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教育轴心南移及经济动因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轴心论文,历代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所谓教育轴心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以不同地域或省区作比较单位而言，其教育发展水平较高者，并能带动落后的地区，尤其是经济落后的民族地区。教育轴心的确定，必须有一套评价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教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是不平衡的，它与一定的经济水平及人文环境密切相关。鉴于此，本文选取的评价指标主要有三点。一是人才分布状况。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人才。因而，人才培养的实现程度是评价一定社会、一定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志。二是历史上的教育家、教育名人的分布。纵观我国历史，每一次教育上的发展变革都有相应的教育知名人士，他们既是教育成功的确证，又是进一步推动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三是书院的设置。书院作为我国教育发展史中特有的现象，尽管其形式多次发生变化，但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场所，其性质是一致的。根据以上三个指标，现分述如下：
（一）人才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即大都要经过受教育的过程。因此，不同的教育水平，所造就的人才数量与质量也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可依人才的多少或优劣来判断该地区教育发展的大致水平。
历史上有很多学者曾论及此现象。王夫之曾言：“吴、楚、浙、闽，汉以前夷也，而今文教之薮；齐、晋、燕、赵，隋、唐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马至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黄宗羲也说过，“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四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而《人才·环境·选择》一文也研究了由汉至明中国历代人才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概况。其主旨为：(1)历代人才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而每一个朝代，其人才分布是不平衡的。它无疑反映了我国教育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2)若以省区作比较单位，不同朝代人才分布的状况处在变动之中。其变化规律大致是：北宋以前，人才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的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南宋以后，则分布在长江流域的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
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更清晰地研究了人才分布的南北转变过程，进而描绘了如下图所示的人才变更曲线图：
由上图可知，我国古代人才的分布中心是随着朝代的更替由北向南移动的，并提供了这一过程转折点较为准确的时间：人才分布重心以宋朝为分野由北向南转移。
（二）中国古代的教育名人层出不穷。经笔者统计的大约320余人，通过分析他们的籍贯和教育活动的主要区域，得出以下结论：
(1）先秦及秦汉时期。教育轴心明显地处于黄河中、下游。该地区教育名人（26人）占统计总数（29人）的89%。其中山东、河南教育名家密集，占总数的50%。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广大地区仅有3人。此期孔、孟、荀、墨等诸子百家及其私学绝大部分居于北方。如孔子主要施教于鲁及其周游讲学之地卫、陈、曹、宋、郑、蔡等国均在黄河流域。荀子在赵国讲学授徒，曾游学于齐稷下学宫，“三为祭酒”，及楚、秦等国，其弟子韩非、李斯皆著名于秦。墨子于宋，大办私学等等。及汉代董仲舒等发扬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作为其主流的经学，无论是今文经学的代表董仲舒，还是古文经学的代表马融、郑玄，均是北方人。兴太学，设五经博士于京都长安，这也无疑进一步稳固了北方的教育轴心地位。
(2）隋唐时期。位于长江下游的浙江、江苏教育名家此时大大增加。此期笔者统计教育名人约64人。江苏、浙江两省15人占24%，整个长江流域增至19人占30%，珠江流域也有1人。与前相比，教育名人的分布呈发散状，分布于12个省区，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黄河流域的教育主导地位虽有削弱但仍占首位。这与隋唐疆域拓展和经济文化较大范围的繁荣紧密相关。
(3）宋金时期。初步统计教育名人为86人，以长江为界，恰好南北各占43人，在上一时期基础上，北消南长而呈均衡态势。况且南宋建都江南，加之北方战乱频繁，各方资财遭受破坏，此消彼长，教育南北均势，势在必然。以当时兴盛的理学教育表现最为明显，其四派的代表人物的地理分布刚好南北各半：濂学代表周敦颐（湖南），闽学代表朱熹（福建），洛学代表二程（洛阳），关学代表张载（陕西）。
(4)元明时期。教育名人76人，北方16人占21%，南方60人占79%，南方优势确立，此期教育轴心已经转移至江南。元代北方人才因南逃而凋零，南方因地处边远，各方限制较少而兴盛。如著名的苏湖教学法，明代王守仁以及以反传统面目出现的王艮、李贽，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学东浙之风，及一大批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科学、教育家和顾炎武、黄宗羲等启蒙思想家均出于南方。
(5)清朝。初步统计了73人，其中北方10人占14%，南方63人占86%，教育轴心偏居江南的形势更加明显。一大批教育家如王夫之（湖南）、戴震（安徽）、龚自珍（浙江）、林则徐（福建）、魏源（湖南）及反孔批儒的洪秀全（广东）、洪仁玕（广东）都居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南方教育绝对优势确立。
（三）教育轴心南移还可以书院之发展轨迹为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在中国，书院的创始可追溯到很早的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齐国首都的“稷下学宫”。虽然当时有书院之实而无其名，但稷下学宫是可以作为书院的雏形或渊源的，稷下学宫位于现今山东临淄，是战国中后期的最高学府，学者云集，讲论不绝。这恰与当时的人才及教育名人集中区相重合，这并非偶然。
至汉代，精舍精庐承袭了春秋私学的遗风，是古之书院的又一渊源或别名。精舍精庐之于北方，因其执教者，如叔孙通、伏生、孔安国等，都出生和生活在北方为据。这与当时教育轴心之所在相吻合。
唐代皇家创设丽正书院，书院之名始立。“安史之乱”后，民间纷起仿效，私立书院，南北遍设。据统计，唐代私家书院共17所，北方2所占12.5%，南方15所占87.5%。这种比例关系与汉代之前大不相同了。宋代是书院制度的确立时期，书院在官方认可、扶助下有了很大发展，并因坚守儒理而与佛道鼎足，经历宋初的勃兴、中期的沉寂，南宋的大盛三个阶段。此期书院共203所，长江流域占74%，珠江流域占21%，黄河流域占3.5%。
元代，书院失去了自由讲学的特征，为官学所同化。此时长江流域书院数仍居第1位占65%，黄河流域为27.45%，珠江流域占6%，其中江西、浙江、湖南三省合占52.44%，超过半数。
明代中叶以后，设立书院之风盛行。从分布上看，长江流域51%，珠江流域30%，黄河流域19%。从各省来讲，以江西、浙江居一、二位，但广东有所增长，居第三位。清代书院比以前各代均多，乾隆时期为最盛，还与官学合流成为清代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期新建的书院中，黄河流域占18%，长江流域占35%，珠江流域占45%。
由此观之，书院虽然萌芽于黄河流域，但由于时事变迁使之南移，使书院的大盛出现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北方的书院在唐宋之后反显沉寂。
可见，我国古代确实存在教育轴心南移现象，究其特点如下：
(1)教育轴心仅在东部地区移动，具体有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及珠江中下游地区，东部沿海地区。而广大的东北、西北、西南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则发展缓慢。
(2)教育轴心南移的大致轨迹为：
(3)宋朝是教育轴心南移的关键时期。史书中有很多有关的论述足证这一点：章潢在《图书编》卷34《统论南北形势》中有言：“邹鲁多儒，古所国也。至于宋朝，则移在闽浙之间，而洙泗寂然矣。”陆游在《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中也说：“伏闻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视，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皆为一时名臣。……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再据台湾学者陈正祥著《中国文化地理》一书统计，唐代诗人大致还是南北参半，而北方略占优势，至宋代，许多著名词人已是出自南方，北方仅有寥寥几人。由此观之，宋朝是我国教育轴心南移的转折点。
(4）在教育轴心南移的过程中，教育发展的地域也有一个集→散→集→散的特点。汉朝以前，教育轴心多聚山东、河南等省，隋唐时期，教育轴心扩散于长江以北各地，南移后，曾再度集聚于浙江、江苏之一隅，清代则于江南地区广泛扩展。
2
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如人口、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通过分析发现，教育轴心南移除与“文化南移”等诸多因素相关联，但究其原因，经济则是影响教育发展的基础因素。因为经济的发展是其它因素发展的条件，不但为教育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而且能制约教育发展的规模及速度。考察我国历史上经济活动及发展状况，将会发现两者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秦汉时期及其以前，农业发展以粮食生产为主导，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中华民族的发源之地黄河流域因其较充分的开发而成为经济的支柱。其商业发展迅速，早期的城市在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之下发展起来。《盐铁论·通有》中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王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这些使得黄河流域成为当时绝对的经济中心地带。虽然江南自然条件优越，但直到西汉时期，基本上还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农业生产停滞在“火耕水耨”的粗耕阶段。早在春秋时期即有的“楚虽有才，晋实用之”的现象，即是此时南方开发及经济状况的典型反映。直到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由于中原战乱频繁，江南成为避乱之地，才得到初步开发，其经济力量发展到足以支持一个割据的小王朝，使孙吴政权能据之与曹魏和西蜀相抗衡，从而显露出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端倪。从以上南北经济发展水平的对比中可以看出，秦汉以前，黄河流域的经济水平在全国都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
司马迁曾将全国经济分布划分为四个区，即山西（关中），山东（关东即中原），江南，龙门碣石北。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期由于国家在政治上分裂，社会经济发生波动。关中、中原经济区长期延续上升曲线陡然折而下降，一蹶不振。历史上人口的多次大迁移使得北半部中国的人口大量南移，“洛京倾覆，中州仕文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延续到唐代，“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湖，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这样，以长江为界，两半中国背向发展；北部是日益严重地遭受破坏和走向凋弊。南部却日益欣欣向荣。关中、中原两个古老经济区彻底衰落，江南经济区地位上升。这样，就为唐宋时代，江南经济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秦汉以前，西北壮而东南稚也……至宋代，而壮者已老，稚者已壮矣。”唐代则“赋出天下，江南居什九”，足见，南方已逐渐成为全国经济的支柱。
经过唐朝的经济繁荣及宋朝的延续后，江南经济地位继续上升，元、明、清三代，江南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交通条件而日益主宰全国经济重心。元代立都于燕，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入明以后，农产品丰富，商业发展迅速，“商人避赋而不值产，并力于市场以牟利于四方者皆是。”“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近而户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这样，明中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江南的萌芽并非偶然。此外，南方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明末清初人屈大均说：“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腊番椒苏木蒲葵货，……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吕宋、帆踔二洋，悠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可见，此期，南方经济发展，足执全国经济重心之牛耳了。
清代前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生产发展较充分的阶段。自给自足的的小农经济正在逐步被改变。城市发展很快。自清康熙二十三年开海贸易后，“粤东之海，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均有出海门户”。福建、浙江、江苏沿海也是“江海风情，梯航云集，从未有如斯之盛者也。”当时，开放给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港口共计20余处；广州有5大总口及43处小口，福建有20余处，浙江省15处，江苏有20处。显然，这些开放的城市和港口均在南方沿海各省区。因而，更加巩固了南方经济重心地位。
3
以上简略考察了我国历代教育轴心与经济重心基本发展状况，得出以下结论。
（一）教育因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依人口分布的变化而变化。教育轴心的每一步发展变化都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教育轴心的转移。
例如秦汉时期，经济重心之于黄河流域，使得教育在该地区有长足的发展，这在当时尚未开发的江南是难以想象的，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口大迁移，北方经济的崩溃，使得南方经济适时而出，为之后的唐朝“赋出天下，江南居什九”的局面打下伏笔。因而此时的长江流域的教育水平无论是人才、教育名人还是书院都欲与北方一争高下，这自在情理之中。再如元明清三代，南方经济因其便利的地理环境，优越的自然资源，再加上顺应天时之商贾，最终扭转经济北扬南抑的局面，独辟南方经济之盛域，使江南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当然，活跃的经济给教育注入了新鲜活力，在为教育提供日益雄厚的经济保障的同时，也对教育提出前所未有的新要求，从而进一步促进教育的发展，巩固了南方教育轴心的地位，完成了中原文化轴心时代向江浙人文渊薮时代的过渡（见人才变更曲线图）。可见，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群必定会存在一定的教育水平，经济是教育发展的基础与保障，而人则是教育的对象与推动力。
（二）教育的发展可以反过来提高人口素质，推动经济进一步的发展。纵观历史，但凡文化、科技，这些维续经济发展的因素，都必须因教育的传播与推广，受教育对于能战胜自然、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来说，是一至关重要的基本条件。历代各朝，教育之风盛者，经济区亦然。教育之人才，因学而仕，因官而贾，馈之于经济，不无作用。所以如今倡导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从历史上证之亦明。关键是教育造就了人才，人才运用科技才发展了经济。
对教育轴心与经济重心在历史上的发展进行辩析，我们总结出以上的辩证关系，推而至今，解释今天教育态势，布置教育方针与战略手段，具有十分明晰的概念。
（一）长期的人才西调与北调不是解决经济发展的根本办法，必须在当地教育事业上追加投资，放宽政策。建国以来，甚至更早，人才就调往西北、西南等民族地区，这种支边的办法，现实便已存在，虽则有一些效果，但作用甚微。究其原因，除长期以来，这些地区所需人才长期缺乏以至于支边仍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外，还由于这些地区尚未形成足以集聚人才、传播科技的教育环境，支边队伍仅是一股力量而非燎原之火。所以，加快教育这一人才“母机”的发展，弥补教育发展的先天不足，彻底解决民族地区人才问题，最终推动经济发展，非有投资于教育事业的资金，大力保护教育发展的策略不可。
（二）经济发达地区，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水平才能够加速度发展。教育轴心南移，江南地区经济长足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经济繁荣，不可否认，除其得天独厚的天时与地利外，人和亦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若忽视教育，人必不捷，技必不用，更何谈传播与推广。经济的高度发展需要高新科技，高新科技的运用需要高级的人才，而高等教育正是适应这种社会方面的需要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从而培养出高级的人才。
总之，从古到今，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极为密切，经济是教育的基础，教育是经济的推动力，只有适时发展教育，才能有效推动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只有投资于教育，才能保障教育体系的推进与完善。两者互相作用，缺一不可，这些已从历史上教育轴心南移与经济重心南移现象的客观存在中获得明证。同时，我们有必要再去深入地认识它，分析它，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规划整个社会的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蓝图，并带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全面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