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传承中的留守儿童成长困境解读
——基于文化资本视角
陈昕苗，卫甜甜
(浙江省团校，浙江 杭州 310012)
摘 要： 乡村文化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和成长具有重要影响。伴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乡村经济逐渐被激活，但乡村文化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呈现出区域开放与信息传递不对等、熟人圈子与复杂社会不适应、物质满足与精神贫瘠不平衡以及乡村发展和人口变迁不协调等特点。乡村文化场域下，隔代抚养重养轻教、亲子互动时空碎片化以及非群体文化活动逐渐消亡，造成了留守儿童文化资本的传承和积累困境。要打破困境，应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乡村社会的文化竞争力；增强城乡文化交流，促进城乡文化场域深度融合；增强家校及社会的联合，打破学校文化传递“孤岛效应”；营造社区关爱氛围，弥补亲子互动不足的文化传承裂痕等。
关键词： 乡村文化；留守儿童成长；文化资本
引 言
2019年7月，杭州某地留守女童在家中被两名租客以赴上海参加婚宴为由带走，逾期未归，几天后失联最后遇难，引发了全国各地网民有关乡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大讨论。然而，这并不是乡村留守儿童被拐的个案。2015年，山东省济宁嘉祥大张村两名留守女童被拐骗并遭杀害[1]；2017年，深圳龙岗一名留守男孩不哭不闹地跟着人贩子离开，在和对方接触的15个小时里，孩子不仅没有吵着要回家，而且还喊对方“妈妈”[2]……一桩桩看似偶然的事件，却成为了乡村留守儿童危险遭遇的某种必然。如果这些儿童生活在城市中一个完整的家庭，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会避免。乡村留守儿童成为被拐高危人群[3]，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乡村熟人圈子不设防、信息闭塞、法律意识不足等构成的文化环境。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使得乡村儿童在社会资源、文化竞争力方面与城市家庭儿童存在一定的差异。伴随着全国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乡村经济逐渐被激活，但乡村文化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乡村文化环境尚无法为乡村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提供优质的成长环境。
改革开放中的乡村文化衰落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研究聚焦于两方面：一是乡村文化与乡村学校教育的关系分析。例如，李振峰提出，城乡学校发展出现了“两极化”特征，打破了乡村学校对乡村文化的自然传承格局，“留守”学校的生态环境恶化[4]；周洪新和徐继存提出，随着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趋势的加剧，乡村文化建设受到严重影响，乡村文化传播途径被割断[5]。二是乡村文化衰落对留守儿童文化发展的影响。刘伟认为，城市文化的“入侵”和乡村文化重构的滞后在导致乡村文化教育功能式微的同时加剧了留守儿童的“问题化”[6]。陈运普和董惠玉认为，城乡文化冲突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受到包括行为道德规范、乡村文化认同感、价值观的严峻考验[7]。这些研究分析了乡村文化衰落和学校教育功能式微带来的影响，提出了解决乡村留守儿童成长问题的具体措施，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但总体上，将家庭、社区、学校等文化传承的多元主体放置于乡村文化环境中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较少。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从文化资本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乡村文化场域背景下，多元文化传承主体对留守儿童文化资本积累的影响。文化资本这一社会学概念由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中首次提出。他将经济学“资本”的概念引入社会学中，提出文化资本是一种表现行动者文化上有利或不利因素的资本形态[8]。在文化资本理论中，布迪厄还引入了“场域”的概念。场域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网络或一个形构，场域对人们的活动有形塑作用，处在某一场域的人们，他们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因此，在家庭、学校等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主体之外，乡村文化环境这一场域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尤其重要。
一、当前乡村文化场域的特点
乡村文化是乡民在长期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道德情感、社会心理、风俗习惯、是非标准、行为方式、理想追求等，表现为民俗民风、物质生活与行动章法等，以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反映了乡民的处事原则、人生理想以及对社会的认知模式等[9]。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点，而乡村文化的发展滞后与乡村整体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匹配。
(一)开放与封闭：区域开放与信息传递的不对等
如今的中国乡村正处在逐步开放、乡村振兴与城市接轨的过程中。不少乡村生态环境优美，自然资源丰富，为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利用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成为不少乡村的选择。尤其是一些东部沿海城市的周边乡村，为真正用活乡村资源，探索打造“美丽乡村”，将人流、资金流等城市资源从自然风景区引向村落，乡村客观上已经处于相对开放的环境中。然而，乡村文化的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开放步伐不平衡。城市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等方式影响乡村传统的变革存在迟滞性，不少没有走出过乡村、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的村民，对于外界纷繁多变的事物，甚至是一些时事热点新闻，仍然有知识盲区，城市人所熟知、甚至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对于乡村的老人、孩童来说，可能还一无所知或是无法理解。
(二)感性与理智：熟人圈子与复杂社会的不适应
受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飞速发展的影响，乡村生产力的快速提升促进了乡村追逐资本的价值追求。尽管乡村已逐渐由血缘裙带向地缘契约转型变革，但乡村中的社会关系尚无法达到现代社会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以利益为中心的契约性社会秩序[10]。从人际互动视角出发，对乡村的原住居民来说，熟人社会的处事方式和行为习惯仍然渗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乡村方圆几十里的亲缘关系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彼此熟识，在差序格局的主导地位下，孝、悌、忠、信、仁维系着人际联系的道德因素[11]。几乎所有的规则、防范、分寸都是针对非熟人的，责、权、利的界线较为模糊。即人们一旦被认可融入了“熟人社会”的圈子，也就不再会被怀疑和排斥。同时，不少乡村民风淳朴，村民善良单纯，有些村落“夜不闭户”的习惯依然在延续，这些本是中国传统美德和良好民风的体现，却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更为开放和复杂的环境，村民对可能危害自身利益的“熟人”范防意识较差，更缺乏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法律的权威和作用在乡村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Austin等[10]将LDL划分为2种谱型：大LDL和sd-LDL。前者主要组成部分为密度小、体积大的颗粒，主峰颗粒直径均≥25.5 nm，此类是A型LDL，它的密度几乎均为1.02 g/ml；而后者的主峰颗粒直径均＜25.5 nm，此类是B型LDL，主要部分为密度大、体积小的颗粒，密度几乎均在1.06 g/ml。
(三)生存与生活：物质满足与精神贫瘠的不平衡
以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平台为依托，通过开展文体活动、文化展陈、文化交流、文化娱乐等活动，展示民间技艺、传唱传统歌谣、讲述民间故事。以编修乡村志、建设乡村史馆、编纂宗族家谱等方式，宣传乡村深远厚重的历史价值，为村民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留住乡村记忆，让留守儿童能够从土生土长的乡村中汲取更多文化教育养分，增强乡村传统文化对留守儿童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
(四)静止和流动：乡村发展和人口变迁的不协调
继续鼓励高校大学生发挥专业优势，组成志愿队伍，利用节假日或课余时间到乡村支教、送教，将符合儿童文化心理的内容融入传统乡村文化之中，将城市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与传统乡村文化相结合，为留守儿童扩宽视野。鼓励社会组织成立卫生、文化等志愿服务队，深入农村开展助困、医疗、文化宣传、文艺演出等志愿服务。借助机构、媒体、基金会等社会力量，继续鼓励社会团体与组织开展“小候鸟”暑期夏令营活动，用科学的方式，满足更多留守儿童外出认识世界、探索世界的愿望。
二、文化资本与乡村留守儿童成长困境
布迪厄建立的“场域—资本”模式提出，在特定场域中，人们能够利用受教育经历、文化修养等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获取社会地位。然而，留守儿童的家庭、学校教育等文化资本传递过程不畅，文化资本积累不足，导致他们生存和成长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困境。
诚然，每个时代文学的发展，都必须也必然会受到前代文学遗产的影响。汤显祖的戏剧“临川四梦”，就是继承与改革魏晋志怪、唐代传奇、元人杂剧和明代话本，并结合他所生活的中晚明时代，所创作出来的划时代杰作。尤其是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上承“西厢”，下启“红楼”，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的一座巍巍高峰，四百年来不绝于舞台。21世纪以来，随着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及“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全世界的巡演，汤显祖及其“临川四梦”正在从“美丽的古典”走向“青春的现代”。
(一)隔代抚养重养轻教下的文化资本薄弱
留守儿童的监护人以祖辈为主，由于体力和精力不足，文化程度不高，祖辈对留守儿童通常以“吃饱穿暖”为原则，有意识地传导思想理念的较少，他们不会过多给留守儿童灌输生活知识等，留守儿童在家庭中积累的生活经验往往都是在日常与祖辈相处中无意识模仿而获得的。但仅靠无意识的模仿习得知识和技能的过程较为缓慢，知识也较为零碎，造成了留守儿童的文化资本不足，自护技能、应变能力较弱。
沿海地区的乡村由于经济的相对富足，祖辈也不再需要让留守儿童进行过多家务或农耕劳动，留守儿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为乡村留守儿童在外玩耍、外出“见世面”提供了条件。杭州某地留守女童能够跟租客外出游玩，也正是因为时值暑假，家里也不需要她帮忙。在这样的情况下，留守儿童甄别能力不足、防范意识不强，就造成了诸多安全隐患，比如留守儿童溺水、被性侵，也都与缺乏相应的自护理念和基本技能有关。
结合龟、兔赛跑的过程，赛跑结束对于乌龟来说需要耗费30S；而兔子在前2400M时耗时8S，而休息时长为12S，21S后继续赛跑，4800M于28S结束，继续休息。兔子在休息过程中乌龟已经结束赛跑。运行结果详见表1所示：
(二)亲子互动时空碎片化中的文化资本传承机制断裂
“文化资本”再生产主要是以“继承”的方式进行，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代代传承，是最基本的文化传递方式。家庭文化在代际间的传承，应是祖辈、父辈和儿童的三代接续传承，但父辈的流动“拆分”了亲子互动的空间，返乡与监护动荡“拆分”了亲子互动的时间，父母与留守儿童的联系呈现更多不连续和不确定因素。2018年《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约40%的留守儿童一年与父亲或母亲见面的次数不超过2次，约20%的留守儿童一年与父亲或母亲联系的次数不超过4次[13]。乡村普通家庭，年轻的父母在儿童身边，一定程度上可以借助现代科技为乡村儿童开拓视野、提供知识，也可以带儿童更好地了解和体验乡村文化，将乡村与外界更好地链接起来。而年轻父母的外出导致了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和留守儿童成长主要培养者的缺失，尽管祖辈或其他亲朋替代父母发挥监护功能，但这种替代角色的作用发挥是不尽如人意的。
同时，外出务工的年轻父母在零碎的文化资本传承中面临矛盾。他们在外长期打工，所处的场域发生了变化，在城市适应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一定的城市文化资本，他们会思考用城市里的理念和思路培养孩子。但由于长期不在乡村生活，一方面他们无法确认理念或知识技能与乡村语境的适配性，“在乡村孩子的‘放养’模式很正常，乡村环境单纯，自己小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让孩子听话就好”等自我劝导降低了传递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少量的父辈文化资源不得不依赖祖辈进行间接传导，文化资本传承效果大打折扣。两种情形交织下，父母对留守儿童的文化传递链几乎是中断的。杭州某地留守女童事件中，尽管其父已在电话中向爷爷奶奶表达了不同意她单独跟租客外出的意见，但意见并没有被重视，这也是文化传递断层的一种表现。
(三)学校文化教育“孤岛效应”下的文化资本积累失效
学校是有意识传递科学知识、培养文化素养的最重要主体。然而，乡村青少年人口的流失导致了乡村学校总体数量不断减少，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而进行的乡村学校“撤点并校”运动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居住分散的学生就学距离远、生活不便的局面。同时，乡村学校师资力量不足，偏重于科学知识的教育和传播，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安全教育指导、心理健康疏导等都较为欠缺。
不管是家庭、学校还是社区的文化培育活动，都是在乡村文化场域中进行的，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积极提升乡村经济水平的同时，也不应忽略乡村文化这一发展短板。乡村文化也是留守儿童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撑体系。乡村文化的衰落是留守儿童问题形成的重要成因之一。乡村文化的复兴，需要重新激活乡村的活力，让乡村文化在现代文明体系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有机融合。在此基础上，唤起村民的文化自觉，进而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渗透到乡村儿童包括留守儿童的文化培养中。在当前社会格局中，进一步加快、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更有超越经济价值之上的意义。
(四)群体文化活动消亡中的文化认知模糊
加之近年来乡村儿童数量有所减少，留守儿童生活中更难找到与自己相似情况的孩子一起玩耍。在城市中生活的孩子在暑期上兴趣班，在父母陪伴下外出，而他们只能独自在外面游荡玩耍，或是待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无论是看电视还是玩手机，都属于一种个体形式的文化活动，而非群体式的文化活动，活动方式的改变不仅打破了传统乡村文化所具有的交流功能，也极大削弱了社区等公共场域对留守儿童的养育功能以及对留守儿童价值观养成和道德熏陶的作用。另外，虽然留守儿童客观上身处乡村，但他们通过电视或手机所接触的文化资源与所在乡村的链接并不紧密，也很难在生活中转化为实践，由此形成了留守儿童精神上“不在场”的状况，更加剧了留守儿童身份和文化认同的迷茫。
晚饭开始进行，祖辈坐在正桌正位，儿孙们围坐在周围，媳妇侍奉一家老小，忙前忙后，不能上桌。除夕晚饭菜肴丰富，但以手把肉为主，手把肉好的部位要首先请长辈们享用，长辈们也将肉切割成若干份分给晚辈们。吃饭时，晚辈不能先于长辈动筷子进食，这被视为对长辈不尊重、不懂规距。
青壮年外出务工导致乡村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留守”农村的村民多为老人、孩子和一些妇女等，传承组织集体活动的力量大大减弱、参与集体活动的意识日渐淡化，以生产为导向的经济集体活动尚能维持，但是附属于乡村环境的传统文化节日习俗等群体文化活动则变得“可有可无”，春节仪式、农耕仪式等乡村传统文化形式和由此带来的仪式感逐渐减弱，留守儿童了解与接触乡村生活、乡村文化资源的机会较少。
三、乡村文化振兴促进留守儿童成长的思考
由于家庭架构拆分和乡村家庭文化资本传承水平较低，留守儿童在文化资本的获取上先天不足，更需要在暑假加强后天培养，使这一群体在早期的社会化过程中，系统性掌握和获得更多文化资本，以获得良好的文化竞争力，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健康成长。在注重提升家庭文化培育能力的同时，还应大力加强学校与乡村社会的链接、提升社区等文化传递平台的作用。
另一方面，与家庭、社会脱节的学校文化培育往往孤掌难鸣，学校通过丰富的课程和活动为留守儿童建立的良好文化修养似乎只有“即时效果”。一旦脱离了校园环境，在校所积累的文化资本就面临再次瓦解的可能，学校教育效能减半，“五减二等于零”的现象比比皆是[14]，乡村学校教育与乡村文化发展的互相促进作用也愈加微弱。暑假成为留守在家儿童出现问题的高发期，其中很大原因是脱离了学校的日常管理，家庭、学校和社区又都没有太多的精力和财力去支撑暑期活动，留守儿童更加没有归属感。
(一)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乡村社会的文化竞争力
乡村文化孕育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植根于乡土社会，源于乡土文化。[15]在城乡文化融合的基础上保留乡村文化的原汁原味，挖掘乡村文化精华，盘活乡村现有的自然、历史和人力等资源，激发乡村文化生长力，增强乡村村民尤其是儿童的身份认同和乡村归属感。
表3给出了第Ⅰ类海风锋环流背景中主体副高特征量概况。依据7次个例特征及它们的平均值显示,副高势力比较强盛,中心位于海上,平均强度达到591 hPa,西伸可达长江中游,江苏海岸带处于副高北界,副高南北跨度平均达到15个纬距。可见副高控制的环流形势因副高体态大而较为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精准扶贫政策推动下，全国已有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党的十九大提出，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12]。乡村经济已逐渐从极度贫困的难题中脱离出来，很多乡村不再担心基本的温饱问题，但与城市充实而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相比，差异较大。在半开放半封闭的状态下，一方面，都市强势文化的碰撞和冲击，使得残存的乡村风俗、独特的宗族文化等在城市文化的裹挟下显得更加凋零，固有的乡村传统文化走向了边缘化。另一方面，乡村传统文化优势随着青年中坚力量的断层而渐渐式微，文化表达不畅，乡村很多的手工、技艺、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无人，渐渐被遗忘而消退。留守在乡村的群体几乎都很难在乡村生活中找到强烈的归属感。处在乡村的青年及他们的孩子已经成为乡村中一群无处寻根的“流浪者”。
后来几经辗转，终于在2002年又重新搬回到场部。这3年多，我只有寒暑假才回来，是母亲用她柔弱的肩膀撑起了这个家。不知有多少人劝她，这样的家庭条件就别让孩子上学了。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我就吃了没文化的亏，只要孩子能考上，砸锅卖铁我也供！”正是母亲的坚持，我和妹妹都顺利地读完了大学。
(二)增强城乡文化交流，促进城乡文化场域深度融合
乡村文化的发展与城市现代文明发展应互融共进。应加快城乡信息互通，把提高村民在开放环境中的适应性摆在重要位置。
政府要继续推动基本法律知识在乡村的普及教育，充分发挥新型媒介作用，建立网络普法宣传平台，提高村民法律意识。针对老、幼村民文化程度较低的现状，利用乡村“口口相传”的途径，将典型案例及防范知识在老、幼人群中进行传播，增强留守儿童人身安全防范意识。
加强乡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创新文化扶贫工作的载体和途径，特别是要借助“互联网+文化”，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扩大文化扶贫的覆盖面。建立城乡服务联动机制，依托文化科技“三下乡”，开展流动文化服务，推动城乡文化协同发展，促进乡间文化繁荣发展。以创建文明城市为龙头，突出城乡联创共建文明，大力推进乡村文明村镇、文明家庭、文明校园、星级文明户等的创建活动。
随着开放转型进程的推进，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相比之下，乡村的变化似乎相对静止，但乡村同样经历着各种形式的流动。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浪潮促使乡村青壮年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寻求更好的生活和前途，乡村在中坚力量的抽离中不断衰落。另一方面，一些乡村的开放促使游客等外来人流量的增大。与此同时，不少乡村的经济水平和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他们成为了更为偏远和落后地区部分低端劳动力流动的目的地。因此，这类乡村并不只是人口的流出，还有一定的人口流入。特别是不少中西部地区的女性劳动群体向往东部沿海更好的生活，远嫁东部沿海乡村，但现实和想象中富裕生活的差距打破了她们长期定居的憧憬，因此，不少年轻母亲放弃孩子，抛弃家庭，再次流出乡村，年轻的父亲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留下年幼的孩子和羸弱的老人，儿童留守已成为了常态。
应充分发挥浙商、青年乡村教师等乡贤的榜样作用。鼓励乡贤带头关注和关爱留守儿童家庭，鼓励他们参与村规民约的修改、增删、完善，参与普法宣传和乡村治理，引导群众增强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充分发挥乡贤在弘扬好家风、好家规、好家训方面的引领作用，为留守儿童树立良好的乡村文化践行榜样。
(三)增强家校联合，打破学校文化传递“孤岛效应”
进一步将学校文化培育与家庭文化资本传承功能有机融合。发挥学校在留守儿童安全、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主渠道作用，依托浙江乡村中小学已经建成的“留守儿童之家”，在校内开展安全教育，提升留守儿童自身防范意识。组织针对留守儿童的团体辅导，帮助留守儿童获得更广泛同伴关系的同时，对情感空缺问题进行心理健康疏导，缓解留守儿童的情感落差。
收集到的临床资料可能是零碎的、片面的、混乱的、有矛盾的甚至是错误的，必须经过分析、处理和判断才能使之完整化、真实化、系统化，才能用于临床[7]。例如一位老年患者到口腔科门诊，主诉“牙痛”。口腔科医生做了详细的口腔检查，没有发现异常，就诊断“神经痛”。该患者到另外一个医院口腔科门诊，医生发现患者不是牙痛，疼痛部位在颞颌关节处，每当咬合时发生，而且咬合时可以听到声响。遂诊断“颞颌关节炎”。
鼓励学校和监护人充分挖掘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并且具有当地特色的乡村文化元素，将不同形式的乡村文化渗透到留守儿童日常的生活和行动之中。通过带领留守儿童观察乡村、参与劳作等方式，既教给留守儿童农耕和乡村民间文化知识，帮助留守儿童更深入地了解乡村文化，又让留守儿童在亲身体验中认同文化，形成家庭、校园与乡村之间的“文化合力”。
学校积极面向乡村大众宣传留守儿童家长及监护人的职责，宣传家庭教育的科学知识和方法。利用信息网络平台，将留守儿童档案与社区相关负责人、家庭监护人共享。针对留守儿童容易受到不法分子攻击伤害的情况，与社区、家庭建立密切联系，无缝对接，促进形成学校、家庭与社会相结合的监护网络。把好留守儿童活动的质量关，与社会机构、媒体、基金会等对接，由学校教师带队参与暑期夏令营等活动，通过学校的力量，确保在家庭教育缺位时，为留守儿童构筑一道防护墙。
3）各类型废弃污染水井封闭层段和割管或射孔的位置应根据每个废弃污染水井调查情况，同时考虑其封闭原则确定，割管或射孔的长度以保证能把水泥浆液均匀注入到套管外与岩石的空间为准。采用割管工艺时，在封闭层段不小于5 m长度内，每1 m套管需割开200 mm长，以满足一个封闭层段的长度不小于5 m的要求。采用射孔工艺时，每一封闭层段射孔长度不小于5 m，射孔孔隙率一般应达到20%～30%，套管直径168 mm时取中值，小于168 mm取小值，大于168 mm取大值。射孔孔隙率按下式计算：
北纬科技002148：公司是首批获得工信部批复开展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的企业，属于电信虚拟运营商，拥有流量业务经营优势。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移动互联网服务成为主流，公司在移动互联网服务方面，与应用商店、手机网站及门户网站等多家渠道商形成了广泛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公司旗下北纬国际中心园区是行业的孵化器、加速器和合作交流的平台，有望受益科创板建设。
(四)营造社区关爱氛围，弥补亲子互动不足的文化传承裂痕
除学校之外，留守儿童生活的最重要区域即为家庭所在居民区，乡村院落住房模式较多，村民走动“串门”已成习惯。由此，可利用邻近村民的力量，通过村民互相关照，形成留守儿童天然安全监护和文化培育网，将“家”的范围扩大到社区。强化基层留守儿童工作队伍建设，加快落实村(居)民委员会以及设置儿童主任制度。由村(居)民委员会、大学生村官等担任儿童主任，负责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履行组织开展信息排查、强制报告等职责，及时向公安机关及其派出机构报告留守儿童单独居住、失踪等危险情况[16]，营造全社区共同关注农村留守儿童人身安全问题的氛围。
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对留守儿童及监护人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防性侵、消防安全等社区教育活动。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专业社工可积极动员社区内的资源，通过招募社区村民志愿者的方式，促进社区村民的积极参与。还可在当地村委会等的帮助下，链接到当地专业救援队的帮助，使教育活动的开展更具专业性。建设社区教育活动区域，通过改建、扩建、新建社区小型图书馆、文化活动室、电脑室、文体活动室，开展知识讲座等，为留守儿童学习知识、与父母沟通、了解乡村文化提供必要的条件，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区教育氛围，促进文化教育活动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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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2.82;D66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303(2019)04-0005-07
收稿日期： 2019-07-12
基金项目： 2019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乡村文化振兴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优化和重构作用研究——以浙江省为例”(2019B36)
作者简介： 陈昕苗(1988—)，女，山东淄博人，浙江省团校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青少年心理健康、青年社会学。
卫甜甜(1983—)，女，山西运城人，浙江省团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学、青少年教育。
(责任编辑：张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