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城市化进程中的“再地方化” 实践与族群关系
王 欣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在城市化与旅游开发初期，傣族的干栏式民居逐渐被改造成融合外来建筑材料的汉式平顶楼房，傣族的文化传承意识也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逐渐淡漠。地方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再地方化”的改造运动，将外来的建筑材料、汉族的建筑文化和内部格局转化成民族建筑文化意义和价值的表征，外来的建筑工人也成为再地方化的重要参与者。在具体的实践中，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用自己的行动逻辑来创造出一种既保存地方特色又保证经济利益的模式，同时生产出一种新的边疆建筑文化。
关键词： “再地方化”；建筑；移民；傣族；西双版纳
一、问题的提出
西双版纳在民众话语中一直是“植物王国”“孔雀之乡”“傣家竹楼”的形象，无数游人和内地经商的移民都将美妙的傣族歌舞、民族传统手工艺、傣族特色饮食以及南传佛教建筑艺术等作为满足自身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的媒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西双版纳作为文化意义上的过渡地带，更是成为国人“放眼看东南亚”的窗口。如今走在西双版纳州的州府景洪市城区，映入眼帘的是带有金色三角屋顶的高楼大厦，装点精致的独栋干栏式小洋房，以及带有民族文化符号的街道灯箱。从建筑材料和外观样式上来说，与托马斯在马达加斯加乡村所见到的“铁皮屋顶、木材与混凝土嵌合的地板、多间房屋并存以及使用外来材料如油漆和玻璃”的建筑如出一辙，而当地传统的民居则是“以一间房为主、采用木头、棕榈树和藤蔓为混合材料”的房屋。托马斯以“再地方化”来解释这种新的现代性建筑的生产过程。他指出再地方化与消费紧密相关，使用非本土材料修建房屋，既是外来建筑者进行再地方化的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他们重申与祖籍地之间关联性的方式。因此房屋体现出来的去地方化层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人们进行再地方化的产物[1]。
根据2015年对工程海域5条垂线大小潮含沙量观测资料显示，工程区各侧大潮平均含沙量为0.3 kg/m3～0.5 kg/m3，小潮0.1 kg/m3左右。
“再地方化”的结果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文化再生产。布迪厄在1970年代提出文化再生产理论，用以解析社会文化的动态过程。文化再生产表明的不是从现在到未来的没有矛盾的直线发展，而是一个既有冲突也有矛盾的个人和制度的关系网络。被再生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体系，而是在既定时空之内各种文化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2]。也就是在一定的场域内，个体通过在以往的制度中获得的惯习来建构新客观条件下的生活逻辑，从而对文化进行继承和发展。其中“资本”和“场域”是重要的解释概念。范可使用布迪厄的“象征资本”的理论，对闽南一个回族社区近年来出现的民族特色建筑的进行研究，并指出地方政府通过将外来意象结合进地方建筑和都市规划中来构建民族特色建筑，获取象征资本，但是这种再地方化的举动并未得到地方民众的认可，反而造成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3]。
而旅游发展对地方文化再生产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通过开发本地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而打造出一种具有独特视听效果和非常态生活的异文化感成为国内多数旅游城市的典型实践。孙九霞在研究云南丽江义尚社区时提出该社区内的建筑、服饰、民间组织和族群意识出现了“再地方化”过程，而民族语言的流失也在加速，旅游的发展并不会完全破坏社区族群文化，也不会抹杀地方的地方性[4]。还有学者指出，当地方民众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产生文化上的尊严感和自豪感，同时也获得一种主动性时，即维护地方特色，体现地方价值，“地方就不再是原来的地方，而是具有新的品质与内涵的地方，即具有某种现代品质的地方，就是说，旅游可以促进地方的再地方化”[5]。
西双版纳作为中国特色旅游城市以及中国与东南亚的交界区域，在近年来也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关于全球化时期西双版纳文化变迁的研究多集中于城市化、旅游发展与民族文化重构方面，例如孙九霞等人对西双版纳傣族园的旅游发展模式和本地人的体验研究[6]。光映炯等人以“舞台真实理论”对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中的民族文化传承进行分析[7]。陈丽坤通过3个傣族村寨的比较研究指出，在外部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推力把某些民族文化特质推离传统的当代，民族社区旅游发展的内生动力反而是把其拉回原形的拉力[8]。民族特色建筑作为区域文化最直观的表象，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双重作用下，产生了意象和内涵的变迁，并且带动了一系列人地关系的重组。关于西双版纳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傣族民居建筑的研究大多是从建筑材料、建筑更新和传统民居保护的角度进行的建筑学研究[9-11]，对建筑变迁与社会政治、地方民众的实质性关系的讨论还比较少。因此，本文拟从西双版纳城市化过程中建筑文化的变迁出发，通过地方政府和民众所进行的建筑“再地方化”实践，探讨政府、市场、移民和本地少数民族在地方性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再生产中所体现的族群关系。
二、西双版纳传统傣族民居与城市化初期的建筑变迁
同时，政府对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特别是外来房地产开发商的项目，进行相关规定，把景洪市民族特色化建筑作为一个硬性指标列入设计要求，把对规划建设项目的民族特色化审查纳入规划审查制度，对符合要求的核发《民族特色化建筑审查意见书》。近年来，一些大型企业纷纷进驻西双版纳，如万达地产、喜来登酒店以及世纪金源等，他们在景洪修建了大量的商品住宅楼、度假酒店和商业广场，与此前投资者广泛修筑的平顶楼房不同，这些大型企业的建筑设计风格更加多元，甚至融入了很多泰国建筑元素。除了传承了傣族民居的歇山式屋顶，在房屋外形的设计上创建更多镂空式窗户、添加金色的孔雀图案和宗教建筑艺术。除此之外，城建局等相关部门还组织培训班，为村寨和城镇的工匠提供技术服务，教他们如何用现代材料来施工，学习傣族传统建筑纹饰。甚至很多工匠都去泰国学习图案雕塑，用于西双版纳民族特色建筑上。特别是在傣江南、傣泐金湾、告庄西双景等旅游区，房屋建筑全部打造成低层独栋式的热带风情小楼，给人一种置身于东南亚的感觉。经过十几年的民族特色建筑开发，景洪城俨然打造出一个独具热带风光和浓郁民族风情的城市。这种充满异文化特色的建筑风格，对于初来乍到的外地游客和外来创业者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很容易将其带入一个想象中的异域风情园，调动他们积极探索的热情，从而带动更多的人来此旅游、消费甚至定居。笔者在旅游区参与观察时看到，绝大多数游客在刚踏入西双版纳时就选择入住民族印象的宾馆，甚至还有游客说：“没有机会出国的话，到了西双版纳就跟去过东南亚一样”。同时笔者访谈的来西双版纳做生意的湖南、四川移民，在经过几年的奋斗之后，都愿意在此定居，除了边疆的经济发展契机外，很大程度上是被西双版纳独特的民族文化风情所吸引，而其中最直观的一点便是建筑所带来的异域空间感。
选取经专业机构临床检验确认的布病患者30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19例，女11例，发病均在一年以上，具有典型的临床症状和体征的慢性布病患者。
图1 西双版纳传统民居外观
图2 西双版纳传统民居内部
虽然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边疆地区，西双版纳国营农场职工及其家乡的亲戚朋友开始在农场周围发展小商品贸易和餐饮服务等第三产业，但是西双版纳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是从1990年代开始。1993年，西双版纳旅游度假区成立，吸引了大批来此寻求发展和创业机会的内地移民，他们多从事导游、餐饮业、宾馆业和小商品经营。外来游客和创业者的增多，使得住宿需求急剧上升，直接导致了大量现代化汉式建筑的生产，而曼景兰就是在这样一场旅游风暴中被彻底改造的典型村寨。曼景兰，在傣语中的意思是“百万人的城中寨”，相传：召法王(汉皇帝)皇三公子入主勐景洪，将500万兵马扎营此地为副帅营得名。(1) 《云南省景洪县地名志》, 景洪县人民政府编，1985年，第10页。 在景洪城迅速拓展之前，曼景兰位于其东南角，紧邻市区，当时整个寨子有130多栋竹楼，四周都是凤尾竹、芒果树，风光迷人。提起曼景兰，每个傣族人都是无比赞赏和神往的表情。自1986年至1990年，曼景兰中的傣族村民利用自家的竹楼办起了傣味餐厅，形成了一条极具民族特色的食品街。但是在2000年左右，曼景兰被迅速纳入到城市化发展的建设浪潮中，村寨小道变成了柏油马路，道路两侧全部修建了6层高的私人建筑，其中大多都是外地移民投资的宾馆，每个宾馆的热水、电话、电视等配备齐全。外来投资者和开发商首先考虑的并不是保存民族文化风貌，因为修建民族特色建筑需要花费很高的材料费、设计费、维修费等。而寨子里的傣族村民在外来开发商给予的高额地租驱使下，盲目接受新鲜事物，完全不考虑自身的居住条件，对整个村寨的开发也没有统一规划。宾馆酒店火爆的生意造成了一系列连锁效应，村民们开始盲目的效仿，纷纷与外来移民签订协议修建出租屋，“你看他家宾馆生意那么好，住的人也多，我把我的家房子也敲了，弄上个三四层、五六层出租，他家住不下客人，就来我家住”。在这种经济利益和傣族从众攀比心理的刺激下，不仅房屋样式全部都是水泥砖墙的楼房建筑，而且曼景兰的傣族村民也都住进了与传统民居大相径庭的现代平顶楼房中[15]。内部是整齐划一的独立房间形式，他们多居住于二楼(一楼是店铺)，逐渐淡忘了长者为上的居住规则。据2012年的调查统计，曼景兰城中村里有55家宾馆、5家网吧、12家电玩室、1家歌舞厅、11家药店、4家修理店、2个废旧收购点和130家各类商铺，暂住外来人口达7 000多人。(2) 数据来源于：http://qcyn.sina.com.cn/news/yzjd/2012/0224/15592671181.html. 原本清幽美丽的傣族村寨瞬间变成了环境嘈杂的“钢筋混凝土棋盘”，失去了它原有的风情。
在改革开放和边疆发展的契机下，西双版纳涌现出了一大批内地的建筑工程队。1984年来自大理、玉溪、石屏、江川等地的施工队员达11 612人。1985年后，又陆续增加了来自昆明、四川、广东等地的建筑施工队。1988年末共有外来施工队201个，从业人员7 856人[14]。特别是在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下，城市旧房改造和新的商业建筑的开发吸引了更多的工人。由于建筑工程队来自内地，多为汉族，他们对西双版纳地方少数民族的传统建筑样式和内部结构不甚了解，仍然使用内地城市建房的一套标准和材料，兴建许多8-19层的高层楼房，房屋内装饰普遍采用实木或层板门加门套，墙体刮塑或彩喷，铝合金窗户，外墙或贴墙砖，或粉刷成金黄色、银灰色等以显得尊贵大气，内部的房间格局也是按照汉族的客厅、卧室、厨房等布局形式。而这些都与西双版纳传统建筑所讲究的开敞的前廊和露台、歇山式房顶、屋面交错组合、房屋色调和谐以及内部居住规则毫无关系，无法体现西双版纳传统民族文化的内涵。如果没有周围茂盛的热带植物和身着傣装的姑娘们，穿梭在这些楼房中，如同行走在内地一个普通的小城镇里。随着现代性观念的渗入，大多数傣族群众模仿汉族建房，用砖瓦材料来加固和扩大老房子，甚至还出现了许多“汉式”平屋顶民居。由于技术水平有限和沿袭传统文化的意识薄弱，傣族盲目盖房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面积也越来越大，既大量占用土地又丧失傣族传统文化元素。
图3 曼景兰的出租房
三、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的“再地方化”
由于建筑材料的稀缺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传统傣族干栏式民居建筑变成了砖墙落地以及汉式平顶楼房。特是随着城镇化开发和经济水平提高，大量房地产商进入西双版纳建设商业和住宅用房，现代性的建筑材料和建筑风格如洪水般涌入边疆民族地区，改变了西双版纳原有的稻田与傣族村寨相互映衬的空间格局。在西双版纳这个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特色的旅游地区，作为最易引人注目的建筑文化必须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突出西双版纳地方特色，强化地方给予外界的个性化印象以期与旅游经济和边贸消费相结合，地方政府与少数民族群众加强了民居和公共建筑的整改和创新，进行城乡建筑的“再地方化”生产。
其次，在居住形式上，形成汉傣同住一户的格局。目前城市边缘的傣族村寨大多已经完成了新民居的改善，新民居的一层改变了以往架空的样式，许多人家都将一层设计成中间开放两边是独立房间的格局，或者直接设计成全封闭的一层。西双版纳自2005年以来进入城市化迅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所带动的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外来人口，他们大多在此经营五金建材、农副产品、餐饮等，新移民往往不会购买商品房，而价格低廉的城中村出租房就成为他们的首选。早期的城中村如曼景兰已经饱和，所以新移民将目光转向城市边缘新开发的村寨如曼贡、曼弄枫、曼迈等。他们大多租住在傣族新民居的一层，平均一间房月租300-500元，有些资本较多的人往往会租赁整个一层做仓库、餐馆、五金店或者茶叶店。而房子的户主就住在第二层，在这种几乎为零距离的居住空间上，本地傣族和汉族移民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傣族和汉族因传统文化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生活习惯，虽然傣族户主经常抱怨租房子的汉族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说话声音大，打扰到他们的休息，但是又不得不依靠汉族的房租收入作为自己的经济来源，特别是当土地被集体征用之后，失去了农业生产资源，日常生活中的粮食蔬菜也要靠外地运送。曼弄枫原村委会主任说：“我们景洪本来也不大，如果外地人不进来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不行了。没有外地人来，我们的菜都卖不出去，房子也租不出去，我们没有的东西也买不到，靠他们我们才有收入。建材啊、盖房子，你要什么人家都带来了都有了，我们自己人做不出来嘛。”(5) 访谈对象：西双版纳旅游度假区曼弄枫原村委会主任，访谈地点：曼弄枫村委会办公室。 在居住空间相互嵌合的基础上，本地傣族和汉族新移民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和日常生活联系，在城中村里，随处可见不同民族的人在市场里买卖农副产品、坐在出租屋下聊天。
图4 加盖三角屋顶的傣族民居
其次，对于即将重修民居的傣族住户，地方政府借用新民居建设图集和施工图集对其进行指导和服务。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傣族民众对建盖新房、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逐渐增加，但是鉴于他们对现代建筑材料掌握的技术有限，对功能性空间的扩大和传统样式如何相结合的经验不足，地方政府与相关的学术机构合作，制定出新型的傣族民居建筑，提供给广大百姓作为建房的参考。“我们州上与一些学校合作编辑图集，实际上是告诉他们如何用现代材料来建传统民居，保持他原来的传统风貌。还有把现代的居住功能放进去，引导他改善居住条件，提高居住品质。我们提出一些具体方案，免费送给老百姓，引导他来做。但他实际在操作过程中也不会完全按照你的图集，图集只是指导参考作用，具体的地形地貌不同，家庭条件、人口情况也不同，他可以自己选择。我们研究也在不断改变。我们现在在做钢结构的，因为现在钢材便宜，我们也在推动钢结构产业的发展，所以在研究这方面。实际上做出来之后免费指导老百姓应用，既改变了传统的居住方式，也保留了他们的传统特色”。(4) 访谈对象：西双版纳州城建局曾副局长，访谈地点：西双版纳州城建局。 在进行建筑样式指导的同时，政府对那些按照新民居参考范例建设新房的住户给予相关的财政补贴，通过利益保障来完成传统特色民居的再地方化生产。旅游度假区的曼景法村寨就是在政府的统一指导下完成的新农村建设，屋顶统一用蓝色的新型瓦材，墙体用砖材，墙面用白色粉刷。层高由原来的1.8-2.5米增加到2.6-3米，加大窗洞面积。房间类型上设置了独立的卧室、客厅、厨房、餐厅、卫生间等功能房，底层一边设客房以做旅游接待，另一边架空，可以做家务或接待亲朋好友。自从村寨统一规划之后，曼景法村民们大多将房屋一楼出租给外来商人做餐馆或者招待所，实现了房屋利益最大化。在民族特色村寨旅游的推动下，傣族的民族文化意识得到加强，相较于城市化初期盲目修建高层出租房，他们现在更愿意按照政府的指导方案修建新式傣族民居。这种“再地方化”的建筑文化生产，不仅可以形成文化象征资本，从而使地方民众获取经济效益，让他们意识到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源转化的可能性；而且也满足了傣族人传统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延续的需求。傣族是一个十分尊崇老人的民族，即便子女成年分家之后，也要留一个孩子在家和老人住在一起，赡养老人，通过传统居住习俗延续这个民族尊老的文化原则。同时傣族非常喜欢聚会，经常邀请亲朋好友来家中做客，喝酒唱歌，传统民居的大展台就是用于家庭聚会。因此按照传统格局来修建的新民居，实现了空间利用与传统形式的结合，避免了过度汉化而造成的家庭规模变化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
语文不只是一门课本上的学科，也是一门生活学科。初中语文可以增加学生的常识，教师要创新课堂模式，增加语文学习的趣味性，激发学生语文学习兴趣的提高。兴趣是学习的前提。如果没有兴趣，那么学到的知识也毫无用处。初中教师应通过灵活的教育方式，调动课堂的气氛，使语文不再是课本上的语文。对于学生的发言和课后作业，教师应随时进行评价，对优秀的同学进行表扬，鼓励成绩较差的学生重新进行思考。教师施加在学生身上过多的压力，会导致学生压抑自己的学习积极性，学习效率就会降低。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住宅即干栏式建筑的竹楼，其建材主要是竹、木、草排。木在竹楼中多作柱、梁。草排的用途是覆盖屋顶，起瓦的作用。墙壁、楼板连接物多用竹削制的竹篾。傣族传统民居分上下两层，“下层高约七八尺，四无遮拦，牛马拴束于柱上，上层近梯处有一露台，转进即为一长形之大房，用竹篱隔出一个角来做主人的卧室并重要钱物存储处；其余便是一大开间，屋顶不甚高，两边倾斜，屋檐将及于楼板，无窗。若屋檐稍高者，则两侧亦有小窗，后面亦开一门，楼的中央是一个火塘，煮饭烹茶，都在火塘上，主客集谈，也都围炉或蹲或坐”[12]。按照傣族习俗，一家几代同居一室，席地而卧，一人一铺。他们睡觉是有规矩的，“傣族以高处为上，低处为下，故一个村寨，或处于相同地势的几个村寨，所有人睡觉时头都躺向高处一方，即同方向”。“有的地区又是长者睡在里边，因里边为上，晚辈依次睡在外边，表示对长者的尊敬”[13]。在1990年代后期，国家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政策出台，严禁砍伐木材，建全木结构的傣族竹楼已经不现实了。虽然个别较为富裕的傣族居民盖起了现浇钢筋混凝土梁、板、柱的“竹楼”，其形式保留了传统干栏式特征，但是由于造价甚高，且全部为现场零星施工，对于民族地区的施工技术水平来说，质量无法保证。
图5 西双版纳商品住宅楼
图6 东南亚风情小楼
不论是因现代性生活观念和新的生计模式而导致的文化同质化，还是在传统主义诉求和旅游经济的推动下进行的地方性再生产，都是一个文化调适的过程。西双版纳的外来移民数量非常多，早期农垦系统的建立迁入大量湖南移民、以及昆明、重庆等地的知青，改革开放之后因边境贸易和城镇发展又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移民，西双版纳城市化的发展可以说是外来移民与地方政府及本地居民共同推动的，甚至外来移民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移民所带来的新技术、生活方式以及经济利益，是地方文化变迁的重要动因。从早期地方民众因经济效益和对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而忽略民族文化的保护，到后期地方政府倡导建筑“再地方化”实践中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进行的文化调适，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族群关系和新型边疆文化的构建。
四、“再地方化”实践中的族群关系
西双版纳城乡建筑的“再地方化”生产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全民文化行动，外来的建筑材料、汉族的建筑文化和内部格局在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主动性实践下，转化成民族建筑文化意义和价值的表征，而外来的建筑工人也成为再地方化的重要参与者。长期以来，民众话语中的“东南亚风情”成为建构西双版纳民族特色的参考系，在建筑表现上将三角屋顶、金色的孔雀和干栏式独栋民居作为傣族文化的代表。而地方政府把建筑造型元素应用在城市化建设和农村新民居建设上的举措，从当前西双版纳旅游业的兴旺和地方民众的满意度来看，无疑是成功的。首先，通过建筑表现而来的地方民族化塑造，强化了地方给予外界的特殊印象，使地方被人认可并形成一种象征资本。其次，在地方建筑的“民族化”实践中，挪用了很多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建筑元素，这种“国际化”的实践追求，在视觉效果上打造出既与内地汉族文化区不同的少数民族风情，又与东南亚国际接轨的区域特色文化，将傣族历史及其文化遗产与整个东南亚世界连接起来，“建构某种超越民族国家语境的叙事”。其目的在于体现出西双版纳作为中国与东南亚过渡地带的特殊性，为当地的边境贸易和旅游业打开市场。与此同时，当“再地方化”生产过程中的文化资本转化为实际的经济资本之后，少数民族开始意识到民族文化传承的另一层现实意义，在保证日常生活的基础上主动开展民族文化保护，使建筑再地方化生产不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是在民众的实际生活中真实地延续。
首先，傣族新民居的建设基本上都是由外来汉族修建。笔者在西双版纳的曼弄枫、曼贡、曼景法村寨调查时，看见许多正在修建房子的工人，据了解他们大多是从湖南、四川、云南墨江等地过来，长期在这里帮傣族修房子。因为在2003年寨子刚开发的时候，傣族人不懂画设计图，也看不懂施工图集，只能请汉族来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曼弄枫的岩扁说：“我们家的房子就是湖南人修的，他们按照城建局给的方案设计好样子，然后带了一个施工队来修。我们寨子五六户人的房子都是他们修的。他帮我家修好房子，我就把楼下一层租给他做生意。”汉族建房的技术得到傣族的认可，并由此形成了合作关系。傣族的房子汉族修，也成为西双版纳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标签。
首先，将无法改变房屋结构的汉式平顶楼房加盖三角屋顶。傣族传统建筑的典型特色就是歇山式屋顶，坡度较陡，重檐居多，屋面交错组合，外形轮廓丰富。但是许多城中村在开发初期完全以外来投资者为中心，牺牲良好的居住环境来换取经济价值。“老百姓以前很少见到这么多钱，现在人家一下子拿出几万块给你就可以改善生活，所以都乱来了，等到后面钱花完了才苏醒过来。当时也没有人正确的引导，没有人告诉他们要盖成什么样，要不要保留民族文化特点。后来大家意识到了，补救的办法就只有盖个帽子”。(3) 访谈对象：西双版纳州妇联玉主任，访谈地点：西双版纳州妇联办公室。 于是2004年之后整个景洪城开展了加盖三角屋顶的行动，并且将城区主干道两旁附加于建筑楼房外的小广告牌全部清除，换上民族特色浓郁的各式路牌、灯箱，从外形上达到还原传统建筑特色的目的。这种补救式的方法往往只是将傣族建筑元素作为象征性的添加，寻求统一的城市风貌，是通过行政手段驱使而来的“再地方化”创造，无法从根本上唤起地方少数民族传承民族文化、彰显民族特色的意识。
图7 汉傣同住一户
同时，因城镇化开发的需要，傣族的田地被征用，每家每户分到了1.5亩宅基地，除了自住的民居建房用地之外，傣族将其余的宅基地出租给外来汉族，修建宾馆、洗车场、家具城、歌舞厅等商业场所。在外来人口增多和市场竞争的影响下，许多傣族甚至将外来移民的需求提前纳入到房屋修建的过程中，笔者在曼弄枫看到的一户傣族民居旁边正在修建5层高的现代楼房，户主说这栋楼一个四川老板来投资的，楼房按照宾馆的格局修建，此前已经与开发者商定了建筑用途。同时在进行网络调查时，还看到一些傣族村民在微信朋友圈中发送房屋出租信息，例如“在建房屋一层整层出租，全框架结构300多平，旁边还有0.5亩空地，适合餐厅、写字办公等用途，欢迎有志之士提前介入按照你的用途及想法同步专(装)修改造”。但是因为所有的新建建筑都必须符合政府有关民族特色化建筑的规定，即便是按照汉族的实际功能要求来设计的楼房也必须修建成傣族的歇山式屋顶、以及象征傣族文化的墙面元素，所以在曼弄枫、曼贡等城中村就形成了傣族传统独栋民居与添加傣族文化元素的汉式建筑相互交错的空间文化景观，而汉傣之间的族群互动也在这样的生存空间中慢慢展开。
1）要响应供给侧改革方针，增加市场供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尤其是政府部门，要通过出台和完善税费价格、规划土地供给等政策，减少行政审批程序，将社会公众的消费需求与市场供给对接起来；
“空间被视为宇宙观或一种象征，也被建构为有如意识形态或政治经济条件，更被视为文化习惯，包括文化的分类观念与个人的实践”[16]。空间的利用往往反映出人的文化诉求和社会人际关系。而建筑正是空间中最直观的表象，与人的关系最紧密，日常生活的进行和社会互动都可以在建筑的修建和利用中得到体现。在城市化和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西双版纳成为内地移民和边疆少数民族共同分享的边疆城市，在居住空间和生计模式的影响下，汉族移民和本地傣族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嵌合式生存关系，包括相互杂居、租赁关系、日常生活买卖、信息交流等，但是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关系如婚姻、社会组织团体等在新移民群体与地方原住民中还未得到建立。同时在不同族群和文化的碰撞下，民居建筑和商业建筑也在发生变迁，地方文化再生产的过程，构建出一种包含了傣族传统民居样式、添加了傣族文化元素的汉式建筑以及汉傣建筑相互交错的多元建筑文化。
五、结语
西双版纳民居建筑和商业建筑的“再地方化实践”及其产生的文化结果是在多个场域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文化变迁。布迪厄在论述文化再生产时强调“权力场”的重要作用，因为权力场总能强有力地延伸到其他场域中并对其产生影响。就西双版纳而言，政府的主导是建筑“再地方化”运动的主导者，为了推动现代旅游业和增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而挖掘展示地方建筑文化资源，可见政治权力对文化发展的方向有着很大的规则作用。同时，作为文化主体和文化再生产的参与者，民众的客观需要、利益取向也影响着文化发展变化的方向。民居建筑的“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都是在经济利益的导向下出现的文化元素的流失和重组。而当文化元素成为“象征资本”被广泛认可之后，它又会以经济资本为媒介渗入人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文化中。文化是人的产物，是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创造性、适应性的结果。虽然“再地方化”是以行政力量为主导，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用自己的行动逻辑来创造出一种既保存地方特色又保证经济利益的模式。在政府、本地民众以及外来移民的共同作用下，一种新的边疆建筑文化展现在大众面前。
第二届兰心奖评委会主席、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副会长经纬先生在致辞中说：“兰心奖是中国家政业破天荒的一件大事。家政行业多年来一直被很多人不理解，阿姨们也缺少关怀，缺少职业荣誉感。兰心奖正在改变这一状况。希望大家能在今天的活动中汲取能量，化为行动，一起为中国家政呐喊，努力提高阿姨的职业地位，努力提升中国家庭服务业水平。”
参考文献：
[1]Philip Thomas. Conspicuous Construction: House, Consumption and “Relocalization” in Manambondro, Southeast Madagascar.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998(4):425-446.
[2]宗晓莲.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2):22-25.
[3]范可.“再地方化”与象征资本——一个闽南回族社区近年来的若干建筑表现[J].开放时代, 2005(2):43-61.
[4]孙九霞,马涛.旅游发展中族群文化的“再地方化”与“去地方化”——以丽江纳西族义尚社区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34(4):60-67.
[5]余达忠.旅游开发:民族地区再地方化的实践——以黎平侗族地扪村为例[J].铜仁学院学报, 2016,18(3):60-65.
[6]孙九霞,李毓.西双版纳傣族园泼水演员的类阈限体验研究[J].旅游学刊, 2016,31(5):72-80.
[7]光映炯,张晓萍.基于旅游人类学视角的民族节日传承与发展——以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30(1):45-49.
[8]陈丽坤.离析现代化与旅游对民族社区的文化影响——西双版纳三个傣寨的比较研究[J].旅游学刊, 2011,26(11):58-64.
[9]李倩.对西双版纳傣族新民居及新民居建筑材料的思考[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2000(1):71-73.
[10]胡海洪,柏文峰.探索传统民居合理的更新途径——以西双版纳曼景法村傣族民居更新实践为例[J].建筑科学, 2006(6):173-176.
[11]杨柳.全球化背景下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民居的保护与发展[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4,16(1):157-159.
[12]江应樑. 傣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579-580
[13]胡绍华. 傣族风俗志[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5:65
[14]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编纂委员会.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中)[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601
[15]周大鸣,王欣.边疆移民与西双版纳城市化发展[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49(3):55-64.
[16]黄应贵.导论——空间、力与社会[C]//黄应贵.空间、力与社会,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1995:3-7.
The “Relocalization ”Practice and Ethnic Relation in Urbanization of Xishuangbanna
WANG Xi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 410081, China )
Abstract : At the beginning of urbanization, the Dai Ganlan-style houses are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Han-style flat-roofed buildings that integrated in the foreign materials,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sciousness of Dai people is also declined driven by the economic interests. Local government conducts a series of “relocalization” reform movement, transforming the foreign building materials,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Han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into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architectur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ethnic minority. Foreign construction workers also become the important participant in relocalization. In the practice, local residents and immigrants create a model that preserves both regional features and economic interests with their own logic, producing a new frontier architectural culture.
Key words : “relocalization”; architecture; immigrants; Dai people；Xishuangbanna
中图分类号： C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1X(2019)06-0051-08
收稿日期： 2019-08-27
基金项目：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边疆民族地区汉族移民的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18CMZ037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欣(1989- )：女，湖南怀化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移民与城镇化，族群与区域文化。
[责任编辑：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