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北洋舰队援旅问题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洋论文,甲午论文,舰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在辽东半岛战役中的失败，使战略要地旅顺失守，渤海门户洞开，加速了中国失败的进程。由于北洋舰队没有全力援救旅顺，因而不仅在当时遭到朝野的普遍责难，而且还一直为后人所诟病。近年来，学术界对北洋舰队援旅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也许正因为如此，北洋舰队没有积极援救旅顺的“罪责”似乎更加充分了，指责的主要对象也由李鸿章转向丁汝昌。但是，就笔者接触的史料来看，感到仍有商榷的余地。在此，笔者不揣浅陋，申述浅见于下，并就正于专家学者。
一、北洋舰队援旅的客观条件
旅顺位于辽东半岛南端，“其地自金州斜伸入海，形如卷心荷叶卧波”（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34页、第178页、第37页、第39页、第155页、第68页、第68页、第68页、第35页、第35页、第35 页、第179页、第69页。），是控制渤海海峡的锁钥， 尤其是北洋海军的重要战略要地。
黄海海战之后，日军大本营为在来年进行直隶平原决战，决定按照其冬季作战计划，首先实施辽东半岛的登陆战役，夺取旅顺、 大连。 1894年10月24日，日第二军在陆军大将大山岩司令官的率领下，自朝鲜大同江口出发，由日本联合舰队护送至辽东半岛的花园口，开始登陆。11月6日，登陆日军攻陷旅、大后路重镇金州。第二天， 日陆海军协同进占大连，旅顺危在旦夕。
根据旅顺的地理位置和日军陆海协同进攻旅顺的情况，中国军队要守住旅顺，必须实施有效的陆海协同。因此，论者一致认为，北洋舰队无论如何都应该通过全力援救，实现陆海协同，从而保住旅顺。其实问题并非这样简单，评价北洋舰队援旅不仅要看应该不应该，更要分析可能不可能。
协同是在统一的计划下，双方根据各自的作战特点、作战实力以及作战中的实际情况，通过主动配合、相互支援，来达到共同的战略、战役和战斗目的的协调一致的行动。他是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来实现的。因此，北洋舰队对旅顺能不能实施有效的援救，要看陆海军双方有没有实施协同的条件。对此，我们可以进行以下分析：
1.陆军方面
协同通常是以对全局起着决定性作用、执行主要任务的兵力为主，其他兵力为辅来组织实施的。众所周知，日本夺取旅顺的企图主要是通过陆路的进攻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旅顺能否守住，主要是看陆上清军能否进行有效的抵抗和反击。这一作战特点，是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已经失去黄海制海权决定的。也就是说，北洋舰队已不再对日军的海上运兵构成威胁——对此还将在后面详细论述。在这种情况下，北洋舰队全力援旅只能通过辅助性的活动，给陆军的抵抗和反击造成一定的有利条件，不可能改变金旅战役的主体形势。金旅战役的特点和北洋舰队的实力，决定了在旅顺保卫战中陆海协同的主要方面在于陆军。
辽东战役爆发时，驻扎在金旅一带的清军有33营，13000多人。 而且，大连湾经营多年，装备有当时世界最新式的大炮；旅顺修建16年，用了几千万两银子，设有海岸炮台13座，陆路炮台9座， 组成了严密的炮台群，军用物资储存丰富，号称“北洋精华”。由此可见，从旅（顺）大（连）驻扎军队的数量以及岸上设施来看，旅顺具有某些坚守的条件。正象有人分析的那样：“旅顺为天险之地，又有以西法筑造之坚固大炮台，而其粮饷军火且足支二三年之用，倘使华兵能慎防台后窜扰之路，则虽有百日舰断不敢自蹈死地也。”（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34页、第178页、第37页、第39页、第155页、第68页、第68 页、第68页、第35页、第35页、第35页、第179页、第69页。）
据此，有些论者认为，如果丁汝昌在援旅问题上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使北洋舰队以岸上炮台为依托，陆海协同，守住旅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从而把旅顺失陷的责任归罪于丁汝昌的消极援旅。这是忽视了北洋舰队的作战实力以及陆海军双方在协同中的地位而得出的不符合实际的结论。笔者认为，能否最终守住旅顺，仅看以上的条件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还要看协同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陆上清军在整个辽东半岛战役中的作战士气、主动配合精神以及其他因素。
自中日开战以来，清军尽管也作了一些顽强的抵抗，但总的说来士气是低落的，特别是黄海海战以后，清军的作战士气更是每况愈下。在奉天战场上，清军一路溃逃，战略要地相继失守。日军发动辽东战役，在花园口登陆长达12天，但金州、大连清军却坚持各守营盘，不赴前敌。仅率千余清军在金州抗敌的总兵徐邦道，曾亲自向大连的赵怀业请援以主动出击貔子窝日军，竟遭到拒绝。赵甚至对请战的部下说：“我奉中堂（指李鸿章）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汝辈欲往鼻（貔）子窝拒敌，须请令方可。”（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34页、第178页、第37页、第39页、第155页、第68页、第68页、第68页、第35页、 第35页、第35页、第179页、第69页。）金州危急之时， 总兵赵怀业仍然坐视不问，负责增援的总兵程之伟也率部逗留复州一带按兵不前。结果，徐邦道所部在外无援兵，副都统连顺弃金州城逃走的情况下，终因寡不敌众而溃败。金州失陷后，清军的士气几乎到了崩溃的程度。 11月7日日海陆军夹攻大连时，赵怀业早于前一天逃匿，兵勇溃散，日军不战而取大连，并缴获清军遣弃的大炮120多门和炮弹246万多发。大连的失守，使惊惶的清军更“如满地散钱”，难以“串成大枝”（注：《中日战争》丛刊，第5册，第26页。）。 防守旅顺诸将更是“不亟以全力守南关岭扼旅顺咽喉，乃舣鱼舟海曲作逃计，而各以粮台饟银移烟台”，“营务处龚照玙以金州陷，旅顺陆道绝，大惧，逃渡烟台，赴天津；鸿章斥之，复旋旅顺。自照玙之逃，旅顺军民滋皇惑，船坞工匠群抢库银，分党道掠，旅顺大扰。”（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34页、第178页、第37页、第39页、第155页、 第68页、第68页、第68页、第35页、第35页、第35页、第179页、第69 页。）驻扎旅顺的“水雷营弁张起龙断电线，携箱先遁，水旱雷兵亦遁，故各口共伏水旱雷六百余具，迄倭至未尝发一响”（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34页、第178页、第37页、第39页、第155页、第68 页、第68页、第68页、第35页、第35页、第35页、第179页、第69页。 ）。这时的战斗力已不能以人数的多寡来衡量，物质条件的效能也已不能得到有效地发挥。
总之，在辽东战役中，陆上清军“非望风而逃，即闻风先溃；间或有一二敢战者，又每一蹶不可复振”，“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注：《中日战争》丛刊，第5册，第218页。）。这样的士气，这样的协同精神，就谈不上与海军主动配合，相互支援，也就不能实现有效的陆海协同。
此外，清政府没有严密、有力的统一指挥，也是造成陆海协同难以实现的因素之一。在战争中，尽管清政府也考虑到了如何使用陆军和海军，在战略上也进行了某些调整，但在具体战役指挥上是软弱无力的，没有及时下达权威性的命令，使清军“虽大兵云集然皆不相统属”（注：《中日战争》丛刊，第5册，第171页。），各有孤军作战之感，从而给陆海协同带来了严重的障碍。鉴于上述情况，当时有人对陆军取胜失去信心，大呼“海军不出，断无转机”（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263页。）。那么， 海军的出击能否改变金旅战役的形势呢？
2.海军方面
在日军发动辽东半岛战役期间，北洋舰队要全力援救旅顺，实现陆海协同，主要是利用以下的时机和方式：其一是与日本舰队进行海上决战，争取控制海上交通线；其二是袭击花园口登陆日军；其三是护送运兵船增援旅顺；其四是坚守旅顺港。但是，如果冷静地分析一下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条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北洋舰队无论利用哪一种时机和方式援救旅顺，都无法获得成功。
（1）关于与日本舰队进行海上决战
黄海海战以后，如果北洋舰队能够通过与日本舰队进行决战，夺取黄海制海权，毫无疑问，日军根本不可能实施辽东半岛的登陆战役。然而，海上决战的实质是海军实力的较量，而北洋舰队恰恰已经没有这样的实力了。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损失了“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5艘巡洋舰，大型铁甲舰“定远”、 “镇远”和巡洋舰“来远”、“济远”、“平远”均受重伤，其余各舰也程度不同受伤，力量较海战前大大削弱。损失的5 艘巡洋舰已经永远丧失了战斗力，而受伤的“镇远、定远凡受三百余弹”（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34页、第178页、第37页、第39页、第155页、第68 页、第68页、第68页、第35页、第35页、第35页、第179页、第69页。 ），“各伤千余处”（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34页、第178页、第37页、第39页、第155页、第68页、第68页、第68页、第35页、第 35页、第35页、第179页、第69页。）“来远毁及半，余诸舰亦各创甚。”（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34页、第178页、第37页、第39页、 第155页、第68页、第68页、第68页、第35页、第35页、第35页、第179页、 第69页。）“须添工匠二百名”（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222页。）才能按时修复。 而督办修舰事宜的龚照玙等人对坚守旅顺缺乏信心，主要精力没有放在赶修船只上，竟以“工贵”（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564页。）为由，将部分从唐山矿修、 铁路等局选派来的虎钳匠、锅匠、铜匠等，在很短时间内撤回，致使本来就缺乏工匠的旅顺“船坞修工均不上紧，非得傅相（李鸿章）严行派人督催，海军不能计日出海。”（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 262页。）直到大连湾已失守的11月9日， “定远起碇机尚未配妥， 来远工程只修一半”（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192页、第195—196页、第192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7页、第220页、第195页、 第192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7—198页、第203页、第113页、 第664页、第192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1页、第203页、第208页。）。 显然，北洋舰队自黄海海战后至日军发动辽东半岛战役期间，“已不能军”（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34 页、第178页、第37页、第39页、第155页、第68页、第68页、第68页、第35页、第35页、第35页、第179页、第69页。）。相比之下， 日本联合舰队仅有5艘军舰受伤，其中3艘为主力战舰。而日本有“千余工匠”（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564页。），修复很快。经过修理仅5天便恢复了战斗力及航海力。9月末，主力战舰“吉野”也修复归队。为了协助陆军实施登陆辽东半岛的作战计划，日本重新调整编组了联合舰队，将第一游击队并入主队，改“桥立”为旗舰以代“松岛”，补充巡洋舰“八重山”及附属舰数艘。这样，在仅仅半个月的时间里，日本舰队就已基本恢复到黄海海战前的实力水平。
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在与日本舰队实力基本相当的情况下，尚且惨遭失败，何况现在双方实力相差如此悬殊，再奢谈决战和争夺制海权，对北洋舰队来说，实在是强其所难。
（2）关于袭击花园口登陆日军
10月24日，日军开始在花园口登陆，历时12天。有论者认为：“北洋舰队如能抓住这个有利战机，对正在登陆的日军实施猛烈突击，必然使其受到重大伤亡，从而使日军难以实现其由侧后进攻旅顺的战略方针。即使发起较为简单、较易组织实施的袭扰战，击毁其运送辎重、器材的船只，也可以大大削弱日军的整体作战能力，为陆上清军的作战行动创造有利条件。”（注：吕良海《丁汝昌甲午年援旅问题探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69页。 ）这种想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客观地分析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同样是不现实的。
花园口登陆前，日军第二军的运输船和日本联合舰队在渔隐洞锚地集结，整装待发。运输船和兵舰的数量，日本方面记载“运输舰与舰队各舰合计有六十余艘”（注：《清末海军史料》（下册），第864页。 ），其中运输船有“三十余艘”，兵舰当在30艘左右。
10月23日，日本舰队本队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游击队启碇先行，首先到达花园口附近，第二军第一批运输船继之。根据伊东右亨的命令，本队及第一、第二游击队除“秋津洲”、“浪速”二舰外，皆停泊于远海，以防备北洋舰队的袭击；第三、第四游击队停泊于靠近花园口的海面，以掩护陆军登陆；“八重山”、“筑紫”、“大岛”、“鸟海”、“西京丸”、“相模丸”6 舰官兵则协助陆军登陆（注：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197—198页。）。第三、第四游击队舰只数量，据中国方面侦察有“十四只”（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192页、第195—196页、第192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7页、第220 页、第195页、第192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7—198页、第203 页、第113页、第664页、第192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1页、第203 页、第208页。），另外还有数艘鱼雷艇。由此可见， 为掩护第二军的顺利登陆，日本舰队倾巢出动，远近海相互配合，形成较为严密的防御网络。不仅如此，“在掩护陆军登陆的同时，舰队还不断对旅顺、大连、威海卫等地进行侦察，以压制敌人（指北洋舰队）。”（注：《清末海军史料》（下册），第864页。）“秋津洲”、 “浪速”二舰便专门完成这一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北洋舰队仅靠6 艘尚未完全修复的战舰对日军“实施猛烈突击”，是不可想象的。至于说在日军登陆期间发动“袭扰战”，无疑会给日军造成一定的麻烦，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北洋舰队的舰艇航速普遍低于日本舰队，机动能力很差，且不说很难袭扰成功，即使袭扰偶然得逞，也很难安全撤离战场。因此，用这种自杀性攻击，同样不可能“大大削弱日军的整体作战能力”。
（3）关于护送运兵船增援旅顺
11月6日，日军攻陷金州，切断了清军陆上增援旅顺之路。 随即，由北洋舰队护送运兵船增援旅顺的问题也被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
11月7日，日本海陆兵不血刃轻取大连。此后， 日本舰队集结于大连湾，以严密地机动监视从海上压制旅顺。“旅口每日有兵船三两只游弋”（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192页、第195—196 页、 第192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7页、第220页、第195页、第192 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7—198页、第203页、第113页、第664页、 第192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1页、第203页、第208页。），寻找北洋舰队的踪迹。14日，“大连湾有日本兵船十六只，雷艇十余只，出海游巡旅顺洋面。”（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192页、第 195—196页、第192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7页、第220页、第195 页、第192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7—198页、第203页、第113 页、第664页、第192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1页、第203页、第208 页。）15日，“羊头洼及黄金山口外，有倭大船雷艇各两只，来往梭游。”（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192页、第195—196页、第 192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7页、第220页、第195页、第192 页、 第196页、第199页、第197—198页、第203页、第113页、第664页、第192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1页、第203页、第208页。）当时， 日本舰队受伤的主力战舰“松岛”、“比睿”已修复归队，实力又得到进一步加强。面对这样的不利态势和与日本舰队日益拉大的实力差距，北洋舰队接送运兵船从日本眼皮底下增援旅顺，显然是凶多吉少。
远离战场的清廷对旅顺的详细情况并不了解，在旅顺危急的形势下，多次催促李鸿章派北洋舰队护送运兵船增援旅顺。11月8日， 清廷电告李鸿章：“章高元八营，仍著催令设法东渡。此时津防虽亟，而旅顺门户尤要，李鸿章仍应移缓就急，酌抽数营。力图援救，不得以无营可拨竟置不顾也。”（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192页、第 195—196页、第192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7页、第220页、第195页、第192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7—198页、第203页、第113页、 第664页、第192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1页、第203页、第208页。）而在这之前，李鸿章就得到情报：“连日倭快轮、雷艇时来旅口窥伺。”“商轮畏阻，不敢冒险运兵。”（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 第192页、第195—196页、第192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7页、第220页、第195页、第192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7—198页、第203页、第113页、第664页、第192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1页、第203页、第208页。）因此，他在9日给清廷回电称：“轮船民船皆难冒险运旅”。但清廷仍不甘心，又提出了“以马吉芬统带铁舰，护送章高元八营赴旅”的建议，并旨谕李鸿章“面询汉纳根，妥筹办理。”（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192页、第195—196页、第192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7页、第220页、第195页、第192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7 —198页、第203页、第113页、第664页、第192页、第190页、第192 页、第191页、第203页、第208页。 ）不久又催令：“旅顺援兵仍著设法运送，不得来往冒险漠视不救也。”（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 册，第192页、第195—196页、第192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7页、 第220页、第195页、第192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7—198页、第203页、第113页、第664页、第192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1 页、 第203页、第208页。）李鸿章经过考虑和分析，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倭踞大连湾，距旅海口甚近，游弋虽小队，而快船雷艇调遣极速，我铁舰尚可相敌，若挟运兵船往，恐为高升之续，弁兵亦不敢冒此大险”（注：《中日战争》丛刊，第5册，第23页。）。
护送运兵般增援旅顺的方法不可取，清廷的命令也同样不能忽视。11月10日，李鸿章便于汉纳根会晤，试图寻找一种圆满的解决办法。李鸿章认为：尽管洋员马吉芬“胆气尚好”，但“目下情势尚未敢任战舰护兵之役。”从而否定了让马吉芬统带兵舰护送运兵船援旅的办法。汉纳根指出：“海军六船只定、镇可恃，倭既据金、湾，其快船、雷艇必聚大连湾海澳，时在旅口游弋。我舰挟运船往旅，必有大战，以寡敌众，定、镇难保，运船必毁。定、镇若失，后难复振，力劝勿轻一掷，仍回威海与炮台依护为妥。”（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192页、第195—196页、第192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7页、第220页、 第195页、第192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7—198页、第203页、第113页、第664页、第192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1页、第203页、第208页。）但援旅的办法仍然没有找到。12日，李鸿章与汉纳根、 丁汝昌再次商量援旅之事，汉纳根强调：旅顺“山径险阻，现有二十一营分守前后，可以暂支，即冒险添兵往助，似无大益。惟金州北路一军往攻，是以牵制敌势。但敌众我寡，难期制胜。章高元八营请由登州乘轮至营口前进会合宋军，气力较厚。旅口倭船游弋，运船断不可往。”在这里，他提出的将章高元八营“由登州乘轮至营口前进会合宋军”，再由陆路增援旅顺的办法，马上得到了李鸿章和丁汝昌的赞同。李鸿章立即报告清廷：章高元八营“改赴营口，为宋庆、刘盛休等后继，雇用商轮，分起运往，如此调度，较与全局有裨。”（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192页、第195—196页、第192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7页、第220页、第195页、第192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7—198 页、第203页、第113页、第664页、第192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1页、第203页、第208页。）实际上，这种办法纯系应付清廷的无奈之举。金州已失，从营口增援旅顺，显然是缓不济急。李鸿章和丁汝昌对此都是非常清楚的。而清廷听说旅顺“可以暂支”，同时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同意了李鸿章等人的建议。结果，由海路直接增援旅顺未能实施，这是当时日益恶化的战争形势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4）关于坚守旅顺港
对于如何解救旅顺危急，有些论者提出坚守旅顺港的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旅顺口陷落是“由于战场主帅丁汝昌从考虑地理缺陷出发而放弃军港”（注：刘志坚《论李鸿章经营旅顺口的错误及对中日甲午战争的消极影响》《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第325页。 ）导致的。言外之意，北洋舰队只要坚守旅顺港，旅顺就能得以保全。这种观点显然不能成立。首先，旅顺既是濒海的军港，也是接陆的重镇，在日军已经登陆抄袭后路的形势下，旅顺能否保全主要取决于陆上清军的作战情况。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论述过。从日军的作战计划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日第二军参谋部认为：“旅顺坚垒，正面攻之，恐不能奏功，宜先选定其根据之地，而后冲其背后，以出敌不意也。”（注：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第8卷，第275页。）其次，旅顺港有两个明显的地理缺陷：一是港内水浅，澳域狭隘。旅顺口“内澳约周十四里”，水域面积比较狭隘。澳之东岸是由淤沙卵石构成的浅滩，后“建大船坞，为海军根本。澳之西岸，有一沙舌斜伸自南而北，插入澳内，将澳分为内外两塘”（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34页、第178页、第37页、第39页、第155页、第68页、第68页、第68页、第35页、第35页、第35页、第179页、第69页。《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35页。），可见水是较浅的。李鸿章在建旅顺港之初曾说：旅顺口“惟口狭底淤，非大加开浚不能展轮下碇。前已购造挖海接泥各船，勤加疏治，其挖出淤泥，必须轮船拖带出海远卸，方免口内阻塞。”（注：《洋务运动》丛刊，第3册，第63页。）1880年， 清政府开始疏浚口门、船澳，挑挖船澳土方，断断续续进行了近10年，结果水深也仅仅“二丈以外”（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34页、第178页、第37页、第39页、第155页、 第68页、第68页、第68页、第35页、第35页、第35页、第179页、 第69页。），而“定远”、“镇远”两艘7000吨级铁甲舰吃水已达两丈，要进出港必须候潮而动，给作战带来极大的不便。
二是港口狭窄，易被敌封锁。“旅顺口门最狭，宽仅九丈，由船坞石堤横量至老虎尾炮台径十一丈七尺”（注：《中日战争》丛刊， 第1册，第34页、第178页、第37页、第39页、第155页、第68页、第68页、第68页、第35页、第35页、第35页、第179页、第69页。）， 难容两舰同时进出，并且口门“久经淤浅”，虽“近年用导海机器船挖淤浚深”（注：《洋务运动》丛刊，第3册，第321页。），但舰队仍“必候潮出口，非时不能转动”（注：《洋务运动》丛刊，第3册，第320页。），如果被日舰封锁，港内的船只只能束手待毙。11月20日，“日本以水雷船数号在旅顺口外施放水雷，烟雾涨天，冀眩华军之目”（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34页、第178页、第37页、第39页、第155 页、第68页、第68页、第68页、第35页、第35页、第35页、第179页、第 69页。），实际上已经封锁了旅顺口。
由此可见，旅顺港的地理缺陷是客观存在的，正如丁汝昌分析的那样：“旅顺后路警急。各船在口内，水道狭隘，不能展动为力，有损无益”（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8卷，第35、第4页、第1页、第4页、第102页、第28页、第40页、第31页。）。“旅顺口窄港狭”，军舰必须“假潮出口，非时不能动转，临阵不能放炮，既难依辅炮台，又实无益陆路”（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9卷，第38页。）。如果北洋舰队退守港内，很容易被日本舰队封死，而一旦日军后路抄袭成功，北洋舰队就等于陷入了绝境。
以上是笔者对北洋舰队援旅问题的分析，通过分析，得出了否定的结论。但仅仅以此来判断丁汝昌在援旅问题上的是非功过是不够的，还必须分析掌握着北洋舰队具体指挥权的丁汝昌对于上述问题的认识。如果他主观上没有认识到北洋舰队援旅的不可行性，作为一名军人，作为北洋舰队的最高指挥员，不积极援旅，仍然是不可原谅的。
二、丁汝昌、李鸿章对援旅的认识和态度
黄海海战刚刚结束时，丁汝昌对陆海协同抗敌是抱有信心的，对旅顺的坚守也是充满希望的。但他的希望很快又破灭了。北洋舰队返回旅顺后，“丁汝昌与龚照玙等诸营员议，谓旅顺险要，实为海军巢穴。必得生力军坚守后路，以抵日军，而后炮台可保；炮台可保，而后舰队进占退守之机，乃有所据。应请陆营驻扎后路，预备拒敌。龚照玙等相顾骇愕莫敢发言，丁汝昌再议自守后路，请龚照玙等督守炮台，亦游移未决。于是丁汝昌告龚照玙，吾与若死守旅顺，不分畛域亦可。嗣闻龚照玙与陆军统领程允和会饮，席次不知所之。丁汝昌以情电告李鸿章，知旅顺不可恃也。”（注：《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324页。）从这段描述来看， 通过与陆军将领的会晤，丁汝昌真正了解了陆军的抵抗能力和决心，感到陆海协同抗敌很难实现，初步形成了他在援旅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因此，在金州失陷以前，他主要强调陆上清军的作战是解决旅顺危急的关键。他认为，唯有“速调劲旅”，“扼金州北道”，“拦腰截击”来犯之敌，并联络大连守军，“合谋同剿”（注：《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21页。 ），才能阻止日军的大举进攻。金州失陷后，他又断言，“关内无重兵出援，旅亦万难久支”，强调了清军陆上作战对坚守旅顺的决定作用。随着战局的发展，陆上形势始终没有转机，陆军取胜的希望越来越小，海军也始终没有战机可抓，丁汝昌的消极态度也就逐渐明确起来。
与丁汝昌不同，李鸿章对于陆军的情况并没有作认真细致的分析和研究。陆军将领们在电报中的那些“尽力堵剿”、“鼓舞奋发”、“临阵奋勇”一类的夸耀之辞，对遥控指挥的李鸿章的认识和决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金州失陷以前，他始终对陆军的作战充满希望，对坚守旅顺抱有信心，因此也就主张北洋舰队全力援救旅顺。他认为北洋舰队尽管遭到重创，但“尚有定远、镇远两铁甲舰，辅以快船、蚊雷各艇，与陆路炮台声势相倚，各口守台弁勇均系训练有素，合以新募各营扼要填扎。”（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192页、第195—196页、第192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7页、第220页、第195页、第192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7—198页、第203页、第113页、第664页、 第192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1页、第203页、第208页。）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他对防守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
10月9日， 当李鸿章获悉日军要在大连湾（实际在花园口）登陆的消息后，便指示丁汝昌：兵船“须往来旅、湾之间，俾彼大队运船稍有牵制。”（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8卷，第35、第4页、第1页、第4页、第102页、第28页、第40页、第31页。）在维修船只期间，李鸿章还指示丁汝昌“应择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张声势。雷艇应往小平岛及附近旅口各处梭巡，切勿违误”（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8卷，第35、第4页、第1页、第4页、第102页、第28页、第40页、第31页。），并且指出，目的并不是为了“与彼寻战”，而是为了“使彼知我船尚能行驶，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8卷，第35、第4页、第1页、第4页、第102页、第28页、第40页、第31页。）。但丁汝昌以“各船伤重且多，星夜加工修理，都未完备”（注：《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49页。）为理由，拒绝“派出口外”。船只的维修工作于10月6日暂告一段落，18日丁汝昌才率“定远”、 “镇远”等6舰驶出旅顺口，但没有按李鸿章的指示“靠山巡查， 略张声势”，而是径直驶向威海。
随着战局的发展，陆军的步步败退，李鸿章开始隐约感到了陆军并没有象各将领宣称的那样英勇善战，战阵也不象先前认为的那样得力，心里产生了一丝丝忧虑。但他仍然认为多数将士“临阵奋勇，人尚精明”（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192页、第195—196页、第 192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7页、第220页、第195页、第192 页、 第196页、第199页、第197—198页、第203页、第113页、第664页、第192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1页、第203页、第208页。）， 对作战前景抱有希望。10月28日，他得知大批日军运兵船正向大孤山一带开进时，又一次命令丁汝昌“酌带数船驰往游巡，探明贼踪，以壮陆军声援”（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8卷，第35、第4页、第1页、第4页、第102页、第28页、第40页、第31页。）。在李鸿章的催促下， 丁汝昌率舰又重返旅顺。时正逢日军在花园口登陆，丁汝昌得知日本舰队就在登陆地点，“我力过单，前去吃亏”（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8卷，第35、第4页、第1页、第4页、第102页、第28页、第40页、第31页。），率舰只在大连湾游弋了一番，便重新“回旅顺赶配定、镇起锚机”，以避开与日本舰队的正面接触。
11月3日，李鸿章命令丁汝昌，如日军“水陆来逼， 兵船应驶出口，依傍炮台外，互相攻击，使彼运船不得登岸”（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8卷，第35、第4页、第1页、第4页、第102页、第28页、第40页、第31页。）。但丁汝昌对中日双方海军力量的对比，以及主动与日本海军拼战可能造成的恶果都是心中有数的，面对清廷和李鸿章的多次催促，他反复强调“定、镇起碇机器，铸铁工太大，是以尚未修妥；勉强行驶，起锚须三点钟之久。来远因伤重匠少，只修一半。”（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8卷，第35、第4页、第1页、第4页、 第102页、第28页、第40页、第31页。）意思非常明确， 北洋舰队整体作战能力相当差，如出海与日本舰队拼战，将不堪一击。另外，对于丁汝昌来说，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就是自黄海海战后“我海军将士胆愈慑”（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34页、第178页、第37页、第39页、第155页、第68页、第68页、第68页、第35页、第35页、第 35页、第179页、第69页。），作战士气低落。 这实际上也是北洋舰队在遭受重大打击后，对再与日本舰队进行决战丧失信心的表现。
不久，金州岌岌可危，李鸿章终于认识到了“各军无人督率，号令不齐”（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192页、第195—196页、第192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7页、第220页、第195页、第192 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7—198页、第203页、第113页、第664页、 第192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1页、第203页、第208页。）将导致的最终结果，固守旅顺的信心开始动摇，并决计保全北洋舰队。这时，李鸿章对援旅问题的认识与丁汝昌开始趋于一致。在这以后，李鸿章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1月6日， 他在给丁汝昌的电报中说：“旅本水师口岸，若船坞有失，船断不可全毁。口外有无敌船，须探明再定进止，汝自妥酌，勿得张皇胆怯，致干大戾”（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8卷，第35、第4页、第1页、第4页、第102页、第28页、第40页、第31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8卷，第31页。）。同一天，清廷电谕李鸿章：“现在贼逼金州，旅防万分危急。其登陆处在皮（貔）子窝，必有贼舰湾泊，俾往来接济。”因此应命令“丁汝昌、刘步蟾等，统帅海军各舰，前往游弋截击，阻其后路。”（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192页、第195—196页、第192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7页、第220页、第195页、第192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7—198页、第203页、第113页、第664页、第192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1页、第203页、第208页。）李鸿章却以北洋舰队“力量夙单，未便轻进，致有损失”（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192页、第195—196页、第192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7页、第220页、第195页、第192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7—198页、第203页、第113页、第664页、 第192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1页、第203页、第208页。）为借口，对清廷的谕旨进行抵制。
11月6日，金州失陷，日军开始分路进攻大连，战局急剧变化， 丁汝昌感到北洋舰队在旅顺已难以立足。但是，面对对战场具体情况不甚了解的清廷的援旅保旅命令，丁汝昌不能过多地强调陆军的作用和责任，只能从海军的角度，通过对旅顺口的地理环境的分析，来强调坚守旅顺港的不可行性。他认为：“水师在旅亦有三难：一、湾有失，敌兵必捣旅后路，我师船在口内，不能施展，无一为力；二、敌船来攻，口门窄小，不能整队而出，且定、镇必须候潮，若遇急，冲出不易；三、口外寄泊敌舰过多，夜间来攻，我船尤少快炮，尤难防备。”（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册），第257页。）因此，丁汝昌请求撤离旅顺。李鸿章为避免不战而逃的嫌疑，没有同意丁汝昌的请求。但当丁汝昌得知大连战事失利时，便未等向李鸿章请示就率舰队“暗渡威海”（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192页、第195 —196页、第192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7页、第220页、第195 页、第192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7—198页、第203页、第113页、 第664页、第192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1页、第203页、第208页。）。他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解释道：“惟旅口陆路有急，各船不能展动为力，有损无益。而赶将紧要工程在威厂设法修理。”（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8卷，第203页。）对于丁汝昌的做法， 李鸿章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11月8日， 清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提出了派北洋舰队护送运兵船增援旅顺的问题，丁汝昌、李鸿章与汉纳根在大沽进行了会晤，汉纳根否定了派北洋舰队送运兵船往旅的做法，李鸿章表示同意，丁汝昌也认为“若令护送运兵船，适以资敌”，与汉纳根“意见相同。”会晤的最终结果，一方面企图说服清廷允许兵舰“仍回威海与炮台依护”，另一方面决定在清廷同意舰队回威海之前，丁汝昌仍然率舰“由沽赴旅口外巡檄，遇敌即击，相机进退。”（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 第192页、第195—196页、第192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7 页、 第220页、第195页、第192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7—198页、第203页、第113页、第664页、第192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1页、 第203页、第208页。）
11月12日，丁汝昌率舰离开大沽，第二天到达旅顺口外，随即上岸晤旅各守将，了解敌情，得知日军“雷艇太多，六船不能在旅外久泊，夜间恐至失事”（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192页、第195 —196页、第192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7页、第220页、第195页、 第192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7—198页、第203页、第113页、 第664页、第192页、第190页、第192页、第191页、第203页、第208页。），便于当晚离开旅顺，次日到达威海。此后，直至旅顺失陷，丁汝昌再也没有率舰返回旅顺。
以上事实表明，丁汝昌和李鸿章在援旅的问题上一开始都抱有积极的态度，但随着战局的发展，当他们充分认识到战争的客观形势时，便先后改变了态度，由积极变为消极。可见，他们消极援旅的出发点是为了保存海军实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以便更有力地投入到战争中。
日军的作战计划表明，其最终目的是要在直隶平原实施决战，以迫使清政府投降。要实现这一作战目的，首先必须歼灭北洋舰队，扫清在渤海湾登陆的障碍。因此，北洋舰队一旦被日军全歼，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讲，消极援旅对保存北洋舰队实力，干扰日军的战略计划，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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