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日本对蒋介石“和平工作”的构想及其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蒋介石论文,和平论文,策略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对蒋介石的“和平工作”，也就是劝降、诱降工作，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史学界开始注意这一问题，但大多着重于对“和平工作”具体过程的叙述，而有关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开展对蒋“和平工作”的战略构想、企图和策略，却很少涉及。这就不利于深刻揭示日本对华“和平运动”的实质及其失败的必然性。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些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自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来，即着手开展旨在华北5省制造第二个“满洲国”的所谓“自治运动”。众所周知，华北分治运动是由驻华日军策划，并得到日本军部强硬派支持，采取策动地方实力派叛离的所谓“内面指导型”策略，造成“分治”的形势，这是这一运动的核心内容。这一策略是建立在对中国统一化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势力的过小估计，采取武力恫吓手段，利用中国封建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的基础上的。卢沟桥事变后的“武力解决派”及其主张，大致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日本外务省及属下的驻华外交官，鉴于华北分治运动造成的对华关系的僵局，从1936年上半年起，提出中国再认识论，并开始酝酿新的对华政策。5月，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提出《华北5省特政会》案，即“以打开华北现状，诱使华北五省结盟和将该地区作为对苏作战上的后方基地，确保掌握在我手中”为目的，设立特政会。该会在国民政府指挥地区华北5省设置，并隶属于国民政府，且由国民政府任命的“特政会指挥长官”来“实现适合于华北五省特殊事态的特殊行政”[①]。并在允诺“通过与南京的外交交涉解决华北问题”和“取消冀东政府”这两点的基础上，同被国民政府赋予相当权限的华北代表就下列问题进行交涉，以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一）共同防共；（二）取缔排日活动；（三）经济提携，协定关税；（四）聘请日本人顾问；（五）福冈上海通航等[②]。
《华北五省特政会》案这一对华新政策，得到了参谋本部实力派势力石原莞尔等人的支持，因此它不仅显示出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处理对华关系的新动向，而且基本确定了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本对蒋“和平工作”的基本构想和策略。这派日后则形成为“外交交涉派”。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战争指导集团采取“现地解决”的方针，妄图撇开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干预，在向华北地方当局讹诈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对此，“外交交涉派”表示反对，认为和平谈判必须以蒋介石为对手。7月17日，外务省东亚局在石射猪太郎局长主持下，拟定《关于华北事变的日华交涉纲要》，坚持认为，“和平”交涉“由外务大臣亲自在南京同蒋介石之间进行，这是绝对必要的。”[③]。同日，海军省军务局长保科善四郎提出了海军关于解决事变的方针，要求“广田外相亲自去南京，以蒋介石为对手，谋求华北问题以及一般中国问题的解决”[④]。为协调对蒋“和平”谈判的立场，7月23日，陆、海、外三省召开局长会议，决定在（一）不触及满洲问题，（二）在华北日华共同进行经济开发，（三）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兵三大原则下，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⑤]。7月25日，石射以广田外相的名义，训令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适时向中国传达日本政府关于现地解决、事态不扩大和待现地协定得到履行后迅速自动地将增派部队撤向关外的方针[⑥]。同日下午，日高会见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高表示：“蒋介石始终没有向日本挑战之意，知道战也终使中国不利。但由于其周围充斥杂音（例如有日本在事件告一段落后，借此次出兵，派川越大使南下警告政府，迫使其解决政治难题等传说），无法弄清日本的真意，因此蒋忧虑日本方面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苛刻条件”。高还透露：对现地协定，“持特别反对意见的人大概没有”[⑦]。
在东京，“对华一击论”占压倒优势。为迫使蒋介石迅速接受“和平条件”，日本军阀采取以武力逼迫其屈服后再转入外交交涉的方针。7月18日，陆军省军务课拟定《对华政策处理方案》，指出：应该将对华武力膺惩的实际效果及在平津帝国军队的存在，特别是以对北平、天津占领作为本次交涉的后盾，加以巧妙利用[⑧]。为此，近卫内阁不顾现地的停战协定，于7月11日、20日先后两次通过包括动员派遣国内师团在内的派兵案，并最终在27日的临时阁议上议决付诸实施。此时就连“外交交涉派”也迷信军事压迫的威慑作用。外务省甚至认为：“要把河北及察哈尔两省实际上变成塘沽停战协定地区，不给中央军一次全面的打击，并进而显示攻陷南京的气势，蒋介石是不会加以承认的。”[⑨]7月25日，日军进攻廊坊，接着又挑起广安门事件。29、30日攻占北平和天津。
日军在华北第一期侵略目标的实现，为已在现地交涉中失去的对蒋直接谈判重新提供了良机，“外交交涉派”随之活跃起来。7月30日，东亚局提出《外务省关于收拾华北时局的意见》，对军部积极准备扶植北洋遗臣，树立自治政权的企图，表明反对的态度：“在西南及其它地方政权已经崩溃，南京政权的中国统一几乎完成的今天，树立地方政权，通过与之交涉谋求事变的收拾，只是应付一时，而必将遗祸根于千载。”因为，“以往整个中国的排日抗日会激烈，我方当然要丧失商权，且汹涌澎湃的排日浪潮必将再次席卷华北政权，酿成第二第三个华北事变”。因此，“必须通过同中央政权的直接交涉来解决华北时局”。为此，向中国提出两个条件：“（一）南京政权完全承认梅津、何应钦协定（及土肥原、秦德纯协定）；（二）河北省（及察哈尔省）的治安由保安队维持，中国军队一概不准驻扎”[⑩]。这份意见书概括了外务省处理卢沟桥事变的基本态度。即承认中央政府对华北的主权，以外交交涉作为解决纷争的手段，可以放弃在华北地区制造特殊政权，但必须赋予该地区以特殊地位。显然，这大致沿袭了1936年上半年来的对华新政策。
7月31日，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部拜会石射，透露了前一天晚上天皇在会见近卫首相时，对开展对华外交交涉的关切，并询问能否在给中国军队一击前，由中国方面提议日华停战。石射表示若将他一直考虑的全面国交调整案与停战交涉同时付诸实行，和平则有望[11]。曾担任过犬养内阁外务大臣的贵族院议员芳泽谦吉也向石射建议：乘即将展开的在华北日华主力决战给中国方面以一击的机会，“迅速从表里各方面推进外交交涉。”“为进行表面的外交交涉，由广田外相亲自到南京。同时，作为秘密工作，事先指派与中国当局有亲密关系，能直接与之交涉的实力人物，作为近卫及广田的代表到南京，向蒋介石及张公权、吴鼎昌等其他人表明我方的根本方针，同时在上海方面对浙江财阀开展同样的工作，努力打开局面，走政治解决之路”[12]。芳泽在这份意见书中所提出的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采取政府外交与秘密外交相结合，利用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稳健派，造成中国内部的“和平”空气，最终达到迫使蒋介石完全接受日本条件的政治解决等主张，为石射等人所接受。日后的对蒋“和平工作”，基本上采取了这一谋略和渠道。
8月1日，石射、柴山、保科分别代表外、陆、海三省，围绕石射方案，协商和平条件[13]。并在8月3日的会议上决定，选派与国民政府办理对日外交第一人的高宗武有私交的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到上海，试探蒋介石的和平意向[14]。从此时日本方面提出的《日华停战条件》和《日华国交全般调整纲要》来看，主要有如下特征：（一）扩大非武装地带，将《塘沽协定》的一线南延至包括北平和天津地区。（二）取消塘沽协定、梅津——何应钦协定、土肥原——秦德纯协定，承认国民党党部在停战地区的存在。但由这些协定规定的中国军撤出河北省、取消排日抗日等依然不变。（三）取消冀察、冀东两政权，国民政府可以任意在该地区实施行政。（四）日本驻军的兵力恢复至事变前。（五）停战协定达成后，中日双方抛开成见，实现真正的亲善。关于国交全面调整的条件，主要有将满洲国搁置一边，日中两国共同防共，不排除在内蒙、绥远的南京势力，中国彻底贯彻邦交敦睦令，取消上海停战协定，废止自由飞行，降低关税，取消特殊贸易等[15]。上述两案基本上承袭了前述的《华北五省特政会方案》，体现了外务省1936年以来对华重新认识的主张，表明外务省企图以看似宽大的条件，引诱蒋介石放弃抗日路线，走与日亲善的道路。此时蒋介石虽公开表明抗战的决心，但又指示高宗武设法同日本方面联络，试探“和平交涉”的可能和条件。8月7日，船津到达上海，开始与高宗武接触。但仅隔5天，日军即向上海发动进攻，“船津工作”由此搁浅。
二
“船津工作”是被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的炮火所吞没的。但东京当局却认为，提出如此“宽大”的条件，蒋介石都没有显示出积极的姿态，说明其根本没有“求和”的诚意。因此，必须给蒋以更严厉的打击，以便创造有利的“和谈”局势和索取更多的利权。8月20日，陆海军统帅部在给天皇的《奉答要旨》中，提出了使敌方丧失抵抗斗志，制造“和谈”空气的具体方法：以海军航空兵力摧毁中国空军，反复攻击敌方的军事设施、军事工业地区和政治中枢[16]。关于讲和的时机，参谋次长多田骏认为：以10月中旬给上海方面之敌军以重大打击，和大概同时华北日军击溃面前的敌人时为最宜[17]。
攻占平津、进攻上海，并进而形成进逼南京的有利军事形势下，日本到底要谋求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与蒋建立什么样的一种关系？8月8日，参谋本部部长会议拟定的《华北事变处理纲要》[18]和以此案为基础10月1日四相会议通过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19]，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与“船津工作”的和平条件相比，有如下不同之点：（一）华北各种悬案，不以中央政府，而主要以当地政务机关为对手解决；（二）承认内蒙自治政府；（三）承认满洲国和上海非武装地带；（四）战争赔偿；（五）日中合办企业，实行经济合作等。从两案的审议过程和内容看，石射等“外交交涉派”所坚持的“船津工作”的路线得到了某种体现，但更多地贯彻了陆军分肢华北的一贯强硬主张，并追加了更苛刻的侵略权益。参谋本部成为对华关系决策的主体，表明不仅军事战略，而且对蒋“和平工作”的主导权也由外务省转向军部。这就预示，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日本的要价还会进一步提高，并由此规定了即将开始的“陶德曼工作”的命运。
迫于全国人民抗日的压力，蒋介石一方面在上海对日军的进攻，调集军队进行有限的抵抗，以期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诉诸即将召开的国联大会，希望借列强之力压迫日军撤兵。因此，10月4日，蒋介石对英国代理大使赫尔传来的日本方面的和平条件，明确表示：我们将抗战到底，直至中国的主权和行政得到完全保证为止[20]。
企图借10月攻势的余威，迫使中国俯首称臣的日本，一直坚持中日两国直接谈判，对英国等国的调停意向加以拒绝，但对中国政府诉诸国联的行动又感到非常惧怕。为逃避国际社会的制裁，日本不得不修改原有的立场。10月22日，陆、海、外三省会议不仅决定接受第三国的调停，而且还认为“英国等国善意的斡旋，只要方法得当，反而可以作为引出中国方面的一种手段加以利用，对日本是非常有利的。”并认为德意两国最适合于担当此任[21]。
10月下旬，参谋本部所遣第二部情报人员马奈木敬信中佐（原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武官助理）随德国驻日大使馆武官奥托，到上海会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正式要求德国出面调停。与此同时，又训令驻德武官大岛浩少将，试探通过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诱蒋求和的可能性[22]，由此揭开了陶德曼工作的序幕。
陶德曼工作历时近三个月，是抗日战争期间唯一一次政府间的外交交涉。对此，中外史学界已有许多论述。但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倘若蒋介石抛弃对国联的幻想，及时接受日本11月2日的“和平”条件，那么抗日战争极有可能就此结束。这是为侵略者辩护的强权理论，不符合历史现实。且不说广田外相的“和平”条件如何暴露日本侵华的狼子野心，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无法接受。即使蒋介石全盘接受，日本是否还会在此基础上得寸进尺、节外生枝呢？如果这种假设是否定的，那么，日本完全应该停止军事行动，给蒋介石以充分的考虑时间。而事实上，日军不仅没有收兵，反而于两天后在杭州湾登陆，攻占上海，并积极策划攻打南京。看来日本侵略集团在处理蒋介石国民政府问题上，还孕藏着更狂妄的计划。
随日军对中国占领地区的不断扩大，否定中国现政府的论调，在日本战争指导集团内部迅速抬头。早在7月中旬，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即准备了与中国中央军交战情况下的战略方针：摧毁蒋政权，促使建立能实现日、满、华提携的政权，以一举解决日华问题[23]。10月30日，陆军省军务课更明确提出了处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态度：“在南京政府最终未作反省，并不以此作为交涉对象的情况下，将其看作是一地方的共产政权，采取一切办法谋求其崩溃，同时扩大加强华北政权，指导它成为新生中国的中央政府。”[24]既然要把蒋介石一脚踢开，另行扶植傀儡政权，那怎么还有可能真心想与之进行“和平谈判”呢？难怪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影佐祯昭在获悉广田外相将和平条件透露给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后，恼羞成怒地说要将广田抓起来或杀掉[25]。固然，当时参谋本部考虑到与蒋为敌，将使自己在对苏作战中陷于不利，和担心蒋政权崩溃会导致中国四分五裂的状态，为共产党所利用，不赞成中断“陶德曼工作”。但基于侵略本性，他们一再以抬高“和平谈判”的条件，作为加强国内政治指导力的资本，在这种背景下，于12月15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的十一条媾和条件，其核心是要在中国建立政治新体制，即削弱中央政权和日军的长期驻兵[26]，以此为条件进行的“和平谈判”，其结果实质上与彻底否认蒋政权的武力解决论并无二致。
从陶德曼工作后期阶段起，上述国民政府否定论，在日军攻占南京后进一步蔓延，成为战时又一种处理对蒋关系的指导方针，从而在日本决策上层形成了两种倾向：一是正视蒋介石的存在，主张即使转入长期持久战，也必须以迫蒋接受“和平”条件为目的，始终承认它的中央政府地位，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包括军事打击在内的一切手段，促使该政权实现对日政策的根本改变。即“国民政府中心论”；二是另行扶植傀儡政权作为中央政权，使之彻底贯彻亲日路线，将现中国政府降为一地方政权，谋求其崩溃或并入“新政权”的麾下。即“新政权中心论”。1938年“一·一六声明”即是折衷这两种主张的产物。外务省在解释发表此项声明时指出：“此次不以南京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一方面预告新政权的树立及向着承认它的方向迈进。但另一方面又意识到南京政府的存在，而表明无视它的态度。”[27]即使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样暧昧的词句，避免用“否认”两字；以为今后同蒋介石国民政府或它的继承者进行“和平交涉”留条后路。这就是“一·一六声明”的真实意图。
三
如前所述，“一·一六声明”发表后，日本对蒋“和平工作”进入了“国民政府中心论”，还是“新政权中心论”这两种政略构想的重大选择时期。一方面由于日本先后在华北和华中扶植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断绝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否认蒋介石政权为中国中央政府的意向昭然若揭，与之进行公开的外交交涉也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又顾忌蒋介石的实力依然存在，和对“临时”、“维新”两傀儡政权的统治力量存有疑心，对诱蒋“和谈”仍抱有希望。“宇垣外交”正是在这种两难选择的背景下诞生的，并明显地表现出“对蒋工作”的政出多门和秘密外交的色彩。
宇垣一成是近代日本陆军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宇垣派”的首领。他一贯主张大力推进军备的近代化来有效实施“大陆政策”，是日军对外扩张总体战略形成的关键人物。同时他又不断施其影响力于政坛，深受政党、财阀青睐，曾多次被举为首相人选。宇垣在政、军界的强大发言权，以及他在对华关系、处理中日战争等问题上的主张，使得他成为能够打破“一·一六声明”造成的困窘，重开对蒋“和平”的渠道，平衡“国民政府中心论”、“新政权中心论”这两种主张尖锐对立的合适人选。
宇垣对出兵华北、扩大侵略战争规模持谨慎态度，因为企图通过“对华一击”，迫使（蒋）提携合作是一厢情愿。若能如愿以偿，是个奇迹[28]。同时，“从主张强调国际主义角度，对挥动棍棒也必须慎重”[29]。因此，“接着应该让霞关（日本外务省的所在地）发挥作用”，用外交手段解决事变。但为此必须辅之于军事打击手段，包括对南京、南昌等重镇实施战略轰炸。那么日本应该同怎样的政权进行外交交涉呢？对中国失陷后引起日本决策上层争吵不休的这一问题，宇垣提出了能够成为日本和谈对手的条件：能真正代表、统治中国，并能理解日本的立场，反苏的政权[30]。但在目前“各地方涌现的政权尚未摆脱虚弱的本质，中国人的排日抗日意识意外强烈，蒋政权的国内统制力相当存在”[31]的情况下，“应迅速用相当的条件，以蒋介石为对手，走恢复和平之路。这可能是贤明之举”[32]。为此，“必须对中国通实施总动员，带着（日本的）意向，同中国各界的要人进行接触。”[33]宇垣还批判军部干预外交的越权行为，认为“只要不对军部的越轨行动加以统制，就不可能使外交走上正轨”[34]；主张加强内阁的统治地位，实施一元化外交。宇垣在接受外相一职任命时，向首相近卫提出入阁的四项条件：（一）进一步加强内阁的团结，统一。（二）迅速决定对时局的方针。（三）实现对华外交的一元化。（四）不墨守不以蒋政权为对手的论调，等等[35]，正是基于他的上述主张。
蒋介石、张群等国民政府要员与宇垣很早就有来往。宇垣的上台，使他们大受鼓舞并对尽早实现中日“和平”交涉寄予期望。5月，蒋介石嘱咐张群电贺宇垣出任外相，借机试探日方对“和谈”的态度。张群还毛遂自荐，表示他本人或汪精卫愿意出面接洽。但宇垣深知张、汪在中国人眼里都是臭名昭著的亲日派，便指名要与新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接洽。
实际上，早在宇垣上台前，受小川平吉指派，3月萱野长知及其助手松本藏次已在上海开通经贾存德对孔祥熙的“和平”路线。小川是著名的中国通，与首相近卫文磨有着密切的关系，是近卫内阁智囊团的重要人物。宇垣上台后，便竭力控制这一渠道。乘6月9日萱野回国述职之际，6月11日宇垣亲自接见萱野，表明不取坚决排斥蒋介石的态度[36]。宇垣还指示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同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于6月23日在香港开始会谈。此外，宇垣还多次在会见外国记者的公开场合，直言要修改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政策[37]。宇垣上台后的一系列表示，大大刺激了现地的对蒋工作。
此时，高宗武秘密到达日本，谋求由汪精卫取代蒋介石出面实现“和平”的途径，引起日方的兴趣，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呼声甚嚣尘上。7月12日，近卫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提议，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决定采取“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提出“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的政权”[38]。日本政府所谓“第一流人物”，即指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等。1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又通过了《中国之新中央政府建立指导方案》，准备在攻占汉口后建立所谓“中国新中央政府”[39]。这实际上是对“一·一六声明”的补充：即日本所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仅是指国民政府内部蒋介石等亲英美集团，而不排除其它派别和集团。日本试图以拉出汪精卫亲日集团的“迂回办法”，或造成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的孤立而自行垮台，或使该集团与既成的“临时”、“维新”等傀儡政权合并，成立新的中央政权，来打开对蒋“和平运动”的僵局。9月3日，参谋次长多田骏在会见受《朝日新闻》主编绪方竹虎委派，即将赴香港寻找与蒋方人士和谈线索的该报编辑局顾问神尾茂时，明确表达了上述策略。多田认为：现在是讲和的合适时期。为此，蒋介石必须暂时下野，但将来可以再度出山。未来的新政权取分治合作的方式，由“临时”、“维新”以及放弃抗日路线的国民政府合并组成[40]。
坚决排斥蒋介石的主张，引起外务省内的“温和派”和在现地直接办理对蒋秘密外交的“民间人士”的反对。7月1日，石射向宇垣外相提交了一份《关于今后事变对策的考察》的长篇意见书，概括了收拾时局的四种方策：消极论（攻占汉口后，缩小战线，致力于重点地区的占领和防卫），新中央政权树立论（使“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未来在汉口建立的政权合并，推唐绍仪、吴佩孚等人为新中央政权的首脑），三政权大合流论（使“临时”、“维新”两政府与国民政府合并），国民政府对手论（以正统中央政权国民政府为对手实现“和平”），认为“消极论”和“新中央政权树立论”是下策；“三政权大合流论”也因国民政府与既成政权势不两立且以蒋介石下野为前提，故缺乏现实性；而唯有“国民政府对手论”，才是解决事变的最好办法。石射并提出了6项和平的基础条件：保持国民政府的体面，不给中国主权以限制，不以蒋介石下野为绝对条件，不干涉中国的内政，不要求取消国民党，以经济提携为重点[41]。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在意见书中认为：蒋介石辞职问题会引起我方的方针同中国内情的正面冲突。为暂时避免之，先讨论讲和条件，这些条件一旦被接受，就会置蒋介石以必然辞职的境地，这才是上策。我方在获得实质上有利的讲和条件后，因蒋的辞职问题而拖延战局的情况，绝对可以避免[42]。并警告说，必须在汉口陷落前达成和平，否则就会失去解决时局的机会，萱野也对日本决策上层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为和谈的先决条件的僵硬立场表示失望。
如果说石射、萱野等人的主张，是出自他们与中国长期特殊的关系而对中国政局有较深了解的话，那么中村则是在同蒋介石集团直接谈判陷入困境后，才痛感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的。7月18日，乔辅三携带孔祥熙、蒋介石磋商的结果，飞赴香港，正式向中村通告了国民政府对和谈的态度和对日本所提条件的答复：（一）中国停止反日。（二）通过缔结日满华三国条约间接承认满洲国。（三）承认内蒙自治。（四）不承认华北的特殊地位，但承认在全中国进行平等互惠的开发。（五）非武装地带在接到日本具体要求后再行解决。（六）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但是加入防共协定，还是缔结特别协定再予研究。（七）中国没有支付赔款的能力。针对双方谈判重大障碍的蒋介石下野问题，乔辅三转告了孔祥熙如下态度：“蒋介石主席本人甘持下野的态度，但是蒋先生果真下野，将由谁来同日本签订条约呢？又有谁有履行条约的能力呢？”“目前，我本人为行政院院长，居蒋之次席。但我本人实无抑制国人而同日本签订条约并使其正确履行的能力”。“时至今日，可否以行政院院长负全责而辞职。”至少在履行条约完毕前，蒋“必须依然处于其原有的地位”。孔祥熙还提醒道：“希望和平在汉口失陷前实现，汉口失隐后讨论议和将更加困难。”[43]。面对孔祥熙代表国民政府的上述表态，中村明白在蒋介石地位的问题上，中方不可能作出让步。因此倘若日本再坚持僵硬立场，“和谈”必将破裂。为劝说政府在蒋介石下野问题上作出让步，7月22日，他随萱野回国。
从宇垣提出入阁的4项条件看，其内心是要改变政府对蒋介石排斥的态度，但慑于板垣、东条等陆军强硬派的主张，他不敢与军方对着干。而如今，对蒋谈判处在十字路口，陆军进攻汉口又迫在眉睫，稍纵即逝的和谈良机一旦失去，不仅日军被迫陷于持久战，从而使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难以实现，甚至还会危及他的政治生命。因此宇垣决心接受石射、萱野、中村等人的意见，对要求蒋介石下野采取更灵活的态度，以打破现地“和平工作”的僵局。9月4日，宇垣私下向石射透露了上述心迹：“我认为关于结束事变，正如你的提案所及，只有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和平。自己也在大臣就任时就现情况打破1月16日声明一事得到近卫首相的谅解，但只是急于提出以蒋为对手的和平会引起骚动，因此只好等待时机。从最近的形势看，我以为现在已是着手这项工作的适当时期。如有可能想在汉口攻略前，与蒋达成和谈”[44]。但宇垣还是不敢过于拂逆陆军意志，便采取折衷的策略：即谋求与现国民政府间的和谈。和约签订之后，蒋介石下野，排斥共产党势力，建立亲日政权。为使和谈取得突破，宇垣表示若孔祥熙等人出面会谈，他本人也愿意出马[45]。9月4日，宇垣以“务必成功的决心”，派遣萱野再度前往中国，重开因“高宗武工作”而一度中断的“宇垣——孔祥熙工作”[46]。根据与萱野事先的约定，同日，小川面见近卫首相，竭力陈述与蒋和谈的紧迫性，以促使决策上层尽快拿定主意[47]，绪方也电令神尾留在香港，准备协助萱野[48]。9月8日，萱野从上海致电小川，请示：若孔祥熙等人誓约反共提出停战，日本是否接受。小川根据宇垣的意见，指示：必须确保在反共和平实现后蒋介石下野。为避免在华日军对停战提出苛刻条件，应由孔祥熙和宇垣进行直接谈判[49]。小川认为：即使孔祥熙的蒋介石下野保证，由于蒋的反对而无法实现，但它必然会引起蒋孔分裂。因此，与孔开始交涉也不会对日本不利[50]。宇垣大受鼓舞，决定采纳萱野的建议，在军舰上与孔祥熙直接谈判，并要求海军提供军舰。
然而，宇垣工作愈是取得进展，离“一·一六声明”就愈远。近卫并不真心想改变彻底否认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立场，军部更不允许宇垣的顾及蒋介石面子的“和平处理”方针，来妨碍其武力占领目标的实施。以兴亚院的设置问题为导火线，宇垣被迫于9月29日辞职。宇垣辞职，不仅使日蒋“和平工作”陷于停顿，而且标志着日本决策层内部通过汪精卫工作，实现与“临时”、“维新”两傀儡政权合并，来处理对华关系的“三政权大合流论”的主张占居主导地位。以后日本尽管也断断续续地开展对蒋诱降工作，但始终无法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谈判。
在抗日战争初期，“和平运动”主要目标是利用事变诱使蒋介石放弃亲英美路线，采取亲日政策，在此基础上确立日、满、华“共荣圈”，确保日本在东亚的霸主地位，以对抗欧美列强。为此，在策略上“和平派”主张对蒋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从日本开列的各种和谈条件看，华北的特殊化，非武装地区的设置和驻兵，战争赔偿，蒋介石下野等正是日本战胜意识的最露骨反映。这些僵硬的条件，终使蒋介石急欲妥协求和而不敢为，是日本的一大败招。
注释：
① ②须磨弥吉郎：《五省特政会由来记》，1936年7月16日稿（外务省记录《帝国对华外交政策关系一件·第六卷所收）；《现代史资料8》，日本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238、238页。
③ ④岛田俊彦：《“船津工作”等》，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中战争和国际的反应》，有斐阁1972年版，第107、105页。
⑤伊藤隆、刘杰编：《石射猪太郎日记》（1937年7月23日），中央公论社1993年版。
⑥《石射日记》（1937年7月25日）。
⑦《事变（日高参事官和高宗武会谈）》（致大臣第591号·致森岛参事官合第444号，川越大使发电文，1937年7月25日），（驻中华民国北平日本大使馆记录所收）。
⑧7月18日五相会议（首相因病缺席），与参谋本部第二课的联络（12、7、18），《中国事变处理》（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
⑨ ⑩外务省记录，A—1—10—30《中国事变关系一件》第二卷所收。
[11] [12]《石射日记》（1937年7月31日），石射猪太郎：《外交官的一生》，中央公论社1988年版，第304～305页。
[13]《石射日记》（1937年8月1日）。
[14]《石射日记》（1937年8月3日）。
[15]《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367～368页。
[16] [17] [19]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第1卷，朝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4、342、349～350页。
[18]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室印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别卷，朝日新闻社1963年，第257页。
[20] [37]户部良一：《和平使者——中国事变和平工作的群像》，沦创社1991年版，第69～70、210～212页。
[21]《中国事变关系一件》第14卷（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22] [26]格兰普斯：《参谋本部的和平工作》，《日本历史》，日本吉川弘文馆1982年8月版，第38、42页。
[23]《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5年版，第17页。
[24]《中国事变关系一件》第18卷。
[25]原田熊雄：《西园寺公和政局》第6卷，岩波书店1951年版，第172页。
[27]《中国事变关系一件》第4卷。
[28]角田顺校订：《宇垣一成日记》（1937年9月2日）第2卷，美铃书房1970年版。
[29]《宇垣日记》（1937年7月16日）
[30]《忧国私议》，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宇垣一成关系文书》所收。
[31]《宇垣日记》（1938年1月2日）。
[32]《宇垣日记》（1938年1月3日）。
[33]《宇垣一成关系文书》所收。
[34]《宇垣日记》（1938年1月14日）。
[35]《宇垣日记》（1938年6月13日）。
[36]小川平吉文书研究会编：《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938年6月11日）第2卷，美铃书房1973年版。
[38]日本外务省档案S491。
[39]《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
[40]神尾茂：《香港日记》（1938年9月3日），自家藏版1957年。
[41]外务省百年史编纂委员会编：《外务省的百年》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第315～337页。
[42]中村丰一：《关于解决时局的一考察》（1938年7月25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外务省记录A—1—1—0—30—43，《中国事变·善后措置》所收。
[43]《宇垣日记》下卷，第1247～1248页；户部良一《和平使者——中国事变和平工作的群像》第214～215页。
[44]外务省记录A—1—1—0—30《中国事变关系一件》第30卷。
[45]《小川日记》（1938年9月3日）。
[46] [47]《小川日记》（1938年9月4日）。
[48]《香港日记》第89～90页。
[49]《小川日记》（1938年9月8日）。
[50]《小川平吉关系文书》第598～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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