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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曾经动情地说过：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①]
“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毫无疑问，首先就包括邓小平本人。大量的史实证明，邓小平是毛泽东思想培育出来的，深谙毛泽东思想精髓的，毛泽东思想最杰出的继承者。长期来，毛泽东对邓小平十分器重，评价很高。
一、“所谓毛派的头子”，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历史功绩的重要评价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转往苏联学习。1926年底动身回国，被派到中国西北部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1927年底到1929年夏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底和1930年初，他和张云逸等在中国南部的广西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到位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曾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红军报纸《红星》报主编和中共江西地方组织的领导工作。1933年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曾被当时党内“左”倾的领导者撤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年底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了在贵州省遵义县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7月版）“邓小平”辞条中介绍的邓小平在抗日战争前的一段简历。
这段简历，加上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以及其他文史资料，联系我们的党史来研究，可以发现在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征程中，两次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历史性转折，邓小平都十分荣幸地参加了，并站在正确一方。
第一次历史性转折，是从北伐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转折的关键环节是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北伐战争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毛泽东在会议的发言中讲了四个问题：一是国民党问题，即在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时“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这是一大错误”；二是农民问题，即党不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三是军事问题，即党“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四是组织问题，强调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著名论断。[②]年轻的邓小平，当时以中央秘书的身分列席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并在这一年年底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第二次历史性转折，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转折的关键环节是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针对王明路线的错误，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尖锐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的辩论，多数与会者同意他们三人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并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以后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由于在1934年12月黎平会议期间，邓小平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使他有幸参加了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曾经对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做过考证，作了肯定性的论断。
在这一系列重大的严峻的斗争和考验中，在同党内右的和“左”的错误路线搏斗中，邓小平在政治上站住了。其中生动的一例是，1933年，当时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坚定地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起，拥护、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反对临时中央的“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主张对中农和富农采取正确的政策。临时中央在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罗明为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遭到临时中央的错误批判）时，撤销了邓小平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把他派到边远一个县的区委当巡视员，并对他作了“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这件事在毛泽东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延安整风期间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党的历史问题时，专门提及此事，并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文化大革命”中，即使邓小平被作为党内第二号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时，毛泽东也没有忘记邓小平的这段历史功绩。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出逃、自我灭亡后，邓小平给中央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揭发批判林彪。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写了一段重要的批语：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这里毛泽东列举的邓小平的“好事”，第一件就是1933年邓小平作为“所谓毛派的头子”挨整这件事。
这里所说的“所谓毛派”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人。现在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使用“毛派”、“毛主义者”、“毛主义分子”这样相近的概念颇多，但它们的含意和所指称的对象大相径庭。这里所谓的“毛派”是一种含意。另外的场合说的“毛派”或“毛主义分子”，指的则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名义下搞极左的人，比如意大利记者奥琳埃那·法拉奇在1980年采访邓小平时说：“我听说，所谓‘毛主义分子’仍然存在。”她还特地解释道：“我说的‘毛主义分子’是指‘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此外，还有第三种含意，国际学术界一般都把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异端”的本杰明·施瓦兹（又译为许华茨）等自由派学者，称为“毛主义者”。这种概念的歧义会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一些困难，但只要了解它们的区别就可以正确地开展深入的研究。邓小平被称为所谓的“毛派”，在国外学术著作中时有所见，所指的内涵不只是1933年挨整这件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认为邓是毛的正确主张和正确路线的坚定拥护者。毛泽东把邓小平称为“所谓毛派的头子”，也是认为在一些问题上，邓小平是他的正确主张和路线的坚定拥护者，同时也是他对邓小平在我们党重要历史性转折和艰苦奋斗中展现的政治风范的高度评价。[③]
二、“我是主席，为正帅，邓小平是总书记，为副帅”，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领导作用的重要评价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邓小平”辞条在介绍他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经历时，十分概括地排了一个年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56—1963年，他曾多次赴莫斯科同苏共领导人进行谈判和斗争。”从担任党中央秘书长起，邓小平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成员。党的八大决定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是毛泽东提议的；推荐邓小平担任这一职务的，也是毛泽东。据龚育之、石仲泉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论大纲》一书介绍：
在1956年9月13日的七届七中全会上讨论八大的组织人事安排时，邓小平表示还是安于担任原来的秘书长职务。毛泽东对新职务的设置作了解释，说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毛泽东还夸奖邓小平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毛泽东还说：他说他不行，我看行。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毛泽东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过不少肯定的评价，但像对邓小平这样高的评价，是不多见的。[④]这里，除了评价和看法问题外，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设置总书记一职的问题。
关于毛泽东当时对邓小平的评价和看法，除了七届七中全会这段话之外，更形象生动的可算是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的对话。这个对话，在随同毛泽东访苏的工作人员回忆录和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都有所反映，虽然各种回忆的说法不尽一致，但有一点都相同，即在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几位党的领导人评价中，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最为突出，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这里，不妨把张世明、郑晓国、相三栓在编写《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1976年以后的邓小平》和参与撰写《邓小平大辞典》过程中，搜集并加以整理的一个材料录上：
1957年11月。
莫斯科。
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在不同场合（包括会议休息室、宴会席间，乃至汽车上等）与赫鲁晓夫有过多次交谈。
在一天晚上，毛泽东把翻译李越然叫到他的房间里。毛泽东侧身卧在床上，拿起一个苏联的信封，他口述，要李越然写。写完他一看说：“不是要你写中文，是写俄文……。”接着，毛泽东又重新给了李越然一个信封，这回李越然写成了俄文，内容是：
“赫鲁晓夫同志：
我已经睡了。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说，我们俩不谈了，好吗？”
李越然写完，毛泽东就在这个信封上签了毛泽东三个字。
原来，赫鲁晓夫在毛泽东第一次进餐时，毛泽东将手一划，象分清职责一般，说：“那些具体事情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他们搞去。”这是因为，莫斯科会议将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之后举行，但那只是形式，重要的是会前的准备活动，特别是起草宣言，可是这项工作遇到了不曾料到的困难和麻烦。毛泽东这时说的正是关于宣言起草的事宜。
在赫鲁晓夫的脑子中，邓小平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在他的同事中“独树一帜”，将头发剪得很短，这种发型在中国恰恰又是被称为“小平头”。然而，在欧洲又不同。圣保罗早已肯定这种发式是“给上帝的荣耀”，象征着男性的力量与雄伟。何况，他的头发一根根向前直挺，既硬又粗，显示出一种勃勃的进取精神。怪不得苏斯洛夫和波斯别洛夫那样的老牌理论家，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却也报告说：“这个人很厉害，不好谈，他话不多，专抓你要害和漏洞……”。
在一次宴席间，毛泽东用庄重的口气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半年前伏罗希洛夫已经带回了这个信息。他问：“有人接替吗？”
“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搬动手指，如数家珍：“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来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扳下一个指头，继续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
赫鲁晓夫点点头，苦笑说：“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注：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赫鲁晓夫与邓小平打过交道。）
毛泽东笑了笑，他知道邓小平在谈判中使苏联人日子不好过。毛泽东继续扳下第三个指头：“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他是非常精明强干的人，有弱点能自我批评，是个好人。”
赫鲁晓夫点头说：“咱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但他是个好人。”讲到这里，赫鲁晓夫舔一下口唇，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毛泽东已经扳下第四个指头：“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但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象对我一样对待他们，都看作是你们的朋友。”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赫鲁晓夫晃动着右手说。
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唯一一个毛似乎赞许的同志是邓小平。我记得毛曾经指着邓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我对这个邓小平一无所知。中国人民胜利以后，我曾几次听到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但在此之前则从未听说过。”[⑤]
关于为什么要设置总书记一职，除了七届七中全会的说明外，1958年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小组时，毛泽东在批示中有个更明确的说明：“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⑥]显而易见，毛泽东看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比打天下容易。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工作中会付一些代价，但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因此，毛泽东设计了领导体制的两个层次：大政方针设计和具体部署。政治局是“政治设计院”，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位，包括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总书记邓小平。可以说，毛泽东是这个“政治设计院”的总负责。书记处则负责具体部署，由总书记邓小平负总责。
在这个领导体制的设计和总书记人选的选择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和信任。1959年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同寻常的话：
政治局就是“政治设计院”，权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是主席，为正帅，邓小平是总书记，为副帅。[⑦]这个“副帅”是十分胜任的。在担任总书记期间，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工作，协助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日常事务，参与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表现了良好的政治家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干。
但是，邓小平一生被称为“副帅”不止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同刘少奇一起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继而又被作为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而且是作为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帅被打倒的。邓小平谈及这段经历时说过：“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⑧]
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两个“副帅”的头衔，是以一褒一贬的形式出现的，但实质是一回事：邓小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负责党的大政方针进行具体部署的领导人。因为，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毛泽东始终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刘少奇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所做的工作都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进行的。对此，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做了明确的结论：“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确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⑨]对于邓小平来说，这个贬义的“副统帅”头衔，恰恰从另一面证明了他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一员，担任着具体部署党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责任，是毛泽东所说的“副帅”。
三、“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是毛泽东对邓小平总体素质的重要评价
林彪的自我爆炸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和否定。尽管毛泽东对自己发动的这场“革命”不能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但也不得不思考这场“革命”是否绝对正确。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陈毅追悼会，并在会前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这表明，经过林彪事件，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发挥那些老战友即“我们这些老人”的作用了。8月14日，他对邓小平的来信写了肯定性的批语。接着，197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一个重要的决策，在毛泽东的脑海中逐渐形成了。这就是让他“文化大革命”前的“副帅”出山，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个决策的实施过程，大体是这样的：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提出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13日、14日、15日又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当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他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的命令。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1974年3月27日，因江青反对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毛泽东致信江青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4月4日，他批准了邓小平的大会发言稿。10日，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作了轰动世界的重要发言。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病住院以后，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一步骤，实际上是让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10月17日晚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同“四人帮”展开面对面交锋后，18日王洪文到长沙毛泽东处诬告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20日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毛泽东同前来长沙汇报工作的周恩来、王洪文谈人事安排问题时，再次提出：“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并且对邓小平做了九个字的高度评价：
“人才难得。”
“政治思想强。”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紧接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任命邓小平为排名第一的副总理，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组阁”篡权阴谋。
“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是毛泽东对邓小平总体素质的评价。在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共事的风风雨雨中，毛泽东对邓小平各方面的素质有贺多评价，十分赏识邓小平的才干。
——“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这是毛泽东在1957年1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对邓小平理论素质的评价。邓小平的这句话，在毛泽东上述讲话公开发表后，哲学界十分关注，但不知邓小平是什么时候讲的。据有的研究者多方考证，“要照辩证法办事”，是邓小平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工作时留下的一句名言；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也说过。[⑩]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观点，在七大期间肯定过，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再次肯定。我们只要认真阅读《邓小平文选》，就可以体会到那些朴实的语言中蕴涵的深刻哲理和闪耀的辩证法光辉。
——“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这是毛泽东1956年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对邓小平思想素质的评价。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讲大局、顾全大局始终是邓小平的革命风格。在1993年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时候，在一次审阅文稿时，邓小平还说过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的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毛泽东赞赏邓小平顾全大局，可谓深知其人。
——“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毛泽东1957年对赫鲁晓夫讲到的邓小平这一优点，更是对邓小平政治素质的高度评价。苏联的意识形态专家在中苏谈判中，已经领略到邓小平这种风格。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在处理一系列复杂问题时，也一再展现了这种政治家的风貌。
——“他办事比较果断”，这是毛泽东1973年把邓小平请回中央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时讲的，是对他工作风格的评价。毛泽东多次夸奖邓小平能办事、会办事，原因之一，就在于邓小平办事果断。这种雷厉风行、毫不拖沓的作风，是一种革命精神的体现。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毛泽东曾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这说明毛泽东虽然要求邓小平对那些怕他的人要和气一点，但对他的“刚”还是肯定的。
——“他比较有才干”，这也是毛泽东1956年在七届七中全会上推荐邓小平任总书记的时候讲的。这之前，1951年9月3日，梁漱溟从四川考察回来同毛泽东交谈时，当梁漱溟谈到邓小平年轻、能干、治政有力、深得人心时，毛泽东脱口而出：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因此，“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是毛泽东对邓小平总体素质长期观察的结果，是毛泽东对邓小平在经验和理性的统一上得出的基本估价。实践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一评价是正确的，有说服力的。四届人大召开后不久，周恩来就病情加重。邓小平在“四人帮”不断干扰，毛泽东没有改变对“文化大革命”基本肯定的看法这样一种环境条件下，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冒着极大的风险，顶着巨大的压力，相继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工业总产值由1974年只增长0.3%，上升为1975年增长15.1%，农业总产值1975年比1974年增长4.6%，军队建设得到加强，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开始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萌发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对“四人帮”的篡权有敏锐的警觉性，同时又认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有功；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时又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惯于搞阴谋的“四人帮”看准了这一点，他们以“文化大革命”问题为突破口，力争毛泽东的支持，再次打倒邓小平。
“四人帮”让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还说：“感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指出，“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但总的看法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在毛远新的挑唆下，他对邓小平警觉了起来，但又认为邓小平有才干。
毛泽东这种内心深处的矛盾，在他晚年的最后一段光阴里，表现得很充分。他希望由邓小平来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这样，既可以肯定他的“三七开”论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正确的，又可以继续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邓小平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为由，不愿担此“重任”后，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一切工作，毛泽东则坚持让邓小平“专管外事”。当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已经拉开帷幕，周恩来逝世时，“四人帮”极力反对由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毛泽东则同意叶剑英的意见，圈阅同意由邓小平致悼词。当他决心再次批判邓小平，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在他1976年3月3日6时批示“同意”下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还说：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当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四人帮”猖狂攻击邓小平，江青亲自找毛泽东要开除邓小平党籍，但毛泽东没有表态。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四五”事件性质的错误判断，并且要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毛泽东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继在江西中央苏区和“文化大革命”初期两次被“打倒”后，第三次被“打倒”。毛泽东虽然惜才、爱才，但还是错打了邓小平，真是历史的遗憾！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149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3—24页。
[③]必须说明的是，“所谓毛派”即并非真的存在一个这样的派别。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专门说过：“我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过这一派或那一派。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301页）。
[④][⑥][⑦]龚育之、石仲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论大纲》第27—28、41、41页。
[⑤]张世明、郑晓国、相三栓：《邓小平珍闻录》第114—116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7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9页。
[⑩]见《党的文献》1995年第2期，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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