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论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求同存异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在长期的全面的领导工作中运用唯物辩证原理解决复杂矛盾、协调各种关系的一个光辉思想，也是他的独特领导艺术。本文从发展统一战线、处理外交难题、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探讨这一思想和实践，以便从这一分珍贵的思想遗产中汲取对我们今天有益的养料，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求同存异”，是中国传统哲学格言，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言简意赅，包含着唯物辩证法，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同和异是矛盾的统一体。异中求同，这是认识事物的普遍性，以探寻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同中求异，这是认识事物的特殊性，以区别事物的不同特性和分清界限。思想家、政治家在研究社会政治历史时，这两方面常常是结合起来运用的。例如，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对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生产方式作了认真的比较研究，既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判明事物间的异同关系，对于开阔思路，启迪智慧，深化认识，具有极大的作用。对事物间的同异关系研究得越全面、越精细，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道路就越宽广、越深远。周恩来就是具有这种特殊思想风格的伟人。
一、求同存异，正确处理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巩固和发展广泛的统一战线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统一战线的一位卓越的决策者和领导者。半个多世纪中国统一战线的历史发展，是同周恩来这一光辉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善于吸取传统哲学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深刻地分析和成功地处理统一战线的诸种矛盾，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独特风格的辩证思维方式——“求同存异”思想。
统一战线是不同的阶级、阶层、政党、集团为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而组成的政治联合。实质上是同和异的矛盾统一体。共同的利益、自愿结成联盟，规定了“同”，因为联盟的利益是共同的，所以是“大同”；各自的利益，规定了“异”，各自的利益对共同利益来说是从属的，所以是“小异”。这是统一战线的要求和特点。不然，统一战线不是建立不起来，就是破裂。又统一、又区别；有同有异、求同存异，是统一战线发展的辩证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同异关系，是协调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一贯思想 “求同存异”这一重要思想的红线早在大革命前后，周恩来就勾画出来了。1923年7月，周恩来在他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中号召：凡是“不甘为列强奴录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卵翼下的北京政府①。这条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只求反北京军阀政府之“同”，而存各自派别、信仰之“异”。之后，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国家主义派却攻击这是“阶级妥协”。周恩来批驳他们说：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是为进行“国民革命”，走完这第一步，将来共产党还要走第二步——“打破私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指明了国共合作的“同”和“异”。1926年底，周恩来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中指出：“国民革命原是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共同的出路”；而“各阶级却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更有各自所欲获得的利益”②。在这里，周恩来用阶级的观点分析了结成统一战线的各阶级的“同”和“异”。
1945年党的“七大”，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创造性地系统地阐述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他在报告中指出，要懂得统一战线的“统一性和区别性”。“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抗战的武汉时期，有人主张（作者按，指王明）我们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这是不知道我们无产阶级和别的阶级不同。”“那就是和人家混合在一块”。“‘左’的观点是天天讲区别，不去和人家共同行动”③，把“整个队伍推出去”，把自己孤立起来。周恩来在这里强调的“统一性和区别性”的辩证统一，不能“只有同而没有异”，是他第一次对统一战线“求同存异”思想的理论概括。
建国初期，周恩来又指出：“每个党派都有自己的历史，都代表着各自方面的群众。有人要求各民主党派都和共产党一样，如果都一样了，则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又何必联合呢？正因为有所不同，才需要联合。”“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为了广泛联合就不讲原则，凡是要求我们承认的我们就承认，那又会涣散了统一战线。”④他还进一步阐明：“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⑤在这里，周恩来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告诉我们，在事物的统一体内，“同”和“异”不仅是对立的，而且也是互补的，同是基本的，异又不妨碍同，而且在同能够更好发展的情况下，二者都是必须的。但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必须是而且只能是采取求大同存小异的方针。周恩来把这个方针贯彻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始终，不仅求大同存小异，甚或为了大同也存大异。
求大同存大异，不卑不亢，共御强敌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集团也成了我们的盟友。蒋介石参加抗战，有革命性、进步性的一面，但他的反共反人民的本质没有变。我们的总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即对其能抗日的一面是加以联合，对其反共反人民的一面是加以孤立和斗争；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派，深入龙潭虎穴之中，用大量的精力，最多的时间在重庆和蒋介石集团打交道，在求大同存大异中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这里，不卑就是在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交往中维护尊严，临危不惧；不亢就是在政治上坚持团结合作，交往中以礼相待，仁至义尽。尤其是在国民党当局制造反共磨擦，策划反共阴谋的时候，周恩来立场坚定、从容沉着、机智灵活地处理着各种复杂事态，更能显示他的这种气度。
抗战初期，周恩来应邀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国共合作，蒋介石出尔反尔，撇开周恩来按他原先旨意起草的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却提出要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然后执行”，同盟会由蒋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蒋介石的意图是要把共产党“溶化”掉，或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提出反建议，即采取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由共产党员个别参加国民党。这样，既挫败了蒋介石企图取消中共的阴谋，又表明了我党对国共合作的诚意。
1940年12月25日，就是四年前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放回去的那个日子，蒋介石忽然请周恩来到他那里，“大谈我们是患难朋友，大灌米汤。我看米汤不好喝，引起我的警惕，赶紧打电报给毛泽东同志，说这里面有文章。”⑥果然不出十天，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向党中央建议，将他留在重庆，不放弃挽救国共合作的最后机会，促使局势的好转。就这样，在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始终处在风口浪尖上，临危受命，大智大勇，出面处理了各种复杂的难题，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进步人士、包括中间阶层的同情和信任，极富韧性地维系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了共产党的威信。
求大同存小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了。这时还要不要各民主党派？按照苏联的模式，是一党制。周恩来指出，苏联的一党制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并非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关系的普遍原则，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中国各党派的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他强调，“既然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都能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团结在一起，那么，怎么能够设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能同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继续合作下去呢？这是说不出道理的。”⑦他认为，“清一色”必然会使我们的“耳目闭塞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⑧周恩来指出，只要拥护宪法，只要和国家的政策接近，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都是一盆清水就没有意思了”。“所以，从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只要还有党派的时候，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求大同存小异，这并没有坏处。”他说，长期共存，就是“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⑨这种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合作、一心为国的坚强决心和愿望。至于互相监督，周恩来强调，“首先应该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这是由于共产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极易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当然，“民主党派也应该原意接受共产党的监督”。
统一战线的“同”和“异”，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转化的 周恩来说：“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⑩不同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中求同存异的内容是不同的。革命阶段向前发展了，求同存异的内容和处理原则也要跟着发展，决不可停留在过去的阶段上，周恩来认为，“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右的观点把昨天是朋友而今天已成为敌人的人仍当作朋友”；“‘左’的观点把昨天是敌人而今天可能成为朋友的人当作敌人”(11)。前者如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后者如“九·一八”事变后，王明执行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周恩来说：“我们应该很好地分析，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才不会犯‘左’的右的错误。”
二、求同存异，是处理国际关系各种矛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方法
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善于在国际间尖锐的矛盾中求同，又善于在适当的条件下存异，他以这种高超的外交艺术被誉为“处理外交难题的能手”，为新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朋友。
求同存异，寻找共同点，实现和平共处 国际社会是由各个国家组成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周恩来从我国执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出发，为了世界和平，提倡“求同存异”作为处理国际社会各种矛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方法。他说，“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为了在地球上一起生存，就“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去“找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周恩来找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是有机联系、互为作用的整体，缺一不可。和平共处是目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前提，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维护主权、独立的必要条件，平等互利是经济关系的基础。一般就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恩来说：“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受到侵犯。”(12)“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如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13)这就是“求同存异”的指导方针，具有战略意义，是周恩来在国际领域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至于在具体的外交谈判中，为了达成协议，观点上的必要妥协、利益上的互谅互让，都需要求同存异的愿望和艺术。所谓基本方法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求同存异”、“互谅互让”不仅已成为我国处理外交纠纷的基本方法，而且被许多国家视为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特征而加以仿效了。正如周恩来所说：“为有利于导致纠纷的解决，有利于团结，为致力共同事业的合作开辟道路，求同存异应是最好的选择。”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倡者是周恩来，是他1953年12月在中国和印度就中国西藏地方问题进行谈判时提出来的。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缅甸时，又分别同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正式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回到北京后，周恩来进一步向英国驻华代办和日本朋友说明，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不应该只限于处理中印和中缅关系，它也可以适用于全亚洲，甚至全世界各国。”(14)现在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同世界上那种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以富压贫的霸权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进行斗争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求同存异，以诚释疑，促进亚非国家的团结1995年4月，在印尼的万隆举行了第一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由于美国势力的幕后操纵，会议开始阶段有些人的发言毫无根据地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新式殖民主义”，认为亚非人民当前的任务不是去向殖民主义斗争以取得独立，而是要同美国那样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在会议进行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杰出的智慧，迅速地作出了补充发言的决定。他健步走上讲台，发表了著名的“求同存异”讲话，鲜明地提出了会议的目标。他字字千钧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为了寻找目标的基础，周恩来提示道：“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15)周恩来进一步深入地说下去：“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16)这就是周恩来对实现大会宗旨所提出的求同方式和所确认的存异限度。周恩来以挚诚坦荡的胸怀向世界人民敞开新中国的姿态：“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17)
周恩来的发言使世界各国一下子缩短了与新中国的距离，为新中国赢得了极大的国际地位。当周恩来走下讲台时，无数记者冲出会场，用最快的方法发布这一重大新闻：“求同存异”已经成为公认的术语，大会的主题词。周恩来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杰出的智慧，扭转了大会的方向，促进了亚非会议的成功，促进了亚非各国的团结。
求同立异，如实行文，信守协议 1972年2月，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终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在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期间，大部分时间是与周恩来讨论国际重大问题和中美两国关系。由于双方立场各异，在很多问题上有过激烈交锋，但周恩来总是以高度的谈判艺术，寓论辩于说理之中，使对方感到尽管意见不同，中方的立场是有道理的，中国领导人的话是可以信赖的，进而双方最后达成共识。
经过双方反复讨论，决定发表一个联合公报，也就是有名的中美《上海公报》。美方本来想发表一个只强调共同点、不提双方分歧的公报，以显示其中国之行的成果。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做，并提出了一个建议草案，既列出双方的共同点，也摆明双方的分歧所在。这使美方大感意外，认为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美国国内无法接受的。对此，周恩来作了大量的耐心说明工作。他指出，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不讲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掩盖分歧的做法会给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一些幻想，也将会使他们失望，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周恩来建议，公报允许双方阐明各自的原则立场。这种实事求是的真诚态度使美方难以拒绝。
中美双方1972年2月28日达成的《上海公报》，形式独特，别具风格。公报首先列出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包括对国际问题的各项原则主张。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军必须从台湾撤走，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活动。美方则声明，它认识到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对于基辛格巧思所得的上述表达方式，周恩来是很欣赏的。双方较快地取得了一致。但接下去谈判美国确认从台湾逐步减少甚至全部撤走美军的一段，用词颇费周折，最后的表述方式基本上肯定了美军全部撤走的最后目标，驳倒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为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为下一步实现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原则基础。但为了照顾美方国内的政治困难，我方也作了一定妥协。周恩来正是根据上述策略思想，促使美方同意了公报的内容，我方的预想基本上实现了。
公报列举了双方的共同点，包括：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不应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双方准备在相互关系中实行上述原则等。把上述共同点写入公报，既照顾到美方的需要，也对美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在公报中还声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即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任何一方不拟代表第三方进行谈判等等。这些表明了我光明磊落的立场，对消除有关国家的疑虑是有益的。公报也写入了扩大双方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联系等内容，这对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和合作起了推动作用。
周恩来在会谈中所表现的坚定的原则性和充分说理的谈话方式，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十分钦佩。他们在回忆录中称道周恩来有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但讲话彬彬有理，入情入理，对形势和谈判对象了若指掌，对问题反应敏捷。基辛格说，“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是“信守协议的”。基辛格还说，周恩来“对哲学的论证，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运用自如”，“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这些都对促进达成协议及双方信任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三、异中求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文化的主体是民族，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不管哪一类文化，都是其文化主体的民族赖于存在的精神支柱。民族之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为互相之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必要条件；各民族都在寻求发展自己文化的条件，又使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求同存异”思想在周恩来的中外文化交流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运用这一思想，解决了许多十分复杂的问题和矛盾。
异中求同——寻求立足点，寄希望于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常常是以政府或国家之间关系来对待和处理，并且主要是与社会主义国家交往。但是，如果仍以这一方式去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往往事与愿违，为此，周恩来从中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性着眼，以战略眼光来审视这种关系，他首先提出“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18)，绕过国家之间的政治制度的不同，越过意识形态的分歧，直接与对方的广大人民交往，从而增进双方的了解与友谊。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与日本人民进行的文化交往。过去日本帝国主义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在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又追随美国恣意反共反华。显然，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和隔阂一时难以解决。但是，中国人民和日本广大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两国人民又有极其深厚的文化渊源。周恩来以十分敏锐的眼力，马上找到了与日本进行文化交流的基点，寄希望于日本人民，把日本人民与日本政府区别对待。他曾经会见过许许多多日本人士，这些人士中，尽管地位高低不同，文化修养各异，有的对中国文化了如指掌，有的对中国现实缺乏了解；有的对华十分友好，也有曾在侵华日军中服过役，甚至对中国人民犯有罪过而又有所悔悟的人员。周恩来始终坚持以诚相待，珍视两国人民结成的友谊，沿着两千年来中日两国人民所开拓的文化交流的道路前进。1961年6月，他在会见包括日本朋友在内的一批人士时说：“解放十年来，有上万的日本朋友见到毛主席、刘主席和我，表示谢罪。我们说这已经过去了，中日两国有近两千年的来往，发展了经济文化交流，同近两千年比起来，五十年的时间是很短暂的，而且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应该往前看，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经济文化交流。”(19)凡是来访的日本人士，几乎周恩来都会见过，他那真诚友好的态度，使日本朋友深为感动。同时，我国也派文化代表团或人士去日本访问，如1956年，我国京剧大师梅兰芳受周恩来的派遣，率团东渡，震动很大。梅兰芳曾于1919年和1924年访日，后因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尤其在1937年至日本战败投降这八年中，蓄须明志，长期辍演，以示抗议。这次赴日是开新中国文化界名流访日之先河，掀起了中日友好的热潮，为中日友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些都证明周恩来的立足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的思想，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异中求同——寻找共同的文化心理 文化心理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涵量和人与社会关系的涵量在人们心理上的积淀。每个民族因文化类型的差别，反映在心理上的色彩也就不尽相同。然而，在千差万别的反面却又存在着许多共同性的因素，特别是同一历史背景下民族间相同利益的需要。例如要求有比较稳定的环境，发展各自的经济和文化等，此时，民族间的共同地位就会超越个性地位，共同的文化心理就会随之升华。周恩来不仅是一位善于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统一各种矛盾的一流外交家，也是一位善于洞察民族心理而著称的伟人。中外文化交流常常碰到有关地缘政治的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使人束手无策。但是，周恩来却从调查研究入手，全面掌握某一地区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沿革，发现对方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有哪些亲缘关系，然后利用适当的机会，采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推动文化的双向流动。他曾对新疆的文艺工作者说，应该去伊斯兰国家访问演出，这正是考虑到新疆地处中亚腹地，与伊斯兰世界有共同的信仰和习俗的缘故。
周恩来对第三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时，十分强调与对方的文化名人、知识界交朋友。这是他把握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脉络同我们有许多相通之处的体现。对此，周恩来有十分系统的论述。他说：“他们大多数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的卖国贼、民族叛徒以及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豢养的走狗，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就连受外国欺压的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或先或后地站到了反帝爱国的立场上。”(20)我们与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遭遇和经历，促使民族之间产生超越民族的共同语言和共通的文化心理。这就为中国与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扩大了门户，找到了文化交流的基本条件，1955年4月，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的突破，既是政治上的突破，也是文化上的成功。因为亚非各独立国家，多数执政者都是渴望摆脱新老殖民主义的羁绊，尽快要求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爱国知识分子。周恩来正是抓住了这一关键，提出：“亚非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合作，以便有助于消除我们在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迫下所造成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21)使与会的各国政府首脑人物产生了共鸣，才有如此巨大的心理效应。亚非会议上的成功，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生机。仅是1956年，我国出访的表演艺术团体就达22个，抵达36国访问演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首次迎来了新中国的艺术使者。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思想为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他善于根据不同的对象和情况，运用一整套的“求同存异”原则，诸如异中求同、求同立异、扬同抑异、存异待同等等，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的实质，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为统一祖国和振兴中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巩固和扩大国内、国际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学习和思索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迪，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和外交工作开创新的气势和新的局面。
注释：
①《周恩来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版，第391页。
②《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页。
③⑥⑩(11)《论统一战线》，《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15、201、207、210页。
④《处理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四个关系》，《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63页。
⑤《建设与团结》，《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9-30页。
⑦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处理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四个关系》，《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348、350、350页。
(12)(13)(15)-(17)(21)《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建设与团结》，《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49-150、150、153-154、154、156-157、151页。
(18)《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建设与团结》，《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88页。
(19)《接见嵯峨浩、溥杰、溥仪等人的谈话》，《建设与团结》，《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321页。
(20)《论知识分子问题》，《建设与团结》，《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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