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母论浊声和摩擦——实验音韵学在汉语音韵学中的实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韵学论文,汉语论文,音韵论文,摩擦论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07;H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03)02-0005-14
一 旧题新问
群母是个不合群的母。从很早起，它就缺了点什么，所以在分布上跟其它塞音相比，就显得不那么整齐。表1显示了它在中古时跟其它塞音的聚合关系。
表1
唇
齿
软颚
清
见k
溪k[h]
浊並b 定d
群g
从竖列来看，见溪群为一组，它们之间是发声区别，见溪是清声，群是浊声。从横行来看，並定群为一组，它们之间是发音部位的不同，並是唇音、定是齿音、群是软颚音。（注：传统上把[t,d]称为“舌尖音”，[k,g]“舌根音”。但最好按语音学的通行做法，除了个别音类如“卷舌音”，一级定义用被动器官，二级定义再用主动器官。所以我把[k,g]叫做“软颚音”，[t,d]叫做“齿／齿龈音”。下文“齿音”包括“齿龈音”。）不管在哪一组里，群母都离群自行其是。从表2例字可以看到，其它声母都是四等俱全，（注：定母缺等，见后文§3。）而群母却只有三等字。对群母的分布空缺，学者们或从历史发展[1][2]p18[3]p341，或从现代方言里的残留读音[4,5]和域外对音[3]来证明上古群母也是四等俱全的。
以上所说不过音韵学常识。本项研究就从这儿出发，从以前研究的终点处开始，以群母上古四等俱全作为出发点，探索群母为什么卓而不群。为什么上古以后其它浊塞音阻塞依旧，群母却破塞为擦了？难道群母命中注定要先变？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古以后浊塞音清化了？难道这是浊塞音的归宿？
讨论这两个问题可以有两个不同的顺序。一是按逻辑顺序，先讲浊声难以维持的一般原理，再看群母尤难的特殊原因。另一是按时间顺序，从浊塞音的消失过程来看，是群母先变，然后波及並定。所以可以先讨论群母问题，再讨论浊声清化。本文按逻辑顺序安排。下文先讨论下列前两个问题，然后扩展到与之有关的其它问题。
1.为什么浊塞音[b,d,g]不易维持？
2.为什么软颚浊塞音[g]尤难维持？
3.浊擦音比浊塞音好维持还是难维持？
4.为什么日母不是浊擦音，而是近音approximant？
5.清塞音中哪个不容易维持？
6.有关的音变的顺序；维持浊声的代价；浊声东山再起的途径等。
本文以群母的归宿为线索，进而讨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如浊声、摩擦等。所谓“归宿”“命运”，无非随大流之意：遵照演变常规，符合分布共性。说得技术性点，就是从物理（声学、空气动力学）、生理（发音、听觉）、心理（感知）的原理出发，探讨音变的一般倾向和分布的统计规律。今天的分布是昨天演变的结果。因此，如果分布有什么规律可言，那就一定服从演变的规律。因而共时的分布模式就为追踪历时演变提供了线索。
二 为什么浊塞音难以维持？
浊塞音不容易发；即使发了，也不容易维持。这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和两个次要方面。主要方面是(1)历时演变中经常发生浊声清化，因而(2)共时分布中浊塞音少于清塞音。次要方面是(3)儿童学话过程中先学会清塞音，后学会浊塞音，和(4)失语症病人先失去浊塞音，后失去清塞音。本文讨论前两个方面。
从历史演变来看，浊塞音很容易清化，即[b,d,g]＞[p,t,k]是常见的现像。印欧语中格林定律(Grimm's Law)说的日耳曼语支中第一次辅音大轮替(First Germanic Consonant Shift)，其中第二阶段就是浊塞音清化。
浊音清化在汉语中更是无处不在，几乎所有汉语方言中都发生过或正在发生。
浊音清化的直接后果反映在共时类型上就是分布失衡，清塞音大大多于浊塞音。根据UPSID语音库317种语言的采样(Maddieson 1982)我统计了一下，（注：谢谢潘秋平君协助整理有关统计资料。本文数据根据Maddieson[6]提供的资料。原书有几处小有出入，尽管这些微小的随机误差不会影响统计推断，我还是把原书索引中的资料和各语言的辅音表互校了一次。例如
原书112页表7.7中说出现5次，书末索引中列出了那5个语言，其中有Nilo-Saharan语系的Ik语。但查原书304页Ik语音系，有
而无。我的数据以他给出的辅音表为准，所以是4次。又如浊擦音[z]（或齿龈未定）索引中说50个，但实际上是49个，因为他把Tuareg语计算了两次，Tuareg语中有两个/z/，其中一个是咽化音。我把它算成出现在49个语言中。另外，他漏了Tsou和Gilyak，但多算了Yulu和Apinaye。错进错出，还是49个。浊唇音[b]索引中（206页）说198次，但表2.7（35页）说199次。Maddieson另算，我把他统计在内的有2个：Irish语的撮唇拱舌根的[b[w]]（样本中唯一的一个，与颚化[b[j]]对立，后者不稀奇），Senadi（290页）的鼻破[b[m]]，另外Maddieson还漏算了Kullo（316页）、Kaliai（344页）。所以最后我的数据就不是198/199，而是202。浊齿／龈音[d]：Kashmiri音系（271页）中是齿音，索引（209页）中是未定；同样的还有Chontal（373～209页）。原书索引中计算2次我算1次的有：Katcha和Kadugli（284页）、Temein（305页）、Kota（413页）、Brahui（421页）（这五个语言确有齿音与龈音的对立）、Irish（263页）。索引中误收Kariera-Ngarluma。索引中龈音漏收Ngizim（320页）、Yagaria（359页），齿音漏收Kaliai（344页），齿／龈未定的漏收Dizi。Aranda语鼻破齿音[d[n]]我计算在内。因此[d]共出现于193个语言，而不是原书表2.7中的195(=53+77+65)。软颚音[g]：索引（214页）中误收Lelemi（293页），漏收Arabic（310页）、Nyangumata（329页）、Kaliai（344页）、Malayalam（414页）、Kabardian（416页）。我把Aranda（339页）的鼻破
也计算在内。所以最后我统计的[g]是180，而不是原书的175（35页）。卷舌音
索引中说23次，没把Aranda语的鼻爆破卷舌音
算在内，我把他计算在内。清不送气[p]：索引里（205页）误收German（265页）、Luo（302页），所以我的数据是261，不是原书的263。清不送气[k]：索引里（212页）误收German（265页），所以出现次数应为282，不是原书的283。清不送气[t]：索引（206-210页）中龈音Ojibwa两收，误收Luo（302页）、漏收Ocaina（396页）；齿／龈未定的误收German，多收Arabic（己见齿音）。有齿和龈两套的有Katcha和Kadugli（284页）、Temne（289页）、Temein（305页）、Tiwi（324页）、Nunggubuyu（325页）、Kunjen（328页）、Western Desert（329页）、Aranda（330页）、Arabana-Wanganura和Diyari（332页）、Javanese（338页）、Nez Perce（370页）、Pomo和Diegun□o（384页）、Wappo（393页）、Araucanian（410页）、Brahui（421页），Maddieson算2次，我算1个。此外，Chontal（索引中齿／龈未定）应入齿音（373页）。所以[t]在288个语言中出现，而不是原书的309（=72+135+102,35页）“语次”。）有[p/p[h],t/t[h],k/k[h]]（“/”表示和/或）的语言分别为284-313-308。有[t/t[h]]的语言最多(313)，即99%的语言都有清塞音，但有四成上下(36%～44%)的语言没有浊塞音[b,d,g](202-193-180)。如果一个语言只有一套塞音，那么它就一定是普通的不送气清塞音[p,t,k]。UPSID中有50个语言只有一套塞音，概莫能外。可能只有一个反其例而行之，那就是澳大利亚的土著语Bangjalang，不过这已被认为描写有问题。[6]p27
上述分布类型说明在清浊塞音之间有一种蕴涵关系，用个逻辑符号“如果……就”来表示的话，就是“b→p”。箭头表示蕴涵条件：有[b]就有[p]，反之不必然。注意：蕴涵在逻辑学里都是绝对蕴涵：有[b]就一定有[p]。在类型学里，蕴涵只有统计意义：有[b]，就在多大程度上有[p]。
对这种古今中外普遍发生的历时音变和共时分布，怎么来解释？用“弱化”来解释不行，因为“p＞b/V__V”的共时变异在北京话里也被认为是弱化。两个正好相反的音变都是弱化，那怎么算哪？当然，你可以再加一个零（轻）声或弱读的条件。在非零声时“弱化”是从b＞p，而在零声时“弱化”是从p＞b。如果这样的话，两个“弱化”就不是一回事了，你就需要各自给予定义了。“简化”倒是一个说法，因为发清塞音就是比浊塞音简单点，但是简单地说一声简化未免简单化了。
这种有方向的历时演变和不平衡的共时分布，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即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发音器官对浊塞音很有偏见，很不喜欢它。这是为什么？其原因可以从实验语音学角度，尤其是空气动力学角度去寻找（参看[7]）。
浊塞音和相应的清塞音相比，其它都一样，就多了一个声带振动。以[d～t]为例（见图1），都是齿塞音，但发声状况不同：发[d]时声带振动，发[t]时声带不振动。就这一点不同，使得发[t]容易得多，发[d]难得多。让我们说得详细点。
图1
声带振动的必要条件是喉下气压高于喉上气压。发[d]时我们先把舌尖顶到齿／龈处，造成口腔信道封闭。然后声带振动，再快速松开舌尖，[d]就爆破出来了。问题就出在声带振动那一阵。声带振动需要气流通过声门，原先关闭的声带被冲破，声带就振动起来了。（注：声带振动的原理非常复杂。最流行的一种理论认为声带振动靠的是声带的弹性和流体力学的伯努利效应。这个理论最早由Ferrein在十八世纪就提出来了，后屡经改进。最近二三十年来，日本和美国的学者又提出了两个新理论。[8]p38-40）气流通过声门后到了口腔里，可口腔是封闭的，通过声门的气流跑不出去，只能滞留在口腔里。结果是口腔内气体增多，导致气压升高。
刚才说了，声带振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喉下气压大于喉上气压。这个喉门上下的压力差一般估计是2-4厘米水柱。激活时需要的压力差大点儿，下限为3厘米水柱。[9]p492维持时需要的压力差可以小点儿，但不能低于1-2厘米水柱。[7]p687一旦喉门上下的压力差小于这个临界值，声带振动就停止了。现在声带一振动，口腔内气流就会增加，气压就会升高，声带于是停止振动。这就是为什么浊声不容易发；或者即使发了，也不容易维持。这就是我们的嘴巴为什么不喜欢浊塞音，对他有偏见的最基本的道理。
三 为什么群母尤难维持？（注：本节内容曾在第7届国际音韵学研讨会（石家庄，2002）上报告过。）
了解了浊塞音难发难维持的道理，接下来回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浊软颚塞音尤其难维持？
群母在中古汉语中的分布有空缺，例字见前表2。並母四等俱全，但是群母字全挤在三等一个格子里。字母的分布也有缺陷，它缺了二等和三等。尽管如此，在这两格里的依然是浊塞音
。按照古无舌上说，澄母是从定母分化出来的。定母的分化与复辅音有关，此处不赘。
其实，群母，或者说软颚浊塞音在分布上的缺陷，并不是古代汉语中的病态，赵元任[12]早就发现在现代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中也是如此，内破implosive（注：Implosive通常叫做“吸／缩气音”，这个术语用错了，因为这么叫好象暗示主动的吸气或缩气，而implosive不是主动吸气的结果，而是压下喉头，鼓起脸颊的被动的结果，是由空气动力学决定的自然结果。再进一步，它涉及implosive上位分类的标准：肺部pulmonic和非肺部non-pulmonic气流机制airstream mechanism。凡“肺部音”都是由“主动呼吸”发出的。凡“非肺部音”都与“呼”“吸”无关，因为呼吸本身就是肺部运动。非肺部音的动力源来自升降喉头，缩小或扩大口腔容量等生理运动来压缩或稀化上声道空气，所以给非肺部音定名都应避免用跟肺部呼吸有关的词语。因此，最好把implosive直译为“内爆音”或“内破音”。）浊塞音常常有
这第九第十两类的音（注：引按：第九类指比较弱的缩气音，第十类是强缩气音。）的见法有一个很有意味的地方：就是在所有见处的方言里，都是只限于唇音跟舌尖音而从来不见于舌根音。这类的音是跟一般方言里的[p],[t],[k]相当的，在有这种特类声母的方言里，它总是[′b],[′d],[k]或是
，第三个总只是个普通的[k]。
如果我们把考察扩大到世界范围，仍然如此，如非洲的Katcha,Hausa，北美的Mazahua，亚洲的Karen等等，都是有。下面表4是我根据UPSID提供的317种语言中内破音分布的统计结果，总出现频数32。
在317个被统计的语言中，有内破音的语言一共有32个。其中30个有唇内破音，29个有齿／龈音，但只有4个有软颚音。从蕴涵分布来看，反常情况一个没有，
反之不必然。由此看来，内破音分布缺软颚音倒是常规，反而是有它显得反常。
赵元任[12]在作出上述发现后，又进一步追查原因：
这里的理由不难找，从舌根与软腭相接的地方到声门那里一共就没有多大的空间可以像口腔较宽绰的[b]或[d]音那么弄出些特别的把戏；声带稍微一颤动，那一点的空间马上就充满了气成正压力了。所以也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可以造成第九类那种悬挂的印象或是第十类那种望里“爆发”的印象。本来舌根的爆发音不加上那些特别的把戏已经够难成浊音了。
这段精彩的解释现在被认为是实验音韵学的先驱性探索。别看这段短短的文字，它从发音生理和空气动力学角度为共时音韵学和历时音韵学解决了两个问题。
第一是可以用它来解释浊塞音的共时分布模式。上面提供了内破音在世界语言一个相当充份的样本中的分类数据，跟赵元任的随机局部观察若合符合。其实，一般浊塞音的分布也有同样的倾向，只不过没那么悬殊。例如欧洲的Dutch、Czech，亚洲的Thai，美洲的Hixkaryana等都是有[b,d]，但没有[g]。下面表5是浊塞音[b,d,g]在317种语言中的分布数据，总出现频数211。
有212种语言有至少一个浊塞音，有[b]的语言最多(202)，比[g](180)多12%。从分布来看，绝大部分场合都是有[g]就有[b/d]，没[b/d]就没[g]。真正不合这项分布的，即有[g]但[b,d]都没有，这种例外只有4次，不到2%。
第二个贡献是在历史语言学方面，它可以用来解释群母的演变问题。群母[g]的一二四等字，也就是没有[i]介音的洪音字，
我们已经明白了浊塞音难以维持，而软颚浊塞音尤难的道理。但有趣的是为什么[g]的洪音字变了，而在细音字里还保留着呢？像“群奇琴强”等有[i]介音的细音字在《切韵》时代还是群母[g]。为什么中古群母还有、且仅有三等字？
原因还是可以从赵元任的那段话里引申出来。[g]容易消失是因为“从舌根与软腭相接的地方到声门那里一共就没有多大的空间”，而发[b,d]时“口腔较宽绰”。现在[g]后面有了个颚介音[i]，成阻点往前了，也就是说，这个/g/其实不是软颚音，而是硬颚音
。这样一来，“口腔较宽绰”了，浊声也就容易持续了，所以，“群琴期”等字的[g]暂时保留下来了。由此可见，成阻点越往前，口腔空间越大，就越能够抗拒清化（图2）。因此，浊塞音消失是从成阻点在后的开始的：小舌塞音[G]最早，然后软腭塞音[g]，然后硬腭塞音，最后是齿音[d]和唇音[b]。最后两个没什么区别。
图2
以上浊塞音消失顺序潘悟云[3]p342已有讨论。他[3]p350把云母的上古音拟作浊小舌塞音[G]，三等字后来变入云母
潘悟云引进了一个“闭塞力度”的概念来解释这个音变顺序：塞音舌位越后，闭塞力度就越弱，就越容易被气流冲开一条缝隙，也就越容易擦化。这概念需要澄清。如果“闭塞力度”是以舌位前后来定义，那么同部位的清、浊塞音应该“闭塞力度”相等，但实际上清小舌音[q]擦化的可能性小于浊小舌音[G]。如果再加一条声道内、尤其是闭塞部位的肌肉紧张程度的标准，也会引出麻烦。肌肉紧张程度可以通过EMG测定，或简单点，可以用成阻部位的接触面来确定，[13]紧张程度高的，接触面就大；也可以用成阻点后的气压大小来推断，紧张程度高的，气压就大。同部位的浊塞音的成阻接触面比清塞音小，因此“闭塞力度”就小，意即浊塞音更容易擦化。但是，发浊塞音时气流中的部份能量被声带吸收了用来振动，因此浊塞音成阻点后的气压，比起同部位的清塞音来要小，[14]p195因此冲开一条缝隙的可能性应该更小，所以浊塞音更难以擦化。所以，除非“闭塞力度”能更精确地加以定义，否则它引起的问题可能比能解决的问题更大。此外，[G]不易维持，但不一定非要擦化，它可以清化（见§7.2）。最后，但在方法论上最重要，那就是上述空气动力学解释是一条普遍原理在音韵学中的应用，凡是一般原理适用的地方，都不要特设性假设。
四 为什么浊咝音最难维持？
我们已经看到浊塞音很容易擦化变成浊擦音，如群母[g]和云母[G]擦化为
。那么很自然，下一个问题就是：浊擦音是不是比浊塞音易发易维持呢？
如上所说，浊塞音不容易维持，是因为喉下和喉上的气压差没法长时间的保持。如果口腔漏点儿小缝，这就成了浊擦音。既然漏缝，气压就不容易一下子在口腔内积攒起来，那么，浊擦音比起浊塞音来，就比较容易维持。这样推理对吗？
从刚才说的前提来看，答案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那样的话，那么在共时平面上，在类型学上，[z]应该比[d]更常见，对吗？
从上面说的前提来推断，答案也应该是对的。
但实际上这两个答案都是错的，原因见下文。
在进一步讨论清浊塞擦的发音原理和蕴涵分布之前，先来看两个实例：李方桂[2]构拟的上古塞音、擦音声母和现在普通话里描写的塞音、擦音声母（表6）。
比较上下两张表里的清浊分布，有个对比很有趣。在李方桂的上古声母表里，有浊塞音[b,d,g]，但没有浊擦音。与之相反，普通话里没有浊塞音，但有浊擦音
。
李方桂的构拟有[b,d,g]，也有[p,t,k]，这与普遍蕴涵原则兼容：有[b,d,g]就有[p,t,k]。但是，表中也没有浊擦音如[z]。既然如上所说，[z]比[d]容易维持，也应该更为常见，为什么上古汉语有[d]没有[z]？这是不是违反了蕴涵原则？李方桂所拟其可接受性是不是因此而降低了？
现代汉语的音系中有[p,t,k]，但没有[b,d,g]。这并没有违反普遍的蕴涵原则，有[p,t,k]，不一定有[b,d,g]。值得注意的是这儿单有一个浊擦音。前面说了，浊擦音比浊塞音容易发，有不一定有[b,d,g]，因此这符合蕴涵原则，对吗？
也就是说，从我们上面的推论——浊擦音比浊塞音容易维持因而也应该更常见——出发，是否该说，李方桂的构拟有问题，而现代汉语音系描写没问题？对不对？
不对！下面我们从类型学和实验语音学两方面将会看到，李方桂的构拟一点问题也没有，而现代汉语的描写出了问题。
首先来看[d]和[z]在317种语言中的分布（表7）。
表7
总dzd zd zd z
211
193
9678 115 18
x/211 91
45
在317种语言中，共有211个语言有[d]和／或[z]。其中有浊咝音[z]的语言(96)远远少于有浊塞音[d]的(193)，不过我不用它来反驳上述“[z]比[d]容易维持，也应该更常见”的观点，因为从听者角度看，[d]的交际效率高于[z]。就从193:96的出现比例来说，有[d]没[z]（“dz”有115个）太高，有[z]没[d]（“dz”有18个）太低。换成音韵学里的话就是，[z]比[d]难发难维持。这跟唇、软颚浊塞音[g,b]和浊弱擦音[γ,v/β]（注：
可以同时作为与[b]相配的擦音，因为它们一则音近，二则从不同时出现，只有Ewe语一个例外。）的出现频率相比，就更清楚了。表8列出浊塞音[g,b]的分布和表9相应浊弱擦音[γ,v/β]的分布数据作为对照，同样根据那317种语言。
表8
总 gγgγgγgγ
205
180
4014 16626
x/205
87
20
表9
总 bv/β bv/β bv/β bv/β
234
202
100
68 13432
x/234
87
20
在这两张表中，有擦音而没塞音的情况（“gγ”和“bv/β”）都大大多于“dz”。[γ]仅出现40次，不到[z](96)的一半，可单独出现26次，多于[z]的单独出现次数(18)。[b～v/β]的出现次数和相互比例(202～100)与[d～z](193～96)相仿，但[v/β]单独出现的次数(32)比[z]单位出现的次数(18)多出近乎一倍。
从上面我们看到浊咝音[z]的单独出现频数和相对比例大大少于预期，少于浊弱擦音[γ,v/β]。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从实验语音学，尤其是空气动力学角度来看，浊咝音要比浊塞音更难以维持。
擦音按摩擦强弱分两类，一类咝音(sibilants)，是强擦音：一类非咝音，我杜撰了个名词“呼音”，是弱擦音。
这话初听之下，有点难以理解。按前面所说，浊塞音不易维持是因为发音时有阻塞，所以口腔内气流膨积，气压上涨，喉门上下的气压差无法长时间保持，浊声就此停止。而发擦音时有缝隙，在成阻点后积累起来的空气能逸出一些，口腔内气压不会马上升得很高，那么喉门上下的压力差也就能够维持着，声带振动也就能保持。照这么说，浊咝音比起浊塞音来，应该比较容易维持了；同时在共时分布上应该[z]比[d]更常见。为什么现在在共时分布上却是[z]更为少见，在空气动力学上[z]也更难维持？
这是因为还有其它因素在起作用（参看[7]）。我们知道，发浊声时最好是喉下与喉上（即口腔内）的压力差达到最大，而发擦音时最好是喉上与外界的压力差达到最大。外界的大气压为1，那是我们没法控制的。喉下气压一般说话时大约高于大气压1%，而口腔内的气压就要保持适当居中。
问题在于发浊咝音时，口腔内的气压很难控制，因为要同时满足浊声和摩擦两方面的要求是矛盾的。一方面，发浊声最好口腔内气压尽可能小，这样才能使它跟喉下气压之差尽可能地大；而喉门上下的气压差越大，浊声就越能维持。另一方面，摩擦则要求口腔内气压尽可能大，这样才可能使它跟外界的大气压之差尽可能地大；而口腔内外的气压差越大，摩擦就越强越明显，其它条件不变的话。所以要维持浊擦音，就要照顾到这矛盾的两方面。而要把这两方面都照顾到，就要大大增强喉下气压。这才能使得口腔内的气压适当居中：比起喉下气压来小很多，而比起外界气压来又大很多。但是问题在于“大大增强喉下气压”是很累的，在日常说话中也是难以持久的。剩下来的解决办法就是照顾一头：或者照顾摩擦，或者照顾浊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浊擦音如果要维持强擦，
图3
五 日母：近音与浊咝音的纠缠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表6。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李方桂对两三千年前上古音的构拟在清浊分布这一点上合乎发音原理和蕴涵共性，可以不打折扣地接受。而另一方面，普通话和很多官话方言的审音却让人迷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发音原理、分布共性和难易顺序来推测，在没有浊塞音的情况下这个
其中一个还是北京话（另两个是南美印第安语，其中一个还是奇怪的咽化音）。
浊擦音少量单独出现（10%上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讲的分布共性并不是绝对蕴涵，而是从统计意义上来说的。但现在从黑吉辽经京津冀鲁豫到江苏北端，往西一直到陕甘新，数以百计的北方官话描写中都出现了浊擦音，而这些方言都没有浊塞音。这就让人产生疑虑：(1)要么汉语真是个很特别的语言，说汉语的人很特别，因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和音韵学很有必要；(2)要么前面说的那些原理、共性出问题了；(3)要么我们的描写有问题，就象前面提到的对澳洲Bangjalang语的描写出了问题一样。
第一种说法是无稽之谈。第二种想法挑战力学原理和统计共性，是值得尊敬的学术理想。这事不容易，但要是成了，咱们中国语言学家就作出大贡献了。科学中的例行做法以仔细检查(3)为妥，即对反例重复观察、重复实验。好在现在我们知道，日母在很多我们已经验证过的北方方言中，实际上不是浊擦音，而是近音
。在我的调查材料中，真正像是浊擦音的大概只有河南东南角上商城、固始一带少数方言，还有些西北方言如西宁、乌鲁木齐，摩擦成份比北京、东北要多。
辨明横贯中国的日母的音值不单单是个简单的事实认定，解决这个困惑了中国语言学界一百多年的“世纪之谜”具有语音学、类型学、空气动力学、甚至方法论上的理论意义。我们对此有过论述，[16,17,20]进一步的论证另外为文。由于它跟本文所论息息相关，因为如果数以百计的汉语方言中的日母是浊擦音的话，那它就对统计共性和空气动力学原理构成强烈反例，所以本节内得交待几句。
把近音误认为浊擦音的情况其实算不得是汉语语音学中的特色。Catford[21]曾指出，Semitic语中的咽近音“常常被错误地描写为擦音。”Lavoie[13]说：“擦音和近音在很多著作中，区别是很模糊的。”造成这种混淆有多方面原因，最根本的是方法论上的原因，当初“近音”这一概念尚未建立，连音标都没有，描写无从着手。由此得出的教训是：说有大不易；缺了认识框架、少了理论，“事实”在耳垂下也听而不闻。另一个比较具体的原因在于发擦音和近音时，口腔内的收缩点没什么区别，[22]恐怕没注意到这一点导致了吴宗济[23]p136对日母的擦音判断：“这个
的中缝在颚位图上是那样明显，足以证明它是擦音了”。颚位图上的中缝可以把擦音区别开塞音，但要判断是擦音还是近音，那就不够了，因为近音也会留下中缝。换句话说，中缝或收缩点只是判断擦音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足条件，所以日母的中缝在颚图上再明显，也不足以证明它是个擦音。
那么，区别擦音和近音的标准是什么呢？可以从音长、音强、共振峰、湍流四方面来判断。其它条件一样的话，音长短、振幅小的比较弱；有共振峰的是乐音；湍流大的噪音大，摩擦也强。下表列出强擦音和近音的区别，呼音介于两者之间。
表11
音长 振幅 共振峰湍流
咝音
长
大
无 强
近音
短
小
有 无～弱
1.时长。Romero[22]发现西班牙语中擦音和近音的区别仅仅在于音长。汉语的情况一样，
（约180～230毫秒）三分之一到一半（吴宗济[24]）。我自己的测量也得到相似结果。
2.振幅。Svantesson(Figure la)[27]p64波形图显示日母的振幅很小，介于呼音[f]和[x]之间，远小于咝音
。其实，弱的浊呼音和近音之间没有截然分界，所以Lavoie[13]就直接把软颚浊呼音[γ]叫做“近音”。
3.共振峰结构。我的实验材料显示出日母与擦音
的巨大差别。日母的波形像元音，（注：其实，赖福吉和麦迪森(Ladefoged & Middieson)[28]在描写近音时用的就是元音特征。再往前，Gimson[25]p207认为英语
的共振峰结构像元音。至于Bloomfield，Jacobson等则干脆把看作元音音位。[17]）有明显周期，甚至连谐波都清晰可见。相比之下，咝音
左上是波形图，可以看到声母和韵母之间无明显界线，说明日母跟元音、半元音相似。如果把它放大，还可看到谐波。左上是宽带图，可以看到日母的共振峰结构。左下是能量频谱图，给出了左上图竖线处的共振峰数据，F1是432Hz，F2是1123Hz。右下是日母在声学元音图中的位置示意图。下面两幅图表明日母类似偏后的半高元音。说它“类似”，一则是图中都是舌面元音，只有它是舌尖性的；二则如果在自成音节的“日”rì字中，F1会降低到300Hz甚至更低，F2会上升到1700Hz，类似央偏前的高元音。（注：Dravidian语系中的Malayalam语有两个[r]滚音，[26]一个齿龈前，一个齿龈后，后者差不多就是个卷舌音。前[r]的F2高，有1750Hz，卷舌[r]的F2低，1250Hz。北京话日母若自成音节，像翘舌音（本音）；若后接后元音，则像卷舌音（变体）。日母的语音变体很复杂，另详。）
4.计算雷诺系数Reynolds Number，临界值为1700±200，[21]超过的是湍流，不到的是层流。湍流越大，噪音和摩擦也越大。这其实是辨认擦音最好的标准，汉语这方面的实验未见。经验判断是近音在临界值以下靠近元音那一边。上一条中说了，咝音的波形全是乱纹，说明是很强的湍流，这在Svantesson[27]和吴宗济[24]的语图中也可看到。根据我[17]的观察，普通话近音
在不同语境中噪音大小不同，一般来说，在自成音节、后接高元音、带升降调时噪音大些。最近Lavoie[13]p81对英语和西班牙语的观察也有同样的发现：近音如果后接高元音，就会多些噪音，看起来就更像弱擦音。
总之，通音continuant从无擦、微擦、弱擦、到强擦是个连续统，日母在这条连续统上处于近音的位置，它跟半元音／滑音如[j,w]最接近，其次是元音和弱擦呼音，最远的是强擦咝音。近音跟元音接近是因为都可以自成音节，跟呼音接近是因为有时近音也有微弱摩擦，呼音有时也能自成音节（如上海话等吴语中的[γ]“父”）。近音跟半元音最接近，这很容易理解。按照赖福吉和麦迪森(Ladefoged & Middeson)[28]，半元音只是近音的一种，“最常见的近音就是半元音。”这跟我[16]多年前把日母看成跟/j,w/一样是半元音的观点相符，汉语中日母的分布与/j,w/相似。不过，英语半元音/j,w/的稳定段音长只有大约30多毫秒，[25]p213比擦音短多了，
（见前引吴宗济[24]的数据）。
综上所述，浊呼音易发，浊塞音难发，浊咝音更难。普通话以及北方官话里记录的浊咝音日母，在大部份场合其实都是近音。本节所论，同样适用于不卷舌浊擦音。
六 清塞音的分布
上面讨论了浊塞音分布中软颚音[g]最容易出缺。这种空缺叫系统空档system gaps。那么有系统空档是不是总是先缺软颚音呢？不一定。在清塞音共时分布中，最容易出缺的是唇音[p]，有[t](288)和[k](282)的多于[p](262)。表17显示[p,t,k]倾向于成套出现(87%)；如果不成套，那么十有八九缺的是[p](82.4%=(26+2)/(26+5+1+2))。缺[t]的语言百不一见(0.3%)，缺[k]的2%，缺[p]的最多(10%)，有26个，如Arabic、Vietnamese、Yoruba、Chuava、Hausa、Diz等。可见[t,k]较稳定，较少变动，[p]不太稳定，变掉的最多。表13是不送气清塞音在317种语言中的分布，总出现频数289。
在清塞音的历时音变中，也是[p]最容易变化。如在汉越语中重组四等字发生了唇音舌齿化，[p]在[j]前面变成了[t]。[29]在汉语历史上，大约隋代以前开始了有名的轻唇化音变，[30～32]一些三等韵的[p,p[h],b]变成了[pf,pf[h],bv]，再变为[f,v]。同样的轻唇化也见于日耳曼语辅音大轮替中最后一个阶段（见表3）。吴语中不送气清塞音内破化，也是帮母最活跃。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为什么清塞音中[p]最不稳定呢？
系统空档跟交际效率有关。前面提到，从说者角度看，浊软颚音[g]相对来说缺乏效率。这是因为成阻点以下的喉上空间很小，很难储存因发浊声而泄出的气流。这个空间中的气压马上就会升高到临界点，使得声门上下气压差小到不能再维持浊声。
从听者角度来看，就正好反过来。清唇音[p]从听感上来说，是最缺乏效率的。辅音听辨，有两个重要的线索，一个是由成阻部位决定的能量集中区，另一个由后接元音引起的轨迹。（注：还有一个重要线索，不过此处与它无关，那就是“初浊”(voice onset time)。）唇音[p]爆发的能量倒是跟其它辅音相当，但它的音强很低，所以对听辨不利。为什么它的强度低呢？原因在于唇音的成阻点在口腔最前端，气流爆发冲出后没有共鸣腔来放大。[9]p494这就像乐器一样，如果光拨一根弦，哪怕用力很大，能量很大，声音不会很大。但如果这根弦绷紧在一个琴箱上，就有了共鸣，声儿就大了。齿音[t]除阻点前有个小共鸣腔，软颚音[k]除阻点前有个大共鸣腔，所以从听感上来说，唇音[p]的特征最不明显，交际上最缺乏效率，所以分布上最容易出现空档。
综上所述，软颚浊塞音[g]相对来说发音较难，双唇清塞音[p]听音较难，所以在历时演变中容易变成其它音，在共时分布上就容易出缺。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而且只表示一种倾向，具有的是统计学上的意义。也可能有极少数语言不服从常规分布模式，如Hawaiian语有[p,k]但没有[t]，仅此一见。罕见的分布常常是由特殊的音变造成的。它原来[p,t,k]俱全，后来[k]变成了
，[t]填进了[k]留下的空档，结果造成了[t]这么个空档。
所以，对某个音具有偏见，可能来自发音生理上的限制，也就是说者方面的问题；也可能来自听感方面的限制，那是听者的问题。音变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张力。
七 进一步的讨论
从上面的讨论出发，我们可以作几点推理。
1 音变顺序
三等字增生颚介音在前，一二四等群母字变入匣母在后。否则的话，没有颚介音的三等字也会丢失群母的。
上古三等字（至少很大一部分）无颚介音，这最早由蒲立本[33]提出，现已为很多人接受，如包拟古[34]、郑张尚芳[35,36]、潘悟云[3,37]。俞敏[38]也持类似观点。郑张[36]为之构拟了一条演变之路：上古三等短元音后来滋生出
。
潘悟云[3]进一步推测颚介音增生的年代是在北朝晚期：“《切韵》时代颚介音的产生还不久。”不过，根据上述讨论，颚介音产生的年代还得提前，你得留出时间来给群母变化。三等字有了颚介音以后，才使群母[g]的成阻点往前挪到从而避免了擦化。因此，三等字颚介音增生至少在北朝早期，甚至更早，然后是群母在一、二、四等字中擦化。
2 维持浊声的途径
如果不愿意清化，想要更长时间地维持浊声，该怎么办呢？最有效的办法是扩大口腔，以容纳更多的气体。扩大口腔容量有几个途径：
(1)鼓起脸颊，(2)降下喉头。鼓起脸颊和降下喉头常常同时进行。这样做的后果可能会引起意想不到的音变。如果这时马上除阻、爆破，就有可能造成负气压，即口腔内压力小于外面的大气压，结果造成内破音。这是内破音的来源之一。这实际上是发音动作“错时”(mis-timing)的表现之一，发音器官的几个动作在时间上错位了。(3)往前挪一下成阻点，就像群母细音从软颚[gi]不经意地前移到硬颚
扩大了口腔容量，从而保住了浊声。
保持浊声的另一个办法是开个后门漏点气，使得口腔的气压不至于一下子升得很高，也就保持了喉门上下的压力差，从而保持了浊声。这有两种情况：
(4)把小舌与咽壁处的关闭稍稍漏缝，从鼻腔里漏掉点气。这可能会造成前鼻音或鼻冠音
。这种鼻冠塞音实际上是发音人想要强化浊声、维持浊塞声的结果。根据我自己的田野调查，鼻冠音的分布实际上比已知的多得多。
(5)把软腭与舌根处的关闭稍稍漏缝，从口腔里漏掉点气。这可能会使爆破音[g]变成擦音[γ]，即群母洪音字变入匣母。这类音变，即软腭或小舌浊塞音或滚音变成浊擦音，是非常普通的。
维持浊声往往要付出代价——音变的代价。当浊声在一个语言里是主要区别特征时，为了维护它，往往牺牲其它特征。这就是为什么群母最先是擦化，而不是清化。如果把潘悟云构拟的上古云母[G]算上也一样，它走的也是擦化一路，而不是清化，因为浊声在中上古是个主要区别特征。
八 为什么浊塞音还未绝迹？
如果浊塞音清化或擦化是普遍倾向，那么为什么浊塞音至今还没绝种？是不是有什么途径可以重新产生浊塞音？
答案是肯定的。如果变化只是单行道，那么浊塞音就会绝种，因此存在着双行道，尽管对面道上的车可能少点。下面举些例子。
(5)与此相仿，长清塞音容易变成内破浊塞音。
以上例子都跟本题所论反向而行。前三项是清塞音变成普通浊塞音，后两项变成内破浊塞音。其中[3,4,5]能找到原因，此处不赘。但[1,2]暂时不明所以。下面[6,7]是从鼻音、边音变为浊塞音，也容易理解。
(6)闽南话的双唇浊塞音[b]来自鼻音[m]，如“门”ｂｅｎｇ，“无”ｂｏ，“麻”ｂａ，“明”ｂｉｎ。
(7)江西湖口、星子、修水的赣语，大余、上犹（东山、社溪）的客家话，[39]p264以及湖南临湘话（注：临湘话与周围话不同，还保留浊塞（擦）音，因此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湘语。[40]但鲍厚星、颜森[8]把它和平江话同归于赣语。从这儿的两项音变来看，临湘话与赣语相同。）[40]p316,335中边音变成浊齿塞音“[l]＞[d]/__[i]”，即来母细音字变成[d]，如“里李”[di]、“聊”[diau]。
由此可见，全世界很多语言发生过的浊音清化是一个强势变化，但也存在着反向变化，或其它产生浊塞音的途径。否则，用不着等到今天，浊塞音恐怕早就绝迹了。有了实验语音学，我们就可以研究这些细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浊塞音还会重新产生，于是就有了类似于“生物链”的生生不息的“语音链”。
九 结语
本文从群母的历史演变入手，讨论了一系列相关的历时和共时的音韵学问题。文中使用的那些基本概念和原理，如浊塞声为什么难以维持，浊擦音为什么更难维持，听感对音变的反作用等等，都是语音学中现成的。幸运的是汉语跟世界上其它五六千种语言一样普通，所以这些普遍原理得以应用到汉语音韵学中。
本文所论有些只有技术上的重要性，如下几点在概念上也很重要。
比较语言学有个很大不足，那就是无法建立音变的绝对年代。即使开个后门借助文献，对一些重要音变的起讫年代，如轻唇化、浊音清化、入派三声、颚化等，我们仍然只有一个大致的概念。迄今为止唯一能精确定时的只有“颚近音日化，
”。[43]实验音韵学的参与对建立相对年代是关键性的，碰巧了还能帮助确立绝对年代。
音变可能来自发音方面的限制，也可能来自听感方面的限制。过去研究的重点是在发音-说者这方面，所以印象中是发音-说者的因素对音变的影响力大些。随着研究的深入，一定会发现很多情况是由听者那方面决定的。[7]音韵学要找到那些制约说者和听者的条件。在什么情况下这么通，在什么情况下那么转。走笔至此让我想起传统音韵学常说的“一声之转”，其实有很多“通”“转”在它们背后隐藏着物理和生理原因。音韵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顾江戴钱、段王孔江以来那些伟大学者在当时条件下的经验感觉用现代科学来加以说明。
音韵学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发生了一个研究范式的转移。[44]今天，他又面临着一个方法、概念上的除旧布新。本文尝试用实验语音学和类型学的方法来辅助解决传统音韵学的问题，这也是当年王力先生的愿望。（注：王力先生曾数次叮嘱我除了古文外语还要学好数理化。）实验音韵学的出现就是朝着实现王力先生的理想而努力。今天的音韵学有了一个以往难以想象的、激动人心的目标，这要让我倒退回十几年，简直匪夷所思，那就是奥哈拉(Ohala)[45,46]描绘的前景——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音变，都要叫它在实验室里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