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经济方案——福建确立生态经济优势的战略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生态论文,福建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存活的永恒话题。它需要两个基本条件：科学技术进步和生态环境优化。审度人类的科技进步史，可以肯定地说，人类科技进步的能力和潜力是巨大的，甚至是无限的，显然，在满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条件方面不存在障碍。障碍主要来自于生态环境，这是由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生态环境功能的依赖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内在要求的客观性共同决定的。
首先，分析生态环境的含义和功能。
环境概念在1800年左右即已出现，它泛指“周遭世界”，形象地雅称“生态围栏”，强调和突出自然的界限概念，警示“避免人类”摔死的危险。生物中心论者克劳斯·M.迈耶·阿比西则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活共同体”这个更高的意境去界定环境，进而引导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不可分割和不可离却的基础的结论。当生态环境作为共同体进入人类生存的范畴时，它同时必然进入经济和发展的范畴，生态环境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外部物件，而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直接制约着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过程和所能达到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生态环境的功能具有不可替代性，进而决定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性。生态环境有三大功能：(1)源泉功能，是可更新和不可更新物质及能源的载体；(2)洼地功能，是废弃品的自然仓库；(3)灵感功能，是人类精神及肉体健康的给养基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的三大功能，换句话说，在这三大功能上经济可持续发展找不到更好更便利的替代品。人类渴望有一个经济能够稳定发展、生活质量能够稳定提高、内外经济平衡、天人和谐的生态环境其终极原因正在于此。
其次，分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和实质。
何谓可持续发展？布伦特兰德报告定义为“支撑能力”，德文释义指“持久性”或“持续性”，乌多·西蒙尼斯则理解为“未来能力”。从上述理解中可以抽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特点：
第一，它是一个空间和历史的范畴，具有时间跨度宽广，着眼于未来的特点。它要求人类生存的空间和经济发展的空间与生态环境的空间保持合理和协调一致的关系。三者在空间上的协调不只表现在时点上或一段时间里，而应贯通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和历史过程，形成稳定的永恒的“铁三角架”，支撑和满足人类繁续的需要。
第二，它排除经济零增长或放弃发展的可能性。经济可持续发展设定的前提是发展，即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探讨生态环境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多少保证和支撑到什么程度。
第三，它强调代际之间的经济和谐。当代人不能按照利润最大化和经济增长最快化原则，而应按照公平原则去分割资源的需求比例和搭配结构(新公平观认为，公平原则不仅体现在财富分配上，而且体现在资源使用上，当代人的经济过度增长侵占并使用了后代人的资源那是不公平的)。当代人有责任传给后代人一个完好的生态环境，使后代人不必冒因为生态空间狭小和资源需求得不到满足而无法生存和发展的风险。
可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包含三个层面：(1)承认生态空间和资源数量的有限性。在一个有限的生态环境里不可能出现经济的无限增长，较大规模地生产是与较大规模地消耗资源联系在一起，经济可持续发展依赖于生态环境的状况；(2)关键在于处理好当代人与后代人在生态空间和资源数量上的比例关系；(3)核心是把一个什么样的生态环境留给后代人。当代人必须放弃过度消耗资源的浪费欲，修正只要传给后代人一个现代化生产力就可交卷的责任标准和道义理念。
上述分析表明，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依赖关系，前者的状况由后者所制约所决定。令人遗憾的是，生态环境已经临近警界点。德国学者萨瑞波弟斯用“新贫困和大阴暗面”的词汇来告诫人类面临着资源、能源及新鲜空气贫乏和暗中日渐滋长的生态危险。自然界难以承受竭其资源和还其垃圾这两大压力，因资源枯竭使城市解体和工人下岗的警报声不绝于耳。赫尔曼·戴利形象而严肃地指出“乐观的沉船”也是沉船，人类正在跨越他们生存空间的“生态围栏”，面临“摔死”的危险。人类必须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立场出发去寻找均衡点，既能把船装满，又能使船平稳行驶而不下沉。
为此，有必要对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进行分析。
代表性的解释有如下三种：
生态盲和信息不对称说。一种观点认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主观原因，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善待环境的重要性，不知道自己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什么影响和产生多大影响，谓之生态盲。而生态盲又：
(1)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有关。生态是一个开放和复杂的系统，它拥有自身内在的秩序和法则(如四季的有序运行和物质、能量守衡)，并在秩序化的过程中实现进化和达到平衡。这一切都在渐进状态中发生，人类难以立刻察觉到自己的行为会对生态环境带来什么样的潜在后果。加之生态破坏的后果是隔着空间表现出来的(如中国汉江水质污染推延了“南水北调工程”)，使人类准确评估生态系统的变化和自己行为的负面效应愈加困难。
(2)与信息不对称有关。商品信息泛滥，生态信息稀缺，从中筛选出有用和重要的生态信息难上加难；企业往往在没有掌握足够生态信息的情况下(如使用合成材料和各种化学添加剂会给生态环境带来什么样和多大影响)，为了抢占市场而轻意地改变企业产品的生态结构；家庭缺乏生态行为的正确指导，不知道产品对生态的损害(如过度包装会加重生态环境垃圾存放的负担)，使企业转嫁生产成本和扩散生态危机更加容易；至于消费者个体对产品的来源、性能和生态后果更加缺乏了解，防止生态环境恶化的最后一道栅栏在不知情中被解除掉了，而社会又无法让个人为其后果负责，生态问题则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直至酿成危害。
市场失灵和所有权主体失却说。这种思考的最大特点是把生态环境外部化。认为市场只管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卖给谁，只接受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约束，把生态环境划归为不受市场规律和机制管辖的范畴，市场对生产者企业和消费者个体污染、损害生态的行为处于不能管和管不了的状态，即市场失灵。这种思考的结果当然会把生态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政府的行政力量和手段上，由政府挑起防范和治理生态危机的担子。这里的难点不在于政府能否挑起这付担子，而在于生态环境所有权失却使政府出台的生态政策成本高收效小。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生态环境当作是无主的，当成“公共品”。每个人对公共品都有使用权，不怀疑它会产生排他性，从而使所有权主体模糊，同时也使付费使用生态者的受益权难以保证；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所有权(指占有，使用和支配权)转移又非常容易。一直到发生了生态灾难，政府才出面干涉。政府把造成上百人死亡的人捉起来关上几年再罚点款就放了，公民们随手丢几个塑料垃圾袋又何妨？！这种心态一旦产生，会发生法不责众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政府的生态政策防线将自行崩溃。
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说。莱因哈德·普夫里认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不在市场失灵和所有权主体失却，即外部效应，而是特殊生产者和消费者使用具有决定意义的模式所造成的结果。首先，生态问题与工业增长模式有关。现行的工业增长模式是立足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工业消费富裕模式。它以消耗大量资源来维持经济较高增长为特征，以经济增长几个百分点作为衡量工业化成绩的数量指标。后现代派告诫人们，不要过于迷信工业化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往往会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成绩掩盖了它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后果；人类因为技术进步提高了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反而会导致消耗物质总量的增加，节约效应因而荡然无存。马蒂雅斯·宾斯安格称这种现象为“反弹效应”，即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得不以巨大的生态消耗和生态损失为代价。如新技术用于汽车产业使汽车的生产量和消费量大增，倒头来人们不得不接受环境严重污染和汽油价格大幅度上升的残酷事实。
其次，生态问题与消费方式有关。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公民的消费模式是消费富裕型。它以个人占有和消费财富的数量作为衡量富裕程度的标准，从而导致个人追求和占有物质财富的欲望增长，并以消耗更多的生态资源和占用及使用更多的生态空间作为满足生活享受的前提。时下中国正兴起“老年人补偿消费，青年人及时消费，小孩子提前消费”的消费浪潮。殊不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人均年消费87美元；广州市过度包装垃圾占生活垃圾的20％(资料来源：中央电视台经济台)。可见不是别的什么，而正是人类自己在社会内不断地制造出新的生态灾害，并有酿成“风险社会”的明显趋势。乌尔里希·贝克把这种情况称为：工业社会里的对生态环境“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此外，还有人口说和道义说，本文不作详细叙述。
人们在制定和选择生态方案、防治生态危机时，应避免两种倾向(交给市场和推给政府)，摆脱两个错觉(人类是生态环境的拯救者和生态政策是万能的)，克服两种心理(急于求成和失去信心)，以便把心态调整到最佳状态，清醒而准确地应对生态危险这个攸关人类生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西方国家防治生态危机采用较多的方案和政策有：
(一)污染权交易方案。这是一种市场经济手段，把市场中“谁使用谁交费”的交易原则引进生态防治，已经产生出较好的效果。目前中国正在借鉴，准备出台这方面的生态政策。在污染权交易中有四个问题较难处理和潜伏风险，应引起重视：
第一，污染权价格决定的理论依据。决定污染权价格时，劳动价值论的使用受到限制。因为，生态环境中的一部分资源如空气、水等是无价值的，污染没有价值的资源需要付费的理由不充分。因此，必须引进生产价格理论、生产费用理论和地租理论。
这样，污染权价格(或租金)将有三个：围绕生产价格形成的污染权价格、围绕生产费用形成的污染权价格和围绕地租形成的污染权租金。政府在拍卖污染权时，可依据不同情况，使用三种价格，其好处是便于政府用污染权价格的多样化去应对不同购买者的污染行为，有利于在污染权交易中贯彻竞争和公平原则；其风险是可能导致污染权价格理论体系的混乱和价格确定的空间过大，发生官员借着污染权交易的机会去“寻租”。为防止和纠正污染权交易过程中的腐败，社会将另外支付防腐成本，加大了纳税者的负担或政府的支出。
第二，道义的地位和作用。拍卖污染权将意味着污染合法化。格哈德·迈耶里高德毫不客气地指出，污染权和其他物品那样可以通过市场进行拍卖，是对环境资源的蔑视。迪特尔·比尔恩巴赫则提出“道义距离”概念，他认为污染权交易方案是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的表现，其出发点是保住经济高速增长，把经济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当代人这样做虽然获得了经济辉煌，却拉大了与后代人的“道义距离”。这就使污染权交易的做法有意无意地降低甚至排斥了道德理念和意识形态在防治生态危机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此应该给予足够的警惕。
第三，搭便车和污染费用转嫁。一旦对污染权购买成功，从理论上讲购买者的污染行为将处在自主状态，政府对污染权使用的监控只能在外部进行。此时，监控与反监控之间的矛盾将处于主导地位，焦点会集中到防止购买者：(1)超额使用污染面积，使污染更加严重；(2)搭便车。购买者自己或帮助相关企业以隐蔽方式污染环境却不付费；(3)把污染费用超额转嫁到相关企业或消费者身上。与此同时，政府的监控成本会呈递增趋势，而污染权交易对防治生态危机的边际效益将会递减。
第四，污染权交易风险。诱发污染权交易风险除上面提到的因素，还有来自法律体系及道德方面的因素。其风险的主要特征为污染权交易异化。而污染权交易异化又主要沿着两条途径演变：一是沿着防治污染的边际成本愈来愈大而其边际效用愈来愈小的方向发生功能性异化；二是污染权交易中的行政权力因素大大超过市场机制因素，使污染权交易由市场经济手段异化为纯行政手段，发生机制性异化。因此，西方国家一方面利用它，另一方面又防范它，引导其正效应的充分发挥，规避其负效应的散发，使其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
(二)非物质化方案。非物质化方案不是作为污染权交易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是一种新的防治理念。发达国家如德国在弗里德里希·施密特·布雷克(尊称德国环境政策法规之父)的倡导下，在20年前就已着手实施非物质化方案。这个方案的政策目标是减少或限制大规模技术应用带来的危险，如生物技术和原子能技术等；其口号是“更少的物质，更多的价值”；其实现途径是把环境和资源消耗与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脱离开来。具体途径是通过把全球的物流减少一半的方法，使全球的生命系统保持稳定。要求工业国家每年以4.5％的速度递减物流量，用50年时间完成减少一半物流量的任务；在理论和操作上则要求：(1)避免使用人均数量的概念；(2)降低资源和环境消耗，实现物质节约的最大化，使社会新陈代谢的负效应最小化；(3)确定生态环境的消耗总量和物质垃圾的存放总量，以两个总量作为控制经济增长总量的依据；(4)对技术和社会进步施加影响，放弃不必要的技术评估，尽可能多的在劳动合理化中保存自然(生态)的成份；(5)促进生态结构变化，包括社会结构的变化，流动性组织的变化和日常活动组织形式的变化，以减少“生态足迹”(所有工业国家的足迹已超出本国领土面积的10倍)，增加“生态效益”；(6)强调发挥市场革新的潜力，用市场的力量将个人独立行为组织成有序的市场行为；(7)发挥政府行政和法律体系及财政税收的作用。由政府规定污染物(如垃圾)的最大数量，超标者交纳环境税，即设立环境标准，征收环境税。
德国等国家经过20年的实施，非物质化方案表现出较好的功能性。然而，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实施非物质化方案，它有着严格地条件限制，其条件是：(1)科技进步已达到较高水平。科技进步不仅已把自身造成的污染降低到最低程度，而且可以满足社会防治污染和缓解生态灾害对它的需要；(2)人均拥有的财富和社会生活质量已达到较高水平，服务体系相当发达，减少资源消耗不会使社会生活质量下降；(3)人们对生态灾害已从感性到理性到道义到制度全面地作出深刻反省，对防治生态危机已达成共识，并见诸于实际行动。
显然，非物质化方案更多地适宜于后工业化社会的发达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若勉强模仿会因负效应过大而难以实施，有必要从自身的国情出发而另辟新径。
生态经济方案——建设生态经济大省(以下简称中国模式)。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以生态经济防治生态危机，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方案。由于生态经济方案能够较好地做到人类经济活动与生命支持的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较好地处理社会、人口、资源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既能加强生态保护，提高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利用效率，使生态成本呈现递减趋势，又能确保经济的较快增长、人均GDP的较快增加和社会生活质量的较快提高，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呈递增趋势，因此，生态经济方案更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到90年代中国出现了建设生态经济大省即实施中国模式的热潮。
经过几年的实践，中国模式已初步显现出如下特点：(1)生态建设日益成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2)生态经济方案从开始的纯政府行为转变为市场和企业行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3)高新科技普遍地应用于生态产业之中，成为生态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4)生态产业如生态农业、食品业、旅游业、环保产业、电子产业和以循环经济为特征的新型生态产业，已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5)生态化与三化(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相结合，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新工业化道路和建立节约社会的主力军。生态经济方案在中国的发展态势是令人鼓舞的。
福建省拥有生态经济发展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基础扎实的产业条件和人文并茂的社会条件。在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生态海洋产业、生态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等方面已经展现出勃勃生机和领先走势。
然而，实施中国模式关系到观念、经济制度和发展方式的转型，是一个复杂和涉及全局的系统工程，福建要在生态经济发展大潮中取得更明显的成效，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永续的基础，还需作出如下努力：
第一，确立指导思想。实施中国模式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载体，一种战略，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统帅下，把建设生态经济大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与走新工业化道路、建立节约社会的过程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融为一体。
第二，克服模式惯性。模式决定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和前景，它依赖于一定的历史状况，社会一旦选择了某种发展道路或模式就不会轻易改变，除非进行深刻变革或者人们对旧模式、旧道路的信赖程度不断下降，决定不再遵循它设定的标准。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取决于社会成员的觉悟，尤其是科学发展观落实的程度，以及新评价标准体系建立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有时旧道路、旧模式会以不同形式反弹，模式惯性会对新道路、新模式造成巨大冲击，对此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旧道路、旧模式不可能把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引向生态经济之路，这一点已为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第三，把握生态经济方案的真谛。生态经济方案之所以能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及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更好地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因为生态经济植根于生态环境之中，是生态环境见于经济上的表现形式。它一方面具有较强的溶化能力，使科技、生态环境和生态经济三者共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起保证作用，另一方面具有防治生态危机，改善生态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功能，因此，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生态环境的依赖关系一定会转化为对生态经济的依赖关系。由于生态经济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人类对自然的本能需要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之中，所以，人类最终将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定位在生态经济上，以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具有了必然性。
第四，树立四个基本理念：(1)生态资源和环境也是生产力，保护生态资源和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2)生态资源和环境也是资本，使用生态资源和环境必须付费，确立生态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主体地位；(3)生态资本的存量和质量是衡量一国、一地区经济综合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不仅要维系它而且要使其增值，把生态资本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和财富是生态经济的动力和目标；(4)以生态资源、环境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为要旨的生态经济，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
第五，正确处理七个关系：(1)工业化与生态化的关系；(2)生态城市建设与生态经济建设的关系；(3)生态经济区之间的关系；(4)引进高科技人才与提升生态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系；(5)政府支持与生态经济自我发展的关系；(6)借鉴国外经验与同国际品牌生态公司联手开发的关系；(7)兴办生态科技园和生态教育事业与发展生态经济的关系。
总之，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模式转型的战略高度，从经济与生态合一、天人和谐的双赢立场，去理解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经济的关系，规避生态风险，实现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从理念到制度到模式到政策，全力实施建设生态经济大省——中国模式，探索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为人类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