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试析——兼述我国早期国家诞生、文化融合等有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边线论文,城堡论文,我国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规模、结构和年代分析
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位于山东寿光县孙家集镇边线王村北的一个高埠上。城堡为大小两处，小者在较大城堡之内，居中偏东南。两城堡的中心都占土埠的至高处。它发现于1984年，是山东省经科学发掘的并已被考古学界所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原始城堡之一。
两城堡结构与构筑方式相似，唯规模不同。大城堡平面作抹角方形，方向10°。墙一边长240米，面积近57000平方米。四边城墙之正中各一门道，宽10米。两个城堡上部的墙基、原地面和建筑遗迹均遭早期破坏。除地面下的城墙基槽保存较好外，还发现了部分窖穴的残底。城墙的筑法采用先挖基槽，逐层填土夯实，而后在上筑墙的方法。基槽宽约7至8米，因基槽开口处均不见原始地面，故槽口之宽度多不一致。基槽内结构为不规则的斜坡尖底状，深5至7米。在两侧坡面上，因挖槽施工向上递次搬运土方之需，在槽坡不同深度上又掘出一些工作台面。北部地势偏低，槽底挖成浅沟形，有的地段沟底还开扩成小圆坑，或许是为施工时渗水之用。基槽内填土均经逐层夯实，质地坚硬。夯层厚薄不一，薄者5厘米，厚者超过10厘米。夯具痕迹多样，有不规则的椭圆形，大的直径10厘米左右，小的5至6厘米。还有作平行排列或扇状放射形排列的长条状痕迹。前者是以河卵石作夯具，这类夯具在填土中屡有发现，后者可能是以木棒夯打而成。
在墙基槽内夯层的不同深度，多处发现长方形或椭圆形的土坑，其内分别埋有人、猪、狗的骨架。有的多具人骨集葬于一坑。在北、西门道两侧的夯层内，埋有完整的龙山文化陶器，此类现象在基槽夯土内时有发现，但无规律性。这与远古建筑奠基仪式有关，属原始宗教活动的一种反映，出现在早期城堡的墙基槽之内，有重要意义。
小城堡与大城堡形制近似。形状，方向和门道同于大城堡。基槽一边长100米，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槽宽4至6米。因上层堆积破坏严重，有的地段基槽较窄浅。基槽内作斜坡平底。由于发掘面积小和上部早期破坏严重，未发现夯层内人、畜奠基现象。
大城堡西门一侧基槽内一圆形坑，内置陶甗一件，折沿方唇，分裆高袋足，是山东龙山文化较晚的遗物。基槽内出土的可辨器形陶片，常见鼎足计有长弧鬼脸形、外侧面鬼脸状的扁锥形、长“V”字形、边沿锯齿状的侧三角形等。还有高袋足直流上仰的陶甗、浅盘粗圈足豆等。与门坑内出土的陶甗时代一致。它们同诸城呈子遗址第二期文化第三期陶甗比较，时代略晚①。与胶县三里河第二期文化较晚的墓葬134号墓比较，时代近似或稍早一些。134号墓的资料经碳14测定，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3760±145年②。故推测大城堡的绝对年代约距今3800年前后。与大城堡同时的几处灰坑叠压和打破小城堡东南之墙基槽，小城堡基槽出土陶片与诸城呈子遗址第二期文化第三期陶甗比较，时代稍早，估计早于大城堡100余年。两个城堡虽然同属龙山文化时代，但小城堡明显早于大城堡，又由与大城堡同时的灰坑叠压和打破小城堡基槽现象分析，大城堡当建于小城堡被毁之后。此两个城堡的关系及现象，究竟反映了怎样的历史背景，还是有待研究的历史课题。
二、城堡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寿光边线王城堡的出现，是在原始农业经济区域内，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具体机制和推进社会的动力，又严格受控于古代自然条件，尤其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野蛮时代，更是如此。
边线王城堡周围是
河冲积平原。河原称巨洋水，源于沂山区，向北注入渤海，是山东境内较大的河流。这一带发现有数条古河道，城堡就位于两古河道之间的高埠上。这里有适于原始农业发展的透水性好的良好土质；中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腐殖质常年沉积下来，具有天然的自行肥效作用。城堡又处冲积扇扇沿下部的偏上地区，水资源丰富，古时下游不远处有沼泽地，附近高处有众多小块平原。在北温带温暖湿润的气候下，为先民在这里以浅种直播的垦发方式，提供了先天的优越条件。
我们祖先早已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在这里生产、生活和定居下来。城堡周围仅孙家集和胡营两个乡镇范围内，就已发现重要遗址50多处。早起北辛文化，中经大汶口、龙山、岳石诸文化直到商周，历史连绵不断。属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遗址，虽为数不多，却已证实人类的原始农业经济早在这里开始了。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如后胡营、火山埠下层等遗存，不仅面积大，文化堆积也普遍增厚，数量达9处以上。居民点密度的增加，反映了人们已开始摆脱在窄狭的土丘附近小规模的原始耕作，开拓了原始锄耕农业的新的发展区域。进入龙山文化时代，发现遗址13处之多，多数面积大，堆积厚，内涵丰富。边线王城堡的出现，象征着一个新时代文化的繁荣。这不仅体现在居民点基数的相加上，重要者是文化内涵的变化。实施庞大的城堡工程，要有周密的施工计划和方案，倘不具备对早期土木工程知识的一定积累，是难以想象的；实施此浩大工程所需人力物力也不是某个氏族或部落能解决的，它必须有一个凌驾于氏族之上的权力机构，驱使千万人群，作通力协作；城堡矗立在众村落之间，它脱胎于旧的氏族，又高居于村落之上，在政治、宗教、经济、军事等诸方面有了新的内涵。在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氏族内部急剧变化。主要为私人财富的增加，氏族内和不同氏族、部落间进行无休止的奴役、掠夺和惨杀等。基于这一历史现实，必需把社会纳入强化秩序之中。社会上层的最高权力者成了社会意志的代表者，他与他们的上层人群首先进入高耸的城堡。由此开始了新的历史时代，亦即文明时代的开端。
就中国文明起源，有的学者似乎为此铸成一固有的标志模式，即文字、金属加工和城市形成。无疑，这些皆为重要。然而，如何结合中国历史认识和理解，还有一些要商榷之处。也有的学者只固着于一个二里头文化才称其为最古老的文明，事实上还是文明起源一元说的翻版，也似乎低估和推迟了中国文明的降临。
先就文字而论，龙山文化时代发现不多，二里头文化曾发现过一些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和单体字。此类刻划符号难以看出与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有多少近似性，更谈不上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其实，这类单体字并不比大汶口文化发现的那种原始陶文有多少进步性。在构字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陶文都是写实画，属于图画记事范围。其实此类象形字体在商周铜器上并不少见，甚至有的写实性还更逼真。大汶口文化的陶文已经出现了几种事物形象组成的复合字体，尽管有的学者不认为这是早期的会意构字方式，倘与二里头文化的刻划陶文化较，后者至少还未见此构字方法。若按照文字是记录语言作为社会交际的工具这一定义出发，二里头文化也未形成真正的文字。事实上，在人类史上确有一些部族已进入文明时代，还没有自己的文字。以文字作文明标志，不具有普遍意义。
其二，金属加工问题。二里头文化已出现青铜器，且具备了一定的金属加工工艺。龙山文化的有关铜器资料相对要少，又多是红铜。因此有的学者就把龙山文化排斥在文明之外。其实，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的龙山文化地层里出土铜器小件，经光谱分析却是原始黄铜。黄铜是铜锌合金，其加工技术应先进于青铜。当然，二里头文化未见黄铜资料，并不能得出在金属加工方面，龙山文化先进于二里头文化的结论。中国文明的诞生有其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世界上有一些古老文明国度，是由于冶铁术的出现，使铁器普遍使用，加速了生产力发展，从而导致了氏族制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古代中国，青铜是一种珍贵合金，到商周时期，青铜加工虽获得高度发展，但是青铜工具却从未普及到广大劳动者手中。直到春秋之前，一面是青铜手工业高度发达，一面是在农业经济立国里的广大奴隶仍以石器从事生产。商周时期的石器较之龙山文化时代，并未明显的表现出有多少长足进步。
文时降临是由若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山东境内各大河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土质疏松肥沃，适于原始的垦作方式。再者，这里处于暖温带干凉气候类型区，最宜于干旱农作物的栽培生长。而且，适于上述土质气候的干旱作物——粟，早在7000年前北辛文化时，就被先民将其由野生粟培育成了栽培粟，成为古代人们最可靠的食物来源。在以上几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史前先民即使只用简陋石器劳作，也较易满足生活必需，进而较早地产生了剩余劳动，促使社会劳动分工的出现，激起氏族成员之间贫富对立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导致国家的出现。
其三，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城市为一历史范畴。有一定规模，又有宫殿建筑群体，固然可称具为城。规模较小，不具备宫殿建筑群体，也应为城。城者，主要指城垣而言，进入文明时代的城堡和都邑，都因其有高耸的城墙具有防卫功能，才有实在的含义。距今4000年前后，大致在龙山文化中晚期阶段，在黄河流域普遍出现了早期城堡，这些早期城堡所处地域的气候，土壤和作物品种大致相似。寿光边线王城堡只属其一。它们是有史以来一次重大社会变革的见证。
在山东境内，这一变革早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就已孕育着了。如果说大汶口文化中期已进入父权家长制，那么到了晚期，陈旧的氏族制已慢慢走到了尽头。在大汶口遗址的晚期墓中，仅10、47、60、117、126号几座大墓的随葬品，数量之多几乎占整个墓地出土陶器的四分之一③，在大汶口、曲阜西夏侯和胶县三里河几处遗址同时的晚期墓中，除少数大墓外还有众多的小墓和穷墓，葬品很少，甚至一无所有，窄小的墓圹仅容尸骨。在大汶口遗址的大墓里，除有丰富的陶器外，还有琢磨光洁的玉钺、镶嵌绿松石的骨雕品、象牙器。有的大墓还发现鳄鱼鳞片堆积，近似山西陶寺遗址大墓中那种作鼍鼓鼓面的鳄鱼鳞皮遗存。鼍鼓是奴隶社会的王室重器，显示了墓主人的显赫身份和地位。玉钺，是权力的象征，说明在氏族内部已形成了与广大氏族成员对立的特权阶层。
社会生产的发展，谷物除满足正常的需要外，开始了贮存。胶县三里河遗址的一个大汶口文化窖穴中发现一立方多炭化粟。农业的发展刺激了社会用陶量的增加，又因上层社会的特殊需要，也促进了精致制陶工艺的发展。快轮制陶技术的出现，使原始手工制陶业发生了一次革命。它不仅使大量生活用陶剧增起来，只为少数人专用的薄胎黑胎、白陶也应运而生了。这时制陶业已成为专门家族的行业。尤其在一般墓葬中陶冥器的普遍使用，反映了在制陶手工业中早期商品生产的发展趋势。
家猪饲养兴旺起来，它在早期经济交换中承担了特殊功能。在许多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出现了用猪头和猪下颌骨随葬的现象。胶县三里河遗址一个大型墓随葬猪下颌骨30多个个体，是墓主人生前占有财富的体现。家猪已成为衡量个人财富的尺度之一，实际上已是原始交换中作为等价物的一种支付手段，当属我国最早的实物货币形式之一。
各类剩余产品的出现和早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私有欲望使上层权贵再也满足不了已有的财富和地位。从事野蛮的军事掠夺手段以获取财物和奴隶较之剥夺氏族内部成员来之更易。为掠夺财富人畜而进行的战争成了一种时代性的光荣职业。这时不仅有象征王权的玉钺、体现玉室重器的鼍鼓，在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墓中常见那种死者躯体不全和身首离异的现象。善战富有的部落，地位日益上升。侵略和征伐迫使一些部落为着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出于经济利益，使源于血缘的感情及其关联日趋萎缩。这一趋势已逐日向文明时代靠近了。
进入龙山文化时代，虽然资料还不丰富，但是就现有已发表材料分析，还是有些线索可追寻这一巨大变革进程的。诸城呈子遗址是个中型遗址，共发掘龙山墓葬87座。依墓圹大小，葬具有无、陶器的优劣多寡及猪下颌骨、高柄杯的随葬情况，可分四类。即大型富有墓、较富有墓葬、贫穷墓葬和一无所有的小墓。按分布，整个墓地又分为北、东、西三个墓区④。这三个墓区，当属三个父系家族墓地。如果说大汶口文化所反映的大小墓葬的对立，还是氏族上层显贵与氏族一般成员间的分化。那么此时已以经济上的共同利益来划分人群，事实也就是阶级的形成。确认早期国家的城堡，不能简单地以东周时期的城市规模和宫殿建筑等来苛求。阶级的形成才是根本的前提，城堡的出现只不过是为维护统治阶级权益而相应产生的设施。我国早期的国家形态，很可能有一些是以城堡国家形式出现的。对于这样一个初具雏形的国家，各方面还都在自我完善中，况且我们现在仅是研究它们遗留下的残存，也不能因为见不到它的全貌否认其存在。
三、黄河下游至海岱之间曾是夏夷共同活动的地域
寿光县，古青州地域。王献唐先生认为历夏、商、周有一支夏禹后裔散居此地⑤。此说至今还是可信的。我曾两次撰文论述⑥⑦。今不妨再就此重要课题作进一步讨论。
（一）、二里头文化是夏和东夷等几个部落共同创造的部族文化。
夏族不是一独立的族支，在文献中记载颇多。如《孟子·离娄篇》：“舜生于诸冯，迁入贞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史记·五帝本纪》：“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论语·颜渊篇》：“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史记·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且授政焉……”《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孟子·万章上》：“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阴。”《纪年》：“益于启位，启杀之。”等等。由文献提供的线索略知，在夏禹前后，舜是夷人，皋陶作为一有德行的贤者，曾受舜的荐举，又是禹执政时的合作者，对夏王朝的建立卓有功勋，皋陶也是夷人。夏禹的合法传人是益，又是东夷人，而禹之父鲧因工作失职，殛于东夷之地；也化夷人，又如《左传·襄公四年》所记夏朝初年，太康失政于后羿，羿又为寒浞所代，其间四十余载，因羿、浞是东夷人，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夏朝初期遭异族入侵的历史。事实上夏禹前后，已形成了一个以夷夏为主的强大部族，姒姓家支和东夷各部落是其中的重要支柱，当然还包含一些其他氏族部落。他们之间为着共同利益和使命互相联合、同化，慢慢融为一体，取得了共同进步和发展。夏王朝正是从这个强大部族中脱胎出来的。所谓“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似乎混淆了其祖籍。实际上这只是血缘族别观念淡化，地缘观念加强的一种进步现象。这种不同氏族、部落间的融合形成了历史前进的主流。因此说夏代早期羿、浞相继执政及与姒姓的争夺，决不是异族入侵，只是“益干启位，启杀之”的继续。
部族的形成和发展反映在物质文化方面是错综复杂的。考古学上某族支的文化是该氏族或部落长期聚族于一特定地域，有着共同的传统生产和生活习俗，由其遗迹、遗物反映出来的遗存综合群象。但是，某族支远徙它方，与其他部落人群相处，长期的文化渗透其面貌就大不相同了。在一个地域内，近似的文化面貌，不一定是单一族属的文化。相反，同一地域内几个族支长期共处，也难以要求他们的文化面貌各自绝然不同。对处于平原地域的各农业部落，鉴于共同的地理环境，方便的交通，社会越进步，文化融合的进程也越快。
区系类型学说不仅帮助我们搞清不同族属、国别的各种文化，又指导我们研究各种文化的交流、同化乃至华夏文明的形成。二里头文化主要陶器组合有鼎、豆、鬶、三足盘、平底盆、瓮、罐、盉、斝、爵、觚、澄滤器和鬲等。如果说二里头文化只是豫西某史前文化发展而来，那么追溯这一带更早的史前文化，不难发现其主要器皿如鼎、鬶、盉等，并不见于原有常见器类中。相反，鼎、鬶等却是山东史前文化的主要器类。早在7000年前，北辛文化就已大量使用夹砂陶鼎为主要炊器，以后历大汶口、龙山文化一直盛行不衰。有的专家称山东史前文化是以鼎为炊器的古文化，是颇有见地的。构成二里头文化陶器组合中的鼎，可说既是其特点，又非其特点。众所周知，在二里头文化圈内，不少遗址的下层曾发现大汶口文化遗存，并与当地土着文化并存过。以后这里的大汶口文化并未演变为山东龙山文化，而是与当地文化融合，又不断吸收东方文化因素，形成了新的土著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与山东史前文化的关系，本人曾有拙文简述⑧。当然它还融合一些其他地区的史前文化因素，只是来自东方的文化较之更鲜明罢了。事实上二里头文化是在夏代一特定地域和时间内形成的一个强大的部族文化。
（二）夏代早期，黄河下游和海岱之间曾是夷夏部族的一个重要活动区域。从豫西发现的一些大汶口文化遗存分析，可确凿的证明早在5000年前后，山东史前文化已经传播到中原。可以说自山东黄河下游到中原豫西一带，沿黄河古道早已形成了我国最早的东西文化走廓。可想很早以前中原先民也已进入了黄河下游的泰山周围，在这里逐渐形成一个夷夏部族的活动中心。少康中兴是姒姓族支在夷夏部族内确立宗族统治权力，它可能是在中原完成的。直到少康之后，姒姓王室与东夷的关系从未间断。《汲冢竹书》：“伯杼子往于东海，至于三寿，得一狐九尾。”东海即今渤海，三寿或称王寿，即平寿，当今潍坊一带，此时当为龙山文化晚期到岳石文化早期。中原的古文化加强了对东部的影响。鬲曾是中原先民的主要炊器，构成了中原古代物质文化的主要特征。鬲在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已出现，主要分布在鲁西一带，向东延伸到淄、两河流域，再东迄今未见。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鬲作直口方唇折沿，分裆，乳状深袋足，多见素面。虽然它不同于中原的绳纹鬲，并且以素面鬲自成系统一直延续到两周时期。但是追溯山东史前文化，鬲不是东方的传统炊器，显然是来自中原文化因素的影响。证明山东与中原文化的早期交流，还有许多事例。不过，由于山东史前文化制陶工艺的进步，尤其龙山文化时更明显领先于中原，反映在陶器上，中原文化的东进，至少在龙山至岳石文化时代，始终没有改变山东古文化的基本面貌。
部族文化是由多族支融合的人群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起来的一种对特定生产、生活环境反映的综合模式。它与该人群的生存环境互为因果。体现在考古学上恰如其分。洛阳平原和泰山周围同是夷夏部族曾生存聚居的地域，因生存环境不同，在物质文化面貌上也不能截然相同，中原和泰山周围都各有自己的土著文化。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反映了土著部落与外来人群的交往融合，但在特殊条件下，反映在考古文化上不一定是全面的。尤其当客体文化进入一生产水平更高的土著文化领域，在新的文化融合中，其文化面貌会更有原土著的浓厚色彩。因此，如果认为二里头文化是豫西某土著文化融合东夷各族支形成的一支夷夏部族文化，那么，由于东西文化走廊的早已形成，泰山周围的龙山文化应是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又一支夷夏部族文化。
古史上有关夏禹治水传说，虽不是可靠史料，但与世界各文明古国流传的洪水传说相似，倘剔除其虚构的外壳，会发现其合理内核。古代黄河流域距今万年至八千年前后，是冰后期的温暖过渡期，气候普遍干燥寒凉，降雨量不大。进入距今八千至三千年间，转为温暖湿润时期，雨量普遍增加。这时山东一带新石器时代遗址多分布在河旁高地和距古河道不远的高埠上。边线王城堡正是位于两河道之间的一高地上。这是新石器时代先民与水患长期斗争中作出的选择。因此传说中夏禹治水的时代当在新石器时代较晚阶段，这是令人可信的。徐旭生先生经考查我国地形和有关史料，确认古代洪水发生和夏禹施工的主要地域在兖州一带⑨，也即黄河下游的山东泰山周围，迄今有争议者不多。姒姓和东夷各部落在这一地域共同与水患斗争的历史应是真实的。正是这种合作才促进了部族的形成和发展。洪水过后，他们又共享了在这块沃土上的农业繁荣。
有人认为山东没有二里头文化，也即没有夏文化，更谈不上源于山东，於是合乎逻辑的推理是山东古文化与夏文化毫无关系。若把二里头文化仅理解为姒姓族支文化，可能有些道理。这种观点只就二里头遗址而论也难统一起来，有关族属的讨论，还有其他重要认识也不能忽视。况且二里头文化还包含不了夏王朝全历史进程、倘研究夏初或更早一段的历史，更有不宜。在少康以前的夏史，应属另一研究课题。少康在中原巩固了宗法制的奴隶主政权，嫡系定居中原并不能排除其他族支散居他地。地缘因素和文化融合，相同族属东西分处，各自的物质文化面貌永远也不会一致了。这些姒姓孑遗直到商周仍在山东。笔者曾考证苏埠屯商墓群出土刻有所谓“亚丑”铭文的铜器，其铭文释为斟灌之“灌”，有人否之⑩。近年临朐出土西周晚或春秋早的有铭寻器(11)，又认为不是斟寻后裔之寻器。早年陈介祺收藏出土于潍县附近的周斟鼎(12)，近期临朐出土的周代寻器(13)，都是姒姓后裔的遗物，还不知何以否定。用商周铜器铭文资料，因属有确凿出土地点的物质资料，用以探索夏史较之有限的先秦文献更有可靠性。这些实物资料也能证实姒姓族支长期散居黄河下游和海岱之间的史实。
四、边线王城堡应是夏代早期的斟灌之墟
东汉人应劭注汉书，谓寿光县有灌亭。晋人杜预作春秋左传集解，说寿光县东南有斟灌国，……此说史家多引用，也有人认为不是先秦典籍而否认。今寿光仍有斟灌古地名，却是一处汉代遗址。然而，不能以时代上的错位，就否定在此寻找姒姓后裔的线索。这一地名起自何时无考，倘依此追寻姒姓足迹，也不宜照搬中原的文化面貌对号。应劭、杜预分别为今河南和西安人氏，考证斟灌，倘是杜撰，就豫陕丰富的古史遗踪，顺手可拾，又何必到齐地寻之。想必二经史家是有根据的。寿光斟灌地名，至少在汉代已继前人延用了。
笔者曾考释青州苏埠屯商代墓葬出土的铜器铭文，认为苏埠屯墓群与姒姓斟灌氏在商代的后裔有关。苏埠屯与寿光汉代之斟灌，虽各在异县，却为毗邻，南北相对，同在河下游。
寿光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与苏埠屯商墓群相距不足10公里，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被称为“禹都阳城”的登封王城岗城堡，也大于淮阳平粮台城堡。联系夏代姒姓家支的有关历史，证实姒姓一支散居今青州、寿光河下游一带，不仅有文献、古地名、铜器铭文，还有考古资料的证实。在夏代早期只有边线王城堡与斟灌之墟相当。斟灌氏之盛时正是姒姓嫡系衰微之季。当时，姒姓王室迫于东夷部落上层的政治和军事压力，被逼四处流亡。他们曾依附于同姓斟灌、斟寻。斟灌氏虽与夷人毗邻相处，但长期的共处和地缘关系的接近，为姒姓嫡系提供了最好的避难去处。况且从边线王城堡的规模，无疑显示了斟灌氏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这也为姒姓王室取得了安全保证。然而，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种可能性只是暂时的，边线王城堡延用时期不是很长，似是与历史事实相吻合。
至于夏朝纪年，夏起自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中叶，积年四百七十余年计。共历十四代，每代平均34年左右。自禹至少康约经170余年，即在公元十八世纪以前。此期后半段自太康失邦到少康中兴，正是姒姓宗室迫于东夷部落上层而流亡的时期。边线王城堡遗迹之大城约建于公元前十八世纪前后，小城早于大城百余年，这恰是斟灌氏之盛时和姒姓宗室衰微之季。边线王城堡年代与斟灌氏所处时代是大体一致的。
夏代姒姓族支在我国上古史上曾是黄河流域诸农业部落中的重要的一支。关于姒姓的兴起、发展、迁徙及与其他部落的往来、融合和相互消长，还难以说是已非常清楚了。至于夏朝早期历史的研究，虽限于文献之渺茫，考古文化之复杂，难说已成定论。但是在黄河下游的泰山周围北至海岱之间，却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探索的地域，它在华夏文明研究课题中，确是占有重要地位。寿光县边线王城堡的发现对以上课题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城堡所处位置与文献所记斟灌氏的地望相去无几。在年代上接近，又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相吻合，还有一系列商周铜器铭文为佐证，“斟灌之墟，是为帝丘”，边线王早期城堡就坐落在这样一个高大的土埠上。相信此一带还会有更新的发现，以进一步确定它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位置。
注释：
①④《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0年3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出版。
③《大汶口》，文物出版社。
⑤王献唐：《山东古国考》。
⑥《关于夏代早期活动的初年探析》，《夏史论丛》，齐鲁书社。
⑦⑩(13)《山东二斟氏考略》，《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⑧《试论二里头文化渊源——兼述泰山周围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族属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3期。
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
(11)《山东临朐发现齐、
、曾诸国铜器》、《文物》1983年12期。
(12)《潍县志稿》卷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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