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柯[1]2003年在《论语用意义上的对等翻译》文中认为翻译是一种跨语言文化的交际。在现代社会中，翻译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翻译对等多年以来一直是翻译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中外翻译学家对翻译标准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实质上都认为对等是翻译的基本标准之一。可是鲜有人提出怎样才能做到对等地翻译。本文从语用学的角度提出语用意义的对等是对等翻译的基础。全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章阐述了确立对等翻译的基础的必要性，认为这个基础是判断翻译是否对等的标尺。如果译本没有达到这个基础，翻译的基本目的就不能实现。 第二章回顾了国内外对对等翻译的论述。各译者对翻译标准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可是鲜有人提及这个标准的基础是什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先做到什么才能实现对等地进行翻译?其实这个最先要做到的就是语用意义的对等。 第叁章对语用意义进行了详尽地分析阐述，指出语用意义包括言外之力，言后之力，会话含义，比喻意义和所指，论述了怎样在翻译中实现这五种语用意义的对等。 第四章区分了语义意义对等和语用意义对等，指出在语义意义对等和语用意义对等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舍弃语义意义对等去获取语用意义对等。 第五章重申了语用意义对等是对等翻译的基础。为了确保翻译的对等性，译者应先做到语用意义的对等。但本文并不排斥其它的对等，认为译者应争取更多更好的对等，使翻译更加完美。
邢颖慧[2]2016年在《论语用等值视角下的《论语》英译》文中研究指明语用等值翻译是追求语用语言等值和社交语用等值为目标的等值翻译。典籍英译的过程中运用语用语言等值和社交语用等值,有助于译者在翻译时深刻领会说话者的言外之意,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在对文化信息的传达方面,也能充分考虑中西文化差异,利于译者对以最切近、最自然的对等语传递原作的思想内容。作为儒学经典,《论语》的英译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但是目前从语用等值视角下研究《论语》英译的文献相对较少。语用等值理论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可以为《论语》英译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为中国典籍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吴碧宇[3]2009年在《论语用对等翻译》文中研究指明语用翻译是意图的对等翻译,且须从语言语用和社交语用两个角度展开。为此,对等的获得必须参照原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语言共核和文化共核,译文语言形式和其相应的文化元素越接近这两个共核,越能取得对等;反之,则越难。
杨元刚[4]2005年在《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用学和翻译学的基本原理,就英汉词语的文化语义进行对比研究。笔者从哲学语言学的角度,在论文中首次提出并阐释了自己构建的语言认知观、语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知语义观、多级语言符号系统说和交际翻译观,这五个论点是我们进行英汉文化语义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请参阅论文所附32个图表清单)。笔者构想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是词汇层次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我们认为词语的文化语义是主客观互动的产物,是不同民族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成果和文化心理在语言中符号化、外在化的结果。从方法论上,笔者主张从客观现实——语言认知媒介——主观心理感知这叁者之间的互动中去研究词语的文化语义。我们认为语言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语言符号系统本身、语言使用者民族文化精神叁者长期互动的结果。本文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定义、叁个研究原则、四个特征、五种分类和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四种照应模式和翻译方法,分析了英汉文化语义形成的五个原因,然后总结了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意义,从而建立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本文重点探讨了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哲学观—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第一章《绪论》首先探讨了语言认知观的含义,我们认为语言学是一门人文科学,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语言是一个民族观察、认识和表述世界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既是一个民族内在的文化精神外在化的呈现方式,又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进入人类认知视域的有效通道,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语言符号系统本身—外在的客观认识对象—语言使用者叁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语言使用者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反映,一个民族的语言在整体上映射着本民族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我们应该本着平衡性、动态性、整体性等叁个原则对语一言的多维属性进行研究。其次,我们对文化的定义进行了梳理和重新界定,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心智的对象化和外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和积淀,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文分析了文化的叁个分层(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和六个特征(时空性、互动性、载体性、对象性、动态性、外显性)。第叁,我们分析了思维能力、思维媒介、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四者之间的差异和辩证关系,探讨了萨王尔一沃尔夫假说的学术渊源及认识价值,然后我们分析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剖析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元典精神—哲学观—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影响,并在语言认知观的基础上构建了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本章还对词语文化语义进行界定,分析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四个特征(民族性、时一代性、隐含性、关联性),总结了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叁个原则(共时和历时相结合、描写和解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研究目的,阐释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研究思路。 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主要媒介和人类文化的有效载体,语义是形式和内容、主观和客观互动的产物,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和语义特点是该语言使用民族的思维模式和认知心理外在化的结果。从文化的角度去观照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编码符号系统,文化则是语言的深层构建机制和模塑工具,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制约着一个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语言的人文特性是这个语言使用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语言系统组织规律二者长期互动的演化结果,所以研究一种语言必须首先了解这种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民族文化精神—尤其是其中的哲学元典精神。另一方面,从语言的角度去观照文化,语一言是构成文化大系统中比较有影响的基础子系统,语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一个民族语言的形式组织规律和语义特征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在语言系统的编码方式中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认知方式,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一个民族的认知属性。哲学元典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核和原动力,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元典精神(东方的道和西方的Logos)孕育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观和民族文化精神,东方的道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又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悟性思维和形象思维,而西方的Logos孕育了西方民族的主客二分的哲学观,主客二分的哲学观又孕育了西方民族的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然后它们又进一步塑造了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语法形态特点、文字体系和内蕴动力机制,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和交际模式四者相互影响,它们是语言研究中四个有机的环节,缺一不可。 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本质和形成的哲学基础,笔者分析了西方语言哲学中七种意义理论(指称论、观念论、用法论、关系论、行为论、因果论和概念论等)的得失,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认知语义观:本文认为词义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词语的文化语义是认识主体的人和客观世界之间互动的产物,是特定的民族文化精神通过语一言这个认知符号外在化后所形成的结果。文化语义研究?
王敏[5]2015年在《对等论视角下《李芙蓉年谱》的语用标记翻译》文中研究表明汉英两种语言属不同语系,本身存在很大差异。而以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后历史事件为背景的《李芙蓉年谱》,时代感更强,文化词汇丰富。再则该小说发生以李八碗镇农村妇女李芙蓉的一生为主线,小说中多处描写农村生活的场景,语言诙谐幽默,多用方言,口语化现象明显。小说作者通过语言刻画人物、展现自身特殊的情感的重要途径之一。语用学研究的是不同的语言如何在社会语境中传递不同的语义。侯国金在国内第一次提出“语用标记”。“语用标记”是指具体的交际人为了具体的交际目的,在一定语境里实施的具体的言语行为。因此完成历史小说翻译,第一步就要分析特定语境背景下的话语,即语用标记。本源语材料选自着名作家陈世旭短篇小说《李芙蓉年谱》。本论文旨在从对等论视角下研究《李芙蓉年谱》小说的语用标记。论文首先介绍对等论以及语用标记,并简述了语用标记的研究现状和进行汉英语用标记翻译的可译性。其次,按照词汇、句法和篇章叁个层次,笔者对小说语言的语用标记现象进行探讨。最后提出了如何实现小说词汇、句法和语篇上的语用标记对等翻译。就不同语言层次的语用标记翻译,作者提出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就词汇层面而言,可采取直译法、直译加注和意译法;而句法层面上,综合法和句型对应法;在篇章层面上,笔者认为通过分析,根据需要可采取减译法和增译法。笔者希望通过对本小说语用标记的翻译研究,小说的英译提供一些参考,丰富自己的翻译实践。
包宝泉[6]2009年在《翻译对等与读者反应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功能对等”理论以读者反应为依据的翻译理论,即“读者反应论”。翻译本身就包含了两个方面:作者和原文以及读者和译文。从作者到读者,从原文到译文,就像钱钟书所说的,需要经历一次艰难的旅行。旅行要到达目的地才能完成。对翻译来说,就是把原文的内容传达给特定对象的读者,并不仅能使他们正确理解,还要使他们容易理解,才算完成了传达或运输的任务。也就是说,作为译者,也不能忽视读者一方。本文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翻译的对等,论述了读者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地位。希望为文学翻译的评价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由导论、正文、结语、参考文献等四个部分组成。一、导论:阐述了研究状况、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论文新处和论文结构等。二、正文;由叁个部分组成(一)对“对等理论”的概述阐述了翻译对等的本质、标准、原则,同时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对等理论”的研究状况。(二)介绍了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再详尽说明了“功能对等”理论与文学翻译的关系。(叁)“功能对等”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启示。“功能对等”理论是第一次把译文读者引入到译文评价标准当中,以读者反应的对等为焦点,给翻译理论开拓出了一个新的视野。叁、结语:文学作品是为读者而创作的,翻译作品也如此;如果没有译文读者的需求,翻译事业就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四、参考文献
卢小军[7]2013年在《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发生的一切已经并正在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的对外传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和偏见仍然存在，对我国的片面、不实甚至歪曲报道、对我国政策意图的误读现象依然严重。这种障碍的产生，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矛盾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大多数西方人不熟悉中国的语言、文化，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能正确解读中国的政策和主张等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向世界说明中国、介绍中国，是一项长期、艰巨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翻译特别是外宣翻译工作，对于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和合作，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外宣翻译是一种门面工作,其中的错误与缺陷会被放大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外宣翻译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翻译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反映在外宣翻译的效果上。1我国各级各类对外宣传材料（如政府工作报告、白皮书等政府文件，地方对外宣传报道、对外宣传画册、会展资料和公共场所告示标牌等等）的翻译中，错误或不规范的外文随处可见，翻译质量令人堪忧。不合格或是错误的译文不仅达不到对外宣传、告知的目的，还极易造成混乱和误导，直接影响我国的对外形象，不利于对外传播与交流，甚至可能产生影响深远、难以弥补的负面影响。本论文探讨了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并在维护和提升国家形象的视角下提出了若干外宣翻译策略。作者首先厘定了外宣及外宣翻译的相关概念，明确了外宣翻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其与文学翻译的区别性特征。为了对我国外宣翻译的历史和现状有个整体的认识，作者在仔细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和总结了我国外宣翻译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探讨了可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论文对我国外宣翻译中常见的误译类型进行了分类，简要剖析了造成各类误译的原因。本论文的重点是在国家形象视阈下探讨我国的外宣翻译策略。为了廓清研究思路，夯实论文的理论根基，作者对国家形象理论进行了阐述。从“形象”一词的历史来源和内涵入手，探讨了国家形象的定义和内涵，列举了相关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界定和理解，较全面地把握了国家形象的本质和内涵。作者紧接着概述了国家形象的特点，阐释了我国意欲构建的“和平、民主、文明、进步、富强、正义、负责、合作”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及其我国的国家形象战略。国家形象和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和外宣翻译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这看似很显然的问题，成了本论文亟需论证的两个核心问题。为此，作者专辟章节，分别以国家形象和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和外宣翻译为题，较为深入和系统地探讨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本文指出，国际传播生态环境依旧是西强我弱，我国的对外传播实力和影响力与我国日益发展的政治和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西方传媒大国主宰着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各种偏见、误解，对中国的妖魔化严重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着我国的国家形象。此外，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和传播的严重逆差，不但不利于我国向世界说明和介绍中国，而且不利于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国家文化形象的塑造。处境尴尬却重任在肩的对外传媒该如何摆脱如此现状呢？作者提出了更新传播观念、调整传播战略（具体包括调整外传播宣传内容、改进对外传播模式、改进对外传播技巧与艺术），提升对外媒体公信力，加强公共外交，打造对外传媒的“航母”，主动设置中国议题，建立应急处理机制，自觉进行对外文化传播、打好“中国牌”等七条建议。对外传播之于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重要性亦凸显了外宣翻译的重要性。在“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一节中，作者指出，外宣翻译的文本内容、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我国在国际传媒中的国家形象。具体来说，外宣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受众认知）与国家形象之间存在如下这种关系：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受众认知）→国家形象｛维护、提升、破坏｝本论文认为，外宣翻译是否讲究准确性、是否讲究可读性，是否讲究政治性，将会影响翻译质量、受众认知、传播效果和国家形象。为了佐证这一论断，作者从准确性与国家形象、可读性与国家形象、政治性与国家形象等叁个方面论述了外宣翻译策略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指出，采取或不采取（适当的）外宣翻译策略以及采取怎样的外宣翻译策略，不仅会直接影响译文质量，对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也会产生维护、提升和破坏等叁种效果。外宣翻译策略的探究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在探讨外宣翻译策略之前，作者从制约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文本内和文本外的诸多因素中，选取了意识形态、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意识四个主要影响因素，介绍了其中所涉及的相关理论并阐述了上述因素与外宣翻译策略的关系。此举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方面，避免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使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变成一种理性的、自觉的行为。另一方面，旨在使译者选择的翻译策略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在外宣翻译策略与国家形象之间搭建联系的纽带。在做好这番理论铺垫之后，本文提出了五种外宣翻译策略，即编译策略，语用等效翻译策略、平行文本比较分析策略、译释并举策略和语义结构起伏性策略等。论文从策略理据、表现形式、实例分析等方面详细阐述了这五种外宣翻译策略。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明了选题背景、（主要的）研究问题、（主要）创新之处、研究方法、论文构成及研究意义等等。第二章：我国外宣翻译研究的历史及现状。首先概述了外宣翻译的定义、（主要）特点、原则、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挑战等等，继而对我国外宣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我国外宣翻译研究存在的五点不足，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作者紧接着概述了我国外宣翻译常见的误译类型，并剖析了造成这些误译的原因。第叁章：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作为本论文的理论基础，作者厘定了国家形象的相关术语，明确了国家形象的概念、内涵和主要特点，说明了我国国家形象的现时定位及其国家形象战略。为了阐明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的关系，以利于从国家形象的视角下探究外宣翻译策略，论文从两个层面展开了论证：其一、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其二、外宣翻译与国家形象。通过这一环接一环的论证，外宣翻译和国家形象之间的关联得以廓清。借助于具体外宣翻译实例文章指出，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可能会造成维护、提升和破坏国家形象等叁种效果。第四章：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本章是本论文研究的核心。第一节论述了国家形象视阈下影响译者选择外宣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如意识形态、翻译目的、文本类型、读者意识等等。第二节提出了为维护和提升国家形象可资采用的五种外宣翻译策略，即编译策略，语用等效翻译策略、译释并举策略、平行文本比较分析策略和语义结构起伏性策略。第五章：结语。简要回顾和总结了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对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建议并作了展望。本论文主要采用了文献阅读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注重理论阐述与翻译实践的结合，以定性研究为主，同时辅以适量的数据统计的定量研究，两者互为补充；既有宏观的理论视角，也有微观的翻译策略，力求从不同角度，使用恰当的研究方法，系统、客观地反映我国外宣翻译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如何更加有效地进行对外传播，如何更好地做好外宣翻译工作，是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在全球传播体系中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和传播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的必需途径。可以说，我国各种对外宣传资料的翻译都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说明着中国，展示着中国立体的、全方位的形象。在这层意义上，外宣翻译中出现的各种错译、漏译、胡译现象就绝不仅仅是语言转换和译者疏忽诸方面的问题，而是说明中国，传播中国，展示中国形象，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外宣翻译也绝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肩负着塑造、构建、传播国家形象的伟大使命。从国家形象构建和传播的视角切入研究外宣翻译及其翻译策略，毕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希望本文提出的五种翻译策略能为我国各级各类外宣文本的翻译提供指导，减少和规避各种误译，更好地服务于说明中国，展示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的时代使命。从这层意义上看，外宣翻译策略的探究凸显了实践层面的应用价值和指导价值。
经洁[8]2013年在《汉英数词模糊性的对比分析及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数词在文学作品及自然语言中,并非总是表示精确的数目,这种数词模糊性大量存在的现象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本研究引入范围相对清晰的Joanna Channell对模糊数词的界定和分类的方法,分析汉英模糊数词在分类、语义、语用上的共性与差异,从而对比分析产生共性与差异的认知基础。本文共四章。绪论部分指出本研究的意义及先前研究者对汉英数词模糊性进行的研究和取得的成果,确定语料库及具体研究方法。第一章,论述汉语模糊数词的四种语义模糊：来源于精确数词的语义模糊、相邻或不相邻两数表示的语义模糊和数词加“几、多、数”表示的语义模糊等；阐述了模糊数词作为比喻、夸张和借代等修辞手段和两种语用功能。第二章,概述英语模糊数词的分类：整数、数词的复数形式、并列数词、带有近似标记和习语中的数词。并进一步阐述了模糊数词在语用中的六种功能即夸张、比喻、借代、隐喻、缺少具体信息的情况下可使言语交际获得成功和提供恰到好处的信息。第叁章,笔者通过整合第一章与第二章分别列举的汉英数词的语义和语用模糊现象,对比分析了两种语言中数词模糊性在语义方面的共性与差异。结合语料库的研究方法,用wordsmith英文检索软件检索英文,用concordance中文检索软件检索中文,对语料库中的模糊数词进行初步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以所得汉英数词的使用频率的研究结果对比分析汉英模糊数词在语用模糊上的共性与差异；认知方面则运用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和隐喻原则,阐述产生这些共性和差异的认知基础,并讨论了汉英数词模糊性的对比分析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意义。第四章,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当翻译无法实现完全的功能对等时翻译限度就会出现,主要表现于文化、意象、语音和形式四方面。产生这四种限度的原因是中西方在文化、形式及数词本身的模糊性；笔者通过对语料库的定量研究,归纳出直译、意译、同义借用、及解释性翻译这四种常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束慧娟[9]2016年在《基于意义进化论的典籍英译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Halliday&Matthiessen提出的意义进化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新发展。但人们对这一理论的关注较少,国内学者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对该理论有过较为系统的讨论。对这一理论本身的关注已是凤毛麟角,将其运用到相邻学科研究中的尝试则几乎为零。作为翻译研究七大难题之一的翻译过程研究是难中之难。如何以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描述大脑黑匣子在这一过程中的实际运作情况是对研究这一话题的学者们最大的挑战,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国内外学者接受挑战,迎难而上,探索不止,因为他们认同如果不研究翻译活动的生产过程,就无法了解翻译的本质,也就无法对翻译活动有完整的认识。尽管如此,针对典籍英译作品英译过程的系统性研究仍然是一片有待开垦的领地,而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又是时代发展的必需。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研究将功能语言学的意义进化理论,尤其是其中的东方元素运用到构建中国典籍作品英译过程模式研究的视角便具有了理论意义、实践作用和文化价值。意义进化理论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论文第二章首先对意义进化论的维度和理论基础进行概述,接着分析同样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重要概念,意义进化论与语法隐喻之间相辅相成又相互独立的关系。概念基块是意义进化论中的重要概念,其中的序列、图形、成分叁个层次的划分是我们重点借鉴的参数。关于英汉概念基块异同的相关研究成果无疑可以给两种语言之间的互译研究提供启发。通过对意义进化论的回顾,我们发现选择意义进化论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石具有叁方面的优势:其生物科学、社会构建主义和中国阴阳学说的理论基础更好地契合了翻译活动的特点;语法隐喻理论的契合可以为翻译过程中的问题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法;序列、图形和成分的概念为翻译过程模式提供了可操作的参数。典籍英译过程是本研究的对象。翻译研究语言学视角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翻译过程研究也受到众多语言学流派的影响,例如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系统功能与语言学等。用模式图方式来描述翻译过程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的Bell模式和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框架操作模式。而针对我们典籍英译的过程模式研究,已有的过程模式图还可以在模式所体现的过程阶段、模式的检验方法、模式中术语的运用和模式的本土化方面有所改进。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构建一个专门针对中国典籍作品英译过程的模式图。典籍英译研究在繁荣的现象下存在的问题是:实践上依然有着不可为的魔咒;在理论研究上借鉴有余、创新不足;理论与实践脱节;对典籍英译教学重视不够。鉴于此,论文第四章在构建典籍英译的过程中首先将这一模式归为中观理论的范畴。中观理论解决了宏观理论不能直接联系实际,而微观理论又只关注具体翻译技巧方法的矛盾。通过这一中间环节,消融了宏微之间的对立。我们所要构建的典籍英译过程模式也是旨在一方面能够凸显典籍作品英译过程特点,另一方面能够具体指导翻译实践,并在以下四个方面具有区别于其它翻译过程模式图的独特性:首先,形式上以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阴阳图为核心的圆形图呈现典籍英译过程中各个阶段相互影响、互为参照的共存共生特点。阴阳图的的黑白色部分分别用来表示原文和译文同时暗含典籍英译是一个从黑暗困惑中不断求索,最终柳暗花明的过程。第二,在内容上打破固有对原文、译文概念理解的桎梏。典籍英译过程区别于其它汉英翻译过程的特点是除了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语际翻译,多了一个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语内翻译过程。现代汉语既是语内翻译过程中的译文,同时又是语际翻译过程时的原文。从阴阳学的角度看,能指与所指可以互相转换的命题可以为现代汉语在典籍英译过程中的双重角色提供合理的解释。第叁,步骤上强调回译检验译文的重要性。以环形模式图取代线性递进的图形更能揭示翻译过程中不只是原文对译文单向影响的客观事实。在回译检验译文的过程中,译文(英文)的形态直接影响了回译过程是否能够到达“译心”(现代汉语),甚至“译底”(古汉语)。第四,理论上以意义进化论为指导提高了对翻译过程问题的解释力度。该理论对意义潜势的强调可以解释语言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可以更好的解释译无定法这一翻译中的固有特点。典籍英译过程模式图的构建过程以概念基块的共性为出发点;寻求序列、图形和成分的对应;借助语法隐喻构建意义;通过主位推进和动态投射等手段发挥译者主体性;最后采用回译手段检验译文。本研究采用实证方法检验理论模式的切实可行性。论文第五章以《中庸》中的叁个核心概念、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小句以及两个复合小句为例,通过考察本校40名翻译专业硕士对以上内容的英译情况以及对相关的译前、译后问题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总结发现,绝大多数受试者认可我们所提出的典籍英译过程模式图,普遍认为其针对性强,特色鲜明,能够在翻译过程中提醒译者运用语法隐喻等手段完善译文,增强翻译意识,并使他们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放开手脚,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实现译本的多样灵活性。同时我们获得了完善典籍英译教学的启发。在呼唤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典籍英译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势在必行的需要。对典籍英译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在海外的成功传播,借鉴有效的“他山之石”——意义进化理论则更可以促进这一进程。
许云鹏[10]2014年在《语用关联在汉语和西班牙语互译中的应用研究》文中提出本文运用语用学的关联理论对汉语和西班牙语之间的翻译活动进行了全面考察,包括理解、表达和接受的各个环节,而且分析了翻译过程中由于语境变化而发生的信息关联度降低或者缺失的多种情形以及相应的翻译策略。论文的主要观点是：实现信息在两种语言中关联度对等应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依据的指导原则和追求的翻译标准；事实上,力求在语义、语用和风格等各个层面达到原语与译语的关联度对等,是潜在地驱使译者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的力量；译者对信息关联度的变化应有足够的敏感性,能够对关联度做出准确评估,并酌情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由于译出语和译入语在语言、文化、认知、审美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原文信息在译入语语境中关联度发生变化。本文揭示了造成关联度下降或缺失的主要原因是语言文字形式特征的差异、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以及文化和认知的差异,等等。作为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或中介,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和促进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交际的成功,为此,需要考虑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的差异,不断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使译文读者无须花费过多努力便可领会作者的交际意图。为达到这个目的,可以采取直译、意译、音译、注解、替换等不同的翻译策略,向译文读者提供信息的最佳关联性。论文认为,直译和意译两种翻译方法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互补的、相得益彰的。在语篇的翻译中,为了使译文读者既能了解原文的语言文化特色和语篇风格,又能顺畅地阅读作品,译者通常结合使用多种翻译方法和策略,具体依据关联度的变化情况而定。汉语和西班牙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亲缘关系遥远,二者在语法、词汇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等方面千差万别,而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种语言也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语用习惯,体现着不同的认知特点。这些差异都增加了翻译工作的难度。在论证过程中我们列举的大量译例证明,运用关联理论对话语进行关联度分析,有助于理性对待西汉或汉西翻译实践中的难点和障碍,并且为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希望本文能为汉语和西班牙语之间翻译理论体系的建设贡献一臂之力,对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论语用意义上的对等翻译[D]. 姜柯. 湖南师范大学. 2003
[2]. 论语用等值视角下的《论语》英译[J]. 邢颖慧.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
[3]. 论语用对等翻译[J]. 吴碧宇.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9
[4]. 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D]. 杨元刚.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5]. 对等论视角下《李芙蓉年谱》的语用标记翻译[D]. 王敏. 湖南科技大学. 2015
[6]. 翻译对等与读者反应论[D]. 包宝泉. 西北民族大学. 2009
[7]. 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D]. 卢小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8]. 汉英数词模糊性的对比分析及翻译研究[D]. 经洁.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9]. 基于意义进化论的典籍英译模式研究[D]. 束慧娟. 苏州大学. 2016
[10]. 语用关联在汉语和西班牙语互译中的应用研究[D]. 许云鹏.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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