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银行业资本运营变化及其绩效探析_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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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7)03-0068-05

银行业的资金运作,一般是指扣除了库存现金(包括法定准备金)、同业存款和变现能力强而收益又好的有价证券外的资金部分的运作。按照这个标准,近代中国银行业上述部分大约占到40%左右,剩下的60%[1]66-67,银行才能自由运用。而这些资金,近代中国的银行业是怎样运作的呢?它们一直都集中在企业放贷,还是另有它用?如对企业放贷,又在我国产业资本的形成中起了多大贡献?本文就以近代中国银行业资金运作重心演变为线索,揭示银行业资金运作变迁的规律及其对产业资本形成的作用。

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发育不成熟,无法满足工商企业融资的需要。这样,工商企业往往在自身积累或依靠其他途径筹集到开办费后就无所剩余,“至一切流通资本,则恃借贷以资周转”[2]24而这种借贷在本国银行尚未创办以前,基本来自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过去丝茶两业,向占我国输出主要地位。其间采办、缫制、运销各阶段资金之融通,胥由钱庄独任其责。盖钱庄脉络遍布各省大小城镇,有指臂相连之效,无扞格不通之患。虽无分行支行之设,而穷乡僻壤,到处可以通汇。虽无工贷农贷之名,而农村及小工商业之资金,无不赖其周转。”[3]3到通商银行设立后,由于我国产业发展不充分,此时企业无法游离出多余的资金存入银行,银行也大多投向利润较高的商业流通领域,如通过钱庄拆放、为洋行提供流通资金。据聂宝璋的统计,在此一项的放款就达全行放款总额的60%以上。后来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变,但在一战以前工业的融资基本还是来自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那时,银行业务的经营,缺乏一个有效的业务对象,银行资本的运用,如果不假手钱庄,则根本难以和一般工商业者发生关系[4]123随后国内外形势的变迁,经营工商企业的利润大幅上升,从而吸引银行资金流向工商企业。

银行资金运作为何到一战爆发后发生转换?一战爆发后,原先占有优势的英法德俄等国忙于战事,放松了对中国事务的干预,进口减少,依赖进口的产品需求只得转向国内,国内经济发展得到了发展的时机。这样,国内企业出现了一个较快发展、盈利迅猛上升的时期。如纺织业,怡和纱厂的年均利润率,1914-1922年为65.2%,1923-1931年为21.7%[5]846-850。上海申新第一厂的利润率从开办(1916年)时的9.5%增至1919年的131%,至1920年时利润总额达到127.6万元,相当于创业资本的4倍多[6]58、84。大生集团1914至1921年平均利润率分别为,第一厂42.9%,第二厂42.7%;其中最高的1919年,第一厂达105.8%,第二厂达113.2%[7]126-129。面粉行业,荣家福新第一厂从1914至1921年之间, 平均利润率为127.6%,而最高的1915年和1917年达到了189%;阜丰面粉厂1918年利润率为56.2%,1919年是64.2%[8]125。烟草行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从1912至1936年之间,平均利润率达到30%以上,最高的1915年为249%。

轻工业的高投资收益,在煤炭、化学、造船等重工业部分中也体现出来。产业利润的大幅上升,使“该时期的产业利润率已被事实证明大大超过了商业利润率”[9]23。这样,银行资本自然趋向利润最高的行业。此时,“南三行”“北四行”等左右中国银行业的大银行都先后确立服务工商各业的目标,是与此密切相关的。正如金城银行所指出“银行与工商业本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斯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而投资之目的则有二:(1)专谋营业上之利益;(2)助长工商事业之发展”[10]126。

当然,银行资金运作的转向是建立在盈利高低的基础上,此时,企业赢利面普遍上涨,并超过商业流通领域,银行自然加大了对产业部门的倾斜。如金城银行对产业的放款(参见表1)。金城银行对工矿企业的投放虽然上下波动,但不管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与此相反的是商业流通资金呈下降趋势。这种变化正是银行按照利润高低所产生的资金配置结果,产业方面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11]459。这种扩充资金成为银行资金运作首次转向的晴雨表,根据所能接触到的材料,当时较大的银行都有着金城银行所显示的趋向。这点在浙江兴业银行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1917-1926年之间对产业的投资达到了35.0%[12]P205。

资料说明: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5、368页有关数字整理所得。

当然,一战所引发的工商各业繁荣发展的迹象,很快就被战争结束及随后的经济危机打断,银行原先对此的投资开始显露呆滞的趋势。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损失,银行纷纷由企业的一般中介转向直接插手无法按时归还本息的企业,或者派人驻厂加大监督力度,或者把企业收购到自己手中直接经营,抑或归入银行控制的管理公司委托它们管理并提供营业资金等等,银行资金运作开始了第二次的转向。

由于中国经济环境的非稳定性特征,银行业尚未在首次资金运作的转向中品味较高利润的现实成果,原先投放在产业方面的资金因多数产业的快速萧条而不断变成呆滞,这样,为了保证资金不受损失而有盈益,它们纷纷改变做法,开始从一般性借贷中介转到万能的投资者。

“一战”后,有所发展的产业虽然承接前期高额盈利的支持及银行的大力投放,暂时延缓了国外经济危机的影响。到20年代中期以后,市面开始对之有所显现,普遍露出不景气的趋势。“……市面之不景气,影响于工商业,促成工商业资金冻结。由于工商业资金之冻结,转嫁于银行,又造成银行信用紧缩。由于银行之紧缩,牵动于社会,更助成市面之不景气。”[13]5企业银根紧张,倒闭、开工不足、停工等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此时不但广大农村地区因资金大量流入沿海城市而导致资金紧缺,影响正常的生产活动,而且城市的需要也大为减少,“货币市场紧缺,商业倒闭接踵而至,就象流行病一样地蔓延开来,……银根紧缺对工业资本家来讲最为危险,因为他们大多数人主要是依靠银行贷款来维持的。在中国实际上没有工业债券的投资市场。贷款常常是以工业产品、原料、厂房和厂地来作抵押的。而所有这些项目的价格都在下降,但是贷款的利率反而在提高,这就更使工业资本家遭受致命的危险。到1935年,他们已经紧迫到了绝望的程度,……”[14]175-176当然,银行业本来可以凭借强大资金实力,肩负辅助工商业的责任,但毕竟,银行“究其最终目的亦在于营利。其资金来源,或股东之付托,或得存户之信用。其运用范围,自须择利而行,活泼安全为主。目前贷放于工商业者,既多半冻结,自不得不另寻出路……”[13]5这样,刚刚从商业流通领域转向为工业部分融资的银行,就面对预期高额收益短暂即逝的现状,为了挽回可能由此带来的损失,银行业的经营管理者们结合国内外形势,对呆滞现象较为严重的纺织业部门提出了六项补救措施:“1.各银行精诚合作,组一纺织大公司;2.将各行业已移转产权及有巨额债款关系之纺织厂,悉逮属于该公司,由该公司统一指挥之;3.其他各纺织厂愿加入者,应允其加入;4.聘请金融界有信用,经营纺织有经验者,主持之;5.一切组织,制造营业,全部信托之;6.各银行立于监督地位,不干涉其工作。”[15]2银行界企图通过设立管理公司统一接管处于困难、资金周转不灵或濒临破产、倒闭的企业,为它们提供必要的生产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的援助,以此挽救处于困境中的企业,最终收回滞留中的资金。根据严中平的研究,当时因“无力还债而被债权人接管的有永豫、汉口第一、上海纺织印染、恒丰、北洋第一、振新、申二、申五、恒源、大生第三、振华、裕中等十二家;无力还债而被债权人拍卖或收买的有大生第二、裕元、保成第三、华新、溥益第一、溥益第二等六家”[16]247-249。这些接管、收买的企业基本保留在银行业的手中,直接或间接地成为银行自身经营的企业。当然,银行直接经营企业的现象,深受1931年银行法的限制,一部分银行联合起来组织银团或信托公司以对共同或单独投放接管、收买企业的经营加以管理。到1937年时,由银行业及中国、交通等国家联合出资设立的托管机构有中国棉业公司、诚孚信托公司、中一银公司、扬子纺织公司、汇业银团等等。通过这些机构,一批资金周转不灵的企业重新获得新生。到1936年后,很大一部分脱离困境,转亏为盈。只是好景不长,很快就为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

银行业除采取上述措施对负债企业加以处置和自己经办企业外,还在存款大量上升的情况下,再次由工业的投放扩大到证券、保险等一切可以带来盈利的行业[17]33。一方面自己出资组织保险公司,如1929年,金城、大陆、中南、交通、国华、东莱等银行合资开办了太平保险公司;1931年,中国银行投资500万元成立了中国保险公司等[18]282。另一方面银行又注资其他保险公司,如广东银行同上海联保水火险公司,上海银行同大华、中国第一信用和宝丰三家保险公司,四明银行同四明保险公司,浙江兴业银行同泰山保险公司,通商银行同华兴保险公司,聚兴城银行同兴华保险公司,交通、金城、大陆、国华、东莱银行同中国天一保险公司都存在投放资金的关系[19]133。银行业向证券、保险等业扩充趋势,充分体现出银行业经营管理上的混业经营趋向,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为它们在内外激烈竞争的环境中谋得生存、发展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然而,我国银行的这种混业经营现象,从法律上来说,不完全遵行法规,但符合银行本身发展的要求,因为经营较好的银行基本都是以“服务社会”相号召,为社会各业提供全方位服务,正如聚兴城银行在劝业会宣言中指出“敝行忝列金融界,成立迄今已二十年,素以服务社会为前提,平时除调剂金融、扶助生产事业之农工商以外,对于本身所营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亦莫不克己从人,藉达服务社会之目的。他如提倡储蓄以发展平民经济;办理押汇押放,代谋商家资金之流通;增设代办部,代客买卖,把关转运,代理保险,租用堆栈,保管贵重物品等,均以繁荣市场,服务社会为宗旨。此外,如代收学费,优待学生汇款办理学生储蓄,增设学生咨询,尤欲于学界稍尽绵薄。”[12]217-218以全面的服务或万能银行的模式表面上为社会各业提供资金的便利,但银行业经营的混业化,实际上是出于业务限制、盈利点有限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当然,银行业由投放业务为主向混业经营方向转化,并非是经济真正发展的内在需要,而是受到经济不景气影响下的产物。它们上述不自觉转化行为却对银行业本身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为银行内部整个资金运作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混业局面能够彼此互补,使银行业在局势变幻莫测的条件下能够获得较好的经营效应。正如金城银行所设立的附属企业体制建设那样,都是围绕该行的投资决策,建立起农工商一体化并带有垄断性的一系列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所谓农工商一体化就是以其投资的工业公司为主体,农业公司要筹划为工业公司提供保质保量价廉物美的原材料,商业公司为工业公司负责原材料的收购和产成品的经销以及运输仓储等业务,使产供销各个环节联系贯通,并各有专职[20]85。像金城银行这样通过混业经营形式为社会提供一体化服务,实质上起到了分散风险、降低成本的作用,有利于银行的良性发展,以此增加了自身信誉和竞争能力。

银行资金运作的两次转变,基本确定了银行业的发展方向,但银行业资金融通的变幻对产业资本的形成起了多大作用呢?下面结合银行资金运用的两次转化重心,对此作一考察。

一战爆发后,银行对企业投资的增加,直接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和壮大。但一战结束后,西方各国并不是象传统观点所说的那样马上卷土重来,我国企业陷入到困境之中,事实上应该是西方各国受战争影响,原先对外输入的产品减少了,造成我国原料出口下降,导致工业有所波及。但战前高额盈利下扩张导致的生产力滞后现象又对当前投资减少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故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来工业有所减缓,但并非完全衰落下去。目前,根据有关数字看大约到1927年前后国外的影响才真正在我国各业中体现出来,此时不但工商务业,而且银行等金融业收益也大为下降,呈现出一个较大的低谷区域[1]119-125。但这种趋势很快就因为国民政府表面统一全国及制定的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而有所缓和。到30年代以后,在西方各国经济大萧条,尤其是美国购买白银政策的影响下,我国经济深受冲击,陷入萧条之中。后来在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的促动下,经济很快回升,各业重新焕发生机,盈利大幅增加,只是好景不长,很快便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中国经济在此期间的发展过程,银行业对此投放的资金基本一直往上增加,而没有因为工商各业的萧条减少(参见表2)。

上表显示银行业对工矿企业的放款总量上有了很大的增长,平均每三年就增加50%,如此增加速度是任何一个国家中少见的。但是,银行业对工矿各业的投放,究竟在产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中起到多大的作用?“筹集巨额资本以供工业化的需要,为甲午战争后中国自办新式银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中国银行业是否达成这个历史任务?”[2]85银行业肩负的历史重任,究竟对中国新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多大的贡献?目前学术界对此的看法还不统一,存在较大分歧。如按照吴承明、王宗培的资料进行折算估计,银行对于抗战前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贡献,大约不会超过6%[22]。按李一翔的研究,银行资本对产业资本的形成作出的贡献率大致在25%-33.77%之间[23]。上述两者的估计差距太大,而他们采用的估计方法各有所长,我们无法对之作出简单的评价,但如果我们对银行资产给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加以考虑的话,那银行对产业资本形成的贡献则为15%左右比较适当。这个比例若按目前的标准判断是低了,但对刚刚按国外方式组织、运营的本国新式银行来说,对工商各业的贡献是不算低的,基本跟银行资产与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相当。当然,这是无法跟先进国家相比的,如1936年中国银行资产总值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2.6%;而日本在1905年时银行界的资产总额已超过全国国民所得总额[24]349。两者差距很大,但如按当时中国工商各业的产值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地位来看,还是挺匹配的。故从此角度说,银行业对工业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相当积极的,但由于受到国内外条件的限制,其作用还是相当有限的。

综上所述,银行业受自身收益高低的影响,资金运作重心先后发生由商业流动资金倾斜→以工业资金一般借贷为重心→直接经营或管理工业为龙头的混业化发展过程,如此趋势符合了银行业资金运作的规律,适应了经济发展的方向。银行对企业的投资尽管数量极低,为我国产业资本的形成仅仅贡献15%的比例,无法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资金,但两者的关系明显越来越融洽,银行给予企业的资助呈现上升的趋势。

收稿日期:2006-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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