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新城与职业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舒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09)10-0074-04
舒新城(1893-1960)，字心怡，号遁庵，湖南溆浦人，我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和教育家。就教育而言，舒新城最早从事近代中国教育史史料的整理和编写工作，在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因此，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多集中于他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贡献和他的教育史观上。其实，舒新城不仅是一个教育思想家，更是一个教育改革家，他曾在多所著名的中学和大学任教，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使他在中学教育、职业教育、教科书编写、教学方法实验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本文拟就其职业教育的改革思想和实践贡献作一分析、阐述。
一、中学职业教育的倡导者
舒新城是我国著名的中学教育家。民国初年，他曾先后在兑泽中学、湖南省立一中任教；20世纪20年代初，他又担任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东南大学附中研究部主任等职。期间，他不仅积极投身于当时的中学教育改革运动，在中国公学中学部和东南大学附中开展道尔顿制的实验，而且对当时的中学教育目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乃至学制改革等，都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其中，他主张中学应以升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并重为教育目的，倡导加强中学职业教育，这一思想十分引人注目。
民国成立后，规定中学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然而，由于中学修业年限仅有4年，致使单从升学预备讲，尚嫌不足，更不可能顾及职业教育，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因此，由这种“高等的义务教育”的中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无论对于升学预备或职业教育都不能使人满足”[1]。中学教育的此种弊端当时曾引起教育界的广泛重视。1916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二届年会议决通过的《中学校改良办法案》指出，现今中学“教育不良”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学课程偏于预备教育的性质，二是完全以升学第一和人才教育为依归，致使“毕业生之位置，除升学外一无所有”，而中学毕业生当时能升学者还不及1/10，实际上，是“以极少数人之升学，牺牲多数人之生计”。因此，建议中学不仅应传授知识，注重预备教育，还应加强关于学生谋生技能的训练，中学校的宗旨应改为“以完足普通教育为主，而以职业教育、预备教育为辅”，其办法：“中学校得自第三学年起，就地方情形，酌授职业教科，并酌减他科时间。”[2]翌年3月，教育部乃根据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二届年会所呈建议书，决定“在完足普通教育之时，于不求升学之学生，酌授以裨益生计之知识技能”，通令全国中学设立第二部，并酌定中学校增设第二部办法五条。其中规定：“中学校第二学年修业生志愿于中学毕业后从事职业者，得入第二部”；“第二部应节减普通学科，视地方情形，加习农业或工业、商业”。[3]此后，不少中学，特别是一些著名中学，如北京高师附中、南开学校中学部、南京高师附中、江苏省立一中等，均开始实行分科之制，分设升学预备和职业教育两部，以兼顾学生升学和就业。
对于当时中学教育界这一改革和实践趋向，舒新城极为赞同。他明确指出，中学教育仍属精英教育，接受了中学教育的“这少数人在社会上所负的责任很大，不但个人要具有良好公民的资格，并且要于各种职业的活动中能作领袖人物，指导群众”；“中等教育的目的在养成社会上各种职业活动的领袖人物”。[4]基于此，舒新城认为，“中学学制实有改革的必要”，不仅要延长修业年限，“注重学科制”，而且更应实行分科之制，“兼顾升学预备与职业教育”。[5]因为，一方面，“人之个性至不齐一”，需要、兴趣也有差异，加之“学生因个人家庭之关系，有毕业后须升学者，有毕业后即须谋生者，倘只有升学预备，将置要求职业之学生于何地？故于中学教育能适合学生个性与社会需要，均不可不顾及职业教育”；另一方面，虽然受数千年望“士”的影响，家长多希望自己在中学就读的孩子升学深造，但事实上，最终真正能升学者尚不到40%，60%以上的中学生要在社会上谋取职业，所以，就客观现实的情况来看，“中学校与升学预备之外，也有职业教育的要求”[6]。其办法，一方面以学科制代替学年制，渐减普通科，渐增职业科，因为中学的职业科，自然也是职业教育的一部分；同时，延长中学修业年限至五年，给予学生以相当的生活技能训练，为其将来就业作准备。
1921年11月，当《新学制系统草案》议决的消息 传到上海的第二天，舒新城立即在《时事新报》上发 表《评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决改革学制系统草案》一文，认为这次学制改革，“中等教育之采用选科制，与中学校延长为六年，于后三年分科，把职业教育升学预备都能顾到”，乃是自己“所认为最满意者”。[7]不久，他在《对于新学制草案本身的讨论》中再次申明了这一观点：“我素主张中学校应当兼顾升学预备与职业教育……高级中学即照本案所规定有职业、师范、普通，渐减普通渐增职业诸科，要适应学生个性，满足社会需要，自当采用选科制”。[8]正是由于倡导加强中学职业教育，舒新城同时认为，在中学的课程上也应当两方面都顾及到，并亲自拟定了高级中学农、工、商科以及农业预备科、商业预备科的课程表。
另外，舒新城认为，作为未来社会各种职业活动中的领袖人物的中学生，“要为社会尽责，自己要先有适当的职业”。因此，他不仅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展的“一星期职业指导运动”十分“钦服”，且在他所任教的中学，对职业指导极力倡导。在他看来，要使中学的职业指导有所成效，首先是加强职业预备教育。他说，“在社会上能站得住脚，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在学生时代决定志愿，预备适当的学识与技能以便他日应用”，不致日后到社会上成为无舵之船，随处漂泊；其次，要培养中学生对职业的兴趣，且在择业时能时时“自己反省”。在舒新城看来，在中国，中学毕业生才不见用，原因至多，但一些毕业青年“自视过大”，“不问自己能力，不肯吃苦，而专为地位上之计较”，也是导致他们“无事可作”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他希望中学毕业生本人能够不时地“自我反省”，特别是在刚出校门时，要能够从“小处练习起”，“逐渐积累经验，逐渐扩充能力，时间稍久，自然有大事可作”。[9]
二、职业教育史研究的开拓者
舒新城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史学家。他所编写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曾产生重要影响；他所著的《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近代中国留学史》和一系列中国教育史论文，至今仍有着参考和借鉴价值。而在其有关教育史的研究中，对职业教育史的探讨是一个重要方面。他不仅在《中国学校制度之沿革》（载《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5期）、《三十年来之中国教育》（收入舒新城著《中国教育建设方针》，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版）和《中华民国教育小史》（收入舒新城著《近代中国教育史稿选存》，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等文章中，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有所涉论，而且在《职业教育思想变迁史》一文中专门对职业教育的发展作了分析、阐述。可以说，他是最早对我国职业教育史进行探讨的教育家。
《职业教育思想变迁史》1928年2月写于南京，4月首刊于《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4期，不久，当《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时，舒新城遂将该文纳入，作为其中的“职业教育思潮”章。1929年1月，《教育与职业》拟出“百期纪念号”，约中华书局总经理兼编辑所长陆费逵撰文，陆费逵鉴于职业教育“二十年来过去之经过固亦研究职业教育者不可不知也”，[10]乃将正在排校中的《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的“职业教育思潮”章抽出，取名《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小史》，刊于《教育与职业》第100期。
在《职业教育思想变迁史》中，舒新城从背景、变迁和影响三个方面对近代中国的职业教育思想作了分析、阐述。
在背景部分，舒新城述道：鉴于新教育不切实际，而有实利主义之声；到1913年，又因普通教育不合实用，乃有实用主义之倡。“不独普通教育不能适应社会上的实际需要，即以职业训练为目的的实业学校毕业生，亦不能治生。”加之，“国计民生，日趋穷蹙”，“又值欧美职业教育的思想传入中国”，于是，1917年后，职业教育得以“一日千里地发展”。可见，在舒新城看来，实利主义教育、实用主义教育和职业教育实有着一脉相承、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职业教育思潮产生的来源不外两个方面：“一由于国内社会之需要，二由于欧美职业教育思想之激荡。”[11]无疑，这一认识是十分正确的，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在变迁部分，舒新城主要说明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职业教育思想虽然从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方盛倡于国内，但其渊源实可追溯到1904年《学务纲要》中有关实业学堂的规定。如“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计为主”，实业学堂的设学要旨为“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舒新城认为，这些规定，“其用意与职业教育无殊”。[12]
第二，最早提出“职业教育”一词的为陆费逵。1911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临时增刊——《世界教育状况》的“序”中曾谓：“我国今日亟宜注意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认为“国民生计之赢绌，恃职业教育”；其后，在1914年，鉴于当时中学毕业生多无事可就，陆费逵又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与国民教育并重》，再次呼吁：“职业教育，则以一技之长，可谋生活为主……非职业教育兴盛，实业必不能发达，民生必不能富裕。”[13]不过，在舒新城看来，由于当时黄炎培提倡的实用主义教育也是以中学毕业生多无所事事这一史实为背景的，加之社会经济能力尚未达极其贫困的境地，以致陆费逵所倡导的“职业教育思想竟为实用主义的教育所笼罩而潜沉下去”了。[14]
第三，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舒新城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内经济实力低下，以致到欧战方酣时的1917年，随着“欧美社会因战争之破坏而发生职业问题，国内因新教育之弊端日显，对于职业之要求更切，内外相通，职业教育思想乃大倡”[15]。由此，是年5月，黄炎培等于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为适于职业教育之准备”，“主张沟通教育与职业而对于国民生计问题为根本之解决”，[16]此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第四，对职业教育目的的日渐发展变化进行了描述。舒新城说，职业教育的最初目的只是在谋生；到1919年，推广至做人，揭橥三大目的：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加生产能力；再到1923年黄炎培概括为“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和1926年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在不同的时期，根据社会的要求和教育的实际，有着相应不同的内容。
在影响部分，舒新城说：“中国近代各种教育思想在实际上之影响，无有出乎职业教育思想之外者”，不仅使职业教育取代实业教育在“新学制”中“占了正式而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实施上有很大的成绩”。但是，在舒新城看来，虽然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是全国人民潜意识的公共要求”，且“十年来职业教育思想，时时在进展之中”，但是由于官场腐败，官吏滥用职权，社会上“猎官”思想盛行，以致“职业教育的思想时时进展，职业教育的机关日日增多，而知识界的无业问题仍无从解决”。基于此，他断言：“仅仅提倡职业教育，决不能解决知识界的职业问题，必得注意政治问题与社会事业”。[17]这一看法，并非无的放矢。
《职业教育思想变迁史》不仅只述“思想”，也论“制度”，虽不足万字，但要言不烦，从中既使人们得窥职业教育早期变迁之梗概，更可见舒新城对于当时职业教育发展之灼见。今天，当后人在对近代中国职业教育进行更为深入详尽的探讨，且渐“枝繁叶茂”时，是不能忘记舒新城在职业教育史研究中所做的开拓工作的。
中学教育升学预备和职业训练的关系以及中学的职业指导问题，在民国时期一直是教育界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作为一个中学教育的理论家和活动家，舒新城站在教育改革和实践的最前沿，倡导升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并重的中学教育目的，主张对中学生进行职业指导，已经被历史证明是符合当时教育改革趋势的，而他在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史上的开拓性工作，更是让今天的研究者受其启迪，得其嘉惠。
收稿日期：2009-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