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与中国现代美学_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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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08)04-0077-09

作为德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巨人之一，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亚洲地区长期都是一个不太为人熟知的名字。可能主要原因在于他不幸生活在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他的老师哲学家康德与同学诗人歌德乃是两个令德国文化特别是哲学和文学享誉世界的名字；而在许多学者眼中赫尔德首先是诗人，其次是哲学家，但哲学上远不如康德成就巨大，在诗歌创作上则不如歌德。康德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被翻译成汉语的作品也不少，甚至中文版《康德著作全集》也正在陆续出版。而歌德与中国、被中国接受的历史已经有学者专门以专书形式有所探讨①，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比比皆是，且同一本著作的译本有时甚至有若干种。反观赫尔德，他逝世之后由德国学者编辑出版的长达三十三卷的作品中直到二十世纪末期才有第一篇完整的作品被译成汉语出版，即《论语言的起源》。赫尔德真正为中国学界广泛了解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放国门之后，而涉及赫尔德的中文著作大量出现是在九十年代。其实，赫尔德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距今一百多年前，先知先觉的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位德国思想家，其中周作人对他的文学思想有十分准确而精彩的介绍和评论。后来赫尔德的文学、美学、哲学以及史学思想亦在不同的场合被介绍到中国。

本文重点将挖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对赫尔德的介绍和评价，并分析其上下文，以探求赫尔德进入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途径和意义。本文试图提供一个例子来说明赫尔德虽然远没有康德和歌德那样知名，但他对中国学术影响之广阔和深远，则是前两者之不及。康德对于中国学术的影响多半还是在哲学领域，而歌德的影响则主要在文学方面。赫尔德不同，他在中国民俗学、人类学、美学、哲学、历史学等诸多方面都留下印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研究赫尔德与近代中国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近代学术的西学背景及其与世界学术之关系。本文的重点则是赫尔德对中国近代美学的影响。本文将首先叙述赫尔德之名初次为中国学者所知的历史背景；其次将考察中国近代美学学者对赫尔德美学的介绍和理解，并分析他们对赫尔德美学思想理解的不同以及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最后考察李长之对赫尔德艺术史和美学思想的理解。赫尔德的美学思想是德国近代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德国的美学对于中国现代美学的建立贡献巨大②。张辉先生的《德国美学的东渐及其媒介研究》对德国美学的入华问题介绍最为详尽，他回顾了中德美学关系研究的成绩和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这包括对康德③、歌德、黑格尔、尼采、叔本华、席勒等人美学思想的入华；他还分析了德国美学入华的历史背景和分期，指出德国文化与思想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大量被介绍入华，尤其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是高峰；接着他回顾了德国美学入华的主要媒介即报纸杂志的作用，探讨了主要出版社和出版物特别如《教育世界》、《民铎》、《战国策》在德国美学入华过程中的贡献；最后他集中讨论了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对德国美学的介绍与理解。但是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赫尔德。

在正文开始之前，有必要简单说明本文的取径与方法。西学之进入近代中国，无外乎人物(figure)、术语(technical term)、观念(idea)和文本(text)等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则通过种种故事连接在一起。所以本文的重点是近代中国学者怎样讲述赫尔德的故事，怎样理解、翻译、解释赫尔德思想中的术语和观念，怎样认识赫尔德的文本，并怎样通过自己的文本来传达自己的理解、翻译和解释。本文也将讲述一些和这些中国学者认识和了解赫尔德的不完整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来反映近代世界各地区知识人的相互关联，并将这些或隐或显的网状关联放在近代世界思想学术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

一、王国维与赫尔德

最早提到赫尔德的中国学者可能是王国维。王国维在他1904年发表的《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引述叔本华的《天才论》时提到了赫尔德，他说：“昔海尔台尔Herder谓格代Goethe曰巨孩音乐大家穆差德Mozart亦终生不脱孩气。”④此处海尔台尔即是赫尔德；而此处格代现在通译作歌德，穆差德现在通译作莫扎特。他1898年进入东文学社，1899年开始追随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学习西学。藤田曾教王国维《哲学概论》以及《哲学史》；而田冈是东洋学者，翻译过《维摩经》、《般若心经》以及《春秋左氏传》等作品，还出版过《苏东坡》一书；但他同时也是哲学学者，也是较早在中国教授哲学的学者，他的教学引发王国维去学习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据王国维撰写的《三十自序》，1902年他在留学东京物理学校期间，阅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以及特尔彭(今通译作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之《哲学史》。这部书可能是指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⑤，但是否1900年德国出版的这部哲学史已经流传入日本，难以确证。王国维还翻译了桑木岩翼(1874-1946)的《哲学概论》，列入哲学丛书初集，由教育世界出版社于1902年出版；其中使用了社会精神(social mind)一语⑥。

1904年王国维正是在学习叔本华哲学的过程中撰文提到了赫尔德的大名，但当时可能并未注意到这位德国近代思想家其实在美学上也极有贡献，否则以王国维对于美学的兴趣⑦，一定也会对赫尔德首发其端的移情理论有所评论。王国维在他的《论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一文中介绍了培根的感觉主义、迪卡尔的合理主义、鲁索的自然主义、康德的浪漫主义，并区分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路数。他在介绍德国近代哲学时说：“然新思想则异是，彼以事物自身之有价值者，为最同者，而不置利益于目中。因以为吾人之价值，非以其知其能故，亦非以其为人类之行为，而实际有所作为故，惟以其存在故耳，申言之，即以人之自身，本有目的，故贵重之也。而使人于其自身，所以得有价值者，一以为在于道德，一以为在于人类的天性的发展。”⑧显然第二个有价值者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二、赫尔德美学思想入华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不少人留学日本、欧洲，介绍德国思想文化和学术。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介绍赫尔德的学者包括蔡元培(1868-1940)、吕澄(1896-1989)、朱光潜(1897-1986)、宗白华(1897-1986)、陈铨(1905-1969)、贺麟(1902-1992)⑨，他们与赫尔德思想的接触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以美学最为引人注目。他们有欧洲甚至德国经验，他们对于德国思想文化的了解或者通过间接的欧洲经验，或通过直接的德国游学经验。间接的经验常常会产生一些不确切之感，比如没有留学德国的朱光潜先生对赫尔德的移情论(Einfühlung)的介绍就不如宗白华先生准确。中国学者对于赫尔德美学思想的认识也是一个渐进过程，如在上列学者之中蔡元培先生虽然最早提及赫尔德，但对赫尔德与美学上移情理论介绍最全面的却是后来的宗白华先生。吕澄先生从未留学欧洲，但他1915年留学日本学习美学，已经着了了解赫尔德美学思想的先鞭。

蔡元培先生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教育理念特别是美育理念深受德国影响。他一生两次游学德国，1908-1911年在莱比锡大学，1925-1926年在汉堡大学做研究。游学德国期间他深受德国美学影响。他对美学思想史非常熟悉，如撰于1920年的《美学的进化》一文以及1921年完成的《美学通论》中均追溯了美学特别是德国美学史，但他的美学思想似乎主要受康德影响。他在著作中仅偶尔提到赫尔德，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赫尔德的移情思想。他提到赫尔德的文章发表于1920年5月出版的《新潮》第二卷第四号，题为《美术的起源》。文中说：“Herder与Taine二氏，断定文明人的美术，与气候很有关系。”⑩此处的Herder应该即是Johann Gottfried Herder。因为赫尔德在讨论民族特性的时候的确对于文明演进与气候的关系有所说明，而这一思想特别体现在他于1784-1791年间完成的著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考》(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之中。该书有一部分专门探讨民族天才与环境问题，其中有一章讲气候对人类身体与思想的塑造(11)。我们并不了解蔡元培从何处获知有关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考》中的思想。

蔡元培在其它文章中则讨论了美学上的感情移入理论，但他并未将其与赫尔德联系起来。蔡元培论感情移入说首见于前揭如撰于1920年10月30日发表于1921年2月19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811号的《美学的进化》一文，他提到注重感情移入主义的栗丕斯(Th.Lipps)，同时还提到所谓黑格尔派的维绥(Vischer)，这即是下文他要谈到的费肖尔。其次见于他1921年秋为在北京大学讲授“美学”课程而撰写的《美学通论》中。该书有美学的趋向一节，讨论了“感情移入”理论的主要观点和流变。他将感情移入说看作是一种融主观、客观为一体的感情美学，这种美学与德国费希特理想派哲学见解相同。(12)他还指出感情移入的美学随着记述心理学的发展而更加发展。他回顾了感情移入说的一些论者的主要观点，如费肖尔(R.Vischer)之于视觉艺术、迪普雷尔(Karl du Prel)之于抒情诗、洛采(H.Lotze)之于音乐。蔡元培接着指出立普斯(Theodor Lipps)在感情移入理论各家中最为著名，并叙述了立普斯对于感情移入理论在欣赏音乐上的运用，还指出立普斯将感情移入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积极的属于自由状况的快感，也即是交感的移入；消极的移入则用于不同情的对象(13)。蔡元培的理解应该说比较准确。但他始终未提到赫尔德在感情移入说上的创始业绩。而他简单提示的费肖尔、洛采、立普斯等人，在以后朱光潜和宗白华的著述中均有较为详细的讨论。

吕澄在1921年8月完成的《美学概论》第三章中也介绍了美的感情移入(Einfühlung)(14)。在第三章第二节，他介绍了四种感情移入：一般统觉的感情移入、情调移入、自然之感情移入、人体官能的现象之感情移入。但是他在此书中并没有提到赫尔德的名字。但很快他就提到赫尔德首倡移感说。吕澄在1923年7月完成的《现代美学思潮》中指出十八世纪德国学者邦格阿腾(A.G.Baumgarten，1714-1762)将美学建立为哲学的一个分科，并特别讨论了康德的美学。在讨论康德的美学时，指出海豆尔(Herder，1744-1803)对康德所说美感关系事物的形式一层不满意，认为形式不足以言美，形式的表出才有美，而且他还分析了美感鉴赏中的心理状态，开启了移感说(Einfühlungstheorie)的先声(15)。此处所说的海豆尔即是赫尔德。他使用海豆尔一名来翻译赫尔德，可见他并没有注意到王国维、周作人、蔡元培等人提到的赫尔德，所以自己创造了一个译名。书后附录了很多德文书目，然而并没有赫尔德的著作，可见吕氏对于赫尔德美学思想的理解均来自一些美学通论性著作。黄忏华1923年11月完成的《美学略史》则提到了赫尔德的名字。他将美学的研究取径分为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的三类。而在讨论十七、十八世纪的美学时提到杜播(Dubos)、温克尔曼、赫尔德(Herder)等人注目艺术同美意识的历史发展，艺术的动机和方式。黄氏使用的“赫尔德”成为后世的标准译名。黄氏还指出赫尔德比较重视感情和表出，以及内容美学。黄氏介绍了美的态度的性质有三类：错感的概念、静观的概念、感情移入的概念。他指出感情移入的概念源自赫尔德，并由费诗和罗采(Lotze)发展，栗泊士等集大成(16)。吕和黄两人只是喜欢美学但不是专门的美学家，所以虽然也介绍了移情说，但多比较简略，基本上其内容均出自西文美学通论性作品。后来的朱光潜和宗白华两位美学家则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移情说及其思想发展史。

朱光潜先生从未留学德国。他1925-1929年在英国爱丁堡、伦敦大学大学学院、巴黎大学留学学习文艺心理学。之后转往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17)。曾到德国游历。而斯特拉斯堡大学是歌德曾经求学之地，斯特拉斯堡是赫尔德曾经驻足之地。他三十年代发表了一系列作品，主要集中在讨论文艺学、美学和心理学。移情思想是他早年美学思想中的重要一章。虽然在1932年开明书店出版的《谈美》一书中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文，1933年的《悲剧心理学》中都已经提及移情作用(18)，但直到1936年他才在题为《文艺心理学》的著作中系统地介绍了德国美学家的移情思想。然而他此时并没有把移情思想和赫尔德联系起来(19)。他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移情作用说的倡导者是立普斯(Theodor Lipps，1851-1914)。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第三章美感经验的分析，第三节物我同一篇中介绍了移情作用。他说移情作用在德文中原为Einfühlung，而最初采用它的是德国美学家费肖尔(R.Vischer)(20)。而美国心理学家蒂庆纳(Titchener)开始把它用英文译为empathy。后来朱光潜先生又在《从生理学观点谈美与美感》一文中强调十九世纪以来以费肖尔父子为首的新黑格尔派对移情作用的讨论，并在《西方美学史》中再次介绍了审美的移情说，他在十八章介绍审美移情说时给出了一个名单，包括费肖尔、立普斯、谷鲁斯、浮龙李和巴希等人，没有特别解释是否赫尔德也有奠基性贡献，只是偶尔也在其它场合提到了赫尔德(21)。

在《文艺心理学》中，朱光潜先生进一步提到了有人把移情作用称为“拟人作用”(anthropomorphism)。他认为拟人作用造就了艺术和宗教。他说，“各民族的神话和宗教大半都起于拟人作用，这就是推己及物，自己觉得一切举动有灵魂意志或心做主宰，便以为外物也是如此，于是风有风神，水有水神，桥有桥神，谷有谷神了。”(22)这个说法未免夸大了移情作用。但他提到以拟人作用来理解各民族的神话和宗教，则和赫尔德主张的以了解之同情理解古代文化有约略近似之处。(23)朱光潜虽然没有注意到赫尔德的了解之同情思想即是移情说的先驱，但注意到法国学者巴希(Victor Basch)把移情作用叫做“象征的同情”(sympathie symbolique)(24)。这已经和了解之同情的意思相当接近了。朱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刊出的早期著作中没有提及赫尔德的思想，只是在四十年代以后才在一些著作如《西方美学史》中提到赫尔德。这表明他的学术思想有一个不断深入的变化。他早年把移情说的发明权交给了立普斯。这其实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西方现代学者的看法(25)。只有到了德国现代历史学家迈纳克才在《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书中把移情看作是赫尔德历史主义的贡献(26)。柏林在研究赫尔德的反启蒙思想时进一步发挥迈纳克对赫尔德移情思想在历史、文学、艺术上的运用，并从中发掘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因素。

另一位留学欧洲的学者宗白华则非常准确地介绍了赫尔德的移情学说(Einfühlung)，宗白华称之为同感论。宗白华于1920年开始留学德国，先后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美学，在柏林大学，他的老师是著名美学家德苏瓦尔(Max Dessoir，1867-1947)教授(27)。宗白华在介绍美感分析方法的派别时介绍德苏瓦尔主张美感有五阶级：感觉的、内容的、个人的联想、内容的表现、感入作用。这一感人作用或许和感情移入说有关联，但宗白华没有特别注明。他还是较早注意洛采的中国学者。宗白华早在1919年11月12日即在《时事新报·学灯》的《读伯格森“创化论”杂感》一文中提到洛采的《小宇宙》，指出这是有美术兴味的哲学书。他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的译名是罗怡。

作为在德国学习美学的中国留德学者，他首先注意到赫尔德是移情说的首倡者，他把移情说称作是同感论。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就在讲稿《审美方法：同感论》中专门讨论了同感，他说：

“Einfühlung=Empathy同感或感人。如看失火，感自身内部生命之情绪，亦如火，然将火视为同情之物，视为生命之象征，生命之表现(凡将个人内部之情绪感入此物，而视此物为生命之表现，即为同感)”；

“同感论发源甚久，德人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常倡之，此时，外表形式美说颇盛，彼故倡此说以辟之。彼谓美非仅由外间形式，实表现内部之精神，如建筑物，非仅代表堆积之石物，实为一时代精神之表现，由无机合成为有机。艺术既为有机，吾人身体乃亦凑合若干有机而达为一贯者，与艺术品无大异，故对艺术品常赋予一种同感也。西洋各时代之建筑，俱足以表现各时代之思想、宗教、政治科学等等，人生态度之变迁，其建筑物必大不同，有平正者，有矗立者，有缥缈欲离世者，皆可代表时代之精神也。后Lipps即本此说而加以发挥。”(28)

这个论述揭示了同感论(移情说)的实质是内部审美说，并且美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同时注意提供这一学说的历史渊源。即宗白华一方面追溯了同感论(移情说)的本源来自赫尔德，一方面也指出立普斯不过是发展了赫尔德的思想而已(29)。接着宗白华还指出赫尔德之后，黑格尔亦可以称作大家，而黑格尔的著作又引出了费肖尔(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1807-1887)所著六大本《美学》(30)。宗白华还介绍了当时学术界对于同感能力由来的一些解释，比如所谓先天论，即人先天即有同感能力；其次是经验论，这一理论出自洛采，指审美时对审美对象设身处地表示同感；而伏尔盖特(T.Volkelt)主张同感乃是精神上的普遍作用，包含三种形式，如生理式、联想式以及直接式。而立普斯则是同感论中最重要的论者，他认为只有美术可以让人有客观的、静观的同感。在《美学》讲稿最后，宗白华列出了关于艺术论的一些参考书，在这一书目的西文部分，最后一本是立普斯的《美学》(Aesthetics)。西方学界普遍认为Einfühlung一词的同感意义来自心理学家费肖尔在1872年Das optische Formgefühl一书中的阐释，而首次在立普斯的著作中进入美学(31)。从宗白华的引用书目来看，他的主要信息显然来源于立普斯。但是这本书的原文书名是1903-1906年完成的两卷本德文Aesthetik：Psychologie des Schnen und der Kunst，这部书并未完全译成英文(32)。不知宗白华所列书目出自何处，或许只是一般性列举。

三、李长之笔下的赫尔德与艺术史

美学上的移情思想之外，赫尔德还有一些对当时德国学者的评论，则由李长之(1910-1978)加以介绍。李长之早年在北大读预科，先后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哲学系学习，但未留学德国。在学生时代他受贺麟和杨丙辰两位老师影响，培养了对德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尤其对康德情有独钟。后来在1943年东方书社出版了他编译的《德国的古典精神》一书，收入1933-1942年他编译的六篇作品，介绍一系列德国古典学者，包括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33)、席勒、歌德、洪堡、薛德林(即荷尔德林)等学者，但没有专门文章介绍赫尔德。李长之在1941年9月9日写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自序中说他藏有狄尔泰的《生活体验与文艺创作》(Das Erlebnis und die Dichtung)一书(34)。其实该书的题目是：Das Erlebnis und die Dichtung： Lessing，Goethe，Novalis，Hlderlin，最早于1906年在莱比锡出版。他的《德国的古典精神》一书借鉴了这本书，同时掺杂一些其它的文著作，比如汉斯吕耳的《德国文艺中之启蒙精神》、《德国文学词典》等书。据他自己解释：“也许有人说为什么没写海尔德？我的答复是：也算写了，这就是散见在温克尔曼的一文里，和席勒的一文里的。再说他们的精神是一个，所以也不必沾沾于某甲某乙了。”(35)在参考书目里面，李长之仅仅列了一种赫尔德的文章：Herder，Denkmal Johann Winckelmann，正如李长之自己提示的，这实际上是海尔德在一七七七年完成而在一七八一年发表于《德国水星》杂志的《温克尔曼纪念》(36)。这样一篇文章用于介绍赫尔德对温克尔曼的评价显然太过于简陋。

李长之对赫尔德的介绍以介绍温克尔曼时引用赫尔德的评论为主。比如他在《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古典理想的先驱》一文中就大段引述了赫尔德的美学观点。温克尔曼在1763到罗马之后年印行了《论艺术中之审美能力及其教育性》(Alhandlung von der fahigkeit der Empfingdung des Schnen in der Kunst und Unterricht in derselben)一书，引发了赫尔德的兴趣。李长之这样写道：

“在海尔德认为，《论艺术中之审美能力及其教育性》是仅次于《关于希腊绘画雕刻艺术之模仿的思考》的重要著作。许多人骂温克尔曼，因为温克尔曼自己认为是伯拉图以后第一个美学教育家。但是海尔德却为温克尔曼辩护，他说，‘从伯拉图以后，确乎没有人知道什末是美，或者感到美的，所以即便说伯拉图以后，没有一个正常味觉的人，也不为过，就不说感到美吧，即说温克尔曼说过以后，也学着说说，或者模仿以下的，也找不出什末人。’

关于论喻意之研究，海尔德也有批评，即以为它不如《古代艺术史》、《论审美能力》、《关于模仿》等。他以为缺点有三：一是原书的计划太大，喻意(Allegorie)一词指的也太泛；二是该书的见地不能为一种艺术所限，因为各种艺术实在各有一种不同的喻意；三是把绘画之各种自然的成分，作家的意欲，理解上的精微的传统，以及流行的思潮除去，就不免陷入一种狭窄的束缚。”(37)

在上述所引一段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赫尔德十分欣赏温克尔曼，把他视作当时德国的伯拉图，赞同温克尔曼是希腊哲人伯拉图以来第一位美学教育家，甚至在研究美之本质及其普遍性方面可能超越了伯拉图。但是在接下来的一节中，赫尔德对温克尔曼的喻意之研究也有所批评。赫尔德说“把绘画之各种自然的成分，作家的意欲，理解上的精微的传统，以及流行的思潮除去，就不免陷入一种狭窄的束缚”，这反映了赫尔德强调绘画之自然成分，可以看作是他的历史主义思想在艺术批评中的延伸。温克尔曼被后世视作是现代考古学与艺术史学科的开创者，他的艺术美学思想也影响了赫尔德，所以赫尔德对他极为推崇。他还指出赫尔德对温克尔曼的《关于希腊绘画雕刻艺术之模仿的思考》一书大为推崇。赫尔德认为，一个人的最初著作往往是一人的最好著作。因为温克尔曼所有后来的思想，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出其萌芽。赫尔德认为“以希腊为唯一艺术之美的典范，而希腊之长是因其完美的自然环境，故作品皆有优美的形式，淳朴的思想，以及温柔或庄严的单纯性的一点，是本书的出发点，也是此后温克尔曼一生所服膺的一点。”李长之在介绍《古代艺术史》时提到了狄尔泰开美学上的历史的方法一派，把历史派的源头追溯到温克尔曼。他说《古代艺术史》的影响在思想上绘就了古典主义思想的轮廓，以调和为依归，以希腊为向往。同时这本书在艺术科学上了，据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意见，开创了美学上历史方法一派；因为狄尔泰认为艺术科学有所谓三派包括理性派、分析派、历史派。在这里李长之没有提到赫尔德的历史主义，这是很让人惊讶的。其实狄尔泰非常熟悉赫尔德的移情思想(38)。

在介绍席勒和洪堡时，偶尔李长之也提到赫尔德。他编译的洪堡关于席勒(1759-1805)的文章《宏保尔特：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改名为《席勒精神之崇高性与超越性》，指出赫尔德说话十分漂亮，辞令漂亮的人可以在说话的时候，加倍表现他们的能力：“他(席勒)的谈话，是异于海尔德(Herder)的。再没有比海尔德话说得更漂亮的了，只要一个人在交际上是不太窘的，总可以听到那好好的辞令，被称赞的人往往是有这种长处的，很利于在说话的时候，加倍表现他们的能力。”(39)李长之还在1935年写于清华园的《宏保尔特(1767-1835)之人本主义》一文中还提到了赫尔德主张译书要保留原书真意。这篇文章还特意讲到十七十八世纪德国的情况是“有四种东西在作用着：一是国外的文学翻译，二是古代的希腊艺术，三是民间文学之被重视，四是一般的德意志语言之改良。抽象地说，就是因而形成的三种精神，这是：人的地位的提高，个性的被尊重，和情感的发展。”(40)他还在1941年11月1日写的《精神建设：论国家民族意识之再强化及其方案》一文中提到洪堡所谓一种语言代表一种世界观(41)。但没有提及赫尔德论语言，其实洪堡的语言学观点受赫尔德影响。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赫尔德在中文文献中的译语虽然有海尔台尔、海勒兑尔、海豆尔、海尔德、海尔得尔、黑尔德、赫尔德等多种(42)，但赫尔德最后成为通用译语。而二十世纪早期提到赫尔德的一些中国学者从王国维到何炳松等人都没有互相提及对方对赫尔德的介绍(43)，换言之，每个学者都是独立介绍引述赫尔德的思想和主张。确切地说，第一，他们都很少把赫尔德和他的老师康德联系在一起，偶尔会有学者如周作人、陈铨注意到赫尔德和歌德的关系，但是没有人提供一个具体的赫尔德的生平和交游介绍。直到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中国再次开放国门介绍西方学术思想时，却翻译了两本德国和苏俄学者写的赫尔德传记(44)，而没有翻译赫尔德本人的著述。第二，在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李长之等人的著作中，赫尔德从来没有被当作主题被介绍过，常常是当作配角被提及而已。第三，赫尔德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影响较大并产生成绩的领域可能集中在民俗学、文学、美学和历史哲学(45)。赫尔德的移情说则已经被宗白华认识到并准确介绍到中国学界。第四，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早期介绍赫尔德的中国学者分别留学日本、欧洲和美国，比如王国维、周作人、吕澄等人曾留学日本，朱光潜留学英国法国，蔡元培、宗白华留学德国，何炳松留学美国，他们均曾在当时世界现代学术列强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留学，才能了解到西方现代学术的进展。

就本文引言中提示的人物、观念、文本而言，本文提供一些一般性的结论可供参考。在西学入华过程中，有些人物是以主角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如康德、歌德，以及正文第三部分中李长之笔下的温克尔曼、席勒、洪堡等人；也有些人物是以配角的面貌出现，如赫尔德。有些名词和观念在民国初年曾风行一时，为学者著作和大众媒介常用，如维新、国民性、国粹、民主、科学、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以及赫尔德所谓民族精神(Volkgeist)；也有些名词和观念是潜移默化或者仅仅存在于学者的学术史中，如赫尔德所谓了解之同情或曰同感、移情，以及民声。以文本而言，传递观念的文本可以是原文文本，也可能是译文文本，如王国维、周作人等在日本读到的日文文本，也可能是改编文本，如李长之留下的文本。不同文本对特定人物的观念的表述可能非常不同，精确度不同。所以，我们得到的有关赫尔德的信息不过是十分零碎的片断。

注释：

①比如代表性的作品有Günther Debon und Adrian Hsia Hrsg.,Goethe und China-China und Goethe.Bericht des Heidelberger Symposions ( Frankfurt:Verlag Peter Lang,1985 )；杨武能：《歌德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Yang Wuneng,Goethe in China,1889-1999 Frankfurt:Verlag Peter Lang,2000).

②张辉：《德国美学的东渐及其媒介研究》，《北大中文研究》，创刊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354-381页。

③较近的研究如杨平：《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

④王国维：《叔本华与尼采》，《静庵文集》，《王国维遗书》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464页；王国维并注明引文出自英译《意志及观念之世界》第三册六十一页至六十三页。

⑤1900年由Tübingen; Leipzig:J.C.B.Mohr出版。

⑥此书多次重印，1940年早稻田大学出版部重印。南庶熙1926年还翻译出版了桑木所著《现代思潮》，上海：商务印书馆。

⑦刘悦迪：《美学的传入与本土创建的历史》，《文艺研究》，2006年第2期，把王国维看作中国第一位引入美学或审美学术语的学者。

⑧王国维：《论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收入《静庵文集》，《王国维遗书》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

⑨贺麟：《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⑩高平叔编，《蔡元培美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80页。

(11)Johann Gottfried Herder,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kind,abridged and with introduction by Frank E.Manuel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p.13-33.有不少学者均提示了赫尔德对气候塑造民族性的强调，如Carlton J.H.Hayes,"Contributions of Herder to the Doctrine of National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2:4 (Jul.,1927),pp.719-736; Jonathan M.Hess,"Johann David Michaelis and the Colonial Imaginary:Orient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Racial Antisemit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 Jewish Social Studies 6:2 (Winter,2000,New Series),pp.56-101.

(12)前揭《蔡元培美育论集》，139页。

(13)前揭《蔡元培美育论集》，139-141页。

(14)吕澄《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民国丛书》第一编66辑，10页。

(15)吕澄《现代美学思潮》，商务印书馆原版，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民国丛书》第一编66辑，12页。

(16)黄忏华，《美学略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民国丛书》第一编66辑，20、27、39-40页。该书讨论心理学的美学时将费肖尔(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他写作费诗)、立普斯(他写作栗泊士Lepps，应作Lipps)列为一例。

(17)《朱光潜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作者自传》，3-4页。

(18)分别见《朱光潜全集》第二卷，1987年，24页、228页。收入《孟实文钞》中的《近代美学与文学批评》则没有提到移情作用，见《朱光潜全集》第三卷，1987年，401-424页，《孟实文钞》1936年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其增订本1943年由开明书店以《我与文学及其它》为名出版。

(19)许多有关蔡元培先生美学思想的著作，均未提及蔡元培与赫尔德的联系；如较早出版的研究性著作，聂振斌，《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以及中国蔡元培炎就会编《蔡元培研究集：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其中有孙常炜、林小青、崔文冰、修海林等学者关于蔡元培美学或美育思想论文，均未提及蔡元培与赫尔德的联系。

(20)近代德国的美学文选，参见Harry Francis Mallgrave and Eleftherios Ikonomou eds.,Empathy,Form,and Space:Problems in German Aesthetics,1873-1893 (Los Angeles:The Getty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Art,1993).

(2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载《朱光潜全集》第七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65页提到赫尔德。

(22)《朱光潜全集》第一卷，237-238页。

(23)参见拙撰《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24)《朱光潜全集》第一卷，245页。

(25)如吕澄《美学浅说》(1923年)、范寿康《美学概论》(1927年)、陈望道《美学概论》(1927年)等均提到移情说来自立普斯；见刘悦迪：《中国二三十年代审美主义思潮论》，《思想战线》，2001年第6期。

(26)Friedrich Meinecke,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München:R.Oldenbourg,1965,2d ed.),p.357.

(27)研究宗白华美学的较近著作参见张渭涛：《宗白华意境理论的继承和贡献》，《共爱学园前桥国际大学论集》5，2005年，51-71页。

(28)据1925-1928年间讲稿整理《美学》，见宗白华：《宗白华全集》卷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454页。

(29)最近对于赫尔德美学的介绍文章见张玉能：《赫尔德与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潮》，《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二期；英文学界对赫尔德美学思想的研究见Robert Edward Norton,Herder's Aesthetics and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宗白华的弟子刘小枫《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一书研究了德国从古典时代到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浪漫主义美学传统，但完全没有提赫尔德。

(30)前揭《宗白华全集》卷一，454-455页。原文费肖尔名字作Rriedrich显然有误，应作Friedrich。

(31)如Charles Edward Gauss 为《观念史辞典》所写的词条Empathy,见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3 -1974),pp.85 -89; 以及 G.W.Pigman,"Freud and the History of Empath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76:2 (April,1995),pp.237-256.

(32)Theodore Lipps,Aesthetik:Psychologie des Schnen und der Kunst,Hamburg und Leipzig:Leopold Voss,1906.1914-1920出第二版。

(33)温克尔曼的最新传记见Wolfgang von Wangenheim,Der verworfene Stein:Winckelmanns Leben (Matthes & Seitz Berlin,2005).

(34)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944年重庆初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再版，1992年上海书店影印版。

(35)李长之：《德国的古典精神》，东方书社，1943年初版，1992年上海书店影印(民国丛书，第四编，56)，5页。

(36)1805年歌德在图宾根发表了《温克尔曼及其世纪》(Winckelmann und sein Jahrhundert:in Briefen und Aufstzen,Tübingen 1805 )一文纪念温克尔曼；有关同时代德国学者对温克尔曼的评介，见Henry C.Harfield,Winckelmann and His German Critics.1755-1781.A Prelude to the Classical Age,New York:King's Crown Press,1943.此书出版在李长之《德国的古典精神》刊出之后，李当时没法看到。

(37)李长之：《德国的古典精神》，上海书店影印版，1992年，11-12页。

(38)Wilhelm Dilthey,Die Geistige Welt: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s Lebens(Stuttgart:B.G.Teubner,1957),pp.326-27.

(39)李长之：《德国的古典精神》，134页。据他自己注明，该文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改译。

(40)同上，185页。

(41)见《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946年，112页。

(42)有些译名参见拙撰《赫尔德与周作人——文化民族主义与民俗学》(待刊)一文。

(43)偶尔也有例外，如李长之曾1929年1月19日所写《思想建设上：论思想上的错误》一文引用了王国维的《静庵文集》，见《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25页；并在1929年4月1日所写《伯拉图对话集的汉译》中提到王国维的《静庵文集》，见《迎中国的文艺复兴》，92页；后者写于民国18年，却在篇首引用了民国22及23年两部伯拉图著作的汉译，可能是收入《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时加入。

(44)古留加著、侯鸿勋译《赫尔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卡岑巴赫(Friedrich Wilhelm Kantzenbach)著、任力译：《赫尔德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此书即Johann Gottfried Herder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1999年由Reinbeck:Rowohlt出了第七版。最好的赫尔德传记是Rudolf Haym,Herder:nach seinem Leben und seinen Werken (Berlin:Grtner,1880-85.Berlin:Aufbau-Verlag,1958重印本)；其次是Robert Thomas Clark,Herder:his life and thought (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5 );其它传记还有Wulf Koepke,Johann Gottfried Herder (Boston:Twayne,1987); Michael Zaremba,Johann Gottfried Herder:Prediger der Humanitt (Kln:Bhlau,2002)；关于赫尔德人生片断的论著包括：Wilhelm Dobbek,Johann Gottfried Herders Jugendzeit in Mohrungen und Knigsberg,1744-1764 (Würzburg:Holzner-Verlag,1961 ); Margot Westlinning,"Der junge Herder in Knigsberg,"in Knigsberg und Riga,ed.Heinz Ischreyt (Tübingen 1995 ),pp.69-85; Wilhelm Dobbek,"Johann Gottfried Herder in Bückeburg 1771 bis 1776," Schaumburg-Lippische Mitteilungen 20 (1969),pp.37-56; Cordula Haux,Eine empfindsame Liebe':Der Brautbriefwechsel zwischen Caroline Flachsland und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Unpublished M.A.thesis.Bielefeld 1988); Tino Markworth,"Zur Selbstdarstellung Herders in den ersten Bückeburger Jahren," in Bückeburger Gesprche über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988,ed.Brigitte Poschmann (Rinteln:Bsendahl,1989),pp.81-97; Christoph Fasel,"Der spte Herder im klassischen Weimar," in Herbergen der Christenheit.Jahrbuch für deutsche Kirchengeschichte 19 ( 1995),pp.145-163.

(45)周作人对于民俗学的兴趣引发了他对赫尔德的重视，他也因此十分重视民歌并发起了中国民歌的收集，以期保存中国国民的心声。参见拙撰，《赫尔德与周作人——文化民族主义与民俗学》，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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