
(73)《社会团体调查表》，1950年8月4日，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1。
(74)《人民团体总登记表》，1945年11月14日，上海社会局档案，Q6-5-964。
(75)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公共租界的中区、西区。徽宁旅沪同乡会在中区，今天的延安路与云南路交界处(按表格上的地址)。所以，停止工作当在此后。此处资料的时间当有误，应为民国三十一年(1942)。后同。
(76)《歙县旅沪同乡会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宣告结束征求同乡意见书》，1953年5月4日，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