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雪玲[1]2001年在《农业推广理论与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为迅速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力，加快农民收入的增长，必须在依靠政策的同时，加强发展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在未被转化应用之前，充其量也不过是潜在的生产力。那么为了使这种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就必须把三科(科研与推广单位的科技成果、学校的科技成果以及国外的科技成果)与三农(农村、农业、农民)之间的“桥梁工程”高标准地建好。“桥梁工程”指的就是农业推广。我国目前农业科技转化率非常低，每年虽约有7000项左右科技成果问世，但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仅为30％～4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0％～80％的先进水平。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农业理论水平不高，农业推广实践中的盲目性大量存在。此外，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推广体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其主要弊端主要有：农业推广行政倾向性强，推广机构单一，科研机构与推广机构双轨道运行，推广经费严重不足，不利于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因此，运用农业推广理论分析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改革现行农业推广体制已成为当务之急。以此来促进农业推广机构自觉地以市场为导向，进入市场的大循环，加速和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普及率、应用率，支撑二十一世纪我国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基于以上思路，本文包括五部分，现分述如下： 1．导言。该部分阐明了本文选题的背景、目的、意义及国内外研究动态，并对本文研究范围作了界定，对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做以说明。 2．农业推广理论基础。这一章首先介绍了农业推广的特征、功能，接着介绍了农业推广基本理论，包括需要理论、教育理论、具体行为改变理论，农业技术扩散理论以及人力资源理论。 3．国内外农业推广体制模式比较分析研究。该部分首先将世界现有的农业推广体制模式分为6类：①以政府农业部为基础的农业推广组织体制；②以大学为基础的农业推广组织体制；③附属性的农业推广组织体制；④非政府性质的农业推广组织体制；⑤私人农业推广组织体制；⑥其他形式的农业推广体制，接着对美国、日本、联邦德国等比较典型国家的农业推广体制进行了介绍、分析、评价，随后对我国农业推广体制现状进行了基本述评，指出存在的问题。目前，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技术需求与技术供给脱节。②推广体制限制农业推广走向市场。③行政性的推广体制，使得推广经费来源渠道单一，经费总量不足。④各学科、各专业在技术上难以相互配合。⑤不注意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⑥教、科、推相分离，难以形成合力。在对宏观方面分析之后，又接着对微观方面—农民科技接受率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最后，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外农业推广体制对我国的启示。 4．中国农业推广体制改革思路与模式。这一部分首先对入世后农业推广面临的宏观环境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农业推广面临形势的严峻性，提出了推广体制面向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指出了改革的方向与思路。随后根据推广原理、系统原理、结构原理、控制原理，对农业科技成果按其公益性程度进行分类后，构建了以下6种农业推广模式： ①政府+科技单位+农产——协作型模式②科技单位+产业主体——产业型模式③科技单位+基地＋农户——基地型模式④科技部门＋企业＋市场＋农户——企业型模式⑤科研单位＋市场＋农户——市场型模式③民间团体协会＋农户。 5．中国农业推广体制改革政策与措施。农业推广体制改革必须要有相应的政策与措施保证：①强化政府调控，改善农业推广宏观环境：②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多渠道筹资渠道：③大力开发人力资本，培养高素质的推广人员；④教、科、推三结合，提高农民科技接受率；⑤农业推广服务体系社会化；③鼓励发展农民专业技术协会。
钟秋波[2]2013年在《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研究》文中认为面对农业发展的新要求、国内农业资源的约束和国际市场的巨大挑战,提高农业科技转化率,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实践证明,有效的农业科技进步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创新,更重要的取决于有效的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是改善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作为促进农业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是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基础和组织保证,也是我国政府对农业支持和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主导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已不适应新阶段农业发展的要求,需要改革和创新。虽然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组织体系、推广内容、推广方式等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但总体而言,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研、推广、生产三者衔接不紧密,推广人员素质偏低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创新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完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体系与保障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兼顾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以理论分析为基础,在对相关文献和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典型调查及案例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现状与弊端,对我国超级稻推广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总结了美国、日本、印度三国农业推广体系的特点和成功经验,提出对不同类型农业技术进行分类推广,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推广组织的作用,建立高效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组织系统；构建了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的保障机制；并对高校农业科技推广体制进行试构建,研究制度框架中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推广模式。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第一,与农业科技推广相关的文献和推广理论研究,包括国外主要研究动态、公共产品理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理论、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第二,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现状与问题研究。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投资机制、推广人员等方面,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特别是通过我国超级稻推广的典型调查,为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现状研究提供依据。第三,国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考察,重点介绍了美国、日本和印度推广体系的经验和对我国的启示。第四,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创新体制研究。探索和创建了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政府农业部门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主体,高校、科研机构与市场型组织紧密结合,按科技成果的技术特征分类,对不同类型农业技术进行分类推广的多元化农业推广系统。第五,农业科技推广保障机制创新研究。对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法律保障体系、投入保障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等进行研究,力求为农业科技推广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坚强的后盾。第六,高校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试构建。以发挥我国高校农业科技推广的潜能为出发点,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我国高校农业科技推广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推广模式创新。第七,我国以大学为主体的农业科技推广实践与探索,分析大学农业推广的优势和面临的困境,以河北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科技推广的典型模式为案例,分析我国大学推广模式的创新实践,探索我国大学农业科技推广的成功经验。论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公共产品理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原理、农业创新扩散原理和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研究的理论依据。农业科技推广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政府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主导作用。大学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源头之一,要发挥农业高校科技推广的优势和潜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高效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路径依赖决定并影响着推广制度变迁的轨迹,因此对我国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不能完全抛开既成的体制和运行机制。(2)美国、日本、印度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构建的经验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和创新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应建立健全我国法律法规体系；加大政府投资力度,鼓励企业、组织与个人参与农业推广投资,形成农业科技推广多元化融资渠道；加强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之间的协作,建立产学研推一体化的科技创新体系：充分发挥农民协会、涉农企业等市场组织的作用；通过严格的考核和培训制度,提高推广队伍综合素质。(3)我国现行政府主导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存在着职能不清,管理体系不规范；农业推广与农业教育、农业科研衔接不紧密；投资机制不健全；推广队伍整体素质较低等问题,制约了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影响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已迫在眉睫。(4)鉴于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现状和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应明确实行分类推广,公益性推广服务主要由政府推广机构承担；经营性推广服务主要由市场型推广组织承担；中介性技术推广采取政府调节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我国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以政府农业部门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主体,高校、科研机构、市场型组织紧密结合,按科技成果的技术特征分类,对不同类型农业技术进行分类推广的多元化农业推广系统。(5)提出加强政策法律建设、强化农业科技推广财政投资、建立多元化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人才队伍建设、加快网络信息平台建设等保障措施。(6)高校具有人才、知识、技术、信息的优势,开展农业科技推广优势显著,是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对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实现农民增产增收具有引领、示范和推动作用。多年来我国大学推广模式创新实践为构建新型“大学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奠定了基础。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构建现代新型农业服务体系过程中大学理应当仁不让。大学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是我国一项可行而有益的举措。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制度设计必须突显农业大学的重要作用,突出高校农业科技推广产、学、研三位一体的融合特征,调动科教人员、推广人员、企业参与农业科技推广的积极性。论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本研究从推广体系和保障制度两个方面探讨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对高校农业科技推广的基本框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推广模式进行试构建,从体制创新角度进行研究论述,在研究视角方面较以往研究可能具有一定创新。(2)以四川省超级稻推广实地调研为例,从种植效益、农技人员推广积极性、政府经费和补贴政策四个方面对影响农户种植超级稻的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加快超级稻的推广速度和效果必须构建一个高效、灵活、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结论,这部分的实证研究是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现状的有力证明。(3)提出了按科技成果的技术特征分类,对不同类型农业技术进行分类推广。确立了政府型主导模式在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中的主体地位,并对农业高校科技推广体制创新进行了试构建,这些创新性设计主要包括新的组织体系、运行机制、推广模式。(4)从实践层面提出推动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顺利进行的保障机制,即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有效的政府扶持政策；投入保障机制创新；激励约束机制创新；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5)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采用案例分析法。用调研个案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现状进行分析,总结了河北农业大学的“太行山道路”、东北农业大学的“农业专家在线”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一体两翼”科技推广模式三个不同类型大学农业推广实践创新的案例,深化了农业推广的研究,有针对性地解决了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结合问题,弥补了我国农业推广研究案例分析不足的缺陷。
樊启洲[3]2000年在《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业技术推广体制直接关系到农业科技成果的传播扩散和农民的采纳与应用，进一步影响到农民的增产增收、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自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制就表现出了诸多不适应，我国各级政府对此也作出了相应的改革和调整。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以及改革的非系统化进行，使得农业技术推广体制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本文旨在对农业技术推广体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通过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进而提出相关建议以确定农业技术推广体制的新的制度安排。 本文共分九章，第一章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对几个重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说明，对有关的研究动态进行了归纳，并对本文所采用的方法和结构作了简要介绍。第二章对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制的历史演变按五个阶段进行了回顾，以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第三章对有关国家的典型农业技术推广体制做了一横向比较，以提供借鉴作用和参考依据。第四章运用有关理论对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的一般规律进行了分析，以便为改革方案的形成提供理论依据。第五章和第六章属于实证研究的内容。根据问卷调查的材料，第五章对农业技术推广组织的环境因素和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分析，以便从环境角度找出影响农业技术推广低效运行的原因；第六章对农业技术推广的主要障碍因素进行了排序研究，以便发现农业技术推广的主要制度障碍。第七章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农业技术推广改革的实质作了进一步认识，并勾画出了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第八、九章是本文的归宿，是根据前面各章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而对农业技术推广体制作出新的制度安排，第八章是关于组织结构方面的重新安排，而第九章是关于运行机制方面的创新安排。
董智玉[4]2007年在《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效率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户生产经营结构出现多元化格局,对农业技术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性。而我国传统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在体系和制度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面对新的形势,不能有效地满足农户多样化的技术需求,导致农业推广效率低下。本文主要探讨和分析影响农户采用技术的各种因素,并从农业推广体系内部中找到导致推广效率低下的制度和深层次原因,从而为农技推广体制改革提供实证依据,使之能够真正满足农户的技术需求。本文在理论部分,运用发展经济学、技术诱导理论对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户技术采用进行分析;在实证部分,根据内蒙古武川县三个村抽样调查的数据,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采用马铃薯脱毒技术的因素进行参数估计。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采用技术与农户年龄、耕地面积、农业推广部门的技术指导和培训、非农收入比重及农业贷款等因素有较显著关系,其中农技部门的指导和培训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这表明农业推广部门对农户采用技术起着较大的推动和引导作用,同时客观上要求其加强和改进工作,提高推广效率。根据调查结果,农业推广部门在对农户技术指导的工作上相当的薄弱(这一点应当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这与农业推广机构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和面临的经费短缺有直接关系,因此,改革农业推广体系和其内在机制已势在必行。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对策和政策建议:增加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多渠道多元化推广、建立信息“双向传输”机制、加强农民技术培训工作。
张萍[5]2003年在《中国农业推广体系改革研究》文中指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进入全面高速发展的新时期,取得了辉煌成就。追本溯源,除政策、投入等因素外,农业推广与农业科研、农业教育一起,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农业推广体系作为促进农业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和途径,是农业推广工作的基础和组织保证,也是我国政府对农业支持和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国建成了自上而下完备的农业推广体系,为推动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产品产量提高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然而,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行农业推广体系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延续下来的,20余年来没有根本性改变。体系中部门割裂、条块分割、效率低下,推广队伍人员混杂、素质偏低,长期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下形成的农业推广体系及其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已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农业推广体系改革已是当务之急。本研究结合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现行农业推广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探讨其形成背景、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农业推广体系改革研究必将意义深远。本文在重新界定农业推广内涵的基础上,运用技术创新采用及扩散理论、农民行为改变理论和农业信息系统理论等,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现行农业推广体系特点及运行机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大量实证分析,分别对农业技术的研究、推广和采用三个子系统进行了研究。运用系统论方法,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农业推广体系中各行为主体——政府农业推广部门、农业科研部门、农户、农村技术经济合作组织等,进行探讨和分析,旨在寻求影响各主体发展的制约因素,从而探索农业推广体系改革的内在规律及相应对策。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理论联系实践、历史结合现实,并运用了系统思维方法、理论分析法、比较法、实证分析法、归纳法等。纵观国外农业推广体系的形成和演变,尽管都是为适应本国农业发展的需要,但却有着共同的经验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主要有:加强政府对农业推广体系的领导和支持;农业推广内容多样化;加强农业推广经费投入,资金来源实施政府强制性;加强农业科研、教育、推广部门的协作;充分发挥农业合作组织和企业等市场组织的农业推广作用;不断提高推广队伍专业素质,对农业推广人员实行优惠政策;改进推广手段,提高推广效果;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不断提高农民素质;不断完善农业推广的立法等等。作为我国农业推广主体的政府部门推广体系,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改革,目前已形成种植业、林业、畜牧、水产、农机、水利、经营管理等从中央到
苏毅[6]2017年在《1949年以来陕西农业推广史研究》文中指出陕西农业推广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业生产与推广工作,这也是陕西农业推广事业发展最快的一个阶段。建国六十余年来,陕西农业推广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还存在着诸如推广体制不顺、基层推广人员不足、学历不高、农民文化素质低、推广经费不够、成果转化率低等系列问题,影响着农业推广工作的有效开展。以史为鉴,镜像历史,指导现实。对1949年以来陕西现代农业推广的历程进行梳理,开展推广史研究,展现发展脉络、总结智慧经验、探求方法规律,借鉴指导推广中问题的解决,意义重大。本文在挖掘和总结学界相关资料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文献研究及结合访谈调查的方法,对1949年以来陕西农业推广史进行了研究。1949—1957年,陕西现代农业推广的起始期。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对农业推广提出了迫切的需求,这加快了陕西各级农技推广站的建设,伴随着陕西合作化的开展、农场的建设,陕西初步构建了现代农业推广体系;采取了群众性选种推广、丰产竞赛及技术良种推广和典型示范等推广形式,加快了技术良种方法的推广应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农业推广,陕西紧密结合实际,构建推广体系并通过一些方式开展推广,推广工作取得较快发展。1958—1978年,陕西现代农业推广的曲折波动期。合作化的完成,社会整体极“左”的环境,诱发了农业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等运动,这些“运动”对陕西农业推广产生了严重影响和冲击,一度造成机构撤销、人员下放、体系瘫痪,全省四级农科网的建立使得推广得到有限恢复;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得陕西农业推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运动式”推广、“五风”下推广、文革中农民自身以及利用“农科网”开展推广成为了推广的主要形式。这一时期的推广,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推广了些许技术良种,然而对陕西农业推广事业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影响,教训十分深刻。这一时期,受各种“运动”影响,陕西农业推广体系遭到破坏,推广处于历史的低谷期。1978—2000年,陕西现代农业推广的恢复发展期。文革的结束,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农业生产和农业推广的恢复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体制环境,陕西各级农业推广机构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形成了涵盖种植、畜牧、农机、水产等七大领域的陕西农业推广体系;家庭联产的实行和农村商品化的发展,使得农业生产者的技术需求更加迫切而又多样,围绕需求,通过专业合作组织、技术承包、技术咨询、项目实施等方式开展推广,加快了一大批技术良种的推广,大幅提高了农产品产量。这一时期,陕西农业推广机构和体系有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农业推广实现了多领域、全方位和广覆盖。2001年至今,陕西现代农业推广的多元化发展期。市场机制的健全完善和农业发展的新环境,使得农业推广面临着新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逐步将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农村合作组织等社会力量纳入推广之中,推动了多元化推广体系的建立;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依托各类推广主体,建成了运行方式各异、机制灵活的各类推广模式,满足了不同技术需求者,加快了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推动了农业产业化发展。这一时期,陕西农业推广的主体更加多元,推广体系更加完善,推广模式更加多样,适应了技术需求,也加速了技术应用,这也是陕西农业推广发展最快的时期。陕西现代农业推广历经六十余年,完成了由计划向市场、由粮食向农业各产业领域、由产量向效益的转变;推广体系不断完善,推广了大量技术良种,加快了农业技术成果转化,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改变了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习惯。保护农民利益、尊重农民意愿,坚持“政府+市场”“公益+有偿”的推广方式,加强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健全和完善农业推广政策,是陕西农业推广给予我们的历史经验和启示,这也是陕西农业推广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此外,对陕西农业推广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记述,这也是历史的启示。
葛维德[7]2005年在《庄河市农业技术推广经费管理体制研究》文中指出县级农业技术推广的改革是目前农业推广体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行政干预、经费短缺是目前农业推广体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本文以庄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定性分析和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分析了农业推广中行政管理的情况,各项经费的变动趋势、收支状况和收支中存在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剖析。 农业推广中的行政管理是政府从全局出发对经济运行所实施的调整。目前我国农业推广体制的特点是政府领导,农业推广机构的管理实行“双重领导”。这种行政管理体制必将带来很多问题,政府推广体制运行机制与市场要求不相适应及经费严重短缺是我国农业推广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典型国家的农业推广体制分析得出我国农业推广组织应该转变为行政单位,政府的行政干预应该减轻。加强农业推广经费的投入,资金来源实施政府强制性。 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经费主要包括事业费、项目费和创收收入三个部分。根据分析得知,庄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事业费处于短缺状态。这种总量的不足衍生出了结构性不足,具体表现为事业费支出中人员经费相对来说居高不下,而业务经费徘徊不前,这是由于人员经费的刚性上涨和大量冗员的存在引起的。这给农业技术推广事业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1993年到2003年这10年间,项目经费的变动与事业费的变动基本一致。本文利用案例对项目经费的支出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项目经费在硬件方面的支出和软件方面的支出出现了失调现象。项目经费使用过程中挪用挤占现象比较普遍,“专款专用”的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是否应该创收是一个热点话题,我们从农业生产的特点、农业推广机构的工作内容和农民的角度分析了推广机构进行创收的困难和引发的弊端。目前农业推广机构最普遍的创收方式是“技物结合”,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收入占全部创收收入的90%以上。创收收入目前没有成为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其支出主要是用来弥补事业费缺口。 论文最后部分是在全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对庄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可操作价值的政策建议。
扈映[8]2006年在《我国基层农技推广体制研究：一个历史与理论的考察》文中指出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不断地用现代生产要素替代传统生产要素，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中，基础、应用研究和推广应用缺一不可，农技推广扮演的角色是，将各种先进的农业实用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宣传、培训等方式向农业生产领域转移和扩散。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为适应农村经济结构和农业经营形式的深刻变化，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推广体制曾经进行了多次变革，然而，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政府推广部门的工作效率依然受到广泛质疑。另外，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作为直接面向农村和农民的国家事业单位，也是深化乡镇政府机构改革的难点之一，在农业税费改革后，这一问题变得更为迫切。因此，剖析政府农技推广体系的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研究影响其工作职能和效率的主要因素，提出下一步的发展建议，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有很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的分析思路是将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贯穿始终，并在对政府推广机构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新的公共农技推广体系。全文共分9章： 第一章是导论。主要交代了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框架，并给出了全文的研究假设，同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和简要评述。 第二章探讨了公共农技推广体系在中国存在的理论依据。本章从公共物品特性的动态化视角下考察农技推广服务的供给问题。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会因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条件、公共物品的需求弹性等因素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这是农业经营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以后，与之配套的农技推广制度也应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理由之一。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农民对农技推广机构提供的服务所进行的消费构成直接消费，农产品消费者则构成农技产品的间接消费，两种消费行为分别带来农业技术的内部效益与外部效益。这是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进行投资、建立一支公共农技推广队伍的又一理由。 第三章对我国农技推广机构的职能及组织结构进行了历史考察。历史分析法是本文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根据不同时期出台的政策指导思想的差异，笔者把历时20多年的农技推广体制改革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83-1990年；第二阶段，1991-2000年；第三阶段，2000年以后。通过对这三个阶段出台的政策的考察，认为，大部分时间里，农技推广体制改革都是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而进行，相形之下，推广机构的专业技术组织的功能反倒被忽略了。 第四章和第五章以浙江省为例，对目前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内外部治理结构和人力资源激励机制进行了分析。第四章的分析表明，农技推广组织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体制在转型期虽然进行了一些转变，但是，在现行的农业科教管理体
吴茂东[9]2005年在《以高等农业院校为依托的农业推广体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三农”问题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最根本的途径是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素质,这对农业推广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家庭承包为基本单位,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农民素质都有了较大提高,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显著改变,对科学技术和知识的需求更加迫切和全面,这都对现行的农业推广体制提出了严峻挑战,加快现有体制的改革,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农业推广体制已成当务之急。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农业推广体制的演革与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弊端,借鉴国外农业推广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研究探索以高等农业院校为依托的农业推广体制,对提高农业推广效率,促进农业、农村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主要分为引言、我国农业推广体制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国外农业推广经验及对我国推广体制改革的启示、以高等农业院校为依托的农业推广体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等六个部分。 本文在综述农业推广国内外研究情况,研究我国农业推广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农业推广体制改革的出路。总结了美国、日本等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先进推广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建立以高等农业院校为依托的农业推广体制,从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变化和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等方面,分析了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提
程广[10]2009年在《兖州市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组织体系改革与推广方法创新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生产的高效持续发展对科学技术、农产品质量和农业生产者素质的要求愈来愈高;在以计划经济为特征条件下形成的政府农业推广体系,在推广理念、推广内容、成果转化途径、推广方法,特别是在机构设置、运行机制、管理方式、投资渠道等方面,显现出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生产的诸多不适应,亟待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改革创新。本文以兖州市市镇村三级基层农业推广体系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兖州市自然资源、现行农业推广体系组成、运行机制、推广方式方法及其效果,进行了全面调查和深入剖析,得出结论如下:1.兖州市作为全国农业生产先进县,现行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基本健全,运行体制良好。公益性推广机构的主渠道作用发挥较好,政府财政对推广经费保障措施较稳定;多元化的项目带动、企业带动等辅助推广方式初具规模,创造性的应用农业科技挂历、按季节指导农事生产,并取得了良好的推广成效。2.现行市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存在部门重叠、各自为政的缺陷。在进行体制改革困难较大的情况下,可以进行部门整合,建立能够协调一致的大农业推广机构,减少部门摩擦,统一技术规范;同时对现行管理体制、运行模式和推广方式方法进行探索完善和创新。3.兖州市自然资源和农业生态环境相对一致,但农民生产经营目标千差万别,农民追求尽快富裕,提高生产水平的要求十分强烈。当前的乡镇农业综合服务站技术人员少,推广机构分布不均,推广业务不专业的状态急需改变;要积极地创造条件,加快农技推广区域站建设。4.提出了一个明确、三个加强和四个创新的改革思路。5.提出了加强体系建设和创新应遵循的原则。6.提出了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组织体系创新模式与措施,包括现行公益性推广体系管理运行机制改革;创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多元化服务体系,重点完善企业带动型、强化项目带动型两种推广新途径;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沟通与合作、多渠道争取项目等。7.明确了农业新技术成果推广方法的发展方向,应由以现行的试验示范等为主、向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大众传播为主转变。8.提出了七项保障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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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庄河市农业技术推广经费管理体制研究[D]. 葛维德. 中国农业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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