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年代学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周论文,札记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周年代考辨》（本刊1997年第2期）中我把西周年代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在《西周年代考辨订补》（本刊2003年第2期）中重定西周年代应分为早、中、后、晚四个时期，对断代的证据即铜器的订年作了一些局部调整。总的说来，我对西周年代学的观点还是那样：古本《竹书纪年》的西周积年作为一个基本标尺必须尊重，西周共约260年；其中初期（武、成、康、昭）约70年，穆、恭二世约60年，懿王以降约130年。要把现在掌握的有订年价值的铜器排入这样一个框架，既要遵从铜器的考古学分期，又要确保其铭文的完整释读。由于懿王至厉王总共才大约60年，各王世（包括厉王世）的年限不能太长。又宣、幽二世的总共大约70年中，宣王时代应该包括共和（摄政）阶段与亲政阶段（而不是共和时代以后才开始宣王时代）。
我坚主在排谱中遇到问题时，应首先检查我们自己的原则和体系是否得当，而不应去避开或改动原始材料来迁就我们的构拟设想。我不主张采用主观的、偏激的、粗疏的态度。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动员了许多考古和天文专家，算出了克商的年代范围。但在推算时过于相信《国语》，对“迎岁”（岁鼎）的解释也欠妥；而拿来在此范围中对勘和筛选的、作为基本依据的断代工程金文历谱则偏差更大。结果，专家组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作出结论：周朝的开端以公元前1046年作为首选。这离按《纪年》计算的起点有十八九年的误差，不能令人信服，实为一大憾事。凡是主张西周有260年以上的说法，总是漠视《纪年》；工程此说也可谓对《纪年》视而不见。虽然《纪年》里西周257年的说法谅必是整理者加进去的，但是他们并非任意妄加己见，当是考察了书中的记载后才统计出这个数字。因此，这个数字应该还是大体可信的。我们有什么理由采取和它误差太多的说法呢？又《报告》定晋侯苏钟为厉王时器，只是根据李学勤先生等少数人的意见。但晋侯苏是晋靖侯（宜臼）的孙子；而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靖侯在共和元年就死了，当时苏最多是个小孩子；他怎么可能在厉王时为侯呢？晋侯苏钟非置于宜王时代不可。
其实每次出现高年铜器，都是对各家历谱的严峻考验。苏钟被发现时，在多家历谱的宣王世都不好合历。接着又发现伯大祝追鼎（见陈佩芬：《新获两周青铜器》，《上海博物馆集刊》第8期，2000年）。鼎铭中有三十二年八月初吉辛巳。陈文说“大祝追鼎的器形和纹饰属于西周晚期，在西周晚期王世能达到三十二年的仅有厉王和宣王，按此器的月相、干支，据（马承源）《西周青铜器铭文年历表》，厉王三十二年八月甲申朔，宣王三十二年八月戊午朔，于此两王皆不合。”刘启益先生认为该鼎的形制与传世的虢文公鼎十分相似，应是宣王时器（虢文公曾谏宣王）。上述断代工程报告将伯大祝追鼎列于厉王世。美国夏含夷主张应置于宣王世，他认为断代工程定厉王奔彘在公元前841年缺乏历史根据，实应在前842年；而宣王元年是前825年，三十二年是前794年，该年此鼎可合历（见《文物》2003年第5期）。国内有的学者虽也判定该鼎为宣王时器，但因无法合历，遂认为铭文有字误。而按我拟的历谱，宣王三十二年是前810-809年；该年（建申）八月丙子朔（当前809年2月27日），辛巳是初六，合于初吉。
更足以动摇以至摧毁各家西周历谱的，是2003年1月新出的宝鸡眉县铜器的12个
鼎（一释作逑鼎）：一组鼎铭有四十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另一组鼎铭有四十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由于同出的盘铭文提到11代周王中包括剌王（厉王），接着提到“天子”，则此天子只能是时王（即宣王），故鼎属于宣王世是肯定的。然而那两个日期在各家历谱中均至少有一个出格，甚至两个都不能安排。看来又只好说其中有错刻了。《文物》2003年第6期、《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3期上学者们对铭文有详细的讨论。有的主张把共和14年并入厉王年，但即使如此仍有一器不合历。（事实上时王决非厉王，已如上述。）有的主张把宣王元年后移1年（到前826年），但仍有一器既生霸乙卯在初一，那样对月相的解释也太奇异。
按我的历谱，宣王四十二年是前800－前799年，该年（建申）五月己酉朔（当前800年11月29日），乙卯为初七；同时，四十三年是前799－前798年，（建申）六月癸酉朔（前797年12月18日），丁亥为十五。或者假定这两年建戌，则前鼎乙卯为初八，后鼎丁亥为十六。这样都可算作合于既生霸（有一两天误差，应能允许）。这已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