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俄罗斯经济转轨模式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中国论文,模式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分别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两国经济转轨的状态及其经验教训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对此进行准确的实证分析和规范研究，既是当今比较经济学和过渡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需要，又是总结我国20多年改革及最终取得成功的需要。
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是由原来的特权阶层操纵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然而，制度创新主要来自于统治者而不是公众，后者始终面临着“搭便车”的问题。俄罗斯特权阶层作为俄政权的掠夺者，极大程度地控制着俄罗斯的政治权力，因此，制度变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特权阶层，是典型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中国的经济转轨同样属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但中国的经济转轨与俄罗斯不同的是：稳定的宪法秩序；在政府主体与非政府主体参与制度安排的社会博弈中，由于政府主体在力量对比与资源配置权力上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政府主体是决定制度供给的方向、速度、形式、战略安排的主导力量；由权力中心确定的新的制度安排主要是通过各级党政系统贯彻实施的；由政府主体安排的制度创新与非政府主体对制度创新的需求相适应，社会摩擦较小；非政府主体只有经政府主体的批准才能从事制度创新。而俄罗斯这种供给主导型变迁则完全不同。首先，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经济转轨中始终没有一个宪法权威；其次，在经济转轨中，政府主体在博弈中并不处于优势地位，也不足以决定制度供给的主导力量，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实际上是寡头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再次，俄罗斯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带有强烈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20世纪90年代所进行的转轨本质上就是要把原有的社会主义改造成资本主义。苏联的解体为这一改革提供了契机，苏联解体后，经济转轨就成为遏制原来社会主义起死回生的重要手段。特权阶层之所以制订和强制推行这种经济转轨方针，就是因为使经济转轨的方针服务于这一政治目的，即尽快和尽可能地摧毁原来的计划体制和依存于计划体制下的所有制关系，以消除社会主义复活的社会经济基础；尽快形成一种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一个强大的有产者阶层，以增强其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
经济转轨的目标分析
中国经济转轨的目标和实质，是依据社会生产力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重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形态。是从过去公有制的单一经济形态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形态转变。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国有经济要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并体现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而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根本舍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复归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形态。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就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毕生的目标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当我亲眼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必须更换苏共、苏联和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个领导层。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国家的道路……整个世界应当清除共产主义。”（注：斯洛伐克《Usvit》（曙光）报，1999年第24期。转引自Ю．Дроздови В．Фартышев，《Юрий Андропов 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на пути к возрождению》М．：ОЛМА－ПРЕСС，2001.Ст.90-91.）俄罗斯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的迅速私有化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从传统的官僚主义计划经济形态向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形态转变。邓小平既强调市场的重要性，又强调计划的优越性，主张“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从根本上明确了中国需建立市场调节与国家（计划）调节的双重调节机制。改革的这些根本目标，决定了中国稳健式改革的基本路径和良好的成效。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目标从“计划－市场经济”模式到“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再到“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及后来的“500天计划”和“休克疗法”，表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占了上风。主张国家干预越少越好，私有化越快越好，从而陷入一种浪漫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幻想之中，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改革路径和经济大衰退。即使这样，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认为，中国的经济转轨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逐渐的自由化，放弃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普京也曾表示，“我们的战略路线是，少一些行政干预，多一些经营自由、生产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注：в．普京于2000年7月8日在俄联邦委员会做的国情咨文《俄罗斯国家与有效国家之路》。）。
经济转轨的主线
中俄经济转轨的主线可以概括为产权与市场。经济改革的各种目标和措施，实际上是通过产权和市场两条主要途径来实现的。
（一）产权制度的演变
中国产权制度变革的目的是以公有制的新型实现形式和多种所有制形式，来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大发展。集体所有制在农村完成了人民公社制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转变，城市集体企业也实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制和股份合作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完成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利改税、股份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同时，个体经济渐渐恢复和壮大，私营经济迅速发展，外资经济稳步成长，这些非公有制经济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逐渐成长壮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就是要把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造成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反映在经济层面上就是实行私有化，即出售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在俄罗斯建立起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运作的自由市场经济。围绕着这一目的，私有化本身就被视为经济转轨的核心和目标。通过租赁、赎买和出售、拍卖等形式对小型国有企业实行“小私有化”，到1996年初就完成了84.3%。对大型国有企业实行的“大私有化”，主要是通过股份化来实现。截至1996年，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数量比重已达到95.6%，占工业产品生产总量的89.6%，占工业职工总数的84.7%。《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取消土地的单一国有制形式，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改组成各种类型的农业股份公司或合作社。
（二）市场制度的演进
中国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显示出若干阶段：1984年以前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强调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制定计划时要积极运用价值规律；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转向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80年代末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积极建立市场体系，国家以间接调控为主；1992年以来，迅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体系及其调控体系已初步形成。俄罗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目标也有一个变化过程。1990年2月苏共中央提出了“计划－市场经济”模式；4月又改为“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9月正式宣布“向市场经济过渡”，取消了“可调节的”这个定语，1991年10月俄罗斯第五次人代会批准了叶利钦的经济改革原则，其中包括“休克疗法”一放开价格、实行私有化和实现宏观财政稳定。
在这期间中俄两国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演进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在价格方面，中国通过“价格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由企业自行制订，由市场调节，现已达到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自由定价程度。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是以价格改革为先导的，其重要特点是一次性放开物价，引起了急剧的通货膨胀。在金融方面，中国先后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组建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初步建立中央银行制度；1994年以来，强化了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组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国有专业银行积极向商业银行转化，整顿金融秩序，完善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的创新。1990年末至1992年末，俄罗斯建立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及与专业银行相配套的二级银行体系，目前已有规模不同的商业银行和专业银行近3000家；包括投资公司、金融公司等在内的金融信贷组织结构已形成，并发挥着重要的经济调节作用；卢布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从改革推进方式来看，俄罗斯的经济自由化就是骤然间全面放开价格，彻底抛弃物资的计划调拨，全面废除国家计划和计划管理机构；全面放开国内市场，让国内外企业和商品在市场上自由竞争；取消所有商品的出口许可证和配额，同时减少和取消进口许可证和配额；对统一进口的商品不再实行行政分配，其价格改为按市场汇率和供求关系决定。从经济效果来看，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一开始就是对原有利益的重新分配，是对经济存量的所属关系的重新界定，因而，这并不是人人都能从中获益的改革，而是一部分人获得利益，大多数人却要丧失原有的利益。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伴随着新权贵崛起的正是普通居民的日益贫困化。
经济转轨的选择机制
转轨模式中的选择机制就是指对转轨路径的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内部新旧体制而言，采取的是一种“双轨制”渐进方式，即体制内（国有经济）基本上保持不变，体制外（非国有经济）优先发展。这是典型的移植式转轨。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提到过，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而且现实中，当代世界范围内的任何国家都没有实行过，完全是一种全新的事物，是中国的独创。从这一角度来考虑，中国的经济转轨又是一种创设式转轨。由此可见，考察一国经济转轨的途径，需要根据具体的环境和参照物来确定。
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略先于市场制度改革，是试点改革与推广改革相结合，局部改革与整体改革相结合，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相结合，自上改革与自下改革相结合，强制改革与诱导改革相结合，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相结合，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受控和渐进的改革轨迹和态势。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制度改革基本上是同步启动、迅速展开和互相呼应的。尽管改革的步骤、措施与速度有起伏变化，但总体上呈现为一种非常冒进和激进的改革轨迹和态势。基于中俄两国改革的目标和定位不同，以及政治、文化和社会氛围上的差异，经济改革的轨迹和路径既有相似的一面，如所有制结构均为多元化和混合型，价格均放开，本国货币均实行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等等，又有重大区别。在改革的速度上，中国是以渐进为主的，而俄罗斯是以激进为主的；在改革的步骤上，中国是局部试点和步步推进的，而俄罗斯是“一步到位”后再慢慢纠错的；在改革的顺序上，中国是以先立后破为主的，而俄罗斯是以先破后立为主的；在改革的方式上，中国是强制与诱导并用的，而俄罗斯是强制和命令式的。
在俄罗斯的经济转轨过程中，新体制对旧体制而言，其体制转轨是一种创设式转轨，即体制变革选取的目标模式不依赖于旧体制的任何物质基础而建构一种完全不同的体制。俄罗斯体制转轨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自由市场经济。创设式转轨由于它彻底摧毁了原有的知识存量，可以说是在“空地”上建立新体制的大厦，无疑要付出更大的转轨成本。中国的双轨制转轨则相反，新体制对旧体制而言是一种移植式转轨，吸纳了旧体制积极的成分作为转轨的物质基础。正是这样，中国的经济转轨缩减了部分摸索、设计、研究、创制的初始成本，同时又具有较高的预期可信度、风险小。从内外因素来考虑，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却又是移植式转轨；把欧美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移植到俄罗斯。俄罗斯这种不顾本国实际的移植不仅没有减少成本，反而增加了新旧体制转轨中的摩擦系数。与俄罗斯相反，中国经济转轨的目标是市场经济体制，但又没有搬照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因而，就内外因素而言，中国的经济转轨却是从自己国情出发而进行的一种创设式转轨。
经济转轨的绩效分析
中国在有序地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同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经济改革的收益明显超过成本。
1.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78-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10%，1999年GDP超过1978年6倍多，工业总产值近30倍。“九五”期间GDP年均实际增长8.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前三年于1997年实现了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3.8%的指标。
2.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2000年GDP总额突破100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七位。人均GDP超过800美元，整体上已从“八五”时期的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跃入世界中下收入国家行列。国家财政收入累计超过5万亿元，比“八五”期间累计增加1.3倍。
3.三大产业共同发展。“九五”期间，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3.5%，第二产业增长9.8%，第三产业为8.1%。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第一产业比重持续平稳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有所提高，一、二、三产业之比为18.2:49.8:32。农业实现了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农业产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农业生产的自然经济特征不断弱化，绝大部分农产品已走向市场。工业生产在结构调整中快速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九五”期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2%，许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工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高新技术产品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
4.积极财政政策发挥重要作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得到加强。
5.对外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1978-1999年，年进出口总额由206.4亿美元增加到3606.3亿美元，“九五”期间比“八五”时期增长74.9%。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改善，机电产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质量继续提高。1978-1994年期间，每年协议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分别由51.37亿美元和31.14亿美元增加到1114.36亿美元和337.67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
6.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银行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7万亿元人民币。“九五”期间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分别增长5.7%和4.7%，居民消费结构不断改善，食物性消费支出比重继续下降，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不断增加，并逐渐向高档化发展。居民居住面积不断扩大，生活环境明显改善。物价水平保持稳定。
俄罗斯经济转轨造成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使经济转轨的成本大大超过收益（注：参见陆南泉主编：《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俄罗斯联邦1991-1998年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对上年%）
注：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资料整理。
1)国民经济长期负增长。90年代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10和中国的1/5，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均GDP减少到了1500美元，只有“七国集团”平均指标的1/5。俄罗斯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燃料、电力和冶金工业成了民族经济的关键部门，其比重在GDP中约为15%，在工业总产品结构中为50%，在出口中为70%多。有专家估计，俄罗斯人均GDP生产要达到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水平，GDP每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也需要15年的时间，这15年间要保持10%的增长速度才能达到英国和法国目前的水平。1999年微增3.5%，2000年猛增7.7%，但也只相当于1997年的水平。经济转轨以来，工业生产总值下降了54%，机械制造下降了62%，轻工业减少了86%。
2)通货膨胀极为严重。伴随着一步开放价格和大量的财政赤字，俄罗斯持续发生“奔腾式”或高位通货膨胀。1992-1996年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2680、1008、312、231和121.8。其中主要指标，如食品分别为2816、738、335、223和120；非食品分别为2246、841、257、216和120；服务分别为2652、1110、575、332和150。
3)居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1991-1996年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30-40%。例如，1992年1月至1995年9月平均工资增长了392倍，平均退休金增长了448倍，而物价却上升了1608倍。10%最富和10%最穷的居民收入差距，1991-1996年从3.5倍扩大到14倍。1992年经济转轨以来一直有不低于1/3的俄罗斯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92年经济自由化开始的时候曾一度高达50%，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更高达53%以上，2000年上半年仍高达44%。
4)综合国力明显下降。包括军工在内的整个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能力和现代化水平被大大削弱，国民经济遭受破坏的范围和规模大于二战时期，也超过西方国家20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的经济损害，国家经济安全的程度显著降低；科学技术实力受到重创；自然资源的合理开采和保护面临困难，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国民凝聚力、外交力和协同力等其他综合国力的变量也严重受损。根据格列夫战略研究中心比较乐观的预测，2000年俄罗斯的GDP总额只有2050亿美元，是中国的1/5，外汇储备为191亿美元，是中国的1/8，而按每年递增5%的速度，到2010年俄罗斯GDP将增加到4570亿美元，但也只相当于1997年的水平，或中国2000年的一半，而中国届时将达到20000亿美元。
如何正确看待近几年俄罗斯的经济回升
1999年是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经济增长的转折点，这一年GDP增长3.2%，工业总产值增长8.1%，农业生产增长4.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3%。2000年俄罗斯经济进一步回升又取得了更为喜人的成就，GDP比1999年增长7.7%。国民经济各部门基本上已经恢复并超过了1998年金融危机以前1997年的水平。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国际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和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造成的卢布大幅贬值。这些因素基本消失后，2001年的俄罗斯经济已经显出了减缓的趋势，GDP增长率已经由2000年的7.7%降至5%，工业生产增长率由9%降为5.3%，固定资本投资由17.7%大幅度下滑到7.5%，进口猛增了20.1%，而出口只增加了4.4%。2002年1-4月工业生产同比增长进一步减少为3%，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跌至1.6%，进出口总额同比减少6.1%，其中出口减少了13%，而进口增加了9.6%（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发布的宏观经济指标(http//www.gks.ru)）。实际上，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俄罗斯经济中不存在阻碍投资下降的机制，即相对稳定的利率水平和稳定的资本边际效率。另一方面，资本边际效率与投资的变动呈相反的方向变化，如果投资下降，资本边际效率会上升，因为由于规模报酬递减规律，对盈利率高的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后对盈利率较低项目的投资就成了不现实的。所以随着投资的不断减少会刺激未来投资，从而会在较短的时期内促进经济进入回升阶段。而俄罗斯实际经济部门盈利率长期持续的下降，故有理由认为，这一制约投资长期下降的因素在俄罗斯经济中由于实际经济部门盈利率下降的总趋势而失去了作用。所以，摆脱经济衰退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加强国家的投资。投资的增加可以带来全社会收入和就业多倍的增加，投资的乘数效应把某一部门的增长与整个经济的增长联系起来，从而可以找到增长点，带动整个经济的回升。虽然2000年俄罗斯的固定资产投资有了强劲的增长，前11个月曾一度达到18.5%，然而2001年已经降为7.5%，2002年前4个月只有1.6%。
俄罗斯21世纪初的经济改革战略主要是治理经济环境，改善投资气候，这虽然会为经济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来分析，由于居民收入增加缓慢，居民消费需求不旺，由于资本的边际效率低，生产者的投资积极性下降，投资增长缓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出口原料和能源产品，随着这些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下降，出口换汇能力在减弱，同时由于10年的经济衰退，政府连年出现财政赤字，2000年虽然实现了第一个预算平衡年，但指望像中国这样依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