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文化、多民族的世纪：日本文化的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民族论文,走向论文,日本文化论文,世纪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文化、多民族时代的到来
21世纪的今天，我们处于全球化的汹涌浪潮之中。最近，随着信息处理技术和通信手段的迅猛发展，全球规模的信息网络业已形成。凭借这一网络，国际金融经济在世界上长驱直入、瞬息万变。这一庞大的国际金融经济向何处发展是一个大问题。它的规模相对于实体经济（贸易和直接投资额）1日10亿美元的单位量， 已达到以兆（美元）为单位的数量。
这一国际金融经济大大逾越了国家的疆界而自由发展，甚而已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基础。它既是全球化的典型事例，又是现代社会正从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业社会转变为信息化社会的标志。
然而，要是认为全球化仅仅意味着世界的同质化和标准化，那是错误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它使以往相对处于孤立状态的非西欧国家和地区，被强制性地拉入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之中。其结果，每一地区独自的社会文化都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这样，比起世界的同质化，更能促进各个地区的个别化和多样化。
确实，20世纪社会经济现象的特征之一，是高精尖、高难度技术的发展。然而，能够享受其成果的只是以西欧为中心的所谓先进国家。另一方面，西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令人瞠目，年人口增加率超过3%，而欧美、日本等先进国家的年人口增长率， 只不过是0.3%。这样下去，到2010年前后，先进国家的人口约13亿， 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则要达到59亿。世界的粮食生产、谷物生产、肉类生产将都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在不远的将来，地球上将发生粮食危机，世界上明显地分为“饱食地区（国家）”和“饿肚地区（国家）”。
《全球化——地球文化的社会理论》（1992）一书的作者罗伯逊（R.Roberson）也很重视全球性的区域多样化趋势，提出了“全球地区化（Glocalization）”这一新概念。他强调， “将有许多人在考虑全球的同时也考虑地区，并付诸行动”。同时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全球地区化”，即全球化时代的地区化现象成为世界潮流的背后，各个地区或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近来正日益明显。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两点：
其一是，帝国的崩溃。20世纪被称之为“帝国崩溃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俄罗斯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相继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法国等殖民地帝国退出舞台，近来苏联邦这种帝国也崩溃了。原先的帝国具有把许多民族容纳在其广大版图中的机制。它靠着权利和意识形态，压制诸民族的独立。这些帝国一崩溃，其国内的诸民族马上要求自立自决，强烈提出各自的主张。各民族的主张是建立在自己与众不同的传统价值观基础上的，因而在民族和民族、民族和国家之间，产生了深刻的裂痕和纷争。如波斯尼亚和车臣的悲剧、非洲的部族纠纷、巴勒斯坦和斯里兰卡的民族矛盾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二是，贯穿20世纪的世界指导理念——西欧近代主义的地位，时至今日已开始大大动摇。西欧近代主义坚信“不断发展和进步”，它一直为工业化的进步和以西欧为中心的近代世界体系所支撑而发展至今。然而，由于现在工业化的停滞、殖民地的独立、新兴工业国的出现等，西欧近代主义已经失去依托，日薄西山。西欧近代主义原本是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督教的世界观为思想基础的，所以将世界视为一个体系，认为最终将基于西方理想普遍实现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主义、市场原理等社会文明。实际上，美国和西欧诸国现在依然站在类似的立场上，维护他们的利益。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是，这样的西欧式文明未必具有全球规模的普遍意义。例如，关于个人自由、人权同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以及对以自由竞争为前提的市场原理的接纳等，非西方国家的想法未必与西方相同。关注这一西方与非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即文化上的巨大差异，阐述多文明时代到来者，是《文明的冲突》（1996）的作者S·亨廷顿。
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政治前所未有地多极化、多文明化”。因此，国家之集团归类的重要依据不再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而变为同人们的主体性有关的文化和文明。“在这新的世界中，地域政治是以民族为中心的政治，世界政治是以文明为中心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将取代超级大国之间的抗争而频繁发生。”亨廷顿的预言具有多少程度的准确性另当别论，21世纪在帝国崩溃、西方衰退的旋律中，迎来多文化和多文明的时代，这是确凿无疑的。
日本文化的特征——接受、蓄积型结构
在这一多文化和多文明的时代，日本文化、日本人该怎样应付，如何生存呢？就结论而言，我的想法如下：日本列岛位于亚洲大陆的东边。自绳文时代以来，各种各样的文化通过南北干道纷纷传来，在岛国堆积着。它们互相交汇、互相融合，形成了多元的和多重结构的日本文化。由于这种被称之为接受、蓄积型的文化特征，日本是有可能灵活地适应各种文化和文明的。即日本文化具备容易适应21世纪多文明社会的优势，我们必须好好认识这一点，选择面向新时代的行动准则。
回顾历史，看看日本文化是怎样具有多重结构的。根据最近三内丸山遗迹的调查结果等，正如迄今为止人们所认为的，构成日本文化最底层的是绳文文化。它是内容非常丰富的文化，主要分布在东日本的落叶阔叶树林地带，充分具有北方文化的诸特征。例如，在抗风寒的竖坑民居中休养生息、使用深钵陶器和弓箭狩猎等。可以认为，绳文文化与东北亚的农作物文化是建立在相同的文化生态学基础上的。
然而，绳文文化前期之后，随着气候的暖化，来自中国大陆南部温带长青树林带的文化影响日益增强。这时日本开始使用漆，南方的半栽培植物和作物也出现了。绳文时代晚期，以西日本为中心开始犁田农耕。与此同时，茶、麦酒、纳豆、糯米性食品、丝绸等物品，歌会（青年男女唱歌跳舞求婚）、芋祭等习俗、山神天堂的信仰、以天之羽衣为首的传说等，这些深深印刻在日本传统文化中的温带长青树林文化的诸多特征，已经在日本列岛的文化中扎下根来。
从绳文时代末至弥生时代初，稻作文化传播过来了。水稻耕作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它早就在长江下游一带发展起来。稻作文化主要是经由朝鲜半岛中南部传到日本列岛的。这与起源于中国东北部的青铜器文化的流向重叠。此外，还有从长江下游直接传来九州或从南方各岛流入的通道，因此稻作文化的传来有南北多种途径。
其中，沿着北方主要通道与稻作文化一起传来的青铜器文化中，将“镜与箭”作为权利的象征。可以认为，建立在此基础上新的政治社会统一原理，首先传到北部九州，随之催生了初期的小国家群。尔后到弥生时代后期，从中诞生了邪马台国。
从此，日本列岛进入了国家形成阶段。从4—5世纪到6—7世纪，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不断传来新文化。以制陶、纺织、制铁、金属加工、农业、土木等技术为首，新的信息和思想源源而来，由此形成了以天孙降临神话为主，在许多《记纪》神话中所象征统治的意识形态，并出现了由巨大的古坟建筑所显示的强悍的政治权利。另外，随着文字和佛教、道教等新的宗教思想的传来，引进了都城制、官僚制等制度和史书的编篡，以及律令等法律体系。到8世纪初， 古代国家的体制业已完备。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国家体制中君主的作用等重要问题上，大刀阔斧地改变了作为范本的唐令。上山春平在《湮没的巨像——试论国家》（1977）这部著作中，认为中国的“皇帝”以对上界的神负责的革命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前提，而日本的“天皇”本身是神，是上界的神降临地上的子孙，是同革命哲学完全无关的存在。而且，日本创造了唐令中没有的太政官，它是最高的协议机构，代替天皇行政执法。与此相并列，还设置了神祗官这一职务。作者指出，这是非常重视天皇的祭祀作用的表现，有关更改君主作用令制的最重要之处正在于此。由此可见，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并加以日本化的改造，在古代国家形成时就已很明显地进行了。
即便接受佛教也同样如此。原先印度、西藏的佛教中没有“每个人（众生）都具有佛性”这一如来佛的思想，然而它一传来就受到重视。这是因为它同日本在佛教传来之前就有的，认为树木、岩石等所有东西都有灵性的万物有灵论不谋而合的结果。另外，日本利用从中国传来的汉字，创造了所谓的万叶假名，并逐渐简化，形成了美丽的假名文字。发生于9世纪前后，这一文字的日本化过程是确凿无误的。从9世纪到10世纪，外来文化的诸要素开始本土化，从而形成了日本文化的雏形。
当然，这以后外来文化仍以各种形式影响日本列岛，但日本文化每次都积极汲取它们的精髓，经过提炼、融合，煅造了日本文化独特的丰富内涵。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日本文化是接受、蓄积型的，它具有适应不同文化的灵活结构。
21世纪日本文化的走向
21世纪是众多民族文化对立，发生文明冲突的多文化、多文明时代，是后工业的信息时代，同时也是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地区差别进一步扩大，粮食危机和地球环境问题等日益严重的时代。身处这样的时代，具有多重结构的接受、蓄积型日本文化，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为了思考这一问题，必须弄清楚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日本文化的诸特征。
首先从西欧与亚洲这两大文明间的对立来思考。西欧同西亚（伊斯兰圈）是一神教文化圈，而包括日本的东亚和南亚社会则是多神教的世界。从结构上看，多神教文化的价值轴比一神教要多，因此适应多样性文化的可能性也大。尤其是更多留有神道等万物有灵论传统的日本，它的适应性显得更大。从日本文化传统的价值观来思考，形成日本文化接受、蓄积型特征的，是日本人源远流长的美意识——并非美学，它多半是“全部妥善接受为佳”的行为上的美意识。我认为在出色融合各种外来文化要素，并经过提炼使之日本化的文化行为深处，潜藏着这样的美意识。这也是与传统的“和”的精神相通的。
然而，这样的象征“和”的行为美学，既有优点，也伴随着缺点。最大的缺点是，厌恶个人突出于集体。因此容易压制直截了当和与众不同的发言。金融机构的“押送船队方式”所代表的“顺大流安全”的行为方式屡见不鲜。终身雇佣、年功序列所象征的日本式经营，也是源于以尊重“和”为中心的类似的机制。它固然能够适应重在整齐划一、规格统一的工业社会，但不能很好地适应要求多样化、个性化的后工业的信息社会。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缺点，但由于接受、蓄积型文化拥有容纳各种异质文化，并对其进行调整、最终妥善接受的多样性价值坐标，所以要是好好选择这些价值坐标，创造新的价值体系的话，日本文化是十分可能适应文化和文明相互对立、相互抗争的多文化和多文明时代的。
例如，关于民族和文化的冲突问题，首先必须承认和宽容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传统价值体系。因此，各种文化不仅相互之间要有正确的历史共识，而且为解决地区差别和环境问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克服近代国民国家的本国利益主义这一国家的自私心，这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对近代国家的共同形态——从上世纪末开始在世界普遍建立的国民国家的框架，必须重新审视，探索其新的改革方向。
在这面临若干价值体系，或曰行动规范的选择之际，当前最重要的一点是，将实现多文化和多文明的“协同和调和的哲学”作为基础，取代基于竞争原理试图构筑一元文明的西欧近代主义“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思想”。日本文化根植于“和”的美意识，具有接受、蓄积型的多重结构，选择这一“协同和调和的哲学”为思想基础，真是求之不得。
但是，日本文化吸收新文化，历来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将其日本化。而且，以往都以中国或西欧等为楷模，一面借鉴、参考，一面进行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积累和融合。所以，必须承认日本文化被动接受的能力强，而主动输出的功能相对较弱。
21世纪到来之际，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世界上文化和文明不断冲突、地球环境日益恶化，人类社会朝着后工业化的信息社会急速迈进。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日本文化对新时代的适应是没有时间余地的。而且，像当年中国和西欧那样的文化楷模已不复存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新的价值坐标，并向全世界阐明这一新的价值体系的特点和趋向。
如前所述，日本文化无疑存在着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的特性。我们要坚定信心，在21世纪的新时代进行必要的选择，向全世界强烈呼唤“协同和调和的哲学”，宣扬它在新价值体系下的重要意义，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摘自日本《NIRA政策研究》1999年（12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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