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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07）02—0038—05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思想、价值、信仰、性格与心理品质的总和。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自觉的产物，但民族精神一旦形成，就会有意无意地通过各种教育途径传递下去，从而成为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与精神动力。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精神受到全新的挑战，存在着被消解的危险，同时民族精神教育在“全球化—民族国家”的角力中又可能出现两种偏差，即民族虚无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这是当前民族精神教育需要慎重对待的。
一、全球化对民族精神的挑战与消解
“民族精神”说法的产生，本身是全球化进程的产物。在“世界历史”展开、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典型的近代“民族精神”是不可能产生的。“民族精神”作为一种言说，最早成为学术文化界的关键词是在18世纪的德国。对比曾经远远超过德国的英法，德国学者往往同时具备复杂的自卑和自傲心理，德国人不得不承认英法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转而论证德国文化是先进的至少是独特的。莫泽尔于《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文中最早提出“民族精神”一词，谢林、赫德尔、费希特与歌德等都是此说的拥护者。德国学者关于“民族精神”的论述直接启发了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此后，针对西方的扩张，非西方国家在民族觉醒的历史过程中，均注意发掘自身的传统精神资源。国外学术界对“民族精神”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汉斯·柯恩的《德国之心：一个民族的教育》、神岛二郎《现代日本的精神构造》等。与“民族精神”研究相关的“民族主义”研究、“民族性”研究、“种族”研究、“××主义（如亚洲主义、亚细亚主义、斯拉夫主义、土耳其主义等）”研究的论著更是汗牛充栋。与国外学术界略有不同，国内学术界一般在爱国主义教育、道德教育的谱系上讨论“民族精神”问题，这是对“民族精神”内涵的发展和充实。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对“民族精神”构成了挑战，特别是在近年来，这种挑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第一，经济全球化在加速全球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消费社会的全球推进。消费时代是以物质消费为价值轴心的时代，它所倡导的物质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会逐渐消解民族精神及一切价值，侵蚀社会发展所需的精神动力。
第二，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会伴随经济全球化潮流而横决天下，从而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政权危机和民族认同障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不发达的民族国家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政治伤害，例如加剧其政治混乱以及政治合法化危机，并进而导致民族凝聚和民族认同危机。
第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交流有可能消解民族身份，削弱对国家的认同。经济全球化将推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进而削弱乃至泯灭各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特色和本质特征。那些主宰全球经济命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上也竭力把自己的文化产品以及蕴涵丰富文化信息的物质产品以商品的形式向全球推广，其结果是使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乃至思维模式也随之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如果一个国家缺乏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民族主体精神的话，就可能在面对西方国家精神文化冲击的同时，丧失其文化的自主性。
在以上挑战下，民族精神确有消解的危险：民族历史、民族文化与民族信仰出现虚无主义倾向，民族的原子——个人，发生主体身份文化与身份标识危机，然后出现民族认同的危机，最终使民族凝聚出现严重问题。
二、全球化语境下加强民族精神教育的必要性
在以往对民族精神的认识中，我们可能过多地强调民族精神“根植于历史，是客观形成的”这一面，而忽略了民族精神主观的一面，即忽略它一定程度上作为一种“想象的产物”是需要主动构建的。
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称民族为“想象的共同体”、“文化的人造物”。[1] 法国历史学家勒南认为，“一个民族是一个灵魂、一种精神原则”，[2] 也就是说，有了精神原则，才有所谓的民族。美国民族学家科本则明确指出，“没有任何一位民族学理论家能够从客观的角度提供民族的定义”，民族只是这么一回事：只要大家认为自己构成一个民族，那他们就是一个民族，这些定义和我们熟悉的从客观方面对民族下的定义（如斯大林著名的民族定义）是有差距的。但是，强调民族精神有主观的、“虚构的”一面，其实不是要直接否认民族精神的客观性。“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人造物”并非就是虚假意识的产物，它仍然是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事实”。[3] 民族和民族精神问题的核心不是“真实或虚构”，而是认识和理解。[4] 因而，当我们意识到，“民族精神”是民族的因而非民族的果的时候，反而能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主动构建“民族精神”的可能和必要。
既然民族精神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想象的构造物，那么它和一切信仰、价值一样，将面对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社会世俗化的冲击。
首先，现代社会是“祛魅”的时代。现代社会是理性化的时代，这里再也没有什么神妙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工具理性精神、数字化管理横扫一切。传统的宗教、习俗、民风、生活方式、伦理等，都将在经济现代化和世俗理性的冲击下大面积塌方。正如《共产党宣言》以诗意的语言所描绘的：“（现代社会）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5] 社会世俗化将消解历史和民族的宏大叙事，人们的生活将日益碎片化和细节化，民族文化成为“游魂”。[6] 上世纪90年代后，青年学生中工具理性盛行、价值观淡漠的现象，从一定程度而言都是“祛魅”时代的缩影。
其次，现代社会是一个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价值多元的时代。[7] 在“传统／现代”的经典二元对立中，如何界分两类不同的社会，无数社会科学家从不同视角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传统社会是“同质型”社会：人们从事同样的活动、承担共同的责任，并且有着共同的集体意识；而现代社会是“异质型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分工越来越细密，人们从事不同的活动、承担不同的责任。现代化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化和社会一体化的结合体。它是一个高度创新型竞争的过程，社会分工和社会组合在日益扩大的深度和广度上展开，并引起社会的急剧分化。韦伯在其著名讲演《学术之为一种天职》中，描绘了在现代状况下存在着“价值领域中的诸神斗争”，人类诸价值领域之间处于无可调和的冲突对立之中，根本不可能达到最终的“统一”。民族精神作为一种社会凝聚力，受到了价值多元化的冲击。
因此，民族精神作为一种“想象的产物”，完全可能出现以下的境况：要么在“祛魅”时代被工具理性遗弃，要么在多元价值时代被多元的价值观淹没。因此，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学校应该通过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化解民族精神弱化的危险，为青年学生提供民族国家凝聚和认同的源源不断的精神支持。学校具有环境优雅、人文化育、知识密集、教育科学、传播迅捷等重要特征，是自觉传承、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机构。因此，要高度重视学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阵地功能，把学校建成自觉弘扬、培养、发展和传播中华民族精神，并以自觉继承和创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推进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地。
三、民族精神教育需要防范的误区
在全球化的强势挑战之下，应对不足和反应过度都是有可能的。“全球化—民族国家”其实是我们考察民族精神问题的基轴，与此两端相对应，学校民族精神教育要防范两个误区。若以“平和理性的民族精神”为中道，我们可以列出两个极端：民族虚无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民族精神教育要真正收到效果，就要避免踏入这两个陷阱。
1.民族虚无主义
初看来，民族精神教育致力于发掘和弘扬本民族精神文化中最值得珍视的内容，而民族虚无主义则要取消这种内容，两者似乎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其实不然，在方法不对、理性不够的情况下，前者有蜕变为后者的逻辑可能。
民族精神教育意指珍视“本民族的好东西”，但是如果“自己的东西不够好”的时候，批评它、放弃它也是为了本民族好；而“人家的东西好”的时候，引入它也是为了本民族好。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批判，虽然好像与爱国主义的召唤相悖，但其实它并不违背“社会现代化”的主流立场。我们应认识到，一方面民族精神教育不是指放弃对民族文化糟粕的批判，但另一方面，民族精神教育也不是就不会导向民族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是民族精神教育要绕开的第一个陷阱。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必去怀疑青年学生对国家的感情，但是朴素的爱国情感要上升到理性的爱国主义，并非一蹴而就。民族虚无主义之所以会在部分青年学生中有市场，因为它仍然是以“爱国”的面貌出现的。出于爱国而鄙视母国，之间并没有难以跨越的鸿沟。这里的关系错综复杂，而其中的分寸感十分要紧，就像近现代不少发展中国家带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色彩的激进思潮恰恰就是以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的。
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学习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但我们要避免滑向“一切都是西方好”的误区。这种错误倾向极端地讲，即认为中国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其中善良者认为中华民族必须脱胎换骨，而更具种族主义色彩的人则无情地认为自己的民族在人种上就过于卑劣。有学者称其为“逆向种族主义”（reverse-racism）。[8] 虽然这种极端化的思潮并不常见， 但类似观点（程度上没有那么强烈，但基本精神一致），即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界实际上从未销声匿迹。而今日高校中，存在“一切还是西方的好”潜意识的老师和学生也不是没有。更有一些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沾染了浓厚的买办意识和洋奴思想，贬损自己的民族，轻视自己的传统，主张一切以西方价值为准则。而考察其理论支持，都好像是出于“为了国家民族好”的动机。这些思想倾向，是民族精神教育要警惕的。
民族虚无主义是没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极端表现。民族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实现自己伟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坚定信念，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精神动力。民族自尊心是一个民族自己尊重自己，不允许别的民族歧视、侮辱，保持本民族尊严的感情，它是在民族自信心的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道德感情的升华。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是在民族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是爱国情感的基本特征，是爱国行为的强大动力。在民族交往中，落后和弱小的民族易产生自卑、自贱的心理，这在第三世界国家表现得比较突出。没有自尊心、自信心就无法立人、立族、立国。增强自尊心、自信心并不是否认我们的弱点和缺陷，也不是否认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而是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因此我们要大力加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教育。
2.非理性民族主义
民族精神教育另一个要避免的陷阱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特别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民族主义中的确存在着非理性因素，民族主义者容易在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同时，产生孤立主义、对抗意识和保守排外的思想倾向。青年学生热情奔放、血气方刚，比较容易为非理性、狂热的情绪左右，从爱国出发，而走向爱国的反面。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半殖民地经历的传统国家，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度处于国际社会的边缘。外国势力的长期压迫、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挫折情绪、抗拒全球化的封闭心态，都可能成为导致民族主义过头而走向非理性和情绪化的原因。从被压迫民族的排外情绪到极端民族主义，这条路是很通畅的。
非理性民族主义第一个病征是狂热，并带有民粹主义特点甚至暴力倾向。非理性民族主义是一种廉价的精神麻醉剂，年轻人往往能够在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口号的过程中发掘体验到虚幻的“伟大”和“英勇”。[9]
非理性民族主义第二个病征是狭隘，对自己民族的优秀部分加以过度强调，导致狭隘的优越感。所以，民族精神教育必须在传承中华文明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善于接纳人类的普适价值，敞开胸怀吸纳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非理性民族主义第三个病征是好“面子”。在民族情绪上过分自尊，对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交往中出现的一些冲突、矛盾和摩擦，不能冷静面对，往往作出过度反应。有学者称之为近代民族危机积淀下来的深层“受害意识”，这种意识会把一切现实、温和、冷静的对外态度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投降主义”，而以为一旦诉诸屈辱的民族记忆，就有压倒一切的话语优势。[10]
当前，网络的普及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民族主义中的非理性倾向。而非理性的“民意”一旦绑架舆论，政府决策的选择空间就会大大缩小。实际上，如果我们观察近年来的大学生群体性事件就可以发现，非理性民族主义是重要的诱发因素之一。
3.民族虚无主义与非理性民族主义的关系
民族虚无主义与非理性民族主义好像是截然对立的两端，其实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预设，都是民族主义走向异化、情绪化、非理性的表现。
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曾经对当年俄罗斯思想界中“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的两个流派作过评价：他们都热爱俄罗斯，只是斯拉夫主义者把她当母亲，西方主义者则把她当孩子。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民族精神蜕变的两种可能。把祖国奉为母亲的，以为长辈什么都好、什么都对，要无条件地维护，甚至可以藉此侵犯其他民族的利益，同时认为其他民族什么都不好，最终不免走向狭隘甚至狂热的民族主义；而把祖国比作孩子的，以为孩子是需要教育的，孩子总会做错事、想法幼稚、什么都不对、什么都不好，这又不免走向民族虚无主义。[11] 两者同出于“爱国”情绪，但“爱国”不一定就不会犯错误。
近代中国的知识阶层乃至社会大众，往往交织着两种心态：一是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既使中国人有一种自卑感，又使得中国人心中总有一股不平之气，并伴随着强烈针对西方的赶超意识；二是数千年文明古国的辉煌历史使中国人普遍存在自豪和自傲心态，并伴随强烈的复兴渴求。这两种心态，学者金耀基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越意结”和“自卑意结”。[12] 自卑与自傲是相互交织的，像“我们也曾经阔过”这句习语，“曾经”暗藏着自卑和今不如昔的自怜，“阔过”宣扬着自傲和不服之气。这两种情绪会从不同方面影响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使得它们偏离和平理性的中道，陷入偏激冲动的陷阱。
民族虚无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因而它们的关系往往不是我们所设想的此消彼长的关系。通常我们会把民族虚无主义与非理性民族主义对立起来，而且这两端和某一想象中的中心支点距离恰恰相等。其实，这种认识并不符合事实。
一方面，狂热民族主义崩溃后会走向民族虚无主义。《知堂回想录》中曾经记载一包车夫，原来是义和团员，到民国初年却成了虔诚的基督徒。问他为什么？回答到：“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13] 强烈的排外意识一旦解体后，转向彻底屈服并非不可能。狭隘民族主义并非理性的产物，一经挫败，反而容易走向反面。
另一方面，民族虚无主义也可能转化为一种进攻性的狂热情绪。英国思想家柏林认为，“受了伤的民族精神就像被压弯的树枝，因为是用强力硬压下的，一旦放开，就会猛烈反弹。”“这种自卑反过来可能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很可能转变为过度的进攻性，转变为过度的显示或使用力量的饥渴症……意大利人在法西斯上台之前就处于这样一种过度的自卑之中”。[14]
所以我们要加强和改善国格教育和国耻教育，并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提高民族精神教育的有效性。立人，要有人格；立国，要有国格。国格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具体体现，是国家和公民在国际交往中所体现的高贵品格，是自觉维护国家的主权、权益、荣誉和尊严的道德行为准则。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加强国格教育，引导人们以正确的方式和态度进行国际交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耻教育的要点一是勿忘国耻，二是从国耻中吸取经验教训。一个容易忘记国耻的民族是一个注定要重蹈覆辙的民族。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不是学者的逻辑推演和建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一件件的历史事件和对历史事件的反思和精神提炼中产生的。为此，国耻教育不是空洞的口号和虚假的形式，而必须通过一系列对国耻事件的反思与对民族英雄的缅怀活动来进行。但国耻教育不能煽起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应是唤起健全的民族精神，汲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15]
总之，我们应该以理性规范民族精神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养成健康的国民心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持续上升，民族精神教育尤其要注重引导青年学生保持谦逊自强的民族心态，以温情和敬意对待历史，真正把自身成才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