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当前的失业特点与就业难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难点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失业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尖锐，并且将会成为引发社会震荡的难题。因此，研究和解决失业问题，已成为推动解决体制改革、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了。
一、当前失业的现状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我国的失业率保持在2－3%之间，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失业率是极其低的。（见表一、表二）
表一 中国失业率表(1990～1994)[1]
年份 9091929394
失业率（%） 2.5
2.3
2.3
2.6
2.8
表二 中西七国失业率比较表[2]
国家中国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德国
法国
澳洲
（%）
2.95.810.2 8.2
10.0
12.29.5
然而，我国所统计的失业人数和失业率仅限于我国的城镇而不包括农村中上亿的剩余劳动力，而且城镇失业的统计也只局限于公开的社会失业，对企业内部的隐性失业（约1500万）下岗职工并没有统计在内。以上海为例，自90年代以来，失业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部分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待业，失业率呈逐步上升趋势。据统计，1990年至今，上海共有80多万下岗待业人员。虽然这些人员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重新获得就业的已达60多万人，但目前社会上仍然还有20多万的下岗大军，加上原先公开失业的人数，总量已超过了35万人[3]。因此，2.9%的失业率是不能真正反映我国社会失业的客观情况。如果将公开失业、隐性失业和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及由于各种原因没有通过到失业保险管理机构登记的人都考虑进去的话，1995年我国的失业率已是相当高的。根据我国的一些报刊陆续披露的数据和材料来分析，我国当前的失业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中国市场经济报》1996年2月7日报道：“九五”期间，全国新成长的劳动力据国家劳动部预测为7200万人。其中，城镇约为5400万人。但是，同期仅能安排3800万人，尚有1600万人失业，至“九五”末，城镇失业率将会达到7.4%。
《经济日报》1996年4月10日报道：未来五年农村新增劳动力与现有剩余劳动力总数将达到2.14亿，而据劳动部预计，五年中只能消化和转移7700万，尚有1.37亿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从以上这些报道中。我们可以不难看出，当前我国社会的失业或曰就业问题，犹如一道巨大的障碍，冷峻而又沉重地摆在我们向市场经济转轨和准备实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前进途中。
二、当前失业的成因
形成当前失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
首先从历史上来考察，存在的原因有三点：1.人口众多的包袱。我国本来就以“人口众多”而闻名于世。解放后人口政策的失误，更导致了人口增长过快，特别是60年代的生育高峰，造成了我国人口的急剧膨胀，从而酿成了80年代的就业高峰。2.就业制度政治化。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我国高度的充分就业制度，使得经济行为与经济规律相悖。在70年代中期以前，为了追求社会的绝对公平，国家竭尽全力维持着极端的高就业政策，城镇人口凡是符合工作年龄，都能获得就业的机会，凡是大中专及以上的毕业生，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致使各企事业单位超量地吸纳着一批批的新职工。3.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效应。自1993年实行宏观调控以后，政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不得不压低经济增长速度，压低投资规模，从而导致市场需求疲软、企业产品积压、工厂开工不足、商贾订货减少。毋庸置疑，上述的这三个历史因素，是给当前各个工矿企业普遍出现富余人员的状况埋下了巨大了隐患。
其次，从现实上来看，失业问题有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由于农村实行了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实现了农业生产微观组织的重组，从而使得长久隐匿于集体劳动之中的农业劳动力剩余问题日趋显现。于是，随着农村居民流动的政策及城乡关系的逐步放开和户籍管理制度的相对松动，非城镇人口向城镇自由流动已成为可能。故有报道，在未来的五年中，农村新增劳动力与现有剩余劳动力的总数将达到2.14亿。而据劳动部门预计，五年中只能消化和转移7700万，尚有1.37亿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4]。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企业用工制度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快，整个社会优胜劣汰机制和竞争意识都得到了增强；又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引起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在全部社会总资本中用于购买生产资料技术装备的不变资本在不断地上升，而用于支付劳动工资的可变资本则相对在缩小。由此便产生了一部分因结构调整、产品转向，或因经营不善、管理失当，竞争不力等原因而关、停、并、转乃至破产的单位，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工人的下岗待业。
正是由于以上所述的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得当前的失业问题显得尤为尖锐，复杂。
三、当前失业的特点
失业，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一种非均衡现象，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就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状况而言，当前失业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二高”“二低”“一长”，即年龄结构偏高，女性比例偏高，受教育程度偏低，技能水平偏低，失业时间偏长。
1.年龄结构偏高。造成当前失业的成因如前所述，主要还是由于历史上人口政策的失误和高就业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当前的所谓“隐性失业”，这一结果与目前体制改革所产生的结构调整发生了交互作用，从而引发了当前各个企业大批职工下岗失业的窘况；由于引入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便无情地将一些年龄较大而又缺乏竞争力的职工淘汰了下来。据上海市城调队对市区范围内100个居委会的1000名下岗待业人员的调查表明，有三分之二的下岗人员的年龄集中在35～44周岁之间[5]。因此，当前的失业人员并不象过去的待业青年或知识青年那么年轻，而是以一批大年龄的职工居多。
2.女性比例偏高。在失业人员中，女性占有绝对高的比例。根据上海市城调队的调查，在下岗人员集中的年龄段中，40～44周岁的男性与女性之比为1:3.0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男女之比为1:1.23；中专（技校）文化程度的男女之比为1:2.33；高中的男女之比为1:2.09；初中的男女之比为1:3.18；熟炼工的男女之比为1:2.87；持有技术等级证书的男女之比为1:1.04；普通工男女之比为1:3.05；商业系统的男女之比为1:3.75；各类干部的男女之比为1:1.69，又如，北京劳动局与北京红苹果商贸集团在京招工，前去报名的失业妇女竟有3000多人；成都协和百货商场招聘40名“营销大嫂”，应聘者超过千人。由此可见，在失业人员中女性的比例远远高于男性。
3.受教育程度偏低。由于这次失业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失业人员的年龄偏高，而在这个年龄段中的，主要都是一批“老三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大多数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在当前的这些失业大军中普遍存在着文化程度偏低这一特点。从上海市城调队的调查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大专及以上的仅占2.9%；中专（技校）的占5.0%；高中的占27.8%；而初中及以下的竟占到了64.3%。
4.技能水平偏低。在当前的这批失业人员中，技能水平偏低的居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生产力水平并不十分发达时，对劳动者的文化技能素质要求是不很高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的当今时代，对劳动力的要求开始从“量”到“质”发生了变化。由于在失业者中年龄偏大的居多，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居多，这就产生了当前失业的又一个特点，即技能水平偏低。这些人员大多是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进入上海的工厂企业的。那时，他们已年届而立，学业即已荒废，家庭拖累又不少，因此很少有人去进修深造。由于他们文化不高，知识陈旧，技术单一，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很难与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年轻人相匹敌，据调查，在占失业人员总数的80.6%的原生产第一线的失业人员中，有技术等级证书的仅占12.4%，而普通工竟占了47.6%，将近一半[6]。
5.失业时间偏长。在当前的失业人员中，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年龄大、文化低的失业者，这些人既难以和拥有较高文化水平且又有一定专业技能的青年匹敌，又不能和大量的农村廉价劳动力竞争，因此失业期一再延长。据上海市总工会的一份调查表明，截至1994年底，全市下岗待工一至二年的占39.5%；两年以上的占21.8%。其中集体企业的待工期更长，（这与当时回城青年大多分配在集体企业有一定的关联）一至二年的占44.2%；两年以上的占34.0%。据上海市劳动部门在94年5月的一项对失业人员的抽样调查表明，失业一年以上的约占失业人员总数的52%[7]。如北京印染厂、毛线厂、装饰布厂的下岗女工已经有3－4年没有工作[8]。
四、当前就业的难点
目前，我国的就业正面临着多方面的障碍，供求矛盾十分突出，虽然政府和社会在这方面已作许多努力，但是要想解决这个矛盾，还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力供求严重失衡。当前失业队伍十分庞大，城镇失业情况是：据中国统计局发布的《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表明，我国城镇公开失业人数（至95年末）达520万，失业率为2.9%。“九五”期间城镇新增长劳动力达5400万，能安排的就业岗位只能容纳3800万人尚有1600万人失业，失业率将达到7.4%[9]。九五期间国有企业将有1500万人下岗，加上现有1500万下岗人员，共约3000万人失去工作[10]。农村剩余劳动力情况是：我国农村在未来五年里的剩余劳动力总数将达到2.14亿，而据劳动部门预计，五年中只能消化和转移7700万，尚有1.37亿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11]。与劳动力队伍庞大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国有企业因富余人员依然过多而使其发展步履维艰，吸纳就业的能力已趋饱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发展也面临诸多困难而扩大就业的潜力不大；个体经营、三资企业的发展是能够吸纳一部分劳动力的，但如果没有政策的扶持，其就业容量相当有限。
2.深化改革与失业的两难平衡。为了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深化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但是，第一，深化改革须把企业推向市场，为了适应市场，企业必须注重效益，为了保证效益，企业必须裁减冗员；第二，深化改革必须平抑通货膨胀，如果不平抑通货膨胀，那么整个经济秩序、金融秩序、社会秩序将会混乱。但是，抑制了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增长有所下降，一些企业出现订货减少，开工不足的现象，这就又增加了就业的难度。第三，深化改革，必然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必定会实行企业破产制度，这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客观要求，但这一经济上的合理行为与减少失业的社会目标是相悖的。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吸纳失业人员是何等的困难！
3.失业者观念与现实难以协调。在一些城镇，尤其是大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有增长的态势。如上海，由于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上海对劳动力需求的总量也呈快速增长态势，而上海户籍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已基本稳定，上海劳动力市场基本上已是需求大于供给。目前上海户籍的社会劳动者人数为788万人，而上海全社会实际参与劳动的总量在990～1000万之间，可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非上海户籍就业者[12]。武汉市在1995年6月首次为下岗人员安排了一次供需交流会，进场交流的5000多人中，只有820人达成再就业意向；南京的一家餐饮店主动招收了数十名下岗女工，不到两个月竟全部走光。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有劳动力需求的空缺部分，怎么还会失业存在？这里就有一个观念问题。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不少人在较为优越的生产环境中工作了几十年，在下岗失业后，其寻找工作的方向仍然带有过去所从事的工作的影子。更希望找一份既轻松又体面的工作，甚至要求路途近、收入高。而外来的民工则不同，他们肯吃苦、能耐劳，在城市里，凡是“脏”“累”“苦”的工作，一般都是由外来民工在干。因此，失业人员的就业观念也往往会成为再就业的障碍。
五、解决失业的思路
为了解决数以千万计的失业人员重新走上新的岗位，1994年劳动部在全国30个城市实施了再就业工程。由于改革在不断地深化，结构调整加快，科技发展飞速，新兴行业的产生，所以对失业人员进行技能培训和就职训练、为他们创造一定的自身条件是完全必要的。然而，第一，再就业工程毕竟只能解决部分失业职工的就业问题；第二，企业制度的改革刚刚开始，不可能再重蹈“人浮于事，冗员沉重”的覆辙；第三，即使企业创办再多的服务性行业，难免又会走“企业办社会”的老路。由于数十年累结下来的过剩劳动力资源，使吸纳就业能力的不足形成了巨大的缺口，构成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潜在失业日益显性，农业剩余劳动力压力巨大。从这严峻的失业形势来看，要实现全社会的充分就业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有的就业政策，并对未来就业制度的改革作战略上的抉择。
首先，在宏观上要认真处理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与就业的关系。在保持经济一定增长速度的同时，解决好通涨与失业的适度平衡问题。对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所创立的定理对我国也是适用的。只是由于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无法计算出我国潜在的GNP水平、实际的失业率以及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但是，经济增长的速度、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肯定存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确能平抑通货膨胀率，但随之而来的是就业不充分。如何平衡这三者的关系，如何确定投资规模，形成合理稳定的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寻求新的就业增长点。这里，有三个方面值得一提，一是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二是发展第三产业；三是发展外向型劳务市场。
1.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说，是一个投资少，见效快，吸纳劳动力强的产业。如果投资1万元人民币，在第一产业可增加1个岗位，在第二产业可增加1.7个岗位，在第三产业可增加7～8个岗位[13]。仅此一点。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即可见一斑。此外，从第三产业所占GNP的比率来看，目前各工业国家多在50～60%之间，而我国仅为30%左右[14]。由于第三产业在于它的有机构成较低而劳动、技术、知识密集度较高，在同样的条件下比其他产业容纳的劳动力要多得多，因此，第三产业在我国的发展是有着极大的潜在能量的，它对于吸纳就业有着巨大的扩展空间。
2.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由于在“九五”期间继续要深化改革，加快国有企业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国有企业必然会有很多的富余人员需游离出来。同时，由于我国庞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稳定的政局，这一优势必然会吸引境外的资金涌入。此外，私营经济在我国的发展，仅仅是刚开始，从其现阶段表现出来的活力和发展前景，我们可以断定，今后这些类型的企业对城乡劳动力的需求是会与日俱增的。因此，有必要放宽对个体、私营经济、外资企业的一些政策上的限制，使劳动力合理地流向各种所有制的单位。
3.发展外向型劳务市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劳动力输出和资本要素引进方面已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是，凭借着我国在世界市场生产要素流动中的优势以及我国庞大的劳动力人口。我国在这一领域里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应该建立起国际劳动力需求信息系统，并逐步放宽对劳动力输出的政策限制，把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向外拓展，在引进国外的资本要素的同时，输出国内的劳动力，以缓解当前严峻的失业状况。
再次，应尽快健全社会的失业保障体系。在目前的形势下，如果说要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来解决失业问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然而，失业，对家庭、对社会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失业保障体系应尽快建立起来。针对现存的失业保障体制的弊端，应做到“一扩大，三统一”。即失业保障覆盖面要扩大、失业保障管理的系统要统一、失业保障的资金筹措要统一、失业保障资金筹措的渠道要统一。此外，对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者资格要作审定。
注释：
[1] 《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
[2] 《“'94社会热点研讨会”述评》，《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5期。
[3] 《上海下岗失业问题中的劳动供给分析》，《上海经济研究》1996年第12期。
[4] 《“九五”就业目标的确定》，《经济日报》1996年4月10日。
[5] 《对上海下岗人员的调查》均见《统计资料》1996年第27期。本文中凡属上海城调队的调查资料均来源于此。
[6] 《对上海下岗人员的调查》均见《统计资料》1996年第27期。本文中凡属上海城调队的调查资料均来源于此。
[7] 《上海市劳动力的余缺及其调整》，《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1995年第3期。
[8] 《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情况及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
[9] 《“九五”就业压力空前》，《中国市场经济报》1996年2月7日。
[10] 《再就业需各方合力》，《中国青年报》1995年12月25日。
[11] 《“九五”就业的确定》，《经济日报》1996年4月10日。
[12] 《上海下岗失业问题中的劳动供给分析》，《上海经济研究》1996年12月。
[13] 《解决当前劳动就业问题的探讨》，《汕头日报》1996年2月11日。
[14] 《再就业工程及其理论思考》，《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