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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他四十年革命生涯里与华侨和留学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关于他与华侨的关系与交往，已有许多专文论述，本文专就他与留学生的关系以及他对各个时期留学生们的看法与期望进行初步探索。
（一）
孙中山“幼尝游学外洋”[①]，十三岁时随母亲到夏威夷群岛，以后留在那里求学，直到十八岁回国。在国外学习期间，他“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②]。
孙中山青少年时期，清政府已被迫开放了中国的门户并且开始筹办洋务，派遣青少年出国到美欧西方国家学习声光化电等科学技术和开设制造军械、轮船以至各种民用企业，企求“自强”、“求富”。然而这种貌似声势浩大的改革是在慎防“用夷变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基础上枝枝节节的模仿抄袭，由于官员们在经营管理上的封建性与思想作风上的陈旧腐败，因此，尽管就某些方面、某些举措上说，虽起了开风气之先与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但就洋务运动的整体成就来看是失败的，以致到1894年6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和随后他在对清朝统治者失望之余创立兴中会时，在西方列强的“虎视鹰瞵”下，中国的国势益发岌岌可危。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虞于目前”（《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与《香港兴中会章程》中语）。欲救中国且使之富强起来，孙中山认为，必须认真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以“西学”[③]来改造中国。用他在《上李鸿章书》中的话说，就是“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而对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的国际形势、外交策略等方面的了解与运用更是胸有成竹[④]。
由于出国留学，见了世面，中弱西强的鲜明对比与悬殊的反差，使孙中山认识到唯有急起直追、厉行改革，中国才能有出路，但是当权的清朝政府却是那么腐败与无能。出于强烈的救国救民的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号召中国人民奋起斗争，推翻清朝统治者，为建设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二）
由孙中山策动与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海外留学生的积极支持。
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十七年间，孙中山奔走于欧、亚、北美各地有华侨居留的地区，呼唤与组织反清革命。起初响应者寥寥，到1900年义和团失败和八国联军进占北京、翌年签订耻辱的《辛丑条约》后，才有较多的人拥护和赞助他。在《革命原起》里，他回忆道，当时“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因而“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⑤]。孙中山在这里说的“有志之士”，主要是指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在这篇文章中他紧接着写道：“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他概括说，当时“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由此可见他对于留日学生的革命贡献评价极高。在这篇回忆录里，他又写道，“自惠州失败以至同盟会成立之间（即1900—1905年），……海外华侨亦渐受东京留学界及内地革命风潮之影响。故予此次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⑥]。
在民国成立后，1913年2月22日，孙中山在“日本日华学生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中着重论述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及其对中华民国创建的关系。他说，1900年后中国学生纷纷留学于日本，“感于日本政治改革之效，群以为中国革命之不可缓。最盛之时，在日留学者达二万人，其十之七八皆持革命主义者。故数年之后，返国者极众，革命思想遂普及于全国，以收前年（引者按：指1911年辛亥）革命之效”。因此他认为，“东京（留日中国）学生实为中华民国建国最有功之人”[⑦]。第二天，他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里，又一次高度评价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在建立中华民国的重要作用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奉献精神。指出：“彼时学生诸君初来东时之志愿，未尝不是想求大学问，但……一到东京，即受薰陶，又感于外界之种种激刺，因国家危险之景象，日益迫切，不忍死心塌地，消磨锐气于学问上，只得将求学之心，暂行抛开，专坚持铁血主义，练习冒险精神。希望将满清政府推倒之后，再求学问，以遂初心，而为建设新国家之用，故宁肯弃学问而不顾，专图革命的进行。此次革命成功，抛弃学问热心救国之学生诸君的勋劳，实居多数”[⑧]。直到十多年后他离开广州北上时在黄埔军校告别演说中，他还念念不忘地提到“中国革命风潮发生最早的地方，是在日本东京”，提到那时留日中国学生“头脑极新鲜，容易感受革命的思想”[⑨]。那时距离他病逝北京仅仅四个多月。
辛亥革命前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数量比留学日本的要少得多。他们的情况与留日学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也给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予以积极的支持。其中留学西欧各国的中国学生，在十九世纪末以前寥寥可数，孙中山1896年在伦敦蒙难时，没有遇到一个。他说，“时欧洲尚无留学生，又鲜华侨，虽欲为革命之鼓吹，其道无由”[⑩]。到1905年春，孙中山重访欧洲时，“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当孙中山向他们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主张时，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一个当年的留欧学生回忆说，“其时抱着满腔热忱的留学生们无不争先恐后来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见这些青年之革命愿望如此热烈，也觉欢悦异常”(11)。这时同盟会尚未正式成立，孙中山乃在他们之中组织革命团体，先后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德国柏林、法国巴黎三次加盟，参加人数共达六七十人之多。孙中山把这三次加盟与同一年稍后些即8月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的同盟会参加的数百名留日学生联系一起，作为是同一件事的延续与发展来看待，认为这四次加盟是“同盟会成立之始”(12)，以后他在1920年5月《在上海中国国民党的演说》中更直接把他在欧洲建立的革命团体，即在比、德、法留学生中的三次加盟视作“中国同盟会”建立的伊始。而六七十名在欧洲加盟的留学生被视为同盟会的最早成员，也是我国留欧学生最早一批民主革命的参与者(13)。此后他们组成同盟会驻欧洲的执行小组，与孙中山及东京中国同盟会本部保持联系(14)。武昌起义前后，留欧革命学生与留日大批革命学生一样纷纷回国，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领导下工作。
留学美国的学生多数进入大学学习专门科学技术，埋头于自然科学。1903年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报道说，他们大都“刻苦沉实，孜孜务学，无虚嚣气”(15)。他们没有留日学生那么活跃，未曾直接参加反清革命斗争；也没有像留欧学生直接加入同盟会组织。但他们也都很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其中有的留学生与孙中山的关系还很密切，曾对孙中山的革命给予很大的支持。如1904年8月孙中山在美国逗留时，当时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王宠惠即协助孙中山起草英文对外宣言《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AnAppeal to the people of theUnited States”），并主动帮助联系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友人出资付印。这篇宣言发表后在美国和海外其他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博得了外国进步人士的广泛同情(16)。
孙中山对留学各国的中国学生是十分重视的，认为他们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他于1905年在欧洲对那里的留学生们说，“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作领导人”。留欧学生对孙中山这么信任和重视他们感到十分兴奋。孙中山还根据实际情况，按留学各国学生的不同特点发挥各自的特长，将留学欧美研习科技与留学日本寻求民主革命救国真理的学生作了建设与革命的分工。他对多数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欧美学生，要求他们“努力向学，成为他日建设之人才”(17)。1905年他在美国东部召集中国留学生演讲时，更特别提起早期留美学成归国学生后来为中国铁路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詹天佑，要求留美学生“应都像詹氏一样，学成后为国效力”(18)。而对多数在日本留学的学生，则希望他们主要致力于“奔走革命”。因为在日本学习的中国学生多数在速成班（包括学习军事和师范两大类）和相当于中小学程度与补习日语的普通班，其中入高等专门和大学深造、钻研专业的分别仅占总数的3—4%和1%(19)。孙中山对留学欧美与留学日本的学生这样的分工是比较合理和十分有远见的。他预计革命成功后中国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因而预先作了有计划的安排。可惜的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仍处于封建官僚、军阀统治的混乱状态下，并不可能充分发挥这些学有专长的留学生的积极作用。
（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下的枪声，虽然一举推翻了清皇朝和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但新成立的具有革命蓬勃朝气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只是昙花一现，很快便被袁世凯为首的大地主大买办反动势力所窃夺。直到孙中山临终时，“民国”也只有其名而无其实。孙中山对此十分失望，他作过多次的反思，痛心地宣称：“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20)，临终时叮嘱人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民国创立伊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仅仅三个月时间里，百废待举，各项兴革事业头绪万端，派遣留学生的问题还来不及提到临时政府的议事日程里，但孙中山对于派遣有志青年出国留学的工作并未加以忽略。在南京临时政府将要解散时，总统府中一些青年革命同志不愿到袁世凯政府里当官，提出出国留学深造的要求，孙中山特地在紧蹙的教育经费中批准了经稽勋局提名曾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的任鸿隽、吴玉章、萧友梅、杨铨（杏佛）、谭熙鸿等十余人，由教育部开列名单酌候分派，当时称为“稽勋留学生”(21)。到1913年袁世凯政府时所宣布的稽勋局三期留学生发展到一百余名，派去的国家有美、英、法、德、比、日等。(22)当时孙中山对这些出国的学生所盼望的主要是：学好本领，回国建设。但随着此后形势的变化与发展，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孙中山将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一方面是迫于当时内外的压力；另一方面他自己对袁反动面目还认识不清。当时孙中山主要集中精力考虑建设新成立的民国。1913年2—3月间，他重访日本，在对留日学生的讲话中多是鼓励他们努力“研究学问”，学成后返国建设祖国。在1913年2月22日“日本日华学生团欢迎会”的演说中，他说，“青年学生实将来最有望之人，愿各勤所学，以尽天职”(23)。第二天，他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时，更强调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急需人才，认为“处此时代，急要精进学问，以图根本上之改良”，希望留日学生们“应该立定一绝大志愿，研究学问”。他把辛亥革命时期的留学生与他们进行比较，认为他们“不比以前学生有革命的事业纷扰其心志，不能专心致志于学业”。说，“诸君今日求学之机会，比较从前学生求学之机会，实优万倍”。因此，他号召他们“务望矢志求学，如从前学生愿牺牲性命，以做革命事业的一种坚忍心，百折不挠，将来必能求得优美专门的学问，以福祖国”(24)。在不久后另一次东京留日之团体的欢迎会上，他又重申他的期望说，“创造民国者，既发源于东京，则巩固民国者，亦要留东诸君担负其责任”(25)。
然而，经过1913年以后那五、六年的政治变迁，孙中山在袁世凯窃国和南北军阀的多次排挤、打击他、坚持反对统治的事实中，获得深刻的教训，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他更明确认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方法”还是“革命”，认为“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下陈土的缘故。地底下的陈土是什么？便是前清遗毒的官僚”(26)。因此，他对留学生的期望已不再单纯地去“研究学术”，而是谆谆教导留学生要关心国家的命运，要过问“政治”。
1919年11月中旬，他在上海接见一批候轮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时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开门见山地对留学生的一些不良倾向和错误认识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孙中山在这次接见中恳切地谈道：“我们中国虽然已经推翻了满清专制政体，建立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可是我们的立国基础还没有巩固”，因而他强调说，“我国全国同胞，尤其是知识分子，必须要大家齐心参加革命，才能使中国得到独立、自由和平等”。随后他针对当时出国留学生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批评意见。
孙中山说，“我国在各国的留学生，应该都是最优秀最革命的知识分子，可是事实并不完全如此。许多留学好的，只知道读死书求知识；其次的只学了一些外国学术的皮毛；再次的只学得些外国人的生活享受和恶习；最奇怪的是大多数都不知过问政治”。
孙中山对当时留学生尤其是留学欧美的学生中较普遍地存在的不过问政治，不关心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倾向深表不满。在这次谈话中，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了留法学生在当年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善后巴黎和会时的爱国表现和留日学生“为了爱国运动，宁可牺牲学业，离开日本回国参加反日工作”；另方面尖锐批评了有许多留学生，特别指出一些留英学生存在的不谈政治的错误倾向。他说，“最不行的是留英学生，他们多半误解，以为英国人民不管政治。因为受了这种影响，在留学期间或者回国以后也就以为参预政治是不必要的”。为此，他恳切地希望这批赴欧勤工俭学的青年学子，“到外国去，不要以能读死书求学一点知识为满足，你们应该除了专门科目而外，随时随地留心考察研究各国的人情、风俗习惯、社会状况，以及政治实情等等。这些活的知识于你们学成的归国之后，对国家、社会会有很大贡献的”(27)。
一年半以后，也就是1921年6月，孙中山在当选为非常大总统后出席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在该会闭幕式上，他又专门就学生应该关心政治重申自己的观点。他特别就“不谈政治”之构成原因进行剖析，说：“考‘不谈政治’之谬说，乃由两种原因而生：（一）专制官僚成之，前已言之矣。（二）西洋留学生成之”。指出：“有许多留学生未返中国已有学生不谈政治之说，归国后亦以为言。眩于其博士、硕士之头衔，以其所言为可信”。而事实上，“欧美留学生对于不谈政治之一点，实大错误，实误会之极”。他反问道：“设使诸君不谈政治，学生不谈政治，为农者不谈政治，为工为商者亦不谈政治，试问中华民国是谁之国？而人人不负责任，尚可以为国乎？”(28)他反复强调说，“学生须要认定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关心国家的命运，就是爱国。在这次会上的另一次演说中，孙中山还举了日本明治维新时两个日本爱国青年志士大隈重信和井上馨的例子，用他们为求得国家的富强，冲破层层障碍和困难，出洋作“苦学生”，终于学成归国，在明治维新振兴日本中大显身手，为日本后来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作出贡献的生动事实来激励中国的青年学生们(29)。
对于留学生的爱国热情和他们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孙中山总是予以积极肯定的，而对于一些留学生的不良意识与行动，他则一点不含糊地加以指出，要求他们改掉，特别是对某些留学生忘了祖国，不知本源，甚至以当外国人为荣的行为和表现，他则一点不留情地加以严厉批评。作为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孙中山对留学生的期望很高，要求也格外严格。
孙中山反复强调青年学生要“认定自己的责任”，要立志爱国，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针对某些留美学生的弊病，他在1923年12月对广州岭南大学学生的演说中专门谈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感触。他要求青年学生要“立志”，还要“合乎中国国情”，而不要像某些留美学生那样，“到了美国之后，不管中国为什么要派留学生，学成了以后究竟对中国有什么用处。以为到了美国，只要学成美国人一样便够了”。孙中山说，有些留学生一到美国，“便自称为什么‘佐治’、‘维廉’、‘查理’，连中国姓名也不要。回国以后不徒是和中国的饮食起居，不能合宜，就是中国的话也不会讲”。他认为，这种人“不能说是中国人，只能说是美国人”。至于谈到那些“逢人说起国籍来，总不承认是中国人”的留学生，孙中山更是气愤，他说：“试问这种学生，究竟是何居心呢？这种学生，可以说是无志，只知学人，不知道学成了想自己来做事”(30)。面对讲坛下尚未出国的大学生们，他谆谆告诫道，“诸君学美国，切不可象从前的美国留学生，只要自己变成美国人，不管国家。必须利用美国的学问，把中国化成美国”。他说，“如果只要自己学成美国人，便心满意足了，不管国家是怎样，我们走到外国，他们还是笑我们是卑劣的中国人呀”(31)。
孙中山上述的这些话是很有针对性的。他自己也曾是个留学生，也曾在后来是美国领土的夏威夷群岛上过学，以后并且周游世界上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些并没有使他变成外国人、西方人，相反地通过出国学习和访问游历，更加激发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这些话是在观察过许多实例积累起来的有感而发，其中心意思是要中国留学生热爱自己的祖国，培养起爱国的责任。
（四）
孙中山晚年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对于美国和西欧列强，他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对于出国留学问题，尤其是对到西方国家的留学生们也有了新的期待。1924年1月，正值孙中山即将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有北京清华学校的毕业生施滉、徐永瑛等三人，出于对孙中山的仰慕，在赴美国留学之前，特地到广州拜访求教，孙中山热情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孙中山提醒施滉等，美国是帝国主义，去看看它是什么样也好，但不要学他。施滉、徐永瑛原来就是清华学校中的进步学生，他们曾针对清华学生中不问政治而片面主张“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观点，提出了“政治救国”的口号。孙中山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谈话给他们以积极影响。1925年施滉到美国后在留学生和华侨中积极开展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参加了当时美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1927年加入共产党，担任美共中国局书记，1928年被派到苏联学习，后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1930年施滉回到祖国，参加中共党的工作，后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1933年因叛徒告密，在北京艺专被捕后牺牲。(32)。
从施滉的事例可以看到孙中山对留学生要关心政治和热爱祖国的热切期望没有落空。
孙中山毕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是一位热爱中国的楷模和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他最后一次接见留学生是1924年11月23日在为召集国民会议，北上商讨救国大计由上海经日本长崎后在他所乘坐的“上海丸”上接见中国留日学生代表的，他对这些留学生代表发表长篇演说，侃侃而谈，要求日本各地的留学生们“在日本组织一个极有力的学生会，发电到中国各地与海外各处学生，全体一致，主张由国民会议来解决国内民生问题和打破列强的侵略”(33)。这时他已是重病在身，尽管他自己和人们还不知道可恶的癌细胞已严重地侵害到他的肝脏，但他仍孜孜不倦地以救国和“打破列强侵略”为念，并以此谆谆教导海外学子们。他的爱国真忱和崇高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对出国学习中国留学生的殷切期望。民国成立以前他依靠留学生尤其是以留日学生为骨干和基本会员创建了中国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卖国的“洋人朝廷”——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对于留学生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和重大作用，他予以高度评价。民国成立后，他同样对留学生寄予高度的期望，要求他们在学好本领、建设祖国之外，不要忽视政治，不要忘记自己所应当担负起的责任，还要继续参加前人未完的革命事业。作为一位伟大的热诚的爱国主义者，孙中山的意见完全是符合时代和人民的要求的。
注释：
①如《上李鸿章书》、《拟创农学会》、《复翟理斯函》等，均见《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第1卷。
②《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7—48页。
③同上书第25页。
④同上书第8页。
⑤《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5页。
⑥同上书第235—236页。
⑦《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0—21页。
⑧同上书，第21—23页。
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9页。
⑩《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2页。
(11)史青：《留比学生参加同盟会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6月第1版，第22页。
(12)《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7页。
(13)《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62页。
(14)参见前引史青文。
(15)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第154页。
(16)王宠惠：《追忆总理述略》。《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译文两种并见于《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43—255页。
(17)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6—7页。
(18)凌鸿勋：《百年来中国铁路一明星詹天佑》，台湾《传记文学》第4卷第4期（1964年4月）。
(19)《学部奏咨辑要》，据1907年清政府学部奏报。转引自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4月影印本第54—55页。
(20)《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演说》（1920年5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62页。
(21)《民立报》1912年3月26日（夏历壬子年二月初八日）影印本第16册。并参看任鸿隽《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10月第1版第413—414页；萧淑娴《回忆我的父亲萧友梅》，《文化史料》第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第21—22页。
(22)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3册，台北市台湾书店1980年7月印行，第989—996页。
(23)《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0—21页。
(24)同上书第21—23页。
(25)同上书第34—35页。
(26)《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说》（1919年10月8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25页。
(27)《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65—166页。
(28)同上书第563—564页。
(29)同上书第557页。
(30)《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38—539页。
(31)同上书第542页。
(32)《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第78—80页。
(33)《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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