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智平[1]2001年在《90年代美国经济中低失业与低通胀并存的原因探析》文中认为90年代的美国经济呈现出全新的经济特征——高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保财政赤字同时并存。人们将此种现象谓之曰“新经济”。本文拟就“新经济”中低失业、低通胀的产生及其并存的原因作初步探讨。 低失业率的主要原因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出口贸易的扩张、经济结构的变化、财政制度的改革以及适宜的货币政策等。低通胀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财政制度的改革、适宜的货币政策、高新技术的发展、企业的兼并重组、美元的升值以及进口品的价格下降等。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高新技术的发展，“中性”的货币政策以及世界石油价格的下跌等又作为主要原因造成了低失业与低通胀的同时并存。 全文共分六部分，分别论述了9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的特点，低失业、低通胀的产生及其并存的原因，并简要对一些“‘新经济’论”者的观点作了粗浅评论，最后阐述了“新经济”对中国的启示及对策。
刘洪仓[2]2001年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低通货膨胀高速增长现象探析》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迅猛，形成高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新特点。尤其是高经济增长下的低通货膨胀现象令人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解析美国低通货膨胀高速经济增长产生的原因，评价新经济论的某些观点，并通过分析指出美国经济仍面临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美国经济并没有达到超越周期的永久增长。 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美国90年代经济的总体回顾。第二部分是分析美国经济产生低通货膨胀高速增长现象的根本原因。第叁部分是对于美国新经济的理论探讨。第四部分是分析美国经济潜在的通货膨胀因素。
苏惠香[3]2007年在《网络经济技术创新与扩散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过去十年中，网络经济的蓬勃兴起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的经济架构，它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特征，使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正面临严峻的变革。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持续增长与通货膨胀是紧密相联的。经验上看，如果失业率低于5.5％—6％，经济增长率超过2％—3％时，就会出现交替现象。然而，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过程打破了这种经典理论的预言，成功地实现了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并存的梦想。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大多数学者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网络经济下信息技术的创新促进企业的产生，新企业的“群聚”促成了信息产业的兴起，而美国过去几十年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又为信息产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资本市场的创新以及政府的关注进一步加速了信息产业的发展，而信息产业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支持了“新经济”的诞生，也即网络经济下的信息技术创新与扩散创造了美国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并存的奇迹。在此前提下，研究网络经济下中国信息技术创新与扩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效应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综观人类历史上曾经经历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正在经历的网络经济革命，这叁次创新浪潮都通过改变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化，其中网络经济革命通过以网络形式重新构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方式，极大的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从宏观上看，网络经济对就业和产出产生重大影响，改变传统菲利普斯曲线的形态，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从产业发展来看，与网络经济相关的网络产业蓬勃发展，既包括网络贸易、网络银行、网络教育、网络企业以及其他商务性网络活动，又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网络设备和产品以及各种网络服务的建设、生产和提供等经济活动。从企业营销、制造、居民消费与投资的微观层面看，通过建立大型的网络虚拟市场，彻底改变传统企业和居民的交易行为方式。网络经济不是单纯的技术现象，也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技术—经济范式更替的产物。并且与前两次创新浪潮相比，网络经济创新浪潮具有更强、更剧烈的扩散性和渗透性，其对国民经济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两次创新所不具备的，从而具有更明显的经济范式变革的特征。本文的主题是论述网络经济技术创新与扩散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的重大影响。本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数理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并且以计量研究为主。全文分七章。第一章导论是本文以后各章研究的基础。本章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其次对网络经济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合述评，并确立了本论文的研究框架、思路和方法。最后，指出本文的创新点。第二章首先对网络经济的概念进行界定，并指出网络经济的本质是重大技术创新引起的经济范式的变革。然后对网络经济的新特征作了归纳总结，指出了网络经济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网络倍增效应下的网络经济性，并重点对网络外部经济性效应进行微观分析和案例实证，验证了网络直接外部经济性效应和间接外部经济性效应，最后分析了网络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构成的冲击。第叁章重点分析网络经济创新浪潮作用于国民经济的内在机理。本章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入手，指出创新对经济的影响表现在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打破经济的循环流转，引发产业革命。然后根据弗里曼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进一步将技术创新分为渐进型、突进型、技术系统变革和技术—经济范式更替等四类，进一步说明网络经济的本质是重大技术创新引起的经济范式的变革。并延续这一主题，根据罗默和卢卡斯的新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内生和人力资本内生指出技术知识不仅形成自身的递增效应，而且能够渗透于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指出技术创新与扩散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而着重从微观上研究了技术创新的扩散过程，发现技术创新的扩散规律。沿着技术创新这条主线，指出经典理论的分析立足于一般意义上的创新，网络经济创新浪潮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创新的共性外，还具有非常明显的个性。因此，要分析网络经济对国民经济影响的内在机理必须结合网络经济时代创新的特点。接着沿用创新的分析框架，指出了网络经济创新浪潮是以知识为资源的创新，网络经济时代创新的主导产品是数字产品和互联网，并对数字产品的定价和所具有的特殊成本结构以及所处的市场性质进行微观分析，为网络经济的主导产业作进一步铺垫。网络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信息技术产业具有产业相关性、非竞争性和潜在需求性叁大特点，这也是技术创新引发产业革命的前提条件，进而分析了信息技术产业的经济效应特征，并进一步重点分析信息技术扩散的技术溢出效应，由此得出网络经济创新最大的特点是其极强的扩散性和渗透性引发的交易范式变革，从而大大降低国民经济运行成本。这是网络经济时代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在根源。因此，网络经济对经济的影响在本质上表现为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在现象上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或产业革命。根据技术演进的特点，网络经济对国民经济影响将分别从创新的形成和创新的扩散两方面论述。本论文将主要研究创新的形成与扩散过程对经济在宏观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对总产出和就业的直接影响，并重点研究创新的扩散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创新的形成对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信息技术的创新是否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信息技术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否成为推动GDP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创新的扩散对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信息技术的扩散是否导致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信息技术的扩散是否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动，是增加就业效应还是减少就业效应。本章的研究是下面几章从数量上研究网络经济技术创新与扩散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基础。第四章重点从数量上研究网络经济信息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本章利用1983—2005年信息技术产业的数据与同期的我国GDP数据来研究信息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章首先计算了在此期间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对名义GDP、对名义GDP增长、对实际GDP和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并发现不论是用哪一种方法，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呈现阶段性和滞后性，同时发现信息技术产业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剔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更能真实的反映经济的波动情况，这也为后面进一步研究信息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数据的选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运用这一期间信息技术产业的实际产值和实际GDP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信息技术对总产出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滞后期为4年。最后，在前一分析基础上，运用这一期间信息技术产业的实际产值和实际GDP数据进行单因素OLS回归分析，得出了信息技术滞后4年的数据对GDP的影响弹性为0.38，并计算出在此期间的信息技术创新产出效应，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第五章采用数理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利用多因素来研究信息技术扩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问题。在论述的过程中，本章以宏观经济理论为研究起点，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思想和方法为研究主线，对内生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该研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对于政府部门科学合理地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和进行宏观调控，对于保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章首先介绍网络经济技术创新的扩散对总产出影响的过程；其次介绍网络经济生产率增长的特点，并进一步对网络经济技术创新对传统叁次产业的扩散效应进行分析，并且归纳总结了网络经济信息技术对生产率贡献的经验研究；最后，对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计量研究。在这一部分，首先介绍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其次，介绍经济增长要素贡献份额的传统测算方法，并对该方法进行简要的评价；接着提出我国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及其贡献的新测算方法，并提出两种计量模型，这也是本文的理论创新之一。本文认为，生产过程中技术水平的变化不仅以投入要素为载体，通过投入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这一可观测和可度量的指标表示出来，还可通过独立投入要素进入生产函数，尤其是对于象信息技术这样的技术。鉴于这一考虑，本章构造了反映信息技术进步的新型生产函数。在该函数中，产出不仅与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各要素投入量有关，而且与信息技术生产率有关。最后，运用所建立的两种生产函数，利用1983—2005年的各投入要素的实际数据运用经济计量软件EVIEW5.0进行OLS回归分析测算，并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了我国经济增长路径，计算出了我国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扩散效应，发现了信息技术扩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特点。这也是本论文的创新点之一。第六章首先对网络经济中技术创新的形成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说明信息技术创新的形成对劳动就业是增加效应，其次，对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说明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对劳动就业有增加效应，也有减少效应，并进行具体分析。第叁，又进一步对信息技术进步在叁次产业的应用和渗透方式和特点进行分析，进而得出信息技术进步下叁次产业就业量的变动趋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下的信息技术进步就业效应，并从微观上进行分析。第四，对人力资本投资下的信息技术进步就业效应进行数量建模分析。这一部分是在第五章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二的基础上，通过变换，建立了劳动就业增长模型。这是本文的又一个创新点。本章认为，劳动就业增长不仅与宏观经济、一般资本投入有关，而且也与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本投资等其他因素有关。本章重点研究信息技术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并发现了信息技术增长对就业增长贡献的特点，信息化程度低时，信息技术对就业呈现减少效应，当信息化程度高时，信息技术对就业将呈现增加效应，并通过对该增长模型中信息技术就业弹性的分析，计算出了信息技术就业效应。这是本论文的又一创新点之一。最后，本章从另一个角度，通过资本劳动比的数量分析来研究人均信息技术对劳动就业的影响，进而发现了我国信息技术发展路径，信息技术扩散初期，信息技术表现为资本密集型(就业减少型)技术，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信息技术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就业增加型)技术，并验证了我国的信息化程度。这是本文的又一个创新点。第七章在前面各章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本论文总的结论和政策含义。本章共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我国网络经济技术创新产出效应存在时滞问题，时滞为4年；二是我国网络经济技术扩散产出效应也呈现出阶段性特点，信息化程度越高，技术扩散效应越小；叁是我国信息技术对经济既有替代效应又有溢出效应；四是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五是网络经济下，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共同作用推动经济增长；六是我国信息产业发展路径，在1983—1994年走的是一条资本深化的道路，在1995—2005年有所改善，不是资本深化的主要原因；七是我国网络经济技术创新与扩散就业效应呈现出先是减少效应后是增加效应；八是网络经济下，我国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呈现出一定的创新与扩散效应，在未来，我国也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低失业率的双赢局面。本文分析了经济增长中各要素所扮演的角色，研究了经济增长的方式，为我国政府制定科技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并针对不同阶段、不同形式的增长及增长机制，提出了政府应该采取的相应的经济政策。
张青青[4]2005年在《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下货币政策效力对比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从现实的货币政策实践结果看,货币政策的预定政策目标与实际运行效果之间常常存在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有时较小,则货币政策有效性较高;而有时又明显较大,使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较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作为目前货币理论中的前沿课题,是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同时已成为制约我国当前货币政策有效实施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研究和借鉴国内外有关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收集了80年代的美国、90年代的日本以及1985-1994、1997-2003年的中国的大量经济数据,并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分析得出结论: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效果强于对通货紧缩的治理效果;并以此为根据从货币中介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开放经济环境以及国民收入分配等五个方面,论述这些因素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阐释出现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的原因。 本文采用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检验及向量自回归(VAR)等国外经济计量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经济环境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模型,同时采用稳定性检验、残差回归及脉冲冲击向量等检验手段对我国不同时间序列样本阶段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不同阶段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政策建议。
洪丽[5]2010年在《当代国外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文中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迅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呢?它会自动转为下降不必政府干预,还是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调节居民收入差距?什么样的政策调节收入差距更有效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跳出就中国问题论中国问题的局限,把视角转向国外,系统研究国外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影响因素及其解决政策,将对正确看待并解决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关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趋势,早期最有影响的当属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和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他们都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扩大、后缩小”,类似倒U型曲线。而进入20世纪80、90年代,又有学者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类似一条U形曲线。根据从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MID2c)整理的13个经济发达国家、5个新兴工业化国家、11个发展中国家、17个经济转轨国家的基尼系数的时序数据可以发现,经济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收入差距的变化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类似“U型曲线”,转折点大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经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这种“u型关系”还通过实证模型得到了验证,结果不仅支持了20世纪80、9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的“U形曲线”的观点,也与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理论相吻合,因为“U形曲线”与“倒U假说”考察的时期并不一样,库兹涅茨等人研究的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而“U形曲线”则阐述的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和新的信息化阶段收入差距的变化规律,“倒U假说”中收入差距在工业化后期下降的阶段正好与“U形曲线”中收入差距前期下降的阶段相吻合,两者其实并不矛盾。经济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差距无论是在前一阶段的缩小,还是后一阶段的扩大,都是自然因素和政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经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之所以呈缩小的趋势,除了与二元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等自然因素有关,还受益于经济发达国家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强力干预,这段时期的政府再分配政策倾向于保护穷人、干预力度较大,高额的累进税及日益增加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一方面有效调节了过高收入,另一方面使部分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流入低收入家庭,两者结合有效缩小了贫富差距。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从经济发达国家自由流出、“南北贸易”和外来移民增加,技术进步,政府再分配政策干预力度减弱,工会力量削弱和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都成为推动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重量力量。这一系列相关因素对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影响,大多数在实证检验中都得到了验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工业化过程的不同阶段,但这些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并没有明显表现出与库兹涅茨“倒U假说”相符的模式,影响这些国家收入差距变化的因素也并非简单的与二元经济发展相关的因素,而是表现出与国家的工业化战略、政府政策的导向密切相关。当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而不注重分配时,一般会伴随收入分配的恶化；当政府不仅关注经济目标而且也关注社会的公平时,收入分配状况通常会得到改善。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不一定会表现出库兹涅茨“倒U假说”这种单一的模式,很可能随着国家工业化战略、政府政策导向的变化呈现不同的模式。经济转轨国家由于都发生了特殊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转变,其收入差距的变化又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转轨初期收入差距都迅速扩大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转轨推行的价格自由化引起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国有企业私有化使财富迅速向少数权贵手中集中,法制不健全使腐败蔓延,劳动力市场灵活化使失业增加、贫困加剧,以及社会保障水平下降,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经济转轨国家在转轨初期贫富差距的扩大。而在经历了转轨初期的混乱之后,许多转轨国家开始加强政府对经济、社会领域的干预,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结果可以看到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保加利亚、越南、蒙古等国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转向下降。这也再次证明收入差距的变化与政府政策的导向密切相关,而不是任何国家都会自然地呈现绝对的“倒U模式”。可以看到,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经济转轨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无一例外的经历过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且当前许多国家的收入差距还非常大,巴西、哥伦比亚、南非、肯尼亚等国的基尼系数都在0.55以上,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特有现象,当前中国的收入差距与南非、巴西等国家相比要相对小得多。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放任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事实上,库兹涅茨本人并不认为收入差距会无条件地随经济发展而先上升后下降,他也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像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听任收入差距扩大,而是指出采取累进税制等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对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论其当前是否已进入“两极分化”或还“处于合理区间”,都不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能期待收入差距会自动转为下降,而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解决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来缩小中国当前的收入差距。从国外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情况来看,一类是较好地解决了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国家和地区,主要以经济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主；另一类是对居民收入差距采取放任政策或者政策不当或失效的国家和地区,如拉美的众多国家、亚洲的印度、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众多非洲国家等。中国在借鉴这些国家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成功的经验、并吸取其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手,建立一套完善的解决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具体包括：加强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保护低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源头上遏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协调城乡发展,加入对农业的投入和保护,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给予多种政策优惠,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加强垄断行业的市场竞争,打破行业垄断,消除垄断带来的不合理高收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完善税制结构,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征管,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力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加大教育投资,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努力为全民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增加收入；积极发展第叁产业,并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困难群体的就业岗位,缓解贫富差距；等等。
吕元祥[6]2014年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需求结构失衡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了投资率过高而消费率过低的需求结构失衡问题。为分析和解释我国的投资消费结构失衡问题,本文在考察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基于1992-2011年的资金流量分析表剖析了我国居民部门、企业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需求结构失衡特征。随后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对投资消费结构的国际经验进行了分析比较。接着,本文基于存流量失衡的新角度,利用一个反映企业成本收益核算的收入支出模型,阐释了我国存流量比例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需求结构失衡之间的重要影响机制,并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经验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了后凯恩斯主义的存量流量一致模型,在一个包含实际经济因素和货币金融因素的五部门模型框架下,通过参数校准,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分析了投资冲击、收入分配冲击、消费倾向冲击、税收冲击以及利率冲击等外生冲击对我国增长中需求及需求结构的影响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一)从资金流量分析看,我国最终消费率的下降是由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和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共同造成的,导致后两者的原因在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我国的高投资率主要来自于企业投资率的提高,企业高投资率源于企业经营性留存收入占比的提高,后者则与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政府直接投资上升以及政府对企业的资本转移提高等有关。这意味着我国低消费和高投资现象都直接联系到了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直接导致了我国需求结构的失衡。(二)资本存量相对收入流量比例的失衡是我国需求结构失衡的深层原因。其逻辑在于,经济中的资本存量相对收入流量比例失衡会通过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并最终导致需求结构失衡。在企业的成本收益核算中,投资的增加不仅会增加当期的资本存量,也会提高下一期的折旧和利息成本；企业为了保持原有资本回报率水平,需要在下一期以累积的比例增加投资,这将会导致资本回报(利息和利润)和资本成本(折旧和利息)相对于劳动收入上升的更快,即随着资本增长率的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会下降。由于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比非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这将导致国民储蓄率的不断提高,最终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赶超战略和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发展模式是导致我国资本存量相对收入流量更快增长的重要原因。恢复存流量平衡的办法就是让过高的资产值(企业破产)跌下来,使存流量比例得以合理调整。(叁)我国投资增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储蓄倾向的提高均对消费率产生了抑制作用,并会使产能利用率下降,经济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减低税收和提高利率水平则有助于提高消费率,提振有效需求。本文模拟分析的政策含义是,为了有效提高消费需求,中国应当摆脱过去高度投资依赖的发展模式,切实改革资本偏向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此外,还应加速利率市场化进程,改革金融抑制的政策。
赵吉林[7]2009年在《中国消费文化变迁研究》文中指出生活消费既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行为,又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重要领域。提高生活消费需要的满足程度,既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归宿。中国30年改革开放,带来了城乡居民消费领域最为深刻的消费变革,它显着地提升了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改变了消费结构状况,催生了消费生活方式的更新。中国居民消费生活状况的变化,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消费文化的加速演进。城乡居民从自身和社会消费生活的巨大变化中深切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魅力,同时也从消费对象、消费制度及消费观念和习俗的演变中,实际领略到我国消费文化演进发展的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是文化。以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概括为广义文化内涵的叁个基本方面,包罗了物质财富、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基本要素。文化的状况及其演变,既反映了人类进化与发展的进程,也是把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水平的基本尺度。其中,基于满足人们生活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构成了全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基础,而人们的消费生活需要及其发展则是整个社会运动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成为人类历史活动的基石。因此,人们消费生活需要及需要发展演变的进程,就成为制约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石。消费文化首先是一种经济文化。消费过程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它以“消耗或享用人类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生活服务)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这种特殊规定性,鲜明地表现着经济文化的基本属性,集中表现了人们在生活领域的各种文化现象——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等构成消费文化的基本内涵。剖析消费文化,揭示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演变的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根源、人文历史传统、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特征,就是展现人们生活方式的形态,回答“如何生活”以及“为什么要这样生活”的问题。同时,消费文化又是社会不同主体之间通过生活消费过程相互交往的规则和情感联系方式,从而表现出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实质,进而反映了支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运动的内在机理。在每个社会形态中,消费文化的继承与蜕变、矛盾与冲突,总是经济文化进而是整个文化形态中表现得最明显、最直接、最深刻的部分。本文试图伴随中国历代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即历代经济文化演进的基本背景下,勾勒消费文化的基本状况及其演变的基本轨迹,探寻不同社会形态及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之中,其物质消费文化、精神消费文化和生态消费文化的基本状况,从而揭示相关社会制度、观念、习俗、环境等各种文化要素的变迁对社会成员消费生活的影响,展示我国消费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基本历程。勾勒中国消费文化的演进史,着眼于探讨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居民消费文化的现状,提示当前制约我国居民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的消费文化因素,从而构筑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互动、经济文化引致消费文化的分析框架,旨在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文化体系,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因此,把握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深入探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无疑对于我国加快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全文共七个部分,以社会生产力发展史为基本线索,在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探索中国消费文化从远古到进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基本的演变轨迹,同时从中国消费文化变迁进程中解读中国社会步履维艰地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从蒙昧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演进规律。导论主要交待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概括本文的逻辑结构以及各章的主要内容等。第一章探析消费文化的内涵。在阐释国内外众家“文化”定义基础上,将文化首先界定为社会文化,即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作为文化,应当强调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其逻辑方程式可以描述为：社会活动----社会生产---社会产品---社会文化；文化的特质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各种社会活动形成了各种社会成果,同时形成了社会文化。在文化的层次结构划分上,笔者认为：物质文化、价值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产生和变更的过程,即是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本文将“经济文化”界定为：人在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流通和消费过程中蕴涵和表现的物质基础、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社会需求、思想观念和社会经济制度等。文章提出：“消费文化”首先是经济文化的一种形态和存在方式,是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人们社会生活领域中呈现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集中表现。消费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一种人本文化,其实质是以消费需求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消费文化在形态上呈现出民族性、多样性、整体性和相对性,它是历史传承的累积并作用于现实生活的基本产物；消费文化以其经济渗透和社会引导功能,成为人们生活消费的基准方式和行动模式,反映着经济主体(消费者)从社会生活中获取提炼到的能力和素质。这些论述为以下各章从理论上提供了分析基础和平台。第二章主要梳理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发展与消费文化形成的脉络,归纳中国古代消费文化形态的总体表征：传统农业经济社会消费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自给自足、结构单一、水平低下、等级森严、宗亲消费等,从而凝炼出中国传统消费文化的核心——“黜奢崇俭”。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消费文化史就是一部“黜奢崇俭”史,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传承过程中积淀并逐渐确立起来的思想意识及其制度安排,是特殊的封建王权与土地制度,重农抑商的儒家教义,节俭、中庸与均平的伦理准则等合力作用的结果,具有鲜明的道德化、伦理化和政治化印记,它既有其历史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又是历代社会消费需求增长的桎梏。第叁章重点考察中国现代化前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消费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曲折转型。这是在经济落后、军事挨打、主权被侵犯等社会大背景下,以知识分子群体为先导的、在西方消费文化的外力刺激下的艰难的转型。它分析了消费方式特别是消费观念所面临的冲击及由此带来的变迁；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即从消费文化角度透视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困扰近代社会的主题。可以说,鸦片战争后中国消费文化的发展,其实就是传统消费价值观向西方消费价值观的复制与嬗变,“黜奢崇俭”、等级消费等中国传统消费文化的核心发生了动摇,以依附性的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伦理消费价值体系,缓慢而不可逆地转向以独立人格为基础、自由平等的伦理消费价值体系。第四章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经济现代化进程与消费文化演进的同一性与同向性。计划高度管制经济条件下居民消费生活的进步性和局限性表明：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高度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选择,严重限制了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消费市场清淡、萎缩,消费主体缺失,消费几乎被隔绝在工业化进程之外,形成了具有经济增长成果与人民群众物质利益“疏远化”、消费需求“意识形态化”的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改变了中国居民消费的物质环境和消费行为选择,确立了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衣、食、住、行等消费行为回归到原本意义之上,进而改变了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结构,同时实现了中国消费文化基础结构的历史性变迁。第五章从全球化的视角,考察中西方消费文化的融合与冲突。全球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文化的全球文化趋同化。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传统消费文化带来双重效用：消费文化已经出现全球化趋同与融合的趋势,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居民的消费生活；同时,基于中西方价值形成上的差异,中西方消费文化存在着迥异的核心价值观和消费模式。消费文化的“全球化”不可能清除或替代消费文化的“民族化”,二者的矛盾与冲突在改革开放以来从未间断。经济文化全球化加速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推进了以改革开放为内在动力的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应当看到,中国消费文化受到西方消费文化的巨大冲击,基于西方市场经济基础的生活理念、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特别不可低估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对我国居民生活方式的侵蚀力和影响力,部分“新富”阶层的生活追求确实具有较为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其示范效应影响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消费主义的影响扩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消费差距,冲击着社会占主流地位的核心价值观念。必须对“消费主义”影响加以剖析与抵制,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消费文化国际比较中,更须坚定地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文化观念。第六章重点分析在当前中国混杂的价值形态和文化形态下,多元消费文化存在的基础及其发展趋势。历经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思潮的变迁,昔日超物质利益的、颇具理想色彩的道德模式迅速消解。主流消费文化、精英消费文化与市俗消费文化的交融与混杂,是现时期我国消费文化的基本特征。首先,追求生活质量、提倡物质利益最大满足的消费文化,透视出在消费生活中实现人生价值的理念。这场变革的实质是以人为本,以民生为本的理念,以最明确的形式倡导占社会主流地位的价值形态。其次,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观、道德观与伦理观,又催生着大众消费文化的蓬勃发展。在世俗消费文化影响下,消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兴趣的中心,物质享乐取代精神生活成为时尚,追求享乐与舒适取代劳动与创业成为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再次,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相互交融、互为整合又相互冲突,既推进全球文化的新建构,又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和自我认同,二者之间的交融与互动,在消费文化的演变进程中真切地反映出来。社会价值评价与道德规范似乎也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既有对计划体制时期禁欲主义的纵向叛逆,又有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横向移植；既有对益于身心消费体验的继承与发扬,又有对消费“符号”的简单模仿与崇拜；既有大众世俗文化消费中低俗的非健康现象的死灰复燃,又有对高雅人文文化产品的热情赞扬。第七章立足于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构建和革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文化体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不仅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要全方位调整和完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建设中国特色新消费文化。消费文化直接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是中国特色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消费文化,对充分发挥消费文化作用,保民生、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促进人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由此提出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以革新中国文化的落后性、夯实消费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深化相关经济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强“可持续消费”文化建设、加强政府引导、开展广泛的国民消费教育等等政策建议。从目前涉猎的文献看,关于消费文化和中国消费文化,学术界已有较多的论述,多从社会学理论角度,探析消费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探讨经济文化产业发展之中的消费文化；从哲学、文学理论的角度,探析消费文化对文学、艺术理论的影响关系,而鲜有从经济理论和经济文化角度,从古至今疏理和论及中国消费文化的发展脉络及其演进,揭示其消费与经济社会互动的基础理论。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面对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大肆蔓延,我国能否继承和发扬五千年优秀消费文化,同时借鉴西方消费方式的科学成分,抵制其有害影响,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消费文化体系,促进居民身心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既是当代中国消费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也是推进社会和谐和社会文明的对策问题,是本文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总之,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在吸收学术界关于中外消费文化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紧密结合中国几千年经济文化演进过程,对这一具有历史视野的、宏观的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课题进行了尝试性探讨。本文力求创新之处包括：1.选题上：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消费文化问题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某个历史阶段或某个历史问题进行单线条的分析。本文试图从古代到现代、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漫长历史长河中梳理中国消费文化形成和变迁的基本脉络及发展趋势,尽力从长远历史的角度展示消费文化的深邃内涵,清晰地把握消费文化历史演进的图式及其意义。这种研究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属首次。2.分析框架上：全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研究思路,以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作为影响消费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以中国消费文化发展历史为研究视角,一方面,探讨了人与消费文化的互动,试图论述：人(素质、能力)→生产力→消费文化(消费品、消费制度和伦理等之积淀)→消费者(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社会经济基础→人……在这样一个永无止境的互动过程中,在社会经济基础总体从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过程中,人的素质、能力与精神总体不断上升,由此推进了社会生产的进步,促进了社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螺旋上升式的演进,以及人朝向现代化的人的历史进步。另一方面,着力于探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与消费文化演进过程的相互关系,试图论证在社会进步中的消费文化的发展脉络：消费需要与消费活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消费需要的满足与上升→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消费需要趋向发达与完善……这种根植于人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分析,思路逻辑清晰。3.研究方法上：本文注重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经济学为基础,与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在阐释中国消费文化的演进上做了一些新的尝试。4.观点上：本文在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了笔者自己的看法：(1)学者们对消费文化的定义较多的是与文化定义相对应,认为消费文化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广义上的消费文化主要包括消费物质文化和消费精神文化,狭义的消费文化主要是指消费在人们的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笔者将消费文化界定为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社会生活领域中呈现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集中表现,反映了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主体(消费者)所具有的行为规范、消费能力及身心素质,以及消费者之间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揭示了消费文化的基本特征：消费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人本消费文化,其实质是通过消费需求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消费文化在形态上呈现出民族性、多样性、整体性和相对性,在功能上呈现出共享性、沉淀性、延续性和嬗变性,是历史传承的累积与现实相互作用的基本产物；消费文化是人们生活消费的基准和行动模式,是一定社会组织及其大多数成员共同遵从的制度、仪式、规范。(2)明确提出主流消费文化、精英消费文化与市俗消费文化的交融与混杂,是现时期我国消费文化的基本特征。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传统消费文化带来双重效用：消费文化的全球化趋同与融合趋势,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中国居民的消费生活；同时,消费文化的“全球化”与消费文化的“民族化”并存,正确把握二者的交融与互动、矛盾与冲突,这是当前时期科学地促进我国消费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则。(3)提出并阐释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消费文化的重要任务,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文化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环节；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4)当前革新城乡居民消费文化观念是提高居民消费需求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保障。并就相关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消费问题研究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众多学科知识交融的特点。本选题确立了一个跨越时空、跨越学科的复杂而庞大的主题,这对我的知识和能力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丝毫未敢奢望能将中国几千年博大精深的消费文化加以全方位透视,更不敢尝试将消费文化丰富内涵的方方面面加以确切反映,只是企图在导师和各位老师的指导与帮助下,对中国消费文化这一甚感兴趣的课题进行一番思索,以期勾勒出消费文化的一个轮廓,能够顺利完成论文的写作,并从中经受科学研究的锻炼与考验而已。若其成果能对中国特色消费文化体系的构建、对提高居民消费生活质量、提高居民身心素质有一定参考意义,则我心甚慰。鉴于笔者在理论素养、知识积淀、研究分析能力和消化吸收水平上的不足与局限,在本课题探析与写作中必然存在不少错误与疏漏,诚望各位导师不吝指教。希望本文能够为我校消费经济研究所承担的“211工程”叁期特色建设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消费史”,以及为笔者所从事的消费经济学教学和科研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同时也激励自己今后对此课题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本论文需要进一步完善的主要地方是：1.在中国几千年博大精深的消费文化的确切提炼与透彻把握上,本文肯定有进一步修正的缺陷与不足,这也是需要进一步努力的重要方向。2.论文的历史跨度大,每个历史阶段的消费文化都值得更为详细地梳理和提炼。3.论题涉及面甚为宽广和庞杂,对部分问题的分析上分寸把握不足,论述的深度不够。
孟久儿[8]2014年在《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财政政策设计研究》文中提出2007年亚洲发展银行(ADB)正式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理念,致力于解决亚洲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该理念具有广泛的理论内涵与深刻的现实意义。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引起世界瞩目,但同时我国在就业、基础教育、卫生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存在非均衡发展的问题,威胁着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这种非均衡发展状况的产生与我国多年来将财政政策的重点放在促经济增长上,而忽略民生事业发展不无关系。运用“包容性增长”理念指导我国的财政政策机制设计,能够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非包容性”问题,从而达到经济增长与民生发展相均衡的“包容性增长”结果。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在对“包容性增长”理念进行中西方思想溯源的基础上,对“包容性增长”理念的目标和关键要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我国增长的“包容性”程度进行了测度,揭示出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非包容性”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设计了“包容性财政政策”机制,提出了“包容性财政政策”的路径选择。本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导论。简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界定和研究方法等,并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创新点与难点。第二章,相关理论综述。该部分介绍“包容性增长”理论思想、财政政策与民生发展关系研究的相关理论,涉及“包容性增长”的理论概述,中西方“包容性”经济思想,财政政策与民生发展关系的文献综述。第叁章,“包容性增长”的定义、关键要素与测度思想。该部分主要对本文“包容性增长”概念做一理论内涵的界定,在该定义下,构建“包容性增长”的关键要素框架,并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测度思想与方法,以对后文中“包容性增长”的测度提供理论支撑。第四章,对中国“包容性增长”的测度。该部分在前文构建的“包容性增长”关键要素框架下,分别计算中国就业、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的可得机会,利用社会机会函数的思想,模拟构建各个领域的社会机会函数,再通过计算机会指数和机会包容指数,判断各个领域的“包容性”程度。第五章,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非包容性”问题。在上一章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对我国就业、基础教育、卫生医疗和养老领域存在的“非包容性”问题进行统计分析与规范分析,为下文“包容性财政政策机制”的设计提供相应的现实基础。第六章,“包容性财政政策”机制设计。在“包容性增长”思想的框架下,定义“包容性财政政策”的内涵与目标模式,综合前文对我国增长的“包容性”测度与发展中的“非包容性”问题,做出具有针对性的“包容性财政政策”路径设计与选择。第七章,结论与展望。综合全文阐述的内容,总结本文的一些主要结论,并对本研究相关的问题进行未来的研究展望。本论文以理论分析为起点,通过建立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辅之以统计分析和规范分析,对“包容性增长”理念与“包容性财政政策”机制设计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可推动我国经济与民生事业均衡发展的“包容性财政政策”路径选择。
肖泽群[9]2005年在《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外生的、可以由政府选择的变量。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是决定一国经济发展成功与否、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胜与负的关键因素。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如何谋划经济发展战略是中国在加快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文围绕经济发展这一主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论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以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在详细分析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新阶段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矛盾和挑战作出了判断,进而系统地分析了形成这些问题、矛盾的原因;然后再从理论上详细阐述了影响经济发展全局的六个重大理论认识问题,并结合中国实际从全局的高度提出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对策;最后,提出了制定、调整或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遵循的五条基本要求。本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国内外主要理论观点和历史资料的收集、分析和综合,从整体的高度进行了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研究,形成了具有一定创新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1)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矛盾和挑战的判断。本文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表面的问题概括为五大方面,即需求结构不协调,生产结构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协调,以及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和经济整体效率不高;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深层次的两难选择及矛盾概括为提高增长质量与经济高速增长的矛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高投入的矛盾,保持经济稳定安全与深化改革开放的矛盾;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外在挑战概括为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挑战和对中国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的挑战。(2)关于形成主要问题和矛盾的原因分析。原因主要是理论认识、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及其贯彻实施的经济政策还存在一些片面性。首先,在理论认识上,建国初期把苏联模式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样板,没能清醒地看待实施计划经济所需要的条件,把适合特定条件的计划经济的成功做法当作长期建设的方针;把社会主义优越性等同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把发展简单地看作是经济增长,片面追求总产值和 GDP 的数量扩张及其增长的高速度。其次,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主要包括国有经济和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不合理、投融资体制还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还不完善等。再次,实施的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经济政策还存在片面性,主要包括以高积累高投资片面追求高产值高速度的发展战略,以投资代替消费、压低居民消费过分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战略,以牺牲“叁农”利益片面追求工业和城市发展的战略,过分依赖国有经济、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战略,过分保护落后、忽视科技创新的粗放型发展战略。(3) 关于消费需求问题。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是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制约的,投资需求最终是由消费需求决定,投资率并非越高越好,过高的投资率必然出现消费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基础的、主要的和持久性的拉动力。其中,根据马克思社会扩大再生产理论,推导出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消费与投资的比值 a =[(n1p′+ n1n2p′2-(1+n2p′)(⊿v1/ v1) )/[(1+⊿v1/ v1)(1+ n1 p′)]。中国第Ⅰ部类扩大再生产程度过高是形成投资率过高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改变投资替代消费的战略,确立以消费需求为基础的发展战略。(4)关于国民收入分配关系问题。城乡发展不协调的根本原因是国民收入过分向城市和工业倾斜,地区差距和个人差距不断拉大是政府均等化职责不明显的重要表现;长期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实质是劳动者报酬过低。改革开放后,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有所提高是对过去这一比重十分低下的相对调整,但调整后的比重仍然较为低下,并不存在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过分倾斜的现象。实际上,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既要遵循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又要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这是实现宏观经济良性循环的基础。因此,应当改变投资替代消费的战略,确立以消费需求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改变以物为本的发展战略,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改变牺牲“叁农”利益的战略,确立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战略。(5)关于社会力问题。生产力(PF)本质上是自然力(NF)和社会力(SF)的相互耦合,生产力的大小为:PF=NFcosα+ SFcosβ= cosαf(ST)+ SFcosβf(ST,M,I) = g(ST,M,I)。其中,科学技术(ST)既是社会力的主要体现,又是利用自然力水平的反映。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社会力都表现为资本的力量,由分工协作形成的社会力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更加明显。充分发挥社会力,比如加大科教投入,大力促进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体制创新,才能培育国家竞争优势。充分发挥社会力才是加快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改变片面强调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战略,确立充分发挥社会力的发展战略;改变只讲产出不计代价和后果的发展战略,确立惠及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6)关于产业结构问题。叁次产业的演进取决于产业发展的自然联系。其中,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导致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动因,科技进步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工业化并不?
李丹[10]2008年在《新经济时代下工作生活质量的内容、影响因素及提升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工作生活质量(Quality of Work Life)这一名词的首次提出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但在此之前就有企业尝试改善工人工作环境的个案存在:比如让工人分享工厂利润,考虑将一些心理学成果应用于管理,或者通过检验工作环境因素考察对工人工作绩效的影响等等。在提出这一概念之后,西方许多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来定义工作生活质量,他们的理论大致分为叁个视角:认为工作生活质量是一个主观经验和感受,或者认为是一种理念和价值观,或者认为是一系列的方案与措施。由于探讨工作生活质量的定义涉及到不同群体的立场和利益,至今也没有得出一个广泛接受的定义。此外,又有一些学者从工作生活质量的内容结构入手,也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得出不同结论。这些研究主要从个人或者个人与工作的角度考察了工作生活质量的内容。这些结论对目前企业的实际操作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然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新经济时代,这是一个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由于技术进步,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工作生活质量的内容也在随着时代变革发生变化。因此,深入研究新经济时代下工作生活质量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Seashore和Taber的研究中,他们基于工作活动中各角色的效力(effectiveness in work roles)视角,从雇员、雇主以及社会整体叁个方面较完整地讨论了QWL的结构,本文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借鉴了Seashore的相关理论,构建了新经济时代下工作生活质量的理论模型:认为在新经济时代下工作生活质量的内容分为叁个层面:即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和社会层面。这叁个层面的工作生活质量受到其追求目标的牵引,在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呈螺旋上升趋势。其中,个体层面包括工作报酬与社会保障、个体对工作环境的满足、工作与家庭冲突、个体对工作潜能的期望以及自尊与自我成长;组织层面包括组织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以及员工流动率;社会层面包括社会物质供给水平、社会支持以及社会对个人才能的配置水平。在阐述了工作生活质量叁个层次的内容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不同层次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不同层次的工作生活质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这种影响作用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这种相互影响作用构成了一个类似于PDCA循环;此外每个层面内部的不同因子也存在相互影响,构成小的PDCA循环。在论证了工作生活质量的模型结构及内部相互影响作用之后,本文结合新经济时代背景,论述了影响工作生活质量的四大因素:自然环境因素、经济技术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思想文化因素。自然环境因素主要是指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一切外部因素,包括自然资源、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这些因素对工作生活质量起着促进或抑制的作用。一般来说,自然环境因素的好坏与工作生活质量的高低是正相关的。经济技术因素主要从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两方面论述了对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在新经济时代的背景下,由于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必然导致生产和市场边界的扩张,对于个体QWL来说,工作机会更多、对个人受教育程度的要求也增高了;对组织QWL来说,有利于扩大组织规模降低成本,同时对组织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社会QWL来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效率,另外也可能因为一些高风险行业的快速扩张为经济的平稳发展带来隐患。除了经济全球化趋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对工作生活质量产生了深刻影响,总的来说,这些影响大多数都是积极的:对于个体QWL来说,个人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加、工作方式更加灵活自由;对于组织QWL来说,组织运作成本大大降低、生产效率提高;对社会QWL来说,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保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技术的发展也对工作生活质量的提高有一定负面影响,本文主要是从技术可能加剧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以及技术引发的一些道德问题两方面做了相关的论述。社会政治因素中对工作生活质量可能存在突出影响作用的本文列举了五点:一是政治制度因素,二是法律制度因素,叁是政党制度因素,四是分配制度因素,五是社会保障制度因素。对个体QWL而言,社会政治因素决定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直接或间接地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物的基本权利,并且竭力消除政治腐败;对组织QWL而言,社会政治因素中的法律制度和分配制度强化了组织生产过程中的约束;对社会QWL而言,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作用更是巨大,由于社会政治因素更多的涉及到体制问题,因而体制的完善与改进对整个社会宏观层面QWL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除了以上五个普遍性因素之外,本文还列举了我国社会所特有的影响因素,如:户籍制度的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体制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改制的影响,这些因素折射出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社会背景对工作生活质量的特殊影响作用。对工作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的思想文化因素主要包括价值观、道德等宏观因素和企业文化等微观因素。对于个体QWL来说,价值观是驱使其行为的内部动力,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个体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此外,由于个体价值观的稳定性,当组织和社会的价值观发生变化的时候会产生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目标的不一致;对于组织QWL来说,影响作用最明显的是组织文化,它体现企业的群体意识,反映着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组织文化可以增加组织凝聚力从而降低员工流动率,并协助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结合;对于社会QWL来说,当一些文化因素如信仰、知识等被制度化、规范化之后,即成为受尊重的文化模式,这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之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来讲,还有一些特有的思想文化因素会对工作生活质量产生影响,即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主要表现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和谐持中的精神境界。最后,本文针对这些因素提出了提升工作生活质量的相关对策。首先是成立工作生活质量小组,其次是提高组织管理水平,第叁是塑造积极向上的组织文化,第四是完善社会立法以及加强舆论引导。对于提高组织管理水平,主要包括组织应关注员工利益、实施柔性管理、改善组织内部的沟通、全面实施目标管理、进行内部机构改革调整以及改善工作环境。积极向上的组织文化可以在组织文化建立和维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法律本身虽不能直接提高工作生活质量,但是完善的法律体系能够保障社会生产生活中各个群体的利益,因此,完善立法从侧面对提高工作生活质量给与了支持;通过立法和舆论引导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弥补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企业道德和责任的缺失,同时本文建议,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应首先明确企业、政府和社会在这一过程中的叁元关系,通过企业、政府和社会的互动与合作,实现共赢与和谐;此外,通过完善立法与舆论引导,惩治腐败犯罪,实现公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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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财政政策设计研究[D]. 孟久儿. 南开大学. 2014
[9]. 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研究[D]. 肖泽群.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10]. 新经济时代下工作生活质量的内容、影响因素及提升对策研究[D]. 李丹.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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