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资讯学）史上的创新性力作——评马费成教授的专著《IRM—KM范式与情报学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范式论文,史上论文,力作论文,专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的LIS在中国港台地区被翻译成“图书资讯学”，在中国大陆地区则因为历史原因而被翻译为“图书情报学”。至于LIS中与Library相联系的Information Science则相应地被中国港台地区或大陆地区称之为“资讯学”或“情报学”，当然，中国大陆地区也有专家将其另行翻译成不同于“信息科学”（即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内涵体现为information studies的Information Science或者说就是Information Sciences）的“信息学”[1]。对于作为一个学科群的“信息科学”、“资讯学/信息学”以及直接发端于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中国情报学”三者之间内在关系的探讨，笔者已经在文献[2]中给予了详细阐述，在本文中笔者则还是习惯性地采用大陆过去的通行做法，通篇采用“情报学”这一翻译来意指LIS中Information Science。
自从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情报系更名为“信息管理系”以来，国内图书情报学界尤为关注对于信息管理或者说信息资源管理与图书情报学二者之间互动关联的探讨，而这种探讨伴随着之后的国内外学术界对于知识管理研究热潮的兴起，则更进一步地拓展成为对于信息（资源）管理（IM/IRM）、知识管理（KM）与图书情报学（LIS）三者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入探讨。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早在2003年就有针对性地对此重大学术问题立项了专门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IRM及KM范式下的情报学发展模式研究（项目编号：03BTQ012）”，以推动对于该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国家教学名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马费成教授等著的《IRM-KM范式与情报学发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正是该课题的最终成果。该成果最终被鉴定为“优秀”的国家社科基金科研成果，同时也被列入“武汉大学学术丛书”，并被评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它的公开出版，标志着一部在国内外情报学（资讯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性力作正式问世。
该书以库恩范式和科学共同体理论为工具，在揭示出IRM与KM各自的研究范式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从“范式”的角度对IRM、KM与情报学（资讯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厘清，并给出了清晰且科学的解答，依此，再进一步围绕情报空间模型理论这一创新观点，提出并深入阐述了KM范式下的情报学（资讯学）发展模式，为数字时代或者说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的情报学（资讯学）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路径。对于该书所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与突破，众多专家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地进行了专门推介，并给予了极高评价和推崇[3-6]，笔者在这里只是再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总的来说，相比较当前国内已有的同类型基础理论论著，笔者认为该书还具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特色。
1 将复杂的学术问题予以简明回答难在深入浅出
“一位教授在会上说，世上有四种老师：第一种是讲课能深入浅出，很深奥的道理，他能讲得浅显易懂，很受学生欢迎，这是最好的老师；第二种是深入深出，这样的老师很有学问，但缺乏好的教学方法，不能把深奥的学问讲得浅显易懂，学生学习起来就费点劲，这也是个好老师；第三种是浅入浅出，这样的老师本身学问不深，但却实事求是，把自己懂得的东西讲出来，这也能基本保证质量，也不乏是个好老师；最糟糕的是第四种老师，浅入深出，本身并无多大学问，却装腔作势，把本来很浅近的道理讲得玄而又玄，让人听不懂。那位教授说，他将老师这样的分析，一直铭记在心，告诫自己，切不可做第四种老师”[7]。其实，不光从大学课堂上的讲课角度能划分出以上“四种老师”，从纯粹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也依然能够划分出以上这四种类型老师。毕竟，越是在研究型大学，大学课堂上的讲课就越是与学术研究密切互动，甚至就是两者完全地融为一体。对照以上四种类型划分，我们不难发现，马费成教授所著的《IRM-KM范式与情报学发展研究》一书已经很好地向当前学术界展现出了什么才称得上学术研究之“深入浅出”，或者说，身为国家教学名师的马费成教授在其教学科研中的“深入浅出”。
情报学发展这一问题在国内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界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学理公案，对此，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梁战平研究员还专门撰文列举了困扰情报学未来发展的这数十年来的种种情报学争论之不同观点[8]。如此争论不休、纷争不断就好比“清谈误国”一般，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它对于情报实践的有效指导，使得身处科技情报工作一线的情报实践人员在面对当前情报学学科理论建设中所出现的以上“复杂化”局面之时，也不得不大声呼吁“做好科技情报工作的精髓是简单化”，强调“让本来简单的东西回归简单的面目”[9]。暂且先将情报学发展这一传统意义上原本就很复杂的老问题搁置在一边，单单就IRM范式与KM范式这两个新问题而论，同样是两个极为复杂的学术问题。IRM起源于包括工商企业、政府管理在内的多个不同实践领域，涉及众多学科领域并已经形成了通常所认为的系统学派、信息管理学派、记录学派这三大不同学派；同样，KM作为一个也是由众多学科领域交叉所构成的新兴地带，至今已经形成了通常所认为的技术学派、行为学派、综合学派这三大不同学派。在此背景下，尝试着去寻找和确定IRM与KM两个范式，并在此基础上更为深入地去探究IRM与KM范式与情报学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有关影响，其理论研究的复杂程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然而，《IRM-KM范式与情报学发展研究》一书却实实在在地做到了将此十分复杂的学术问题“简单化”，“深入浅出”地向我们展示了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将IRM-KM范式与情报学发展两者予以“无缝连接”的、高创新度的理论研究成果。
这部“深入浅出”类型的学术著作共分为11章，其研究内容划分为“范式理论——IRM-KM范式——IRM-KM范式下的情报学发展”3个阶段并涉及5个层面。具体地说，第1章“范式与科学共同体及其约定”属于有关库恩范式理论的研究，是第一个层面；第2章“IRM发展、沿革及整合”和第3章“IRM共同体及其形成”属于有关IRM范式的研究，是第二个层面；第4章“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热点对比分析”、第5章“国外知识管理研究结构分析”、第6章“国内知识管理研究结构分析”和第7章“知识管理研究范式探讨”属于有关KM范式的研究，是第三个层面；第8章“情报学的历史考查与定位”属于有关情报学理论的研究，是第四个层面；第9章“IRM和KM对情报学发展的影响”、第10章“情报空间的基本原理”和第11章“IRM-KM范式下的情报学基本定律”则属于有关IRM-KM范式下的情报学发展模式研究，是第五个层面。该书所推进的五个层面研究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而非简单的知识大拼盘或者说知识大杂烩；做到了层次结构逻辑严密、富有美感地将复杂深奥的问题及对其的探究予以了“可视化”，显示出该书具有求实求真的学术态度和厚积薄发的学术品格与质量。
2 走前人未曾走过的路贵在创新
笔者将该书具有的高度创新性列举如下几点。
（1）该书在确立IRM范式时，从其起源、发展沿革、学派、研究图景着手，鉴于奥地利格历茨大学的Christian.S在2005年利用SCI和SSCI的数据，通过引文分析法研究了IRM的研究维度和研究方法问题，该书对IRM特意不做类似重复性的研究，而是另辟蹊径引用有关成果来描述IRM的综合性和学科互涉，通过基本范例、技术工具、共同信念和价值实现这四个要素对IRM共同体的特征进行讨论，将这四个要素所组成的整体称之为IRM共同体的“共同规范”。尤其要提及的是，在确定IRM研究图景之时，该书十分精辟且系统地演绎出如下创新论断，即对于企业IRM来说，信息被看做商品或商业活动研究、发展和决策的资源，其所关注的是组织效率的提高和竞争力的提升，它的“价值增加链”可描述成：信息→知识→产品→利润/效率/竞争力。政府实施IRM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政务处理能力，加强与民众的沟通，它的“价值增加链”可描述为：信息→知识→交互服务→公信力。情报学界对IRM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对信息资源的整序、组织以及提供利用，它的“价值增加链”可描述为：信息→知识→理解→智慧。
（2）该书为了不进行重复性研究，对IRM范式的分析和确定采用属于定性的描述和推理型方法；对于KM范式的分析和确定则是采用属于定量的实证型方法。该定量方法的运用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独创出来的，即通过确定KM领域的高频关键词、揭示KM领域的研究结构、实施KM研究范式的分析，以此来遵循“点”、“线”、“面”三个层次的分析，步步深入到KM的研究内部，从而揭示出KM现阶段的研究范式。该书完全依靠自己实施的深入实证分析，判定出KM领域存在着三大理论基础并相应地具有三大学术流派，即信息技术学派、组织行为学派、战略管理学派，依此观点以实证的严谨方式再次验证了这之前理论界所通常认为的在KM领域中存在着技术学派、行为学派、综合学派三大不同学派。
（3）其他学科领域早已提出了有关“信息空间”、“知识空间”的概念及其理论，该书则是在国内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界首次全面深入地提出情报空间（即资讯空间）概念及其相应的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也即该书第9章第3节“情报空间——情报学的新透视”与第10章“情报空间的基本原理”），使得情报学（资讯学）已经具有了专门属于自己这一特定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高深知识，其理论创新意义不言而喻。
3 将已有学术思想深化与集成重在启迪后人
该书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在该项目立项以及该书问世之前，马费成教授就早已在国内学术界提出了众多有影响力的学术观点。例如，提出情报学的发展要沿着“知识信息的表达与组织必须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向认知层次的知识单元或情报单元转换”[10]这一微观深化发展道路前进。再如，指出了科技情报的基本属性所在，并归纳总结出了离散分布原理、有序性原理、相关性原理等来以此作为情报学原理[11]。又如，马费成教授在1998年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学信息离散分布的机理与模型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12-13]。该书的问世做到了既将上述个人的，更是将当前国内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界已有的重要学术思想予以后续深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集大成，这些工作主要体现在构成该书第五个层面的第9～11章。该书在有效实现以上“承前”之同时，也实现了“启后”，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真正做到了“独寻真知启后人”。例如，作为该书第二作者的宋恩梅博士沿着该书第9章第3节“情报空间——情报学的新透视”与第10章“情报空间的基本原理”所指引的学术方向，获得了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参与协作式情报空间的构建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0CTQ016）”的资助，从而对情报空间领域作更进一步的深化探究。
任何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要实现重大创新与突破，其实现难度都是比较大的。正因为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正式出版的有关情报学基础理论的论著其实并不多，除了由中国国防科技信息学会组织编写的5卷《情报学进展》[14]和拥有情报学国家重点学科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所组织编写的2辑《情报学研究进展》[15-16]部分地涉及之外，在该书正式出版之前国内情报学界总共才新编写出版了3部署名为“情报学”的纯粹的基础理论论著（含2部教材），分别是《情报学基础教程》[17]、《情报科学理论》[18]和《数字时代情报学理论与实践》[19]。此外，还新编写出版了1部署名为“信息学”的专业教材[1]。然而，实践发展的有效指导和专业教育的客观需求都呼唤基础理论能有新的突破，在这种情况下，该书的问世弥显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讲，该书作为一部纯粹的、专深的基础理论学术专著，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论的论著或教材，其出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国内情报学（资讯学）史上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集大成之创新性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