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价论文,文化论文,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认识、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是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有益的。因为无论是主张全盘西化，还是主张复兴儒学的人，以及那些对现在的文化建设有着种种意见的人们，都经常回头讲五四新文化问题，要从新文化运动讲起。现在有人认为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造成了“依附于传统中的道德尊严及其社会规范性被摧毁，激发出全盘西化的空想”；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情绪主义”的产物，造成了中国传统价值的断层，导致现在中国价值失范，由此产生了各种思想混乱。还有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是过激主义，造成了文化传统的断层；等等。对此，只想着重谈两点看法：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情绪主义的产物？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归之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情绪主义”的产物，显然是不妥当的，把问题简单化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当然是有感情的，在他们对当时社会、文化状况的是非判定、好恶选择中，本身就有着感情问题。但不能把这种感情因素归结为“情绪主义”，更不能因此就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情绪主义”的产物。他们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对新文化的提倡，都是在经过对社会现实的严肃思考后所做出的抉择，这种抉择是感情的，更是理智的。新文化运动既是对社会现实的反应，也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首先，新文化运动是对社会现实的反应。当时，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在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搞帝制复辟。而与政治倒退相伴随的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1912年，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要“全国人民恪守礼法”。1913年，他又颁发“尊崇孔圣”的通令。1914年，袁世凯在其正式颁发的祭孔告令中声称：“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国纪民彝，赖以不坠”。他诬蔑辛亥革命以来“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儿成为土匪禽兽之国”（《政府公报》1914年9月26日）。随即他亲率百官到孔庙祭孔。其后又下令正式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并亲自到天坛祭天。祀孔祭天的活动是复辟帝制的先行，正如鲁迅所说，“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也相继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尊孔复古组织，如孔教会、孔道会、孔社、宗圣会、经学会、读经会等等。这些组织与北洋军阀相唱和，攻击辛亥革命，谩骂民主共和，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此后历史的发展更是清楚地表明，所谓文庙祀孔，天坛祭天不过是恢复帝制的前奏；“武圣”张勋与“文圣”康有为联手导演了一出复辟的闹剧。既然反动的政治总有腐朽的文化为之张目，那么捍卫共和、反对倒退，就势必要痛击这股尊孔复古的逆流。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们高扬起科学、民主的大旗，对封建的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同样道理，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之所以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也决非源于几个文人一时的感情冲动。我们无需复述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所历尽的坎坷，以及他们是怎样由寄希望于“公理战胜强权”，到最终得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实质就是“强权即公理”这一结论。这里，只想指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五四运动后，虽然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日益扩大，但它又是流派繁多、鱼龙混杂。各种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等，都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先进的中国人只是凭着个人感情的好恶、在某种情绪的支配下而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不是。其实只要我们回顾一下李大钊、陈独秀等就“问题与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所进行的理论阐发和激烈论战，研究一下毛泽东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对各种主义的比较与实践，再看看蔡和森、周恩来等追求真理的先进青年对法兰西文明的切身感受，以及瞿秋白对红色苏俄的访问给年轻的心灵所带来的影响和震动，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这里贯穿其中的始终是先行者对社会现实深沉的理性思考，而不是非理性的冲动。新文化运动正是这种思考后的抉择，是对现实的积极回应。
其次，新文化运动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它体现着时代的特点。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封建阶级无可挽回地没落，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新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更是公开提出了本阶级的政治主张和文化要求。甲午战争后，随着维新思潮的发展，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纲常名教，批判汉学、宋学，主张民权、自由、平等。这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进一步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提出如果不“扫荡三纲，荡涤五伦”，中国就不能“提自由之空气，振独立之精神，拔奴隶之恶根，救民众之悲运”（《伦理学平等危言》，《经世文潮》第2期）。革命派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孔孟，提出“三纲革命”、“圣人革命”。有的认为，“孔子之学，仅列周季学派之一耳”，不能说他是“至圣先师”（《论孔子无改制之事》，《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5册）。把孔子的学说仅看成是一个学派，这就否定了“圣人”和“圣学”的绝对地位。有的则明确反对尊孔，指出：“因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这些话都很有益于君的。所以那些独夫民贼喜欢他的了不得，叫百姓尊敬他，称他为至圣，使百姓不敢一点儿不尊敬他，又立了诽谤人的刑法，使百姓不敢说他不好”。“总而言之，孔子虽好，必不能合现在的时候了。我但望吾同胞做现在革命的圣贤，不要做那忠君法古的圣贤”（《法古》，《童子世界》第31号）。尽管维新派也曾批判封建的伦理纲常，但他们是打着孔子改制的旗号，而且还向光绪帝上书，要求把孔教定为国教。维新派是在孔子旗号的掩护下来批评儒学传统中的某些东西，革命党人则反对尊孔，这无疑是中国历史文化上的一大进步。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纲常名教、反对孔教，认为孔子之道不合于现代社会生活等，这和革命党人对待孔子和儒学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一脉相传的。当然，新文化运动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超过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思潮，它是对维新思潮和革命思潮的继承和发展，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不是“情绪主义”的产物。
二、对于所谓反传统和激进主义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层和道德失范的论点，应该如何认识。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
1.在新文化运动中，有的人如陈独秀、钱玄同等确实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说过一些过激的言论，但这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不能仅根据个别人的个别言论来判定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如当时钱玄同曾提出过要以英文或法文代替汉文的主张，这不仅在当时曾引起轩然大波，而且成为了日后人们指责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的重要例证。其实就在钱玄同的文章发表的同时，陈独秀便已公开对钱玄同的主张表示了异议。此后，他又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明确指出：对于钱玄同因“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至于钱玄同本人更是从没有把自己视为新文化运动（包括新青年社）的代言人，他所发表的不过是有待讨论的个人见解。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那篇《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的最后特别指出：“本社同人，及海内志士，关于此问题，如有高见，不论赞成与反对，尤所欢迎。”
2.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要完全否定传统，即“全盘反传统”，这是值得探讨的。断言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未免武断。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以进化论的观点来阐明孔子之道不适应于现代社会生活，不能编入宪法，不能把孔教定为国教。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宪法与孔教》和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章，都论述了这个问题。（2）揭示了维护专制制度的孔教与民主、平等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如陈独秀强调说，民主共和国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阶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他还指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复辟与尊孔》，《新青年》第3卷第6号）。（3）以个人独立人格集中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如鲁迅的名著《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都是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尖锐批判忠、孝、节伦理道德的危害。这三个方面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中反传统的最主要的内容。就像陈独秀所说的，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况且，他们对于孔子和孔学也并没有全盘否定。如陈独秀认为孔学也有优点，不是“一无可取”。他肯定了孔子和孔学的历史价值，表示“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孔教研究》，《每周评论》第20号）。李大钊更明显地表达了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认识和态度，认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时代之道德”（《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选集》第79页）。他们反孔更主要是反对被历代君主所雕塑出的作为偶象的权威。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新文化运动提高了非儒学正统的传统文化的地位，如小说、戏曲、民间文学、民俗学等，从此使它们受到了社会上前所未有的重视。所以，不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摧毁了传统，是“全盘反传统”。
3.关于所谓传统断层、道德失范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传统文化的断层。传统文化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许多东西直至今天依然存在于现实社会中，并没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生断层。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八年的全民抗日战争，共产党人所起的中流砥柱的作用，都和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有关。优秀传统在凝聚民族力量、反抗外来侵略方面，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这也可以说明，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传统文化发生断层的观点，是与事实不符的。就道德问题而言，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所谓道德沦丧、失范的提法，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道德问题并不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才首次被凸现出来。其次，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道德是进步的，无可非议。如果说批判封建道德就是传统断层或道德失范，那么应该说断得好、失得好。而且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批判旧的封建道德，而且还提倡新道德，是道德建设而非道德失范。这里有一个用什么标准、观点来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传统不是永远不变的东西，而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前进而发展变化的。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不同的时代，传统文化会积淀下一些东西、淘汰一些东西，同时也会有所吸收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既融汇了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也吸收了外来文化。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吸收了印度的佛学，以及明末清初对西学的吸纳。认为对传统文化某些不好的东西提出批评就会造成断层，这是没有根据的。社会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落后、陈腐的文化成份会阻碍社会的进步，优秀、进步的文化则能推动社会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并非只是一味破坏，破旧正是为了立新。他们对于一切腐朽的封建文化进行的尖锐批判，不仅有利于社会的进步，而且促进了文化自身的建设和发展。睽睽之于历史，在哲学、文学、史学、教育等各个领域，不都留下了他们革故更新的创造和贡献。之所以有人会提出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传统文化断层，问题的焦点恐怕还在于如何看待儒学的正统地位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冲击儒学的正统地位。但儒学正统地位的失去，实际始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而儒学正统地位的丧失，是历史的进步。反之，如果认为应该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自然就会认为传统文化发生断层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其发生之日起，人们就一直对它褒贬不一。其中，有的人是站在本位文化的立场上，抓住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的某些言论而对之大加攻击；有的人则是以同样的言论为依据，站在西化的立场上，把全盘西化视为五四精神的真谛。此外，更有一些人出于政治考虑，指责新文化运动冲击了传统，造成了信仰真空，从而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无庸讳言，发生在8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确有过一些偏激的言论，这其中的教训也值得我们研究和汲取。但是，我们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都要看它的主流和本质，不能只抓住枝节、现象去下结论。切忌在指责前人偏颇的同时，自身却仍在犯着简单化、片面化的毛病。至于那种非学术的、出于某种目的而强历史以为我用的做法，尤其应该予以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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