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哲学范式的早期转换--世纪之交哲学发展的命题_哲学论文

争取哲学范式的早期转换--世纪之交哲学发展的命题_哲学论文

力求哲学范式的及早转换——对世纪之交哲学发展的主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世纪之交论文,范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的哲学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如何给这20年的哲学发展定位,如何根据这一定位来设计将来的发展,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哲学发展的定位

评价发展中的事物,人们有一套习以为常的做法:首先是一句诸如“成绩很大、仍有问题”之类的评语,接着就是对成绩和问题的大量描述。对于20年来的哲学发展,这样的评论很多,也给了人们很多启发,但却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无法给哲学发展以逻辑的和历史的定位。

定位的前提是确定参照系。一般而言,确定参照系有两种办法:一是运动中的事物相互参照;二是运动中的事物以它的背景作参照。按照第一种办法,我们可以拿哲学的发展跟经济学的发展作一对比。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经济学20年来的发展,那么,这句话只能是:经济学实现了从计划经济范式向市场经济范式的转换。范式转换就是思维方式、学科理论和日常观念的全面革命,对经济学来说,意味着从前那套“有计划按比例”的所谓“规律”已经不再是人们思考和处理经济问题的根据,从市场出发、按价值原则考虑问题已成为学界、政界和普通民众的共识。用我们较为熟悉的术语来说就是: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实现质的突破。相比之下,哲学并没有实现这样的范式转换,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还处于支配地位,物质决定论的整套观念还盘踞在许多人的头脑当中,新的哲学观念的力量尚未壮大到足以取而代之的程度。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还处在量的积累阶段。具体而言,在进展最大的纯学术领域,虽然大多数学者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各自头脑中的范式转换,但这只是“自觉”、“度己”,在“觉他”、“度人”方面则鲜有大的成效。在意识形态领域,由于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仍是我们思维的合法性依据,因而即使是邓小平理论也只能被纳入旧的框架来理解,其真精神不可能不被遮蔽。在日常生活领域,除了旧的堡垒,就是大片的哲学空场,——人们要么用教科书哲学思考问题,要么干脆诉诸常识,跟着感觉走。所以,与经济学的进展相比,哲学的落后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引进确定参照系的第二种办法,这一点会更加清楚。众所周知,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是新时期全部理论观念变革的大背景。因为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在经济领域首先实现根本突破的,所以,为经济改革提供思想支持和观念保障的经济学先于其他学科实现范式转换完全在情理之中。哲学关乎社会的总体结构,在结构的若干重要层面尚未触动、总的演进态势不甚明朗的情况下,哲学范式转换受到阻遏,哲学发展相对滞后,实属难免之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发展的节律会永远如此。最近一年多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中国的改革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大意是:经济改革所实现的根本突破使其他层面的改革势在必行,社会全面转型的时刻正在逼近。这就告诉我们:哲学的发展也到了争取质的突破的关键时期,因为只有作为各种旧体制最后根据的哲学思维方式与理论观念被首先否定,旧体制本身才可能被真正否定。

据此,我们主张:世纪之交的哲学发展,应以力求哲学范式的及早转换为根本主题。

二、哲学范式转换的含义

哲学范式转换是指哲学的思维方式、观念系统、理论格局、社会功能的总体性变迁。观念系统、思维方式属于哲学范式的内在的方面,理论格局、社会功能属于哲学范式的外在的方面。

改革开放以前,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思维方式和观念系统。在这套方式和系统中,世界被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被事先规定好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方面,称为物质;一个是由物质决定并为物质世界实现其规律服务的方面,叫做意识。这套哲学称为物的哲学。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正在抽掉这套思维方式和观念系统的现实基础。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活动在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进行,各主体要从事活动只需诉诸自己的意志,而不必诉诸权力意志,政府只是各主体的服务者。在这种现实基础上,哲学必然转向主体的哲学、实践的哲学、交往的哲学、民主的哲学,必然倡导从人出发、把每一个普通人作为价值目的。这类哲学可以统称为人的哲学。随着改革向其他领域的推进,实现物的哲学向人的哲学的范式转换不可避免。

人们一般比较注意哲学范式的内在方面,而不大在意其外在方面,实际上,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的。在改革开放前的哲学理论格局中,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一花独放,它不仅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等于哲学本身。今天我们都清楚: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只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无数解释中的一种,并且很可能是误解最深的一种。用这样一种解释排斥所有其他解释,使马克思哲学的宝贵资源在我们手中白白浪费了几十年。大家也都知道,哲学是个性化程度极高的一种意识形式,用一种哲学代替所有其他哲学,等于将绝大多数哲学智慧成果拒之门外,这显然是偏执之举。从前哲学园地的荒漠化,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一统天下要负主要责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方面有了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解释,另一方面恢复和开创了对古今中外其他派别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和传播,教科书哲学大一统的格局被初步打破。与旧的理论格局相对应的,是哲学社会功能的意识形态化。由于只有一种哲学,而且这种哲学是直接表达权力意志的,因而为政治服务就是哲学的全部功能。今天我们知道,哲学固然应该为政治服务,但同时也应该为科学研究、日常生活等社会其他领域服务;我们还发现,人类的哲学观念,特别是现代人类的哲学观念,确实有因政治制度不同而互异的,属于意识形态;但也有大量相似或相同的内容,不属于意识形态,这是人类交往的思维和价值基础。可见,哲学社会功能的单一状态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事实表明,改革开放的进展正在使哲学社会功能日趋丰富。

总之,哲学范式转换在其内在方面的含义是从“物”转向“人”,在其外在方面的含义是从“一”转向“多”,并且二者不可分割。

三、转换哲学范式的关键

正如抛弃苏联的计划经济理论是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关键一样,抛弃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也是哲学范式转换的关键。这一步迟早得走,晚走不如早走。

回顾20年来的历史,我们发现:改革每进展一步,都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这说明:改革之难,不是难在缺乏主体能力或外部条件,而是难在头脑中框框太多。这些框框不是别的,正是从苏联“进口”、经过中国化包装后所形成的各种僵化的教科书理论。中外学术研究已经表明:这些教科书并没有反映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冠以“马克思”之名实在名不副实。历史的经验教训亦已表明:苏联模式的教科书连苏联自己都拯救不了,固守它有何意义?我们正是因为及时抛弃了苏联模式的教科书经济学,才有今天经济理论的繁荣和经济改革的成功。在教科书经济学的框框被破除之后,教科书哲学成了改革向前推进的最大思想障碍。改革正值“关键时期”,及早结束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的权威地位,对于解放思想至关重要。

回顾20年来的历史,我们还发现:改革每进展一步,都离不开必要的思想支持。邓小平理论的巨大作用就是明证。在意识形态领域,新旧思想之间是彼消此长的,旧的东西不退出历史舞台,新的东西很难有生长的空间。这与学术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中新旧可以并存的情况很不一样。如果当初不破除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旧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不可能得到确立。如今,如果不推倒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的权威,马克思本有的思想资源就很难被发掘出来,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地位也很难得到巩固;如果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的种种教条始终是思维领域的最高裁判,邓小平理论也要由教科书哲学来解释,那么,我们今后靠什么来给改革开放的新举措提供合理性依据呢?不仅如此,在改革的难度与风险日益加大的今天,只有不断的理论创新才能够满足社会实践对思想的渴求,而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的继续存在本身就是对所有理论创新的最粗暴否定。

目前,能够在意识形态功能上替代苏联模式教科书哲学的理论体系就是“实践唯物主义”。这是一个较能得到普遍认同的体系,它不仅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最为接近,而且与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相统一。自从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来,学术界在把握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已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早在10年前,大多数学者就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问题上达到了共识,虽然人们对这一理论的理解上还存在某些分歧,《哲学动态》1988年最后一期和以后的几期,是这一共识的很好见证。如今,人们的观点更加成熟。可以这样讲,实现意识形态领域哲学范式转换的学术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四、哲学范式转换的过程及当下的急务

哲学范式的转换是一个过程。此前是转换的准备期,表现为旧的范式仍居支配地位,新的范式尚在酝酿,无范式现象普遍存在。接下来是转换期,将表现为新范式取代旧范式,无范式现象继续存在。最后是转换的完成期,将表现为在新范式的支配下无范式现象的逐步消除。我们眼下正在从准备期向转换期过渡,急需解决准备期的惯性问题。

所谓准备期的惯性,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即:意识形态领域坚持旧范式,不管有无学术依据和群众基础;学术领域则另搞一套,也不管能否被社会接受;日常生活领域则迷信感觉,更不管上面宣传什么,学者研究什么;并且三方面都已习惯于这种状况。问题不在于这种状况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而在于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改变这种状况同样具有历史必然性,并且在今天还显得特别迫切。

在意识形态领域按惯性继续维护苏联模式教科书哲学的权威地位,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无害神像”论。大意是:这套理论虽然脱离实际,与马克思的原意也有距离,但摆在那里至少没有什么坏处,相反还能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我们认为,这个理由实难成立。一方面,把一种与时代精神相冲突且名实不符的理论奉为圭臬,除了增加改革开放的思想障碍,加剧人们对意识形态的逆反心理,不会有别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这套理论占据着讲台,进而占据着每年数百万中学生、近百万大学生、百余万成人高教学员和无数进修干部的头脑,因而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合乎时代潮流的各种新鲜思想难以进入课堂、深入人心,无从发挥教育青年、服务现实的作用。在这两方面的损失面前,还能说“神像”无害吗?

学术领域也存在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多数哲学学者已经实现了自身的范式转换,并针对旧范式的弊端,共同倡言哲学应面向现实生活。可另一方面,这些关于现实生活的理论却基本上在学术圈封闭运行,对现实生活很少产生影响。尤其具有嘲讽意味的是: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在理论内容上脱离现实,但在理论功能上却扭着现实不放;学者们所推崇的种种学说,在理论内容上与现实紧密相连,但在理论功能上却与现实严重脱节。更为遗憾的是:许多人对这种状况已从习惯变成麻木。因此,改变在现实生活之外制造现实生活理论的做法,把解释世界的理论内容和改变世界的理论功能统一起来,应是学术领域的一个当务之急。

只有从各方面克服上述惯性,哲学范式转换才可望在世纪之交进入实质阶段。我们虽然强调抛弃苏联模式教科书哲学对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但必须指出哲学范式转换的内容要比一个教科书哲学问题丰富、复杂不啻百倍。更重要的是,转换哲学范式本身不是目的,由此提高民族整体的思维素养和思想能力,以在新世纪把握好自身命运,才是这场思想革命的根本指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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