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发展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一世纪论文,发展战略论文,社会发展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发展是在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发展成为一种概念一种政策的。
在人类历史的这个时刻，必须要有一套雄心万丈，包罗万有的社会发展设想。
——摘自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临时
议程项目3
发展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自5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过程的深入和复杂化，各学科也都把自己的视点聚焦在发展问题上。《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文化学》、《发展战略学》、《新的发展战略》、《人的现代化》、《发展哲学》等著作层出不穷。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刘易斯“二元结构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以及“满足基本需求的发展战略”、“随着增长的再分配战略”、亨廷顿的“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发展目标”各竞一时之秀。同时各国和国际社会纷纷成立了发展研究机构：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发展研究所、世界发展研究所都是颇具影响的研究组织。
近三十年来，发展问题更成为联合国关注的重心，在60至80年代联合国大会先后通过了“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年）”和“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年）”国际发展战略。进入90年代社会发展的新十年中，联合国对发展问题的关注更加广泛和深入，现已先后召开了“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世界人权会议”、“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全球会议”、“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与此同时，联合国各机构和计（规）划署也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开展了多种研究。如基多的“综合发展观”专家会议，北京的国际社会发展研讨会，开发计划署对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合作的促进，环境规划署对环境科学、环境教育、环境方法的推进，教科文组织对发展的研究和规划，都在世界范围内增强了社会发展意识，深化了社会发展理论，明晰了社会发展战略和政策。
发展，是一种现实的世界性运动；发展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世界性“显学”；发展战略，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在日益完善的深入探讨。可以说“发展”范畴是20世纪后后半期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这一切促使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地思考一个问题：近年来，在国际社会范围内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发展战略有哪些新的转变和进展？这些转变和进展从理论和战略上对我们的发展事业有哪些借鉴和启示。
总结几十年来，国际社会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我们认为有以下五个方面的重大转变和本质性进展：(1)从简约的经济发展到综合的社会发展；(2)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到人为中心的发展；(3)从追求一时繁荣的发展到可持续的发展；(4)从被动依附性发展到开放促进内源发展；(5)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到全球发展。
借他人之镜照自身之影。分析、研究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上述转变的现实原因和转变内容，对于我们开展发展理论研究和制定发展战略，以引导我们的发展实践是不无益处的。
一、从简约的经济发展到综合的社会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新独立的贫穷国家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落后，产生了追求经济增长的迫切愿望，工业国面对战后的物质匿乏，也想加速经济发展。于是面对发展现实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政策的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在沃尔特·罗斯托、威廉·刘易斯等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看来，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经济馅饼不够大，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必须把蛋糕做大些。”罗斯托直言不讳地说：他关心的是经济增长而不是其他。刘易斯在其煌煌巨著：《经济增长理论》中也是探讨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在罗斯托、刘易斯、罗森斯坦·罗丹、艾伯特·赫希曼等人看来：发展含义最基本的就是经济增长，而要实现增长就要深入贫穷国家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发现经济滞后的原因与寻到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罗斯托在1995年提出了经济发展分为“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做准备阶段”、“起飞阶段”、“加速阶段”、高“消费阶段”的经济发展阶段论。1975年他又加上提高生活质量阶段。而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起飞”动力不足，“这就好比一架飞机，在刚起飞时需大量能源和技能。”所以，罗斯托注目的重点是怎样使第三世界国家进入起飞阶段。
刘易斯则从结构主义的视点指出了第三世界国家是农业经济占绝大比重、工业经济比重轻的二元经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后备着无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在刘易斯看来：第三世界国家为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寻到出路，完成二元经济向工业化的转化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罗森斯坦·罗丹看到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的马太效应。发展中国家虽然想尽力赶上发达国家，可现实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却是越来越大。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美国、日本、德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增加几千甚至上万美元，而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值增长才不过几十美元到几百美元。所以，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要有超常发展的全面“大推进”战略。
针对这种“大推进”战略，艾伯特·赫希曼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发展中国家本来资金、技术就不足，怎么可以支撑经济的全面的超常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只能采取非均衡政策，根据各国不同的历史条件，确定出经济的主导部门，并通过主导部门的发展带动与其密切相关的前向部门与后向部门的发展。
对于如何实现经济增长，除了上述理论和战略外，还有开拓国内市场的“进口替代战略”、吸收国外资金技术的“开放战略”、稳定和优先农业发展的绿色革命战略……。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理论和战略确实都源于发展中国家的某些现实情况，都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某些真实问题，也包含着各自的真理性。但所有上述理论和战略又都有着共同的片面性：即这些发展观和发展理论都假定了发展的基本含义和主要目标是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缓慢，而开出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所有处方又都是“经济药方”。
人们所以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目标，并以经济手段做为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是因为人们心中有一个假设：“只要把经济馅饼做大，商品生产丰富，其他问题就会自然而然解决。经济馅饼、商品生产自然只能以经济手段来做。”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事实促使人们对这种简约化的经济发展观开始了怀疑和反思。
单纯的经济增长是否等同于发展？
单纯以经济方式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社会发展？
之所以产生怀疑与反思是基于以下事实：
在60年代确实有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单纯的经济方式加快了经济增长速度，就第三世界整体来说，也达到了发展机构所设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5%的指标。然而仅有经济增长而没改善第三世界国家千百万人的生活状况，甚至经济增长却带来了种种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和灾难性后果。
例如：60-70年代巴西经济增长率很高，一度甚至超过了欧共体的经济增长率，跻身工业十六国，可谓经济起飞神速。但到80年代，巴西为经济起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农民极度贫困，社会两级分化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反对派遭到血腥清洗，巴西一亿三千万人口中有七千万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①正像巴西总统自己所说的：“巴西经济很好，但巴西人过得很苦。”②人们看到了巴西不过是一颗经济慧星。
再如，随着1973年前后石油价格的上涨，伊朗的工业化得到了加速的发展。从60年到70年代之间伊朗的人均国民产值增长了10倍多。这真是一个经济起飞的神话。但是，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执政者们的欲望也在膨胀，巴列维要做20世纪的“传奇英雄”，伊朗要做军事强国，在经济增长后每年竟要支付一百七、八十亿美元购买军火。同时，把大量资金耗费在建修德黑兰地铁之类资金密集型大项目上，导致统治阶层中间普遍的贪污腐化。伊朗的新财富，不仅没有促使伊朗社会的进一步稳定，反倒使本国大多数人民不满。人们觉得国家的财富正在为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所垄断。加上巴列维没有很好处理与宗教界的关系，结果爆发了长达一年之久的示威和暴乱。原来95%拥护巴列维“现代化”的人们反转来推翻巴列维和他的军队。伊朗经济起飞后又猝然而止。伊朗的事实，被学者们称为“一个经济神话的破灭”。
更令人深思的是巴基斯坦。在60年代，巴基斯坦的工业化进程相当迅速。然而该国工业化大多集中在西半部，东部获益甚少。东部人们认为，西半部是用牺牲东半部利益的办法来发展经济，引起东部强烈不满。结果发生内战，该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出现了孟加拉国。以后，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孟加拉国，政治上一直动荡，经济没有起色。这是一个不幸的结局。
不论是巴西这颗闪烁的慧星、伊朗这个破灭的经济神话，还是巴基斯坦分裂的不幸结局，都引起人们的思考：经济增长并不是必然带来人们普遍的福祉，它可能引发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腐败、政治动荡。学术界与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有增长无发展，甚或称为恶的增长。许多学者甚至提出了经济增长早期阶段与社会发展的负相关。西蒙·库兹涅茨就提出：经济水平很低的国家向中等经济水平发展时，经济不平等最初是增大的，然后到经济发展达到更高水平时，这个不平等才会缩小。L·阿德尔曼进一步论证：经济增长率和收入分配之间也有一种明显的互否关系：“较高的工业化程度、农业生产高较快的增长，以及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都会改变收入分配，使其趋向有利于高收入集团，而不利于低收入集团。相对看来，经济发达进程的动力作用总是不利于贫困者；经济发展成果的主要收获者总是中产阶级和最高收入集团。”③
正是有增长无发展、恶的增长、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不一致及负相关的现象和理论，激起众多学者开始反思“发展观”。在反思基础上鲜明提出“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明确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如果这三方面都已不是很严重了，那么就这个国家而言，无疑已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了。倘若这三个中心问题中的一个或两个更加严重，特别是三方面都更为恶化，那么把这种结局称作‘发展’就是一件怪事，即使人均收入业已大幅度提高。这方面当然也适用于将来。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④波士顿大学教授、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也要求“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若按总增长率来衡量，则发展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若是按工作、公平和消除贫困来衡量，发展则是失败的或仅仅取得了局部成功”。⑤
西尔斯主任和斯特里登所长明确区分了“增长”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发展与增长的区别正在于“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活动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⑥“发展是应该被看成是复杂的多元化的：经济的、社会的、科学的、文化的……它必须具有一种综合的特点，即包括社会生活的多种表现形式，并符合置根于各国人民的历史财富的道德的和文化的目的。”⑦“现在多重目标已经替代最初单一的中心，要更广泛地理解发展历史中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之间鲜为人知的相互作用。”⑧不论是“多维过程”、“完整现象”、“复杂的多元化的综合特点”，还是“多重目标”，都强调了发展的目标、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多因素的整体。
这种认识在联合国委托举行的基多“综合发展观”专家会议上得到共识：弗朗索瓦·佩鲁在总结报道基多会议的《新发展观》一书中指出：发展观的深化还不止在于承认发展目标、发展过程是综合的，更在于新发展观确定了发展多重目标中的基本目标，确定了发展过程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性。
在演讲发展多重目标的基本目标时，西尔斯指出：减少贫困、增加就业、促进平等应该是发展的三个最基本目标。英国学者肯特大学教授A·P·瑟尔瓦尔认为在发展的概念中，必须包含各个社会主要追求的经济和社会目标的价值。在迄今为止的各种发展定义中，古莱特(Goulet)的定义或许是最好的。他从很广泛的角度定义发展，并且指出了发展的三种基本要素或核心价值，即“生存(life-sustenance)自尊(self-esteem)和自由(freedom)。”而“生存与基本需要的满足有关……任何国家如果不能为全体人民提供住房、衣服、食物和最低限度的教育等基本需要就不能认为是十分发达的。发展的主要目标必须是使人民摆脱原始的贫困，同时提供基本需要”；“自尊和自重与独立意识有关”，任何国家如果受到它国的剥削，没有能力和权力与其他国家平等地相处，就不能认为是十分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为自尊而追求发展，以消除与低下的经济地位相联系的被统治的依附的意识；“自由关系到‘贫穷、无知和卑贱’这三个祸害，使人民能够更加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人不能选择就没有自由；人们如果受到仅能维持生存的生活的约束，没有教育，没有技能，也就没有自由。物质上发展的好处在于它普遍地扩大了个人和社会选择的范畴。”⑨
不仅发展经济学家、发展社会学家参加了关于发展目标的讨论，而且发展政治学家、发展哲学家也积极参加了发展观讨论。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发展应该包括五大目标：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⑩另一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则指出：“政治经济增长、发展、现代化、进步，不管如何称呼，都包含着由四个因素支配的积极向前发展的运动，即包括四个变量：两个政治变量，两个经济变量”。“两个政治变量(1)政府能力（或权力），(2)人民参政情况（或民主化）。这两个变量也叫作两个“p”（因为权力power，参政participation，这两个词都以字母“P”起点）。“两个经济变量是指经济的增长和分配，或者是财富和福利。它们叫做两个‘W’（因为财富—wealth，福利—weiface都以字母‘W’起头）。”(11)
在这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亨廷顿与阿尔蒙德不但确定了发展过程包含多种因素互相作用，他们还特别提出了发展诸目标之间复杂关系，诸因素之间作用的复杂性。亨廷顿、阿尔蒙德都指出：发展诸目标、诸因素之间的关系真正是一种矛盾的辩证关系：诸目标诸因素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完整的发展过程、演进，才能有完整的发展目标的实现。但又不可能“所有好事一起发生”。确有一些国家在某些个目标上取得了进展，但在其他目标方面则失败了。甚至出现增长与公平、速度与稳定目标之间两难选择的境地，出现速度与稳定性悖论现象。这就要求人们要擅于从多重角度、多顺序角度合理平衡发展各目标的顺序，合理平衡发展各因素的作用。亨廷顿、阿尔蒙德从此又深入到对发展顺序和发展战略的研究。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发展理论本身就是发展的。它有一个从简约的经济发展理论到综合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化。
之所以从简约的经济增长转化为综合的社会发展不仅因为没有教育、文化、政治、社会诸方面与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将陷入无序和危机。还在于没有教育、文化、政治、社会诸方面的发展做坚实基础，根本不会有真正的经济增长，根本不会有真正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极容易把产值增加等同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而产值的增加是可以凭多种方式实现的：高投入、高消耗、高产出，短期粗放数量型经济也可以把产值一时搞上去。人们都知道物质生产必须有五大有形投入：土地、能源、资源、劳动、货币。除了这五大有形投之入外的科技文化投入则是无形的。现代生产应该是降低有形投入，提高无形投入的生产。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生产过程中的科技贡献率占70-80%，而我国只占20-30%；也就是说我国单位产值的资源、能源消耗是发达国家的2-4倍；劳动力投入与货币投入是发达国家的6-8倍。说得更明确些：土地、能源、资源、劳动、货币这五大有形投入低水平的变成产值，实质上是把成本形式转化为产值形式，并没有创造出多少经济剩余。现代生产的经济剩余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科技贡献率、提高管理效益、提高产业结构、提高国家经济质量实现的。换言之，没有劳动生产率、科技贡献率、管理效益、产业结构、国家经济质量的提高做基础的产值增加，只能是高投入、高消耗、高产出模式增长产值的结果。而这种模式实现的产值增加不但不能持久，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经济发展能力，还会因过度消耗土地、资源、能源、劳动、货币为将来的增长和发展制造障碍和陷阱。
现代经济发展的事实已不可争辩地证明：要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就要为其寻找真实的动力和坚实的基础。这一真实的动力和坚实的基础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科技贡献率，提高管理效益，提高产业结构，提高国家经济质量。而这五种提高靠什么？只能依靠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依靠的是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社会发展事业的发展。社会整体素质提高和社会发展事业的发展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真实动力。在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上，韩国总统金泳三和日本代表在演讲中都强调：向科学、教育、文化的投资才是真正的向经济投资，社会发展事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持久而凝重的基础，这是很有见地的。
当前，在我国说“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条件，人们很好接受，但对于“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真实动力和坚实基础，人们则理解不深。人们往往认为社会发展是无形的长时期的软事情，只有抓经济才是短期见效的硬任务，纵观近些年国际社会发展实践和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我们应认识到不论从社会发展综合目标角度还是从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真实基础角度，都需要实现从单纯经济增长向综合社会发展的升华。
二、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现代西方社会首先表现为庞大的资本世界和商品堆积。面对金融巨资、商品充斥，一些发展中国在发展初期，首先感到的是货币紧缺和商品匮乏。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决策层和普通人自觉不自觉地首先把注意力放在积聚货币资本和增加商品上，自觉不自觉地在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上陷入了见物不见人的一时之偏。这种一时之偏，有三种具体表现：在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关系上，人们往往只重视货币资本；在商品价值与人的价值比较中，人们往往只注重商品价值；在发展内容方面，人们又往往只重视经济物的发展，而忽视人的发展。
勿庸置疑，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是发展中国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资金紧缺，经济拮据，所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时要通过储蓄或是通过外债积聚一定量的资本。但是，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曲折经历启示给人们：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或通过进口替代战略提高了储蓄率或大量举借外债准备了经济发展资本，结果是有的国家经济成就平平，有的国家虽经济一时发展又猝然中止，还每每陷入债务危机。应该看到60-70年代，亚洲“四小龙”在迅速发展经济初期所借外债与拉美一些国家比起来是很少的，为什么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得到了持久稳定的发展，而拉美一些国家却陷入停滞呢？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亚洲“四小龙”重视人力资本、充分发挥人力资本效益却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韩国总统金泳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都多次指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发挥人力资本效益是该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说得深刻：“人们普遍认为，国家贫穷主要是因为它们极端缺乏资本，而且，追加资本正是它们更迅速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我认为，仍然需要重视资本的特殊类型方能求得这种协调。向这些国家提供的新的外国资本通常被用于建筑物、设备，有时也被用来购置存货，而一般不被用来增加人力投资。因此，人的能力没有与物质资本齐头并进，而变成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12)而“采用和有效地利用优越的生产技术所要求的知识和技术，也就是我们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最有价值的资源，在发展中国家里是最为缺乏的。”(13)
所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有完整的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统一的现代资本概念，要充分认识到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是物力资本实现和发挥效益的基础；货币资本要求具备现代经济决策能力的人去运用；机器要求熟练工人操作和修理，现代农业需要有文化的农业人口，现代化服务业如银行、保险、旅游要求有计算能力的人快速准确地进行计算。我们说，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是最关键的因素，这是从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的关系角度，强调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中心，是从以发展的客体为中心转变到以发展的主体为中心的第一点表现。
从以发展的客体为中心到以发展的主体为中心的第二点表现是发展目标、发展价值的转移。在发展过程中，人们只见物不见人或多见物少见人时，发展的重心自然是落实在GNP增长，物质丰富上。而当人们把发展的重心放在客体之上时，人们自然容易对于客体的发展给出各种指标而忽视了人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指标。更为严重地是在发展过程中甚至发生手段与目的倒置的现象，发生把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的情况。例如巴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只重增长不管分配，结果把广大人民群众排斥在“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好处之外”；“拉大了社会的不公平”。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了片面追求产值肆意破坏环境、榨取自然，让工人们在缺乏起码的劳动保护条件下从事危险生产，大量制造伪劣商品直接损害消费者利益乃至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凡此种种，都是发展重心的倒置和发展价值的错位。
实质上，客体的发展、物的发展只是社会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主体的发展、人的发展的手段和条件，而人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这正象罗马俱乐部主席奥尔利欧·佩切依奇所指出的：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的发展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与其他方面的发展或目标相比，他应占绝对优先的地位。针对一些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度出现的主体与客体倒置和人与物价值错位现象，联合国一系列社会发展文件中特别强调了以人们为中心的思想。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年）”中指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所有的人民能更好生活提供日益增多的机会，其实质就是对收入和财富实行更平等的分配，以促使社会公正和生产效率，提高实际就业水平，更大程度地保证收入并扩大和改善教育、卫生、营养、住房、社会福利设施，以及保护环境。因此，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变迁必须同迅速的经济增长并驾齐驱，而且应切实减少现存的地区、部门和社会内部的不平等。这些目标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最终结果”，“因为它们应被看作是同一动态过程的合成体”。在“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临时议程项目3”中强调：人类既是发展努力的目标，也是发展的动力。它代表着从以商品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转发多至以人为中心的战略。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宣言和行动纲领”指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框架”。“人民是发展中心，我们的经济要更有效地为人的需要服务”；显然，不论在发展过程中还是在分享发展结果时，真正的发展都应将人民置于价值的中心和参与的中心。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包括着人自身的发展和为人的发展提供保证条件的社会各各方面发展两个方面。从以发展的客体为中心到以发展的主体为中心的第三层涵义，是指人的发展的主要内容。在见物不见人的偏见下，人们往往只强调社会客体方面的发展重要性，而忽视了人的发展的重要性。实质上，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与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14)对此，阿历克斯·英格尔斯早在70年代就指出：“一言以蔽之，那些先进的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的心理、态度和行为，都能与各种现代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真正能够得以实现。”(15)“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16)进入90年代，印度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现为哈佛大学教授的阿蒙加·森指出：我们的发展目标应该是人们能力的增强，而不仅是增加人均产出。而这里所说的能力则是广义的，它包括既具充足的收入购买食物、衣物和房屋，享受世界知识和信息，同时又能参加文化生活，参与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等。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开斯·格瑞芬教授认为阿蒙加·森教授将发展的焦点放在能力上是对发展研究的一大贡献。
总结以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发展是人的素质的提高和各种能力增强，是“人在各个生活阶段上的发展，以及个人、社会和自然之间某种和谐关系的构成，保证人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而又不使社会或自然受到损害、掠夺和破坏。”(17)具体说，人的发展就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满足人的基本的合理需要；二是人的素质的提高；三是人的潜力和能力的发挥。而人的基本的合理的需要是多层次，但基本上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可用生活质量指标来衡量。人的素质提高则包括人的健康素质、心理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现代人格。而人的潜力、人的能力则是指人们认识、理解、有意识地合理影响和规划现实世界的变迁能力和认识、理解、有意识地合理调整自身变迁的能力。这些能力又表现为思维的创造性和实践的创造性。这就是人的发展的主要目标。现实与道理是再浅显不过的：如果在发展过程中不能满足人民的基本的合理需求，一个民族不能生成为现代文明主体，一个民族不能提高自身的精神创造性和实践创造性，即使货币充斥、商品堆积、广厦林立、也不是真正的发展。
三、从追求一时繁荣的发展到可持续的发展
当把注意的焦点放在经济产值和商品增加上时，人们合乎逻辑地必然要陷入一种高投入、高消耗的短期行为。于是人类的环境问题在60-70年代愈来愈来越突出。
突出的环境问题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人口压力，全球人口的急剧增加与地球的承载能力矛盾越来越突出。当今，全世界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计有10亿余人，生活在贫穷线下，估计每年有1300万到1800万人死于与贫穷有关的原因。如果当前的经济与人口趋势继续下去，遭到赤贫的人口在一个世代中会增加四倍。资源过耗与环境污染，工业化在全世界的加速扩展，大量消耗了地球不可再生资源。同时，工业废弃物造成的水、空气、海洋污染日益严重。从生态学的观点，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以往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的自然资源绝不仅仅具有经济资源的价值，自然资源、地表环境同时是大生态系统的内在组成部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是对人类生态系统的破坏，将造成生态系统失衡。而生态系统的失衡将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维持。
生态状况严重关涉到人类的生存和维系，这是20世纪环境问题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环境问题的全球性。由于经济的一体化、信息的同步性、特别是人类实践活动作用于自然的广度与深度空前提高，越界污染、共同受损已是屡见不鲜。
第三个特点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不可逆性。虽然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人类活动就带给自然正效应与负效应双重结果，环境污染就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产物，但直到中世纪，由于人们生产手段的相对落后、实践活动作用于自然的深度与广度的相对有限，人类对大自然的损害与污染，可以通过自然界自身的净化活动加以解决。而进入20世纪，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度与广度的扩展，人类带给自然的一些损害与污染不但大自然自身难以净化，就是人类也难已治理恢复。20世纪的实践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不可逆的性质。
面对着20世纪环境问题的新特点，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做出了新的思考：
第一，不能狭隘的只从环境保护角度来看待环境、生态问题，必须从人类生态学的大视角清晰地认识到环境与生态问题是关涉到人类可否维持的大问题。
第二，不能只从各国局部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来处理环境、生态问题，环境、生态更是全球一体化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认识到：每一个国家自身都不能解决环境问题，只有携起手来，我们才能成功。
第三，不能就环境治理来治理环境，必须把环境与发展统一起来思考。由于20世纪环境问题、生态破坏主要是产业革命以来“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造成的。而且20世纪的环境问题和生态破坏还带有不可逆性，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寻找新的环境与发展模式；抛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校正过程优于校正结果”。把防止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放在第一位。质言之，“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这一进程来考虑。”
遗憾地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投入乃至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基本上是不计自然成本的。这是把环境与发展割裂的一大弊端。它导致人们短视地看到自然资源投入带来的产值增加、经济繁荣，导致人们为眼前的消费提供资金而滥用自然成本。而实质上，不计自然资本的高投入，不论从单纯的经济角度还是人类可持续发展角度都是弊多利少。许多研究都表明，今天的自然资本的损失在将来要花费成倍的代价也难以弥补。哥斯达黎加在1970-1989年花掉或者‘吃掉了’价值超过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自然资本。菲律宾在1970-1987年间森林、土地和沿海渔业资源等自然资本每年平均损失的价值约占这些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总投资的整整20%。这还没有计算森林、土地、沿海渔业等自然资源损失造成的环境价值损失。所以，没有自然成本概念的经济收入——产出和没有自然成本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极易把人引入误区。
思考结晶为理论、凝结为战略、变成了行动。自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1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以来，联合国在增强世界各国环保意识，加强各国环境立法，促进各国环境合作，特别是形成新的环境与发展战略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工作与贡献集中在一点就是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形成了可持续发展战略。
1983年在联合国第38届大会通过决议任命挪威前首相G·H·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与环境规划署合作编制《环境前景》文件。在3年调查研究基础上，该组织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的报告。该报告将持续发展定义为“持续发展是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人类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这一定义进一步明确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委托Dr·蒙诺博士主持的《保护地球》报告中关于“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同时不要超过支持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的思想。同时，布伦特兰夫人的报告还阐述了持续发展战略，明确提出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了确保人类的持续存在和持续发展。这表现在1、生态的持续性；2、经济的持续性；3、社会的持续性。把生态、经济、社会统一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又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报告更从政策高度提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必须做到的七件大事：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解决贫因问题；改善增长的质量，改变以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现状为代价的发展现状；千方百计的满足人民对就业、粮食、能源、住房、水、卫生保健等方面的需要；把人口限制在可持续发展水平；保护和加强资源基础；技术发展要与环境保护相适应；把环境和发展问题落实到政策、法令和政府决策之中。这份文件已于1987年为联合国第42届联大通过，成为联合国及全世界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方面带有指导性的纲领性文件。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人类环境与发展史最重要的里程碑，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和文件，特别是《21世纪议程》详尽而深刻地阐明了环境与发展关系，丰富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方案，为人类改善环境、完善发展提出了广阔前景。
做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的高度，把我们的环境与发展统一起来。决不能以损害环境、损害未来作为代价只求一时的经济繁荣。以损害环境、损害未来为代价的一时经济繁荣不过是在制造发展的陷阱，是在葬送明日的生存。说得再明确些：环境保护工作不仅仅是环境保护部门自身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情。必须从大生态角度来审视人类的经济活动、生活方式，以可持续民发展指标来规范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
四、从被动依附性发展到开放促进内源性发展
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每一个国家都在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受着世界格局的影响。同时，社会发展又是在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发展成为一种概念和一种政策的。这样在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中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在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背景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历史已昭示人们：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闭关锁国，割断与世界的经济与发展联系都难以进步。但是历史同样也昭示人们，开放与合作并不是简单地就完全等同于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与发达国家关系中要防止陷入两种片面性：一种是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之外，另一种是在交往中陷入依附性发展。
人们必须正视发展中国家“畸形发展”这样一个现实：自50年代末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以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只是个时序问题，只要按照西方现代化的道路通过经济增长，一样可以实现现代化。同时，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最缺乏的是资金和技术，面对西方开放，引进外国资本，输入西方科学技术，就能通过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在60-80年代联合国两个发展十年中，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在技术、资本、资源等许多方面确实给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支持和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也确实得到了大幅度增长。但是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增长了，可国内、国际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活结构都恶化了。这表现在：(1)尽管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大部分穷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都拉大了。(2)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国际贸易呈现为不平等关系，正象劳尔·晋列维什所说：“作为制成品的生产者和输出者一方，和作为初级商品的生产者和输出者另一方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18)而技术援助也多是带有隐性的附加条件。(3)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渗透到了发展中国家的众多经济部门，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经济命脉，以至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4)发展中国家外债负担日益加重，发达国家在债务问题上所施加的压力，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经济陷入危机。(5)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和不景气，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的活动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蒙受经济损失。(6)发展中国家生产部门的兴衰往往以发达国家的兴趣与需要为转移，发达国家感兴趣和需要的部门，生产就比较繁荣，相反则冷清凋敝。发达国家的消费示范诱发，加重发展中国家的超前消费和特权消费，这就造成了社会的二重结构：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了富裕社会与贫穷社会。(7)以上现象的综合结果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活动日益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针对以上现象和结果：L·普列维什、A·G·弗兰克、S·阿明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关系是：“中心—外围”关系体系。普列维什认为：在这样的关系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经济星座”，其中心是工业国。由于受惠于这种地位和早期技术进步，工业国组成了为它们利益服务的整个体系。生产出口原料的国家则以其自然资源的功能和中心发生联系，从而形成了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结合在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广大的、参差不同的外围。而弗兰克、阿明则发展了L·普列维体的“中心—外围”概念，形成了系统的依附理论。依附理论根据上述现象得出结论：与发达国家交往必然陷入依附性。这种看法未免有些偏颇，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二次大战后，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恰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发展了自己，也避免陷入了依附性。看来，陷入依附不是必然的。同时，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割断与其他国家经济与社会联系。
虽然依附理论的结论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它却凸现了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发展中国家存在着陷入依附性畸形发展的事实。这一事实应该引起发展中国的高度重视，并重新思考发展战略。
正是在这样的事实背景和理论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约集一些学者开展了“内源发展”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报告。
我们认为内源发展研究成果至少从四个方面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第一，发展中国家应该认识到自己国家在20世纪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过程中，不论在时间条件、空间条件、初始条件方面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着重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一方面表现为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是先发内生的，而发展中国家的今日现代化则带有后发派生性质，但这不应导向对西方的被动模仿。各发展中国家应有自己发展的独特道路和自主性。这是道路的内源性。即“一个社会不能完全照搬另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每一个国家都应根据本国所拥有的资源、需求、文化特性、思维结构和行动方式”，“找出适合其发展的模式和风格”。(19)
第二，增加产值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目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的是增强该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是增强该民族的素质和提高人民的发展能力。换言之，内源发展的目的是内在目的。为达到这一目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逐步减少而不能增加对外援的依赖。“援助”并不是一个现代神话。援助与国际介入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存在着这一介入是用来平息疼痛呢，还是消除疾惑？它作为治标剂造成越来越依靠外部援助的习惯呢，还是作为防疫苗，能加强社会躯体本身的防御能力？满足于眼前一时援助的权宜之计就是对解决危机抱有幻想，实际上，危机随着依赖局面的延长而继续存在。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把援助列入长期合作的范畴，在减轻这些国家人民眼前痛苦的同时，为其提供发展自身潜力的手段，开发其自己的资源以实现其未来的飞跃。”(2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先生的这一番话引人深思。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特别要注意避免陷入外援消费型社会，即把外债大量用在消费领域。这种作法，不但消耗了大量外资、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诱导”一个民族陷入消费奢华。
第三，“内源发展”强调发展的力量源泉来自发展中国家自身，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广泛参予。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和技术转让过程，而是一个通过知识、技术引进提高发展中国家自我发展能力的过程。
第四，内源发展强调：内源发展是全面的自主性，发展中国家不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保持经济的自主性还要保持社会生活方式的自主性，价值的、文化的自主性。这正像联合国教科文组119EX/16文件所指出的：内源发展首先意味着把文化列为发展的主要方面和目的，因为“实现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存在于文化之中，存在于个人与集体的需要和愿望之中。对发展战略及其实施方式的选择本身，作为这些选择的价值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从本质上讲完全属于文化的范畴。因此可以说，在文化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性：文化是发展的摇篮。”“毫无疑问，作为发展的基础和目的，文化赋与各个社会和各国人民的发展事业一种特殊和专门的风格。尽管发展中国家有少数人似乎接受为西方带来利益与价值的发展道路，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发展道路。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是对现代化和西方化统一学说的最恰当和最概括的回答。”
发展不是从外部输入，是通过与外部世界的合作的自我实现。这是内源发展的实质，是真实发展的实质。
五、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到全世界的发展
既然“社会发展是在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发展成为一种概念一种政策的”，很自然的，在早期发展理论研究和发展战略制定过程中，人们多把注意力放在发展中国家，甚至认为发展问题只是发展中国家的事。
在即将迈入21世纪的时候，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环境问题一体化、信息一体化，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全球的整体性与相互依赖性。加利秘书长说得好：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而是影响世界安定的最重要原因。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落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决不只是发展中国家自身原因所致，它是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长期掠夺和廉价使用地球资源、环境剥削有关，发达国家应该承担起支持发展中国家和改善全球环境的责任。
发展理论与发展战略从发展中国家扩展到发达国家，扩展到全世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发达国家同样存在着发展的危机。在步入新世纪之前，百年回首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生活方式就无懈可击，就合情合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社会的物质片面性揭示，现代西方社会有识之士对西方“过度发展”的分析，都启示人们要审视发达国家“发展目标”的合理性，“生活消费方式”的合理性。例如，美国人均能耗是中国的10倍，全世界都向美国看齐，象光明照亮全美大陆那样照亮全球，人类需要消耗多少能源。
探讨发达国家自身发展的合理性及其问题，探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支持，探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平等合作、共同进步的原则和战略，都有许多丰富而深刻内容，限于篇幅，将另文专述。
思考问题需要一个大的背景，本文初步提供了一个8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在理论与战略上的大致走向，欢迎学者和决策界人士批评指正，以期把我国的发展理论研究和发展战略制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注释：
①参阅让—雅克·塞尔旺·施顿贝尔：《人类的未来》，商务印书馆。
②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页。
③④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51页。
⑤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1页。
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的新战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页。
⑦费德里科·马约尔：《不要等到明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⑧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⑨A·P·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第9-10页。
⑩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11)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362页。
(12)(13)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8、16页。
(14)(15)(16)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页。
(17)参阅联合国大学文件：《发展的目标、过程和指标》。
(18)杰拉尔德·迈耶、达德利·西尔斯：《发展经济学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
(19)(2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源发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73、10页。
标签：社会发展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