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回顾与前瞻——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而作论文,新中国成立论文,道路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大机器工业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出现，但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进展甚微。在抗日战争以前（这是旧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年代），中国大机器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却占到90%左右。①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1933年工业（包括现代制造业、矿业和电力业）增加值为1130百万元人民币，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②这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据此，在论述中国工业化道路时，是可以将这段历史省略的。这样，本文只是论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工业化道路。笔者将这条工业化道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实行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这指的是苏联和中国先后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就新中国来说，其时限就是从1949～1978年。二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实行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其时限是从1979～2009年。当然，这条工业化道路是在改革以后逐步形成和实施的。而且直到现在，这条道路还在进一步完善和实施过程中，预计要到2020年才能基本实现。
一、中国的传统工业化道路
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传统工业化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这方面的其他特点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与这一点相联系的。据此，本节第（一）、（二）、（三）部分均是论述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是在第（四）部分才集中论述传统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其他内容，第（五）部分对中国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做一小结。
（一）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提出和实施。
1949年9月，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③可见，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年10月～1952年），我国提出的工业化道路就是重点发展重工业，即优先发展重工业。④这是中国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特点，当然，还有其他众多与此相关的特点。在上述政策指导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重工业以较高速度得到了优先发展。1949～1952年，重工业产值和轻工业产值年均增速分别为48.5%和29.0%，二者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26.6%上升到35.6%，由73.4%下降到64.4%。⑤可见，即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
“一五”时期（1953～1957年）进一步提出和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按照“一五”计划，其首要的基本任务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前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其中实际施工的为150项。在这150个项目中，由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包括军用机器制造工业和民用机器制造工业）组成的重工业就占了147项，而轻工业只有3项，二者分别占总额的98%和2%。⑥可见，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一五”时期的基本任务。
在“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在“左”的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提出了“以钢为纲”的方针，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推到一个极端，由此造成了经济的严重失衡。于是在1961～1965年被迫进行了经济调整。但在“三五”时期（1966～1970年）和“四五”时期（1971～1975年），由于对当时国际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提出了积极备战、准备打仗的指导思想，作出了关于加快“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于是，“三线”建设就成为这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重点。这期间的生产和建设都转向了以备战为中心，以“三线”建设为重点的轨道。这同时也意味着这期间继续坚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因为就“三线”建设项目来说，主要也就是钢铁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和机械工业（包括军用、民用两个方面）以及相关的交通运输业。在“文革”结束后的两年（1977～1978年），由于继续推行了盲目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左”的路线，又掀起了一次以快速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为特征的“洋跃进”。其发展重点仍然是燃料、动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和相关的交通运输设施。于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这条道路，就一直延续到1978年。
在1953～1978年，轻工业产值和重工业产值年均增速分别为9.3%和13.8%；二者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64.4%下降到43.1%，由35.6%上升到65.1%。⑦这段历史表明：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内，走过了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可见，如果仅就这方面来说，我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特点，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是在特殊意义上的长期的、片面的、高速的优先发展重工业。
（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客观必然性。
第一，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现实情况的迫切需要。中国在1840年以后的近百年的时间里，屡次遭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一段极为屈辱的悲惨历史。造成这一点的原因，主要是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腐朽社会经济制度。但就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来说，主要是由于工业生产落后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军事工业生产落后。而且，在新中国建立时，尽管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但仍然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严重侵略威胁。事实上，1950年美国就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裹挟十多个国家，发动了侵朝战争，并把军事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新生的中国人民政权。这样，我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又遭受了严重的挑战。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都表明：中国要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屈辱历史，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除了要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外，在社会物质基础方面也要坚定不移、一以贯之地加速推行工业化，舍此别无他途。为此，就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与此相关的军事工业。如果再走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先发展轻工业、再发展重工业的老路就要经历很长的时间，⑧就不能迅速改变屈辱历史，也不能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有效地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第二，工业化过程中推进技术进步的客观需要。一般说来，工业化过程就是将工场手工业为主的生产转变为大机器工业为主的过程。而我国工业化起步很晚，有必要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加快技术进步的进程。这种可能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拥有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的前苏联的援助（包括资金、技术设备和工程人员等方面的支持）。而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则意味着主要提供生产资料的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关于这一点，列宁说过：“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公式并未注意技术进步。显而易见，如果把这种变化（指技术进步——引者）纳入公式中，那一定是生产资料比消费品增长得更快。”他还进一步指出：“即使没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做的研究，根据不变资本有比可变资本增长得更快的趋势的规律，也能得出上面的结论，因为所谓生产资料增长最快，不过是把这个规律运用于社会总生产时的另一种说法而已。”⑨笔者也曾与周叔莲合作把与技术进步相联系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纳入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在做了这样的研究之后得出结论：“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是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客观要求。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使得同一活劳动量同越来越多的劳动手段相结合，必然使得同一活劳动量加工的劳动对象量越来越大；因而必然使得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即生产资料量与使用他们的活劳动量的比例）不断提高，必然使得社会生产基金的有机构成（即生产资料的补偿基金与劳动报酬基金的比例）不断地提高。这样，就必然要求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同时，联系到扩大再生产的公式来看，Ⅰ(v+m)＞Ⅱc既是技术不变条件下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前提，也是技术进步条件下扩大再生产前提。Ⅰ(v+m)＞Ⅱc这个公式本身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但是，要使这个基本前提条件不断地当作技术进步条件下扩大再生产的结果被保持下来，并不断成为扩大再生产的新的出发点，从而使扩大再生产能够不断地进行，这就要求有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否则，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Ⅰ(v+m)=Ⅱc，甚至Ⅰ(v+m)＜Ⅱc的情况都可能出现。如果是这样，就会没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就会使扩大再生产成为不可能。”⑩
第三，以俄为师基本国策的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以后，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在作为建国纲领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提出：“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他们（指前苏联共产党人——引者）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1)诚然，这里并未明确提出要走前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但从上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中，可以明确看出包括了这一点。优先发展重工业，最先是列宁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提出的。但由于他于1924年就逝世了，并没有来得及将这条道路付诸实践。这个实践是由斯大林来完成的，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就。其突出表现是：正是由于推行了这条道路，才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1940年，前苏联生产资料工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13年的33.3%上升到60%以上，机器制造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6%上升到30%。(12)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建立起这个强大的物质基础，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很难粉碎德国法西斯的军事机器，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很难保得住。显然，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样一条具有极其重要意义并已取得巨大成就的工业化道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是不可能不走的。
第四，计划经济体制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了体制保证。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时，计划经济体制就基本上建立起来。正是这种以行政指令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经济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创造了各种条件，特别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以及压低工业品价格和工资，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了巨额资金来源。
第五，人口大国也是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一个重要条件。1949年中国人口就达到了5.49亿人，1978年增加到9.63亿人。这就能够说明尽管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每个劳动力能够提供的资金很有限，但全部劳动力提供的资金总额仍然很大。
第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轻、重工业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旧中国工业化不仅从一般意义上遵循了资本主义工业化首先发展轻工业的规律，而且由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竭力阻挠并扼杀旧中国对实现民族独立具有特殊重要作用的重工业。这样，旧中国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就显得特别畸形。据统计，直到1949年，主要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只占工业总产值的26.4%，主要生产消费资料的轻工业占73.6%。而在民族工业的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只占18.5%，轻工业占81.5%。(13)这一点在一定期限内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可见，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不仅具有极端重要性，而且具有众多有利条件。但经济改革以来，有人依据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首先发展轻工业的经验，根本否定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这显然是照搬国外经验，忽视中国国情，根本违反辩证唯物论。毛泽东曾经引证并肯定列宁讲过的话：“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4)
（三）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大成就。
1953～1978年，我国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带动下，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1.工业和经济的高速增长。1953～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6.14%、2.07%、11.5%和5.40%。在第二产业中，工业和建筑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1.50%和7.20%。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和重工业产值年均增速分别达到了9.3%和13.8%。工业和经济的这种高速增长，不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无法比拟的，也是许多工业化国家所不及的。
2.工业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1952～1978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由51.O%下降到28.2%，由20.8%上升到47.9%，由28.2%下降到23.9%。在第二产业中，工业和建筑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由17.6%上升到44.1%，由3.2%上升到3.8%。
在工业内部的部门结构中，在这期间除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外，在重工业内部和轻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重工业中，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制造业的产值占重工业产值的比重分别由1952年的15.3%下降到1978年12.0%，由42.8%下降到35.5%，由41.9%上升到52.5%。在轻工业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占轻工业产值的比例，分别由1952年的87.5%下降到68.4%，由12.5%上升到31.6%。在这期间，能源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4.4%上升到12.3%。
工业的技术结构取得了重大进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技术水平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近百年。但在前苏联援助下，“一五”计划完成时，我国工业的一些最重要部门的技术水平已经提高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水平。其后又有进一步提高。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尽管这期间我国工业的主体还是技术水平不高的传统工业，但在某些方面也进入了世界的前列。其突出表现是：在核技术、火箭技术和空间技术方面连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继1964年10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1966年10月又成功完成了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6月又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1970年9月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1971年第一枚洲际火箭飞行试验基本成功，第一艘核舰潜艇也安全下水。
工业的地区布局有了显著改善。沿海地区和内地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1952年的70.84%下降到1978年的63.32%，由29.16%上升到36.68%。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地区布局极不平衡的状况有了较大改变。
3.社会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大大加强。譬如，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体地位的国有单位，每个职工使用的固定资产原值由1952年的2100.7元增长到1978年的9689.3元，平均每万名职工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由103.8人增加到214.5人。
4.居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1978年，我国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由1952年的91元增加到184元，其中，农村居民由65元增加到138元，城镇居民由154元增加到405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这期间三者年均增速分别为2.3%、1.8%和3.0%。
5.我国工业在国际中的地位大大提升。譬如，钢产量由1949年的第26位上升到1978年的第5位，煤产量由第9位上升到第5位，原油产量由第27位上升到第8位，发电量由第25位上升到第7位。(15)
6.概括起来说，在这期间，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大体上可以认为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已经进入了初期阶段。
需要指出，那种根本否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观点的片面性，也在于根本忽视了上述的工业化的重大成就。
（四）长期片面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严重后果。
如前所述，我国曾经走过的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是特殊意义上的长期片面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走这条道路，尽管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严重后果。
1.重工业的长期高速增长，必然导致经济总量的严重失衡。其具体表现就是许多年份经济过热。经济冷热反映的是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求的关系。其冷热程度就是社会总需求小于或大于经济总供给的程度。在这方面，衡量经济冷热唯一的无可替代的指标，就是现实经济增长率小于或大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就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潜在经济增长率就是在不引发通胀和促进就业的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所能达到的生产率。计算潜在经济生产率的一个较为简单而又可靠的办法，就是较长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按不变的价格计算，1953～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14%。笔者依据我国的经验数据，将现实的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2个百分点的年份认定为经济过热年份。据此计算，1953～1978年的26年中，经济过热年份就有6年，即1953年（经济增速为15.6%）、1956年(15.0%)、1958年(21.3%)、1959年(8.8%)、1970年(19.4%)和1978年(11.7%)。(16)这些数据表明：这期间经济总量失衡的情况是很严重的。
2.重工业的长期片面高速增长，必然导致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衡。按照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经济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就是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的比例关系，以及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按照现实具体情况，前者可以具体化为投资率和消费率，后者可以具体化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而在1952～1978年，最终消费率由78.9%大幅下降到62.1%，投资率由22.2%大幅上升到38.2%。在这期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得过大，由51.0%下降到28.2%，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得过快，由20.8%上升到47.9%，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是很不正常地由28.2%下降到23.9%。其中，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则主要是工业比重的上升。在这期间，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7.6%急剧上升到44.1%。
3.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必然导致经济周期的强烈波动。笔者依据我国的历史经验，把经济周期中的波峰年份与波谷年份的落差在5个百分点以内的称作轻波周期，把落差在10个百分点的称作中波周期，把落差超过10个百分点的称作强波周期，把落差超过20个百分点的称作超强波周期。这样，1953年以后，就经历了4次波动：(1)作为波峰年1953年（经济增速为15.6%）与作为波谷年1954年（经济增速为4.2%）的落差为11.2个百分点，是一次强波周期；(2)1956年（经济增速为15.0%）与1957年（经济增速为5.1%）的落差为9.9个百分点，近乎强波周期；(3)1958年（经济增速为21.3%）与1961年（经济增速为-27.3%）的落差为48.6个百分点，是一次超强波周期；(4)1970年（经济增速为19.4%）与1976年（经济增速为-1.6%）的落差为21个百分点，又是一次超强波周期。这样，在这期间就经历了两次强波周期和两次超强波周期。
4.长期片面高速发展重工业，极易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普遍化（即水平、重复建设普遍发展）和凝固化（即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很慢）。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而不是技术的进步。按现价计算，1953～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7%，而作为各项生产要素货币表现形态的全社会固定投资年均增长率达到17.4%，二者之比为1∶2.6。这突出地反映了这期间的经济增长主要就是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
5.由于多次发生经济周期的强烈波动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普遍化和凝固化，必然导致经济效益低下。这里还需要着重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较长时期内，由于过于强调政治的意义，忽视了经济效益的提高。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先后提出了“政治挂帅”口号，并把提高企业利润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这也是导致这期间经济效益低下的极重要的政治因素。按现价计算，1953～1978年，投资效果系数仅为0.30，比后续的1979～2008年的投资效果系数要低0.13个百分点。按可比价格计算，1953～1978年，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仅为3.15%，比后续的1979～2008年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要低4.31个百分点。(17)据英国安格斯·麦迪森计算，1952～1978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为-1.37%，比美国要低2.65个百分点，比日本要低4.69个百分点，比韩国要低2.85个百分点。(18)可见，无论是与中国改革后这个历史阶段比较，或者与同期的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比较，1953～1978年中国的经济效益都是很低的。
6.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的普遍化和凝固化，必然造成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生态的严重破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1953～1978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4%，而作为主要能源的原煤产量年均增长竟高达12.7%。还要指出，在这期间生产和建设中盛行大搞群众运动，也是自然资源和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1958年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一次极为严重的破坏！
7.长期片面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主要是依托农业在很低的生产水平下提供的积累实现的。这就必然会造成城乡差别的扩大。集中表现是：1953～1978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由154元增加到405元，而农村居民仅由65元增加到138元；二者年均增速分别为3.0%和1.8%。可见，尽管这期间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的年均增速也不高，但比农村居民还是要高得多。
8.长期片面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乡社会经济二元体制为依托的。这些情况必然造成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1952～1978年，农业和工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的比重分别由51.0%下降到28.2%，由17.6%上升到44.1%。但在这期间，农村和城镇就业的劳动力占全国从业人员的比重只是分别由83.5%下降到73.8%，由16.5%上升到26.2%；乡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只是分别由87.5%下降到82.1%，由12.5%上升到17.9%。
9.长期片面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归根结底，是靠压低人民消费水平实现的。1953～1978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由91元增加到184元，年均增速仅为2.3%。这个增速只及同期年均经济增速(6.14%)和年均社会劳动率增速(3.15%)的37.5%和73.0%。(19)
10.长期片面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得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是指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了。本来经过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生产建设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趋于缩小。但在1958～1976年期间，这种差距又扩大了。其主要原因是“大跃进”和“文革”的破坏。但同长期片面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有重要的联系。
（五）传统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依据前面的分析，可以对我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内容做一个简要概括。(1)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点的实现有其客观必然性，并且取得了重要成就。集中起来说，就是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2)长期的、片面的、高速度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经过经济周期的强烈波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长期普遍化和凝固化、降低经济效益、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严重污染自然环境、恶化城乡关系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等途径实现的。(3)从根本上说，这条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又是以建立和强化计划经济体制为依托的。从这种相互联系的意义上理解，以上各点就是传统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二、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一）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形成过程及其主要内容。
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实施更是如此。但在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以后，这条道路就发端了。在这个形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阶段可以大致表述如下。
1981年，党中央、国务院依据改革以前发展经济（包括实现工业化）经验教训的总结，明确提出：“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20)这是针对以前在“左”的路线指导下形成的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经济效益比较差、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的传统的包括工业化道路在内的发展经济的路子提出的，可以看作是包括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内的发展经济的新路子的开端。1982年，党的十二大重申了这一指导思想：“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实现了这个目标……要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21)
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发展的战略……归根结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22)这里明确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
1992年，党的十四大强调“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农业，加快发展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23)
1997年，党的十五大重申了要“真正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并明确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24)
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而又完整地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25)
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和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26)科学发展观是包括发展工业在内的整个经济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依据对1978年以来的党的历史文件的分析，似乎可以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点作以下的概括：以人为本；经济增长速度实在；经济结构优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各种经济社会关系（包括投资与消费关系、内需与外需关系、城乡关系、地区关系以及经济与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所有这些，都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都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依托的。
（二）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客观依据。
1.实行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总结。如前所述，我国过去实行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尽管也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但也造成了严重后果，经验教训深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内容，都是建立在以往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尽管过去也讲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但实际上由于长期片面高速发展重工业，导致严重存在重生产、轻生活的错误倾向。以致1953～1978年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的年均增速显著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更大大低于年均经济增速。这种情况是与以人为本的思想大相径庭的。如前所述，长期片面高速发展重工业，导致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从而造成经济周期的强烈波动；导致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普遍化和凝固化；造成经济效益低下，环境严重污染和生态严重破坏，城乡关系和区域关系不协调等。显然，新型工业化道路在以人为本思想指导下提出的各个要点，都是针对传统工业化道路的这些弊病的。
2.反映了工业化共同规律的客观要求。改革以前，我国学界在工业化道路问题上有过两种观点。一是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归结为优先发展轻工业，把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归结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从资金来源的角度，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归结为除了剥削本国劳动人民以外，就是掠夺殖民地和通过战争索取战争赔款等；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归结为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积累。这些观点无疑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符合工业化（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国家的工业化）的历史事实，在理论上也有许多值得推敲之处。
但并不能把这一点归结为仅仅是概念之争。它涉及全面总结整个工业化的历史，涉及全面建立工业化理论，特别是涉及正确认识1978年以来主要是2003年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并不断完善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及其实践。因此，比较完整地探索和阐述工业化道路概念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直接涉及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新型工业化的实践。
显然，研究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不是已有的教科书，而是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内的工业化的历史和实践。这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要求。
按照唯物论的认识论，人类认识世界事物的规律总是从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27)据此，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整个工业化的具体历史和实践中可以抽象出工业化道路的一般内容。这些内容包括以下一些最重要的方面：
(1)产业结构是优先发展轻工业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问题。这是所有国家实现工业化首先遇到的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但同时需要指出，即使就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化道路问题也不只是包括这一点。结合所有国家的整个工业化过程来分析，它还包括正确处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的关系，乃至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
(2)生产要素投入。任何社会生产都离不开生产要素的投入。工业化的实现亦是如此。但相对以往的社会生产来说，工业化却呈现出一系列的特点：一是工业化的实现是与商品经济（包括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在社会经济中逐步取得的主要地位密切相关。这样，工业化过程中的要素投入除了采取物质形态以外，还采取货币的资金形态。在这里，需要明确工业化的特点，不只在于投入要素实现了由物质形态向货币的资金形态的转变，而且资金形态在各项要素投入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显然，一切要素的投入都需要依靠资金的购买。二是工业化的实现是与近代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运用紧密相连的。这样，科学技术就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工业化中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因此，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经验的总结中把科学技术称作生产力。三是在工业化条件下，企业劳动者的构成发生了重要的质的变化。即除了体力劳动者以外，出现了在生产方面起愈来愈重要作用的脑力劳动者，主要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整体说来，无论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化，还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化，都是通过上述各种生产要素的变化、发展和提高来实现的。
(3)工业增长方式。一般情况下，与科学技术发展程度和企业管理水平提高等因素相联系，各种经济类型国家的工业化，都长短不一地经历了由粗放增长方式到集约增长方式的过程。但是，在推进粗放增长方式向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方面，市场经济体制比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要大得多。联系各种不同的工业增长方式，各种经济类型国家的工业化也都经历过低效益的数量扩张模式和高效益的质量提高模式。
(4)企业组织和产业组织。伴随大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一种全新的作为社会生产基本单位的组织——企业。而且这种企业组织本身也经历了一个由单个企业为主到合伙企业再到公司制企业的发展过程。伴随工业化的发展，生产的集中度也提高了。但这种企业组织和产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又反过来成为推动工业化的强有力杠杆，以至成为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5)工业与农业以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各种经济类型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时间长短不一地经历了由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以及由城乡差别逐步扩大到城乡差别逐步缩小的过程。
(6)市场结构。由于各国国情和政策选择的差异，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有些国家实行内向型经济，有些实行外向型经济。实际上，无论是哪个国家，其产品销售都包括内需和外需两个部分，区别只是在于二者的比重不同。
(7)物资消耗和环境污染与治理。由于科学技术和管理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从某种共同意义上说，无论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化或者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化，在一定时限、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都经历过由主要依靠物资消耗增加到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提高的过程，由环境污染到环境治理的过程，这是工业化的一条共同道路。当然，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相关因素相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方面比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有更大的作为。
(8)经济体制。作为社会生产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体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是推动工业化的最重要因素。资本主义条件下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曾经是推动工业化的主要因素。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爆发，暴露出这种体制的弊病，因而需要实现向现代的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的新政，从实践上宣告了从古典的市场经济到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1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理性上揭示了这种体制的转变。这种体制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但却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大大提高了它所能容纳的社会生产力的高度，从而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就我国的情况来说，计划经济体制在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也曾经成为推动工业化的主要因素。但伴随社会生产力发展，却又成为工业化的桎梏，因而必须实现向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又成为继续推动工业化的主要力量。总之，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体制及其改革，是工业化赖以实现的主要依托，从而成为工业化道路的基本组成因素。
以上八点抽象了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区别，仅从一般意义上描述工业化道路的共同规律和主要内容。
毫无疑问，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但从一般意义和最重要方面来说，我国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正是反映了工业化共同规律的要求。
3.反映了我国实现工业化的迫切需要。如前所述，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还只进入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要实现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推行传统工业化道路造成的严重后果，使得我国继续推行工业化处于难以为继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逐步开辟新型工业化道路，我国工业化是很难顺利实现的。另外，要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就必须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所以，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和逐步形成，并不单纯是人们意志的产物，从根本上来说，是我们继续实现工业化的迫切需要。
4.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当代是以信息化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我国就不能再走经济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工业化、后现代化的老路，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正是为适应这一时代特征的要求，我国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提出了“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信息化”的指导思想。大力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中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十分重要的契机。但是，信息化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工业化为信息化提供物质基础，对信息化发展提出了应用需求。因此，只有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使信息化与工业化逐步融为一体，才能真正有效加快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
（三）推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进展。
1979年以后，我国逐步提出和实施了新型工业化道路，并开始取得了重要进展，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这期间推动经济的发展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28)特别是作为经济发展根本动力的改革开放的极重要作用，但同推行新型工业化道路也有重要的联系。
1.工业和经济的增速继续提升。1979～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为9.78%，比1953～1978年的年均经济增速提高了3.64个百分点；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分别为4.60%、11.40%和10.75%，分别比1953～1978年年均增速提高了2.57个百分点、0.35个百分点和5.35个百分点；在第二产业中，工业和建筑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分别为11.56%和9.9%，分别比1953～1978年年均增速提高了0.6个百分点和2.79个百分点。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和重工业年均增速分别为16.1%和15.9%，分别比1953～1978年提高了6.8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
2.包括工业在内的产业结构趋于协调和优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11.3%，由47.9%上升到48.9%，由23.9%上升到40.1%。在工业总产值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占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56.9%上升到2007年的70.5%，由43，1%下降到29.5%。尽管在这些产业结构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失衡状况，但总的说来是符合工业化趋势的。而且相对1978年以前的情况有所改善。并且，工业的技术结构也有很大的变化。总的说来，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已经由1978年的20年以上缩短到当前的10年左右。其中，石油开采、钢铁和发电设备等重型机械制造、电子通信设备制造和数控机床制造等行业的大型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正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航天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居于世界前列。
3.经济周期实现了由超强波周期到轻波周期（或近乎轻波周期）的转变。1978～2008年，作为波峰年1978年的经济增速(11.7%)与作为波谷年1981年的经济增速(5.2%)的落差为6.5个百分点，1984年经济增速(15.2%)与1986年经济增速(8.8%)落差为6.4个百分点，1987年经济增速(11.6%)与1990年经济增速(3.8%)落差为7.8个百分点，1992年经济增速(14.2%)与1999年经济增速(7.6%)落差为6.6个百分点。按照前述的标准，这4次经济周期都是中波周期。2007年经济增速高达13.0%。预计这轮经济周期的波谷年经济增速可能是8.0%左右。如果这个预计是准确的，那么这轮经济周期波峰年和波谷年的落差将为5个百分点左右。这样，就可能是一次轻波周期，或略微超过轻波周期的上限，近乎一次轻波周期。
4.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以较快的速度实现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如前所述，按现价计算，1953～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6.7%，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为17.4%。这样，二者增速对比关系为1∶2.59。但1979～2008年，仍按现价计算，前者年均增速为15.8%，后者为20.2%，二者对比关系为1∶1.36。按可比价格计算，每亿元工业增加值消耗的标准煤由1978年的24.8万吨下降到4.54万吨，下降了81.7%。这些数据集中地反映了从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投入的生产要素的节约。
5.经济效益有了较大提高。按现价计算，1979～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为0.43，比1953～1978年投资效果系数提高了0.13个百分点。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7.46%，比1953～1978年年均增速提高了4.31个百分点。(29)据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1978～2003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为2.95，比1953～1978年提高了4.32个百分点，比同期的美国、日本和韩国分别高出2.26个百分点、2.59个百分点和2.02个百分点。(30)
6.城乡关系已经开始迈向协调发展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实行农业哺育工业的战略，再加上实行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致使城乡差别愈拉愈大。但在20世纪末，我国开始提出并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再加上有关经济改革的推行，当前虽然没有遏制城乡差别扩大的走势，但其扩大的速度趋缓。
7.地区关系也开始迈上协调发展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发展地区经济方面长期推行非均衡战略。20世纪50年代建设重点放在内地，1960年中期到1970年中期建设重点放在“三线”。这种非均衡战略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再加上其他多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作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地区之间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期直到90年代，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从总体上说，这对加速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是必要的，但却进一步拉大了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的差距。但我国从20世纪末先后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从而形成了总体地区协调发展战略，并已付诸实施，虽然还没有来得及从根本上扭转地区之间经济差别拉大的趋势，但拉大的速度也已趋于减缓。
8.城镇化率有了很大的提高。1978～2008年，农村和城镇就业劳动力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分别由73.8%下降到61.1%，由26.2%上升到38.9%；乡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分别由82.1%下降到54.3%，由17.9%上升到45.7%。
9.居民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显著提高。2006年，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84元提高到611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速为7.5%，比1953～1978年年均增速提高了2.26倍。1978～200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加到15 78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6.9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476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6.7倍。其增速也大大高于1953～1978年的增速。
10.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已经开始收到成效。2000～2006年，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由2347895万元增加到4839485万元，环境污染直接经济损失由17809.9万元减少到13471.1万元。
11.实现了由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由人口大国到经济大国的转变。根据有关研究单位按当年价格计算，197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工业的比重为2.39%，居世界第10位；到2004年，比重上升到8.16%，居世界第3位。2004年，中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也上升到9.06%，居世界第3位。其中，钢铁、煤炭、化肥和棉布等172类制造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1位。制造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由1978年的不到2%，上升到目前的90%以上。(31)1978～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300670亿元人民币，由世界第10位上升到第3位；进出口贸易总额由206.4亿美元增长到14285亿美元，由居世界第27位上升到第3位。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由1979～1980年的181.8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924亿美元，多年居世界前列。(32)但同时需要指出：这些数字并不表明当前我国就是工业强国和经济强国。
12.1978～2008年，我国在实现新型工业化道路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可以归结为：由1978年的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有项研究对这一点做了进一步具体说明，这项研究选择人均GDP，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比，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人口城市化率，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为基本指标，并主要参照钱纳里等人的划分方法，将工业化过程分为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以及后工业化时期五个大的阶段，而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又分别为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再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估计确定了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标志值。在此基础上构造一个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如果一个国家工业化综合指数为零，则表示该国家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综合指数值大于零小于33则表示处于工业化初期；综合指数值大于等于33而小于66则表示处于工业化中期；综合指数值大于等于66而小于等于99则表示处于工业化后期；综合指数值大于等于100则表示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在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如果综合指数未超过该阶段的中间值，则表示处于相应阶段的前半期阶段，而综合指数超过该阶段中间值，则表示处于相应阶段的后半阶段。根据这种方法计算，我国1978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仅为6.6，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1995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18，刚刚步入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2002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33，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05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50，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33)
（四）继续推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可行性和艰巨性。
尽管我国在推行新型工业化道路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然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上半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个历史上很难得的长期持续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并不是由临时的偶然因素形成的，而是由长期的基本因素决定的，主要包括：(1)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改革开放效应；(2)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进步效应；(3)工业化中期的阶段效应；(4)人口大国、工业大国和经济大国效应；(5)中国仍然可以在一个长时间内巩固社会政治稳定局面；(6)中国还可以赢得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诚然，2007年第3季度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已经并正在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巨大冲击，但这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上述的基本因素，因而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的基本面。这个基本面是保障我国继续推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要条件。有关研究也表明：“十五”期间我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为4～5，再经过10～13年的加速工业化进程，到2015～2018年，我国工业化水平的综合指数将达到100，中国工业化将基本实现。(34)这样，就可以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在21世纪前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伟大目标。(35)
但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继续推行新型工业化道路，任务将是十分艰巨的。
1.经济总量严重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过热的状况比1953～1978年虽有改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1979～2008年的30年间，经济过热的年份就有6年。1984年（经济增速为15.2%）、1985年(3.5%)、1992年(14.2%)、1993年(14.0%)、1994年(13.1%)和2007年(13.0%)，都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2个百分点，(36)都是经济过热年份。
2.经济结构失衡的改善状况也远没有到位。在这方面大体上有四种情况：
一是结构已有改善，但还没有达到协调的地步。譬如，这期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关系就是这种情况，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已有改进，但农业基础薄弱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情况并未根本改变。
二是在1979～2008年的前一段时间内，比例关系趋于改善，后一段时间又发生逆转。工业中的轻、重工业的比例就是如此。在1979～1998年间，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43.1%上升到49.3%，重工业比重由56.9%下降到50.7%。这种变化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对1953～1978年重“重”轻“轻”偏向的纠正，是轻、重工业比例趋于协调的表现。但在1999～2007年间，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又由1998年的49.3%下降到29.5%，重工业比重由50.7%上升到70.5%。可以认为，在这段时间内，由于重工业发展速度过快，轻工业发展速度过慢，又造成了二者的比例关系的某种不协调。而且，这期间，重工业发展又成为这一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有些年份经济偏热（2006年经济增速为11.1%）和经济过热（2007年经济增速为13.0%）的重要因素。这方面有两种观点值得商榷：一种观点认为，在我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以后，重工业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是必需的，重工业比重上升是正常的。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在这个阶段，伴随消费结构的升级（由吃、穿、用到住、行）、支柱产业（住房和汽车业等）的发展以及基础设施的发展，重工业发展速度可以而且必须快一些。任何问题都有一个质和量的统一的度，这里的问题不是重工业发展速度可以而且必须快一些，而是发展速度过快的问题。这种过快导致经济偏热甚至过热，就是最好的证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现代条件下，我国根本没有必要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曾经走过的重化工业阶段的老路。如果这种观点指的是在现代条件下我国没有必要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重化工业阶段的那种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老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指我国工业化可以不经过重化工业阶段，那就完全脱离了中国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大国的基本国情。
三是有的经济比例关系不仅没有改善，而且进一步恶化。例如，改革以来，投资率的继续上升和消费率的继续下降。1978～2007年，投资率由38.2%进一步上升到42.3%，消费率由62.1%进一步下降到48.8%。
四是新产生了一些失衡的比例关系。内需和外需比例关系的失衡就是如此。2005～2007年这3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高达5.5%、7.5%和8.9%。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内需和外需失衡状况。形成这种失衡状况，有国内、国际多种因素的作用，但主要是由国内经济失衡特别是投资方消费关系失衡造成的。
3.与上述经济总量失衡和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相联系，经济周期虽然实现了由超强波周期到中波周期、再到轻波周期的转变，但经济周期波动仍然多次发生，频率仍然很高。
4.粗放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加快了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的步伐，但这方面的情况并没发生根本转变。特别是粗放经济方式普遍化（即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的扩张）在某些领域甚至有所发展。
5.经济效益虽有较大提高，但经济效益较低的面貌并没有根本改观。
6.城乡关系不协调状况虽然从20世纪以来开始趋向协调，但从大体上说，改革以来，这种不协调状况有了进一步发展。其集中表现为，改革以来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1952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分别为65元和154元，二者之比为1∶2.37；1978年，二者分别为138元和405元，二者之比为1∶2.93；2006年，二者分别为2848元和10 359元，二者之比为1∶3.63。
7.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协调状况，虽然从20世纪末开始趋向协调发展，但从总体上说，改革以来这种不协调状况也有进一步发展。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我国各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差异扩大。2005年，我国东部地区综合指数为78，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东北地区工业化综合指数为45，处于工业化中期；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工业化综合指数分别为30和25，整体处于工业化初期。就省级地区看，上海市、北京市工业化综合指数都已达到100，率先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天津市、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4个省市工业化综合指数分别为96、83、79、78，已经达到工业化后期阶段；西藏为零，还处于前工业化阶段。其余各省市区别分别处于工业化初期或中期的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37)
8.城镇化水平虽然有显著提高，但仍然滞后。直到2008年，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仍然低于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而第二、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
9.相对现今经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较弱。这是我国继续推行新型工业化道路面临的最大挑战。据统计，2005年，我国大中型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2.6%，而美国为8.3%（2000年），德国为7.4%（2000年），日本为8.6%（1998年）。与此相联系，当前我国技术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而美国和日本都在5%以下。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全世界创新能力比较强的49个国家中居第28位，不仅低于经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巴西和印度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38)这样，经济发达国家就可以凭借他们拥有的先进的科技优势、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在生产链和销售链中的高端地位，在同我国的经贸联系中获取大得惊人的垄断利润和超额利润，而我国由于在这方面处于劣势，不得不接受当前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文明剥削”。据报道，2005年，我国出口一件衬衣的平均利润只有30～40美分；出口8亿件衬衣的价格才能抵得上一架空客380飞机的价格。
10.尽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人民并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只要把前面列举的经济增速与全体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做一下对比，就可以清楚看出后者的增速大约要比前者低2个百分点还要多。
11.从20世纪末以来，我国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已经取得进展，但当前环境污染问题仍然很严重。依据世界银行2007年《中国环境污染损失》报告的统计，室外空气和水污染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总和相当于当年GDP的5.8%。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继续推行新型工业化道路，尽管具有诸多有利条件，但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五）继续推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
继续推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涉及众多方面。限于篇幅，只能对作为这些战略的基础理念，即科学发展观做些分析。
1.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条件。纵观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任何一个重大理论的提出，都有它赖以形成的经济思想来源，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现实经济发展环境的需要等方面的条件。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理论的提出亦是如此。
(1)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把经济发展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首要任务，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19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剥夺全部资本，“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9)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不久也曾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应当解决双重的任务。一是领导被剥削劳动群众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二是组织社会主义的大生产。列宁强调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也“更重要”。因为归根结底，“只有用社会主义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生产，才能是战胜资产阶级所必需的力量的最大泉源，才能是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40)这是第一。第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恩格斯在1847年撰写的、作为《共产党宣言》初稿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41)第三，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节约劳动时间规律和按比例发展规律做过这样的表述：“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42)这就指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提高经济效益和部门之间协调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上三点说明：科学发展观具有多么深远的思想渊源。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还继承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1949年3月曾经着重提出：“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就要把生产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城市的其他工作都是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43)在这个时期，他还强调：“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伴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44)在这里，既指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重要性，又指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重要性。在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这些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45)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其名著《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全面地分析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国内和国外的关系，并明确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46)在这些方面做了种种探索。诚然，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上述思想都带有时代的特点，都有特定的内涵，并有某种局限性（如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框）。而且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其中有些思想并没有得到完全实现。但从方法论的角度，这些思想对形成科学发展观无疑是起到指导作用的。
邓小平依据“大跃进”和“文革”两次“左”的错误的教训，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1958～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他强调：“中国还有个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他还发出过铿锵有力、震撼人心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47)在发展问题上，邓小平还提出了许多极重要的指导思想。诸如，在速度和比例、效益的关系问题上，他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在经济发展与科学、教育的关系上，他提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8)“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49)但在发展问题上，从根本上和整体上来说，还在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可见，处于改革开放时代并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的理论，对形成科学发展观起了极重要的指导作用。
继第一代和第二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形成科学发展观方面作出了更为直接的贡献。主要有：进一步提出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用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要坚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要坚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总之，是坚持并发展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进一步拓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2)借鉴了国外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有益经验。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以下称战前、战后）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做一下对比，就可以清楚看到这期间发生的重大变化。主要是：在经济周期方面，实现了由战前多次发生的强波周期到战后向轻波周期（或近乎轻波周期）的转变；在提高剥削率方面，实现了由战前先后相继发生的以提高绝对剩余价值率为主和以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为主，到战后的这两种剩余价值率的双双下降；在城乡关系方面，实现了由战前的城乡对立到战后的城乡差别的逐步消失，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了“逆城市化”；在社会保障方面实现了由战前很薄弱的基础到战后的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在环境方面，由战前的严重破坏到战后的逐步恢复；在科技教育方面，继续发展在这方面的优势，支撑了其在经济方面的优势。这些重大变化导致了经济发达国家在战后实现了长达60多年的经济持续发展。当然，其间也有多次经济周期波动。特别是当前经济发达国家先后发生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
这些变化并不是偶然的，主要由下列条件决定。第一，战前长期进行的剧烈的阶级斗争，已经发生了极重要的深远影响。这些影响除了战后在欧亚两洲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以外，就是迫使经济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范围内，有限度地放松剥削和发展民主。第二，经济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在维护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的经济体制的变革，实现了由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到现代的、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发生重大变化和经济获得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第三，战后多次发生的新的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在“蛋糕”做大的条件下，为经济发达国家在某种限度下放松剥削、发展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事业提供了极重要的物质基础，先进的信息技术也是推动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重要手段。总之，上述重大变化是战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结果。
因此，这些变化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及其本质有什么根本变化，不过是这些制度和本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表现。
与此同时，战后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的基础上，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产生了一大批新型工业化国家。其中有的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注意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而有的国家或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贫富差别急剧扩大，导致政治、经济危机的发生，引起经济的停滞和倒退。
毫无疑问，我国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不论是与经济发达国家，或者是与新型工业化国家都是有本质区别的。但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和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等方面，又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共同点。因而这两类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都是具有警示和启示作用的。事实上，这些经验和教训对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起了有益的作用。
(3)吸收了我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在我国优秀历史文化中，以人为本或类似以人为本的思想屡见不鲜。诸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等，古已有之。
按照唯物论的观点，任何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有其根源的。那么，这种反映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利益的思想为什么在古代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产生呢？依笔者的理解，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二是人的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又是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的主要要素。而这两点都是主要依靠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以人为本的思想正是这些客观情况在古代优秀思想家头脑中的反映。
但这些思想家是在脱离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情况下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的，他们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与体现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以人为本思想同时存在的还有阶级利益和体现阶级利益的思想。(50)按照辩证法的观点，这种共同利益和阶级利益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而且在矛盾两个方面中，阶级利益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支配的地位。这样，在阶级社会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就不可能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不要说统治阶级不会认同这一点，就是在劳动人民中由于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也很难被广泛认同。至于在阶级社会中以人为本思想的实施，从根本上和整体上说，是不可能的。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在特定情况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如果有贤明君主主政）也可能在一定的领域、时间和程度上实施。
这样，以人为本的思想，不仅在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中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成为科学发展观核心思想的重要来源。当然，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与中国古代社会朴素的以人为本思想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阐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第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社会的共同利益，而且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相联系的根本利益，都要求实现以人为本，从根本上和整体上来说，二者是统一的。第三，在这个阶段，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发展理念，是能够比较完全和充分实施的。
(4)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和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科学发展观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全面、整体、高度的概括。我们只要把科学发展观涵盖的内容与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做一下对比，就不难看出：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比较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其发展就比较顺利，成就也比较大；反之，就会遭受严重挫折，成就也比较小。
关于科学发展观真切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和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七大做了很深刻的分析。“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特征说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这里所说的两个“没有变”，正是科学发展观赖以提出的客观基础，同时也说明了正是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2.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意义。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意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理论方面，概括地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51)按照笔者的认识，这个命题包括三层意思：(1)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的集中体现，就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作为唯物论的基本要求的实事求是思想，具体说来，就是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2)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在于它集中地反映了作为辩证法的主要内容之一的主要矛盾，具体就是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3)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集中体现，在于它概括地回答了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如何分配发展成果这样一些有关全局的问题。二是在实践方面，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基础理论和总纲。所以，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理论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发展。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科学发展观也是中国推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实现这条道路的各项战略的总纲。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一定能够如期实现预定的目标。
注释：
①汪海波：《中国工业经济问题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0页。
②［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
③中国人民大学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37～47页。
④毛泽东在论到这一点时说过：“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8页。）可见，从“重点”和“优先”的相互联系的意义上，将二者通用是能够成立的。
⑤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⑥汪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1949年10月～1998年），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216页。
⑦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⑧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第一，在实现这条工业化道路方面，英国最早也最典型。英国大约是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才实现工业化的，用了近百年的时间。第二，这条工业化道路是就英、法、德、美这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来说的。但作为后来实现工业化的日本来说，在这方面就有其特点。 日本为适应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在发展轻工业的同时，较早地把发展与军事工业相关的重工业提到了工业化的日程。
⑨《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9～71页。
⑩汪海波：《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初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320页。
(1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1481页。
(12)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4页
(13)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年10月～1957年），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
(15)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有关各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6)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中国统计出版社。说明：1963年、1964年、1965年、1966年、1969年和1975年这6年的经济增速也都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长率2个百分点。但由于这6年的前一年或两年的经济增速都较低，甚至为负数，带有恢复性质，故未列入经济过热年份。
(17)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有关各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8)［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
(19)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有关各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国家统计局网》，2009年2月26日。
(20)《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经济管理出版社。
(21)《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22)《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6页。
(23)《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24)《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1、第28页。
(25)《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26)《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27)《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310页。
(28)汪海波：《中国经济发展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2～99页。
(29)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和《中国工业经济年鉴》（有关各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国家统计局网，2009年2月26日。
(30)［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6～67页。
(31)《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8年），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版，第8、第33～34页。
(32)《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国家统计局网》，2009年2月26日。
(33)(34)《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8年），经济管理出版社，第22～23页。
(35)《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36)说明：(1)如前所述，较长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可视为这个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1979～2008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78%，所以10.0%可视为这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2)现实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2个百分点，即为经济过热。(3)笔者在以往论著中，依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数字，2007年经济增长率为11.9%，认定该年是经济偏热或接近过热的边缘。现在依据该局的最终核实数字，2007年经济增速为13.0%，为经济过热。
(37)参见《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05年中国省域工业化水平评价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38)汪海波：《中国经济发展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一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
(40)《列宁全选》中文第一版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3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一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224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0页。
(4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4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6页。
(4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件选辑》，中国人民大学编。
(4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7～288、第363～402页。
(47)(4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第265、第274、第375、第377页。
(49)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邓小平经济理论》（摘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
(50)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主要表现为：物质资料的生产、人口的生产、抗御自然灾害和治理环境等。
(5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