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代以降杜集編次的譜系——以高崇蘭編劉辰翁評點《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爲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部论文,宋代论文,以高论文,千家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問題的綠起 杜詩編次，是杜詩繫年的直觀反映。杜詩繫年，又是稱爲“詩史”的杜詩的基本特點與核心問題之一。在杜詩研究中，編次問題值得重點關注，不能以餖飣小道忽之。進一步來說，即使確定了詩篇的具體年份，同年詩篇編次所形成的詩篇之間的先後相互關係，也還代表著更小的繫年單位（季節、月份乃至日期）的確定。這是杜詩繫年轉向精細化（其實也意味著杜甫行實、杜甫與時代的聯繫等一系列研究的精細化）所必然要面臨的問題。 就編年本而言，綜合目前現存的宋人杜詩編次系統，有宋人趙彥材《杜詩趙次公先後解》采用的蔡興宗編次與蔡夢弼《草堂詩箋》、僞托王十朋《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采用的魯訔編次兩種。已經有研究者指出，魯訔編次是對蔡興宗編次的繼承。①兩種實爲一種。高崇蘭編劉辰翁評點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②，一向被認爲是魯訔編次的一種延續。高崇蘭的老師、劉辰翁之子劉將孫《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序》稱此書爲“固草堂集之郭象本矣”。③明白指出其承襲《草堂詩箋》的一面。然而筆者對近四百首杜詩彙集全部宋人注及代表性清人注加以注疏編次④，在此過程中卻發現高崇蘭編劉辰翁評點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與魯訔編次差异極大。尋繹此書，又發現此書時常引用黃鶴說，然又與黃鶴編次不盡相同。按，黃氏《補注杜詩》詩篇編次雖仍遵王洙本分體編年舊次不改，然每詩之下皆詳爲繫年，多變蔡興宗、魯訔、梁權道（已佚）諸家舊說，故實可視爲一種全新杜詩編次系統。《四庫提要》甚至誤以爲黃氏《補注杜詩》乃“大旨在於案年編詩”的編年本⑤，潘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録》也說此書爲“詩以年次”的編年本⑥，這些誤會實可見黃氏每詩皆爲之繫年給人的印象之深。高崇蘭編劉辰翁評點本作爲元明之際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杜集本⑦，可稱宋人編杜集之殿軍，然其編次既不屬於宋人編次主流的蔡興宗、魯訔一系，又不屬於旁枝的黃鶴一系，頗爲奇怪。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已經注意到此點：“（編次）與魯訔、黃鶴本，皆不甚合。”⑧然未進一步探討。萬曼《唐集叙録·杜工部集》認爲“（宋人編年本）以蔡夢弼的《草堂詩箋》作爲最後的總結”⑨，更是完全没有認識到高崇蘭本在編次上另起爐灶、調和衆長，較之蔡夢弼《草堂詩箋》更具總結性。 筆者在對杜詩進行箋注的過程中，注意到越來越多的綫索透露出，高崇蘭編劉辰翁評點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編次之异，或出於在魯訔編次基礎上采納黃鶴繫年的緣故。按照這一思路，筆者對四百餘首杜詩加以分析，去除魯訔編次與黃鶴繫年相同者，餘下詩篇所得情况可分爲三類：一是高崇蘭本從魯訔編次之例；一是高崇蘭本從黃鶴繫年之例；三是高崇蘭本在魯訔編次、黃鶴繫年之外自出機杼之例。⑩分述如下。 二、高崇蘭從魯訔編次之例 《夢李白》，王洙本舊次繫於秦州時期，在《太平寺泉眼》與《有懷臺州鄭十八司戶》之間。《草堂詩箋》與舊次同，繫於“乾元二年秋七月弃官居秦州以後所作”第一首。《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大曆二年作”，黃鶴補注曰：“梁權道因舊次編在乾元二年秦州詩內。按，白乾元元年戊戌流夜郎，寶應元年壬寅卒，則此詩不應在乾元二年，當是大曆二年。故公嘗有詩：‘大曆二年調玉燭，玄元皇帝聖云孫。”’黃鶴補注又曰：“舊傳太白溺於采石，而新、舊史俱不及此，觀此詩乃是死後作，故曰‘死別已吞聲’，而終云‘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殆誠有捉月之事。《舊史》云：‘竟以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雖隱而彰矣。後篇云‘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然則誠有是事也。”黃希補注又曰：“此蓋傷白身後惟有二孫女，欲終老於青山，而僅葬東麓而已。若曰‘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殆真溺矣。”按，黃氏繫於大曆二年作，蓋拘泥於太白溺江之說，欲强與之合，故將此詩由習慣繫年“乾元二年”改爲太白卒年“寶應元年”之後的“大曆二年”。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魯訔編次，置於秦州時期，在《月夜憶舍弟》、《遣興》與《遣興三首》之間。 《天末懷李白》一首，黃氏《補注杜詩》亦繫於“寶應元年後作”，黃鶴補注曰：“趙注：乾元二年春秦州作。今考詩云‘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謂白有捉月之事，當在寶應元年後。”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則認同魯訔編次，繫於乾元二年秦州時期，置於《遣興三首》與《秦州見勅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三十韻》之間。 《八哀詩》，王洙本舊次在《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行並序》與《虎牙行》之間。《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繫於永泰元年九月：“八詩舊本在夔州詩中，幾乎成丙午大曆元年詩，而蔡伯世指爲大制作，特取冠夔州之古詩。今次公定作詩之先後，不問制作之大小也。必定爲今歲乙巳永泰元年九月詩，何也？按《編年通載》，是歲八月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剌。衆三十萬寇邊，掠涇、邠，蹂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公此詩當九月間以所聞而作也。或曰：公之傷時盗賊未息，則復有盗賊者乎？次公答以《登樓》詩云‘西山寇盗莫相侵’，蓋嘗指言吐蕃矣。”《草堂詩箋》、《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寶應、廣德至大曆初所作”，黃鶴認爲“八詩非一時所作”，“如《李光弼詩》云‘灑泪巴東峽’，《嚴武詩》云‘悵望龍驤塋’，武以永泰元年夏薨，而旐出江漢、舟轉荆衡，已是數月，今復葬罷而悵望其塋，則二詩在夔州作無疑。如《李邕詩》云‘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誦六公篇，憂來豁蒙蔽’，則是史朝義未死之前，正經營河北之日，當在廣德元年之前。總序云‘傷時盗賊未息’，蓋自寶應、廣德至大曆初有此作，故云‘前後存殁，遂不詮次’。梁權道編在大曆二年，特自其成而云耳”。諸家繫年有寶應、廣德至大曆間（黃鶴）、永泰元年（趙次公、魯訔）、大曆二年（梁權道）三說。趙次公、魯訔編次考慮到詩篇與嚴武逝世時間及時事之關係，梁權道則從舊本歸於夔州詩中，黃鶴大體從梁權道說，但以爲組詩乃集衆作薈萃而成，非一時之作。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魯訔說，置於《杜鵑行》與《移居夔州郭》之間。 《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王洙本舊次在《撥悶》與《九日》“去年登高郭縣北”之間。《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繫於“大曆元年秋八月、九月在夔州西閣所存之詩”，置於《九日諸人集於林》與《諸將五首》之間。《草堂詩箋》繫於“大曆元年在夔州所作”，編次同。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廣德元年作”，黃鶴補注曰：“寶應元年、廣德元年九月，公皆在梓州，以後篇（按，謂《九日》‘去年登高郭縣北’）論之，此詩當是廣德元年作。”此詩之繫年有大曆元年（趙次公、魯訔）與廣德元年（黃鶴）兩說。宋元之際方回《瀛奎律髓》卷十六選録此詩並指出：“此詩已去成都分曉。舊以爲在梓州作，恐亦未然。當考公病而止酒在何年也。長江滾滾，必臨大江耳。”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魯訔說，置於《九日五首》之五，在《搖落》與《季秋江村》之間。 《久客》，王洙本舊次在《南征》與《春遠》之間。《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繫於“大曆三年夏至秋在荆南所作”最末一首。《杜陵詩史》同此，繫於“大曆三年春末下荊州所作”。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廣德二年作”，黃鶴補注曰：“詩云‘羈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輕’，又云‘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橫’，當是廣德二年在閬州，莫有相知者，故有此作。”此詩繫年有廣德二年梓州、閬中（王洙本舊次、黃鶴）與大曆三年江陵（趙次公、魯訔）二說。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魯訔說，置於《宴王使君宅題二首》與《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之間。 《南征》“春岸桃花水”，王洙本舊次在《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與《久客》之間。《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繫於“大曆三年春在夔，迤邐出峽到荆南所作”。《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廣德二年春作”，黃鶴補注曰：“詩云‘春岸桃花水’，而題曰《南征》，當是廣德二年春在閬州作。”此詩繫年有廣德二年（王洙本舊次、黃鶴）與大曆三、四年（趙次公、師尹、魯訔）二說。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魯訔說，置於《江南逢李龜年》與《地隅》之間。 《又示宗武》，王洙本舊次在《宗武生日》與《夜》“露下天高秋水清”之間。《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繫於“大曆三年春在夔州作”，置於《元日示宗武》與《遠懷舍弟穎觀等》之間。《草堂詩箋》、《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寶應元年作”，黃鶴補注曰：“按，公至德元載《遣興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則宗武在至德初方兩三歲。今詩云‘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乃八九歲時事。於《宗武生日》詩後題云‘又示’，可知非大曆元年作亦明。至德元載至此十年，宗武度方十歲，故以‘十五男兒志’期之。若如梁編在大曆元年，則誠十五歲矣。才能知律、攤書，豈公之子也？故以同上篇爲寶應元年作。”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魯訔說，置於《元日示宗武》與《遠懷舍弟穎觀等》之間。 《白馬》“白馬東北來”，王洙本舊次在《客從》與《白鳧行》之間。《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繫於“大曆五年三月自衡州暫往潭州，四月還衡州所作”，置於《入衡州》與《逃難》（補）、《回棹》之間。《草堂詩箋》、《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大曆三年作”，黃鶴補注曰：“詩云‘近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當是大曆三年荆南作。大曆三年二月，商州兵馬使劉洽殺其刺史殷仲卿，此詩爲仲卿作也。詩云‘白馬東北來，空鞍雙貫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馬上郎指仲卿，謂仲卿巳死，而徒有馬負空鞍也。舊注何不考而徒爲紛紛之論？”按，黃鶴說當從師尹注來，《九家集注杜詩》引師尹注曰：“按唐史：大曆三年，商州兵馬使劉洽殺其刺史殷仲卿。杜所言‘商於戰’，豈此歟？”繫年有大曆三年（師尹、黃鶴）與大曆五年（趙次公、魯訔）兩說。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魯訔說，置於《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與《入衡州》之間。 三、高崇蘭從黃鶴繫年之例 當黃鶴繫年與魯訔編次不同時，高崇蘭編次基本依照黃鶴繫年。這其中又分爲兩種情况：第一，黃鶴繫年在魯訔編次的基礎上繼續推進、愈加細密精確；第二，黃鶴繫年完全否定魯訔編次，另立新說。 （一）黃氏繫年在魯訔編次基礎上繼續推進之例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濫，堤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草堂詩箋》用魯訔編年，繫於“齊趙梁宋間所作”，在《登兗州城樓》後，《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前。《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黃鶴補注：“《唐志》、《輿地廣記》並云臨邑屬齊州，在河南道。按《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七月，伊洛及支川皆溢。是秋河南、河北二十四郡水，齊其一也。’當是其年作。故曰：‘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蟠桃在齊地。”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置於《冬日有懷李白》、《春日憶李白》（黃鶴繫天寶元年）之前，引黃鶴注爲據。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草堂詩箋》繫於“天寶以來在長安作”，在《杜位宅守歲》後，《奉贈集賢院崔於二學士》前。《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天寶七載作”，黃鶴曰：“師云：是貶華州司功後作。則當在乾元元年。而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一載，師注爲非。若在乾元元年，不應詩中無一語及禄山之亂，與夫爲拾遺貶司功之意。魯訔《年譜》謂此詩在天寶六載，而不知是年濟未拜左丞。按舊史：天寶七載，濟爲河南尹，遷尚書左丞。公以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者赴轂下，遂自河南歸應詔，而林甫忌人斥己，建言乞先下尚書省問，遂無一中者，公由是退下，故詩云‘主上頃見徵，青冥卻垂翅’，當是七載作。此詩只陳情，當在《贈韋左丞丈》詩之後。”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從其說，置於《贈韋左丞丈》與《高都護驄馬行》之間。 《送鄭十八虔貶臺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爲面別，情見於詩》，《草堂詩箋》繫於“乾元元年戊戌春至夏五月在諫省所作”，在《送賈閣老出汝州》與《題鄭十八著作虔》之間。《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至德二載十二月所作”，黃鶴補注曰：“按《通鑑》：至德二載十二月，崔器、呂諲言陷賊官準律皆應處死。李峴云：‘概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於是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以三等者流貶，虔在次三等之數，故正貶臺州司戶。所以詩云‘垂死中興時’，又云‘蒼惶已就長途往’，當是至德二載十二月作。梁權道編在乾元元年，若十二月定罪，正月就道，則無容闕爲面別也。”按，黃鶴以“倉皇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爲無暇當面道別，故定於判罪之當月就道，詩亦作於是月。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從黃鶴十二月說，置於《塞蘆子》與《瘦馬行》、《臘日》之間。 （二）黃氏繫年反對、糾正魯訔編次之例 《贈李白》“秋來相顧尚飄蓬”，《杜陵詩史》、《草堂詩箋》繫於天寶末年所作，在《官定後戲贈》與《自京赴奉先縣咏懷五百字》之間。黃氏《補注杜詩》繫於“開元[二]十八年作”，黃鶴曰：“按公《昔游詩》云：‘昔與高李輩，晚登單父臺。’史又云甫與李白、高適酒酣登汴州吹臺，則公游齊趙時多與白俱。今詩云‘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指林甫、禄山俱跋扈也。當是開元[二]十八年在東都作，蓋天寶初白己客會稽矣。”按，《杜陵詩史》引師尹注曰：“甫昔與李白有就丹砂之志，今相顧飄蓬，故於葛洪有所愧也。飛揚跋扈，指禄山必爲亂也。”《草堂詩箋》用師尹說：“跋扈與强梁，指禄山以爲亂也。”黃鶴顯受師尹注文之誤導，又欲强爲之說，其誤不待言矣。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與《登兗州城樓》之間。 《沙苑行》，《草堂詩箋》繫於“天寶十五載丙申夏五月挈家避地鄜州及没賊中所作”，在《白水明府舊宅喜雨》與《三川觀水漲》之間。《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天寶十三載作”，黃鶴補注曰：“當是天實十三載群牧都使奏就群校交點馬時作。而梁權道編在天寶十四載，其年禄山反狀已成，上下交憂，果如《詩史》云薊北反書未聞，已逸身畿甸，則是時豈復誇咏苑馬如是也？”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置於《病後過王倚飲贈歌》與《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寄高三十五書記》之間，認同黃鶴說。 《官定後戲贈》，《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天寶九載冬，公預獻三大禮賦。明年十載，乃召試文章，初授河西尉。辭不行，更授衛率府兵曹，故得以老夫爲稱。謂須微禄，故無復歸山之興，但臨風回首而已。”《草堂詩箋》繫於“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在《前出塞》與《自京赴奉先縣咏懷五百字》之間。《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天寶十四載作”，黃鶴補注曰：“鮑（欽止）注謂獻賦在天寶十三載，非。按，公十載獻賦，上令待詔集賢院試文章，十三載再進《封西岳賦表》，尚云‘一匹夫’，則其時未得官。改衛率府參軍乃在十四載，所謂‘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是也，此詩當作於天寶十四載。方官未定時，公《贈崔、於二學士詩》云：‘故山多藥物，欲整還鄉旌。’而今詩云：‘耽酒須微禄，狂歌托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爲風飆。’蓋官已定也。”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自京赴奉先縣咏懷五百字》……《聰馬行》與《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之間，即十三載末、十四載初之間。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草堂詩箋》繫於“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在《冬日有懷李白》前。《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至德二載”，黃鶴曰：“舊注以爲察永王必敗而不受其辟，乃謝病潜遁，則當在至德二載。然是時李白因永王流夜郎矣，不應末云‘南尋禹穴見李白’。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三載，雖《白傳》云‘天寶初，客游會稽’，又當在十三載，乃非巢父不受辟之時，當是巢父至德二載逃還彭澤時作。其曰‘南尋禹穴’云者，非曰白在禹穴，殆謂巢父去尋禹穴，若見李白，則道公問訊也。”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至德二載陷賊長安時期《哀江頭》與《大雲寺贊公房》之間。 《後出塞》，《草堂詩箋》置於《橋陵三十韻》與《玄都壇歌》之間。《杜陵詩史》同此，引鮑欽止曰：“天寶十四年乙未三月壬午，安禄山及契丹戰於漢水，敗之，故有《後出塞》五首，爲出兵赴漁陽也。”黃氏《補注杜詩》繫於“乾元二年作”，黃鶴補注曰：“當是乾元二年至秦州思天寶間事而爲之。”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前出塞》與《示侄佐》之間。此詩爲安禄山之叛所作，諸家無异議。繫年則有二說，一說天寶十四載安禄山將叛之時作，一說乾元二年秦州時作。按王洙本舊次，乃置於秦州詩中，余臆舊次或以爲秦州地處邊塞，故老杜觸景生情，遂有出塞之作，以追憶前事。 《洗兵馬》，王洙本舊次在《送李校書》與《早秋苦熱堆案相仍》之間。自注：“收京後作。”一說爲鄧忠臣注。《草堂詩箋》繫於“至德二載八月還鄜州及扈從還京所作”，置於《收京三首》與《臘日》之間。《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乾元二年作”，黃希注“田家望望惜雨乾”句云：“希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乃作此詩云耳。”黃鶴補注曰：“此詩當是乾元二年春作。末云‘田家望望惜雨乾’，蓋二年春無雨也。梁權道編在元年，恐非。”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置於《路逢襄陽楊少府人城戲呈楊四員外綰》與《觀兵》之間。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草堂詩箋》繫於“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置於《三絕句》“前年渝州殺刺史”與《狂夫》之間。《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乾元二年作”，黃鶴補注曰：“按，白至德元載坐繫潯陽獄，至德二載以宋若思將兵赴河南道，過潯陽釋囚，辟爲參謀。乾元元年，長流夜郎。而此詩云‘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則是在長流之後。從舊次，當在乾元二年秦州作。”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與《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之間。 《酬高使君相贈》，《杜陵詩史》繫於“上元二年辛丑在成都，公年五十歲”，置於《送韓十四江東覲省》與《草堂》之間。黃氏《補注杜詩》繫於“上元元年作”，黃鶴補注曰：“高詩云‘傳道招提客’，而公酬之又云‘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則是公初到成都時居於浣花寺時也。”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置於《恨別》與《奉酬李都督表文早春作》之間，意是到成都之初。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草堂詩箋》繫於“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置於《題壁畫馬歌》與《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之間。《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上元元年作”，黃鶴補注曰：“《畫斷》：‘王宰畫山水樹木，出於象外。’梁權道謂上元元年成都作。若如泰伯之說云，公托意言永王璘反，吳松江爲之阻絕。時李光弼在并州，欲得李來平之。至德二年，與舊次不同。按史：上元元年，劉展反，陷潤州、升州、蘇州，乃吳松江。或者公托意以此？”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繫年，置於《題壁上韋偃畫馬歌》與《題韋偃爲畫雙松圖歌》之間。 《去矣行》，《草堂詩箋》用鮑欽止說（見下黃氏《補注杜詩》引），繫於“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在《白絲行》與《遣興五首》之間。《杜陵詩史》同此（惟《遣興五首》爲《遣興三首》）。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廣德二年作”，引鮑欽止注曰：“天實十四年，公在率府，數上賦頌，不蒙采録，欲辭職，遂作《去矣行》。”又引師尹注曰：“此詩爲嚴武作。”黃鶴補注曰：“梁權道編在天實十四載長安詩內，與鮑注同。豈非以‘明朝且入藍田山’故云？然味‘君不見鞴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豈是在長安時語？公在長安上賦投詩，唯恐君相莫我知，而卒無其遇，豈類鞴鷹之飽，未免如附炎之燕。當是廣德二年在嚴武幕中作。所以永泰二年正月遂歸溪上，‘入藍田山’云者，止是承上餐玉之句耳，非真去爲藍田之人也。師注爲是。”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哭臺州鄭司戶蘇少監》與《奉寄高常侍》之間。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趙次公注曰：“十二詩皆上元二年之作。”《杜陵詩史》繫於“上元二年辛丑在成都，公年五十歲”，置於《柟樹爲風雨所拔嘆》與《赴清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之間。黃氏《補注杜詩》繫於“永泰元年作”，引師尹注曰：“秋者，肅殺之氣，兵戈之象也。王者之封諸侯，各本五方之土色，而苴以茅，賜之茅屋，所以覆庇人所依托焉。既爲秋風所破，則無以自庇。甫以嚴武鎮成都，遂往依之。不幸武卒，郭英乂代武爲節度，甫由是見知英乂，托以爲庇焉，兼與楊子琳、柏正節二刺史相善。崔旰殺英乂，並攻楊子琳、柏正節，是‘卷三重茅’之比也。‘茅飛渡江灑江郊’，謂子琳、正節倉皇竄避也。‘高者罥挂長林梢’，謂在位賢者逃於林野。‘下者飄轉沉塘坳’，地不平曰坳，喻下民墜於塗炭之苦。童，無知之稱。南村群童，以譬崔旰之徒。‘欺我老無力’，喻代宗師老，崔旰輩無忌憚焉，而恣爲殘暴。‘公然抱茅入竹去’，謂竊據其茅土也。‘唇焦口燥呼不得’，時代宗號令不行，召諸道之兵，無有應者，是以避吐蕃之亂，逃而幸陝。今崔旰叛，雖遣使諄喻，豈能止其侵暴？甫依托三子以爲覆庇如茅屋，然今三子爲旰所攻，是失所栖托，是以倚杖有所嘆息。時朝廷遣杜鴻漸討平蜀亂，故旰兵稍定，是以有‘俄頃風定’之喻也。然旰雖定，蜀中乘隙而叛者不一，如渝州、開州並殺刺史之類，殺氣猶盛，是以有‘雲墨色’之喻也。昔楚王投醪於水，以飲士卒，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爲上者不可不恤其下，‘布衾多年冷似鐵’，謂寡恩而士不和也。英乂爲政刻薄，無温燠之惠，如布衾然。嬌兒比崔旰，旰乘士卒怨背，舉兵以反，而蜀中大亂，豈非‘惡臥踏裏裂’之譬乎？‘床床屋漏無乾處’，非特甫無所庇，蜀民皆失所依故也。‘雨脚如麻未斷絕’，謂反者繼而起。甫詩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是也。‘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傷兵亂以來不獲安居也。王者以天下爲家，如廣厦之大庇，使天下之民咸得其寧，雖有風雨，其能飄搖震蕩乎？甫意非獨傷己，爲天下嘆息，故有末章云。”黃鶴補注曰：“唐自天寶之亂，民不得其居處者甚多，公因茅屋爲秋風所破，遂思廣厦千萬間之庇，其爲憂國憂民之念至矣。師古（按，此當爲‘尹’）謂此詩托以諭崔旰之亂，要之自不必專指旰而作。蓋安史爲禍於關內，山東、河北者已爲極盛，吐蕃又復入寇，於是隴蜀多爲踐擾。廣內且有太一之變，江浙且有袁鼂之禍，二川復有段子璋、徐知道、崔旰相繼而反。詩所謂‘床床屋漏無乾處’是也。永泰元年夏，公去成都，下忠、渝，草堂已不得而居，秋晚在雲安縣，有《雲安九日》詩，則是年秋公已不在成都，豈見茅屋爲秋風所破？其作此詩者，以郭英乂好殺，如秋風。公在成都，值嚴武之死，欲再依英乂，而英乂驕縱不可托，故捨之而去，所以托言茅屋爲秋風所破，蓋深有所感傷也。”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從黃鶴說，置於離開成都、下忠州、雲安時期，《懷舊》與《八月十五日夜月二首》之間。 《喜雨》“南國旱無雨”，《杜陵詩史》繫於“廣德二年甲辰自梓州挈家再往閬州所作”，置於《百舌》與《送梓州李使君之任》之間。黃氏《補注杜詩》繫於“永泰元年作”，黃鶴補注曰：“詩云‘南國旱無雨’，按史：永泰元年，自春不雨。四月已巳，乃雨。詩又云‘巢燕’、‘林花’，皆四月間事，當是其年作。梁權道編在廣德二年閬州作。既《渡江》詩云‘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爲廣德二年閬州作。而此詩云‘南國旱無雨’，亦編在廣德二年閬州詩內，何不考之甚？”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狂歌行贈四兄》與《宴戎州楊使君東樓》之間。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杜陵詩史》卷三十二置於卷終“拾遺”部份內，標注“新添”。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廣德元年春作”，黃鶴補注曰：“按《通鑑》：史朝義屢敗於寶應元年之冬。至廣德元年，田承嗣說令親往幽州發兵還潁、莫州，請自留守莫州。朝義既去，承嗣即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又，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請降，至温泉驛，懷仙遣兵追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今詩云‘劍外忽傳收薊北’，正謂此也。又云‘青春作伴好還鄉’，乃廣德元年春作。”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遠游》與《春日梓州登樓二首》之間。 《甘園》“春日清江岸，千甘二頃園”，《杜陵詩史》繫於“大曆二年丙午在夔州，三月新自赤甲遷瀼西”，置於《引水》與《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之間。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廣德元年作”，黃鶴補注曰：“詩云‘春日清江岸’，又云‘白雪避花繁’，橘之開花在春晚，當是廣德元年作。”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答楊梓州》與《寄題江外草堂》之間。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草堂詩箋》繫於“廣德二年春末再至成都所作”，置於《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與《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廣德元年作”，黃鶴補注曰：“詩云‘頻爲草堂回’，當是廣德元年避亂在梓、閬時作。梁權道以爲永泰元年亂定後還成都時作，然詩云‘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若如梁權道編，則其年冬公已在雲安，無容更令臘月栽竹矣。”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歲暮》與《桃竹杖引》之間。 《憶昔二首》，《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舊本失次於成都詩中。今第二篇未句云‘灑血江漢身衰疾’，則夔州詩也。與《枯棕詩》‘嗟爾江漢人’同。”《杜陵詩史》繫於“大曆二年丙午在夔州西閣”，置於《枯柟》與《晝夢》之間。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廣德二年作”，黃鶴補注曰：“詩云‘犬戎直來坐御床，百官跣足隨天王’，謂廣德二年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當是作於廣德二年，故有‘願見北地傅介子’之句。而梁權道編在寶應元年梓州作，恐非。”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暮寒》與《奉寄章十侍御》之間。 《秋興八首》，《草堂詩箋》繫於“大曆二年秋在夔州所作”，置於《秋峽》與《遠游》之間。《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大曆元年作”，黃鶴補注曰：“詩云‘巫山巫峽氣蕭森’，又云‘叢菊兩開他日泪，孤舟一繫故園心’，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時艤舟以俟出峽，自永泰元年至雲安及今，爲菊兩開也。”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大曆元年秋季《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與《寄柏學土林居》之間。按洪業說，《秋興八首》當作於大曆元年初到夔州、寓居西閣之時，洪業《杜甫》第十一章《夔子之國杜陵翁》：“西閣上層有一個帶朱紅油漆欄杆的走廊，也許環繞這個建築一周。可能就是在這個走廊上，我們的詩人飽覽萬象，傾聽群籟，然後將它們寫到詩篇之中，如《秋興八首》。”則大曆元年說爲勝。 《咏懷古迹五首》，《草堂詩箋》繫於“大曆二年秋在夔州所作”，置於《驅豎子摘蒼耳》與《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兄弟》之間。《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大曆元年作”，黃鶴補注曰：“詩咏‘三峽’、‘五溪’與宋玉之宅、昭君之墓、先主、孔明之廟，而懷其人，當是大曆元年至夔州後作。”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寄柏學士林居》與《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之間。按王嗣奭《杜臆》之說，“三峽樓臺”指西閣，則此組詩當與《秋興八首》皆作於初到夔州之時，大曆元年說較勝。 《喜聞盗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擊於“大曆二年三月自赤甲遷瀼西所作”，置於《寄薛三郎中據》與《即事》“暮春三月巫峽長”之間。《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大曆三年作”，黃鶴補注曰：“詩云‘大曆三年調玉燭’，當是其年作。案《舊史》：‘二年，吐蕃九月寇靈州，進寇邠州。十月，靈州奏破吐蕃二萬，京師解嚴。’《通鑑》云：‘十月，路嗣恭破吐蕃於靈州城下，斬首二千餘級，吐蕃引去。’今詩云‘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當是蕃寇二年退，而詩作於明年之春，故云‘三年’。一本作‘二年’，而梁權道從而編詩於二年。然元年無吐蕃之亂，雖《新史》云‘九月吐蕃陷原州’，而《舊史》、《通鑑》具不言。案《志》，原州廣德元年已陷吐蕃。詩又云‘蕭關隴水入官軍’，《唐志》：蕭關縣在武州。《九域志》：隴水縣在隴州。而《唐志》隴州無此縣。蕭關與靈州相近，正是指吐蕃寇靈州而路嗣恭破之也。”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太歲日》與《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之間。 《登岳陽樓》，《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繫於“大曆四年春初在岳州所作”，編次同此。《草堂詩箋》繫於“大曆四年己酉在岳陽至潭遂如衡及回潭所作”第一首，編次同此。《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大曆三年作”，黃鶴補注曰：“唐子西云：‘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争雄，所謂富哉言乎者！’余謂一詩之中如‘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一聯，尤爲雄偉，雖不到洞庭者讀之，可使胸次豁達。當是大曆三年作。”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與《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之間。按，玩“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句意，似爲初登岳陽樓所作。未明洪業所言“第二次登樓”所據？又，王洙本舊次此詩在《陪裴使君登岳陽樓》前，亦明其爲初登。若爲初登，而再登又在春日（“雲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則大曆三年說較勝。 《旅夜書懷》，《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繫於“大曆五年三月自衡州暫往潭州”第一首，置於《衡州送李大夫赴廣州》與《清明》之間，《草堂詩箋》、《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擊於“永泰元年作”，黃鶴補注曰：“詩云‘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當是永泰元年去成都、舟下渝州時作。”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哭嚴僕射歸櫬》、《放船》與《懷舊》之間。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於方田》，《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繫於“大曆五年四月至耒陽所作”，置於詩集最末一首。《草堂詩箋》、《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大曆五年作”，黃鶴補注曰：“耒陽在衡州東南百三十五里，公自衡往耒陽，阻水泊於方田驛。今序云：‘陸路去方田四十里。’謂去耒陽也。又云：‘舟行一日。’蓋以溯流也。聶令致酒肉，或以爲致牛肉、白酒，公因飫死，爲水所漂，從而爲空墳，以欺人主。雖史不能辨其非，唯韓退之一詩能分明之，李觀作補遺傳，亦因韓退之有是詩而成耳。鶴詳考公此詩，其云‘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醥’，則聶所致者未必誠牛肉、白酒也。詩終云‘崔師乞巳至，澧卒用矜少。問罪消息真，開颜憩亭沼’，則是時方且喜討叛之師已集，而憩於亭沼，蓋知凶渠之亡可待。序云‘至縣呈聶令’者，存至耒陽以與之。後人往往以此遂信其爲死於耒陽，殊不知此後尚有過南岳、入洞庭湖詩，與登舟適漢陽詩可考也，二詩斷不可謂是四年作。且聶致酒肉，已在五年五月間。蓋臧玠以四月庚子反，公奔竄至衡，又至方田，且半旬阻水矣，是時肉非可久留，無容醉飽在作詩之後。若詩前嘗痛飲，詩中亦必及之，如‘願以野水添金杯’、‘如澠之酒常快意’、‘喧呼且盡杯中緣’、‘但覺高歌有鬼神’等句，初未嘗以醉爲諱也。《温公詩話》云：‘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元微之爲志。’今志乃云‘袝於偃師’，鞏與偃師又异矣。後世安知又不以爲惑？”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朱鳳行》與《長沙送李十一銜》之間。 《長沙送李十一銜》，《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繫於“大曆四年夏至秋在潭州所作”，置於《湖南送敬十使君適廣陵》與《奉贈盧五丈參謀琚》之間。《草堂詩箋》、《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大曆五年作”，黃鶴補注曰：“詩云‘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今計其年，當是大曆五年作。未幾，公即世矣。”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與《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暮府親友》之間。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暮府親友》，《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繫於“大曆四年夏至秋在潭州所作”，置於《登舟將適漢陽》、《重送劉十弟判官》與《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二十韻》之間。《草堂詩箋》、《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大曆五年作”（黃鶴補注見題解）。此詩繫年有大曆四年（趙次公、魯訔）與大曆五年（黃鶴）兩說。按，王洙本舊次此詩在《登舟將適漢陽》之後，故諸家聚訟所在，乃此詩與《登舟適漢陽》之關係。趙次公解釋說：“前篇《登舟將適漢陽》云‘春宅弃汝去，秋帆催客歸’，則秋初時也。今是次篇，卻云‘暮秋將歸秦’，則九月時也。謂之‘湖南暮府’，則是潭州也。由是觀之，則公雖欲往漢陽，而元未定，今又有欲歸秦之興。然相續其下等篇，皆只在潭州，亦言之而不行也。”除繫年未確，其情理大體可從。注家以爲舊次之齟齬有二：一曰地理走向不合，黃鶴補注以爲：“若以此詩爲四年秋作，則前篇題云《將適漢陽》，此題又云《將歸秦》，不應一時所向不同，故知爲大曆五年作。”黃鶴所謂“一時所向不同”，實未明地理，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特爲說明曰：“鶴又云：‘前題《將適漢陽》，此題《將歸秦》，不應一時所向不同。’不知適漢陽者，正欲溯漢水以歸秦耳。時竟不果歸，終歲居潭。”其說有理。二曰時間不合，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按，此詩舊編四年，與《登舟將適漢陽》同時作。王彥輔、黃鶴之徒以爲作於五年，故有公卒於潭、岳之間之說，然與二史不合。”此亦未確。首先，《登舟將適漢陽》一詩，王彥輔、魯訔皆擊於大曆五年，朱說所謂“舊編與《登舟將適漢陽》同時”之“（大曆）四年”，實爲少數意見。其次，所謂“與二史不合”云者，黃鶴補注曰：“大曆五年秋，公欲北首而卒，故《志》云：‘竟以寓卒，殯於岳陽。’雖與史异，然當以詩爲定。”所言“雖與史异，以詩爲定”，是爲得之，况兩唐書之《杜甫傳》錯漏歧出，往往不足爲據。要之，此詩當繫於黃鶴所說之大曆五年。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長沙送李十一銜》與《過洞庭湖》之間。 四、高崇蘭自出機杼，與魯訔編次、黃鶴繫年不同之例 在魯訔編次與黃鶴繫年之外，高崇蘭偶爾有自己對詩篇的繫年考慮，這種情况極其罕見，在本文考察的近四百首詩中，僅有一例。 《奉留贈集賢院崔國輔、於休烈二學士》，《草堂詩箋》繫於天寶十載長安所作，置於《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後。《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擊於“天寶十一載作”，黃鶴補注曰：“公以天寶九載獻賦，明皇奇之，俾待詔集賢，召學官試文章，然再降恩澤，止送隸有司參列選席。今詩云‘青云猶契闊，陵厲不飛翻。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蓋其時作也。”又曰：“按，公天寶九載預獻正賦，考史云九載制自今告獻太清宮及太廟改爲朝獻。十載正月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有事於南郊。故公爲《三大禮》，一朝獻太清宮，二朝享太廟，三有事於南郊。而《朝堂太廟賦》云：‘壬辰既格於道祖，乘輿即以是日致齋於九室。’則爲十載大禮明矣。史以爲天寶三載，呂公《年譜》又以爲十三載，何考之不詳？雖蔡興宗、魯訔《年譜》以爲在十載，而梁權道編此詩於十四載，亦是以爲獻賦在十三載矣。此詩當獻賦後待詔集賢院，命宰相試文授官時作，崔、於乃是時考文者也。”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繫於天寶十三載，在《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後（按，《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高崇蘭注在天寶十三載後，則此卷諸篇皆在此年及此年後）。 五、高崇蘭編次之誤 高崇蘭編次的失誤，基本出於黃鶴繫年有誤，高崇蘭往往是認同並延續了黃鶴之誤。這可以說是從另一個角度有力地表明了高崇蘭編次對黃鶴繫年的承襲。 如《贈衛八處士》，《草堂詩箋》繫於“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冬末以事之東都，至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後欲弃官以來所作”，置於《得舍弟消息》與《重題鄭氏東亭》之間。《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天實九載作”，黃鶴補注曰：“師注爲公與衛賓，而詩云‘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又云‘夜雨剪春韮，新炊間黃梁’，則是春月作，而未詳爲何年。及味詩，又非亂離後語，若如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三載長安詩內，而於‘問我來何方’、‘明日隔山岳’之句不葉。按，公開元二十三四年間下第，游齊趙，時至兗，而是年公方二十四五歲，則衛當愈少，宜其未婚。今詩云二十載重上其堂，則當在十二三載，而公自九載歸奏賦後，只在長安，歲歲有詩可考。意是六載應詔退下後，又再至東都，以十載行三大禮，而九載又歸奏賦，故九載有《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詩中述八載事。此詩當是天寶九載作。是年公方四十，‘鬢髮各已蒼’，宜矣……又唐有隱逸衛大經，居蒲州，衛八亦稱處士，或其族子。蒲至華止百四十里，或是公在華州時至其家。岳指華岳而言，若然，則二十載無差矣。”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從之，稱“天寶九載自東都復歸長安作”，置於《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與《贈翰林張四學土垍》之間。 《奉待嚴大夫》“殊方又喜故人來”，《草堂詩箋》繫於“廣德二年甲辰自梓州挈家再往閬中所作”，置於《韋郎司直歸成都》與《奉寄高常侍》之間。《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寶應元年作”，黃鶴補注曰：“此詩皆以爲武廣德二年再鎮成都，公待其至，故有此作。然武是時以黃門侍郎、鄭國公出爲成都尹，公所與詩有曰‘嚴中丞’、‘嚴大夫’、‘嚴侍郎’、‘嚴鄭公’，皆隨武所受官而稱之。如是年《自閬州將赴草堂途中先寄嚴鄭公》是也。若是其時作，顧曰‘嚴大夫’何耶？按《舊史》：武出爲綿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上皇誥以劍南兩川合爲一，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而公上武《說旱》在寶應元年建巳月，則云‘中丞嚴公節制劍南，日奉此說’，又與史异。今觀詩如曰‘不知旌節隔年回’，蓋史公上元二年建丑月以武爲成都尹，而詩作於寶應元年之正月。故云若廣德二年，武再鎮蜀，乃是二月，不應有‘隔年回’之句。《諸將》詩第五首爲武作也，詩云‘主恩前後三持節’，而《通鑑》亦云武再鎮劍南，則武嘗三鎮蜀。趙以寶應元年正月權令兩川都節制，爲第一；六月專以節制西川，阻徐知道反不得進，爲第二；廣德二年，正以兩川合一節度，而武以黃門侍郎來，爲第三。然玄宗以上元元年七月移居西內，高力士、陳玄禮等阻遷，謫，上寢不擇，豈復更預國事？史云爲綿州，誥以劍南兩川合爲一、拜武成都尹者，意在乾元二年裴冕爲尹之前，是時止是節制也，合以此時爲一，而寶應元年再尹爲二，廣德三年爲兩川節度者爲三。此詩是寶應元年作，故又云‘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新史》云：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上皇合劍南爲一道，而不言爲綿州。按《房琯傳》，貶巴州在乾元元年六月，當是自巴遷綿。”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用黃鶴說。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詣徐卿覓果子載》與《江咏五首》之間。按，黃鶴說反證（官稱）、正證（玄宗可否下詔）皆不甚有力，似嫌穿鑿，不如從通順之舊說（廣德二年說）。今人亦多尊用廣德二年說，如洪業《杜甫》第十章《何地置老夫》：“杜甫順西漢水而下的計劃並未付諸實施。廣德二年（764年2月11日），嚴武被任命爲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奉待嚴大夫》表明正是嚴武再次來蜀的消息使得我們詩人取消了到南方的預計旅程。在告別了房琯的墓地之後，杜甫帶著妻兒回到成都。” 《諸將五首》，《草堂詩箋》繫於“大曆元年丙午春遷居夔州所作”，置於《九日五首》與《月》“四更山吐月”之間。《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永泰元年作”，黃鶴補注曰：“此詩雖言天寶十四載已來諸將之事，而詩云‘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盡堯封’，則是史朝義死後，河北猶有未歸者。又末篇云‘止憶往時嚴僕射’，當是武死後作。武以永泰元年四月死，而公亦以其時去成都，故又云‘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乃永泰元年秋在雲安作。”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雲安時期《三韻三篇》“高馬勿捶面”與《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之間。仇兆鼇《杜詩詳注》力主魯訔大曆元年說：“舊解謂此詩‘春秋’，就永泰元年說，非也。是秋，公在雲安，不當云巫峽，且前章云‘南海明珠久寂寥’，亦不在永泰間也。按公詩有云：‘自平中官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太一之叛，在廣德元年十一月，隨即削平。自廣德二年、永泰元年至大曆元年秋，中經閏月，約計千餘日矣。彼云‘近供稀’，猶此言‘久寂寥’也。想南海既平而復梗，又在是年深秋。彼此互證，斷知其作於大曆元年秋日矣。”其辨證有理。 《偶題》，王洙本舊次在《寒雨朝行視園樹》與《雨晴》之間。《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繫於“大曆二年秋九月在夔州瀼西、東屯往來所存之詩”，置於《寒雨朝行視園樹》與《雨晴》之間，《草堂詩箋》、《杜陵詩史》用魯訔編年亦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大曆元年作”，黃鶴補注曰：“詩云‘江峽繞蛟螭’，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時作；故又曰‘聖朝兼盗賊’，時吐蕃之亂未息也。”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提封》與《吾宗》之間。按，詩句有言“稼穡分詩興”，則宜置於大曆二年東屯時期，大曆二年說爲是。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王洙本舊次在《相從歌》與《短歌行（送祁録事）》、《草堂》之間。《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繫於“大曆三年春在夔，迤邐出峽到荆南所作”，置於《蠶穀行》與《喜雨》之間，《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寶應元年作”，黃鶴補注曰：“王郎司直，即前所賦《戲友》云‘官有王司直’者。梁權道編在永泰元年成都詩內，然不應與前作相去三年，意同是寶應元年作。”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與《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之間。按，此詩繫年有寶應元年（王洙本舊次、黃鶴、劉辰翁評點本、錢謙益）、永泰元年（梁權道）與大曆三年（趙次公、魯訔、朱鶴齡）三說。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按，此詩‘仲宣樓頭’二句，乃在荆南時作。諸本誤入寶應元年成都詩內，非也。《草堂》編大曆三年，最是。”其說有理，仇、楊皆從之。 《江南逢李龜年》，王洙本舊次在《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與《官亭夕坐戲簡颜少府》之間。《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繫於“大曆四年春離岳州至潭州所作”，置於《上巳日徐司録林園宴集》與《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之間。《草堂詩箋》、《杜陵詩史》同此。黃氏《補注杜詩》繫於“大曆三年作”，黃鶴補注曰：“梁權道編在大曆三年作、荆南詩內。按，公以是年正月出峽，暮春至江陵，今詩云‘落花時節又逢君’，正其時也。”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認同黃鶴說，置於《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與《南征》之間。此詩繫年有大曆三年（王洙本舊次、黃鶴、高崇蘭編劉辰翁評點本）與大曆四年（趙次公、魯訔）兩說。宋人姚寬《西溪從語》卷上稱：“江季共說杜甫《贈李龜年詩》非甫所作。蓋岐王死時，與崔滁死時，年尚幼。又，甫天寶亂後未嘗至江南也。范攄《雲溪友議》言：明皇幸岷山，伶官奔走，李龜年奔追江潭，甫以詩贈龜年云云。又云：龜年曾於湘中采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云云，歌闋，莫不望行在而慘然。龜年唱罷，忽悶絕僕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殯殮。經四日，乃蘇，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蘭苕唱祓禊畢，放還。’且言主人即復長安，而有中興之主也，謂龜年‘汝何憂乎’。時甫正在湘潭，或有此詩。更須考究。”姚寬以爲在大曆四年湘潭時期。清人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稱：“此詩題曰‘江南’，必潭州作也。舊編在大曆三年荆南詩內，非是。”繫於大曆四年，置於《歸雁二首》與《小寒食舟中作》之間。仇兆鼇《杜詩詳注》、楊倫《杜詩鏡銓》從之。今人多從大曆四年說，如洪業《杜甫》第十二章《孤舟增鬱鬱》。 六、高崇蘭以魯訔編次爲底本、依黃鶴繫年調整得到今本編次：以一段完整編次爲例 以上是以散點、全面的方式，從全部杜詩中抽取出偏重於杜甫行實、有利於繫年的四百餘首杜詩，以此爲範圍驗證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編次與魯訔編次、黃鶴繫年的承襲及選擇傾向。接下來，再從杜集中抽取完整的“一段”杜詩編次，來模擬高崇蘭編次杜集時，是如何具體著手的。這裏以代表魯訔編次的《杜陵詩史》卷一前半部份爲例，附以高崇蘭編次作爲對比，將詩篇編次列表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