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素质、战略计划与解放战争的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战争论文,军队论文,进程论文,素质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297.4；K26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9)-09-0062-09
1946年至1949年的国共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深远地影响了世界，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和决定了国共两党的政治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具有绝对军事优势、执意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却是屡战屡败，遭受彻底的失败；军力和物质条件远逊于国民党、力避内战的共产党获得了夺取全国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首先和集中地表现为战场上的军事失败。而关于其军事失败，认为蒋介石的错误指挥、国民党错误的军事战略和军事计划导致失败的观点，颇为流行，这是破解国民党失败的一种主要观点。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此说可能并不周全和准确。
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抗战的胜利，为已经矛盾丛生的国共合作提供了修复的历史机遇，也对国共两党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而两党的选择和取舍，最终决定了各自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命运。
出于消灭共产党和维护一党独裁统治的目的，国民党选择了发动内战①。蒋介石后来说：抗战后，他的方针是：或者以和平谈判方式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或者通过“放手动员作战”的办法来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武装，“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②。“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③因此，当其企图通过重庆谈判诱骗共产党的阴谋失败后，在完成发动内战的准备之后，1946年6月，蒋介石完全背弃重庆谈判中“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的承诺，公开撕毁停战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
而国民党之所以要和敢于发动反共内战，一个主要的因素是自信其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时曾颇为自得地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城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蒋介石还说：“现代战争和古代已大不相同；现代交通工具进步，兵员运动迅速，政府有飞机、火车、汽车和坦克，调动方便……交通如此发达，武器如此进步，无论什么险阻，经不起飞机的轰炸，无论流窜如何迅速，赶不上火车汽车，所以流寇是无法存在的。”④“我们军队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特种兵以及空军、海军，而共产党没有这些兵种。”“因为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而是他们匪军则绝对没有的”，因此“我们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⑤正是这种自恃武力雄厚的心态，促使国民党当政者十分骄横，悍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当时任国民政府参谋总长的陈诚公开宣称：如果真的对共产党开战，也许3个月至多5个月便能解决。以国军的力量，对于交通，任何一线均可在两周内打通。⑥发动全面内战后，1946年8月，国民政府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相信战争不会拖的太久，共军以八十万对政府军之三百万，在战争的历史上是没有侥幸的，共军非以一抵十不能获胜。”⑦蒋介石在召见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时更加肯定地说：“相信能够在六个月内粉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⑧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政治态度，社会上、学术界有人颇有疑惑，他们根据抗战后国共间发生尖锐斗争和激烈军事交锋、中共准备对付内战的情况，认为中共也无真实和平的意愿，也拟与国民党打内战。实际上，这是误解，因为中共力避内战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
出于对蒋介石反共本性的了解，毛泽东在七大前后判断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打内战；在获知日本投降消息和蒋介石限制中共武装受降后，1945年8月13日他指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因此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保持了高度的警戒（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但毛泽东同时向全党明确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⑨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试图通过努力与斗争，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实行一定的政治改革，建立有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即通过曲折的道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一个弯路，但正如毛泽东1945年8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指出的：“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⑩为此，毛泽东亲赴重庆进行国共谈判，周恩来等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在政协会议达成多种协议闭幕后的第一天，即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出：“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全党：“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11)其后，中共中央根据政协协议，提出了参加政府人员的名单(12)；拟议把党中央迁到靠近南京的江苏淮阴(13)；3月6日中共中央下达了精简军队的命令，决定分两期裁减兵员的三分之二(14)。事实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期盼和平民主、不打内战的愿望是真诚的。
1946年6月25日，在已经判断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情况下，毛泽东在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的电报中仍重申：“我党方针是争取长期全面和平”(15)。甚至在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仍设想以战求和，毛泽东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中指出：“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16)当时，毛泽东判断：蒋介石准备大打，“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利，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17)。直至1946年11月21日，在国民党悍然召开其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关闭国共和谈大门之后，中共中央才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打倒蒋介石的方针”(18)。可以说，内战是国民党强加给中国共产党的。
对此问题，曾参与斡旋国共关系的梁漱溟的话颇有参考价值。他在1948年底撰写、1949年初发表的《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综述了抗战后国共两党关系复杂演变和第三方面参与调解的情况，指出：“综观前后，过去（七月半至十一月半）一段，是国方要打；十一月半以后，是共方要打。”(19)作为第三方面的主要代表、亲历斡旋过程的梁漱溟的话，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说明了国共对内战的基本态度。
中国共产党力求避免内战，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在政治方面，尊重与维护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对国民党情况的分析，认为其地位虽较过去加强，“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等等。同时也有力量对比的考虑，因此在应对国民党进攻时，用词是：“战胜这些进攻”、“粉碎他们的进攻”(20)，直至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仍是类似的提法。
但是，战争的结果却是出乎国共领导人意料的。对于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中国共产党领袖没有想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对来华访问的美国记者斯诺说：“我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只要四年，解放战争就会胜利。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提持久战，提战争的长期性，不敢提要打几年。打了两年后，我们肯定地说，解放战争打五年就可以了，那是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结果三年就胜利了。”(21)
执意发动战争的蒋介石料到失败的结局了吗？可以肯定地说，他绝对没有想到，否则就不会发动使自己遭到灭顶之灾的战争。据《徐永昌日记》记载，蒋介石在国民党出现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严重危机后，经常在其每日例行的祈祷中伤心痛哭(22)。在节节败退的情势下，他不得不承认严峻的失败的现实：“目前时局逆转，人心动荡，军、政、经、社均濒危殆。奸党为遂行其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之意图，其在前方则广泛展开武力斗争，攻城掠地，着着进逼，而在后方各大都市，则鼓动风潮，扰乱社会，更无所不用其极。”(23)“近日军民心理动摇已极，无人无地不表现其悲观主义之情绪。可说其对剿匪戡乱信心以及对革命与国家之责任心，完全丧失。尤其对领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此种精神之影响，比之于共匪之暴动阴谋，更为危急。”“情势愈急，险象万状”。(24)最后，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完全失败。历史的诡奇就是如此，执意发动战争者却在战争中遭受了灭顶之灾。
二
国民党的失败是综合因素的结果，首先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蒋介石发动的反共内战背离人民愿望、逆历史潮流而动，国民党官员普遍贪赃枉法、腐败充斥各个方面，无视并且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其背弃人民，结果为人民所背弃。应该说这是国民党遭受失败的基本原因。但国民党的失败首先和集中地表现在军事上，军事上的失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就国民党军事失败而言，许多论者注意到了蒋介石决策失误和错误指挥的方面，认为国民党军在战场上的许多失败与蒋介石的错误指挥紧密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蒋介石的错误指挥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这仅是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
事实上，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将官并非都是愚蠢和无能的，国民党的许多军事计划和战略也并非存在错误。尤其是其许多重大的军事决策、部署和作战计划，是经过许多人次研究甚至在外国军事顾问帮助与指导下制定的，单纯从军事学的角度看并没有错误。比如，发动内战之初，蒋介石认为：“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命脉”。所以他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是“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而成为“流寇”，然后加以“清剿”。(25)占领大中城市和交通线，是现代大规模军事进攻中普遍采用的战略，是符合一般军事进攻原理的。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希特勒进攻欧洲和苏联、苏联对德军的反攻，都是这样做的；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反攻，实质上也是这样做的。应该说，蒋介石照搬了世界现代战争的通行战法，并没有错误。再比如，国民党在全面进攻失败后的重点进攻，西面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为重点，东面以对南京、上海威胁最大的山东为重点，计划集中优势兵力通过这样的重点进攻，一则以占领延安从政治上给中共很大的打击(26)，并截断中共的东北与关内的联系与补给线，便利其在关内的作战；一则从东西两翼挤压中共力量，得手后分头进入华北与人民解放军决战。同样，国民党的这个军事谋略是有其合理性的。还如，辽沈战役中蒋介石以10万大军据守锦州、22个师几十万人分别从锦西和沈阳向锦州地区的东北野战军东西对进合击的“辽西走廊决战”的部署；淮海战役中，国民党以主力和精锐80万人的重兵集结，利用在徐州交会的津浦、陇海两条铁路便于机动增援的条件，进行所谓“徐蚌会战”的计划，并非没有道理。大战之后必须休整，这是一般的军事规律，不但中外许多战例都是这样，实际东北战场的许多作战也是这样的，因此平津战役时，蒋介石和傅作义关于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3个月到半年休整才能入关作战的估计，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和常识性错误。1948年国民党的三角、四边、十三点计划(27)，是在美国军事顾问帮助下制定的，也是颇为符合一般军事学原理的。
单就军事教育而言，国民党高级军官大都或有留学欧美军事学院的经历，或是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并且有许多实战甚至大战的经历，应该说，他们的军事素养是不错的。而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基本都是在战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就军事理论来说，与国民党将领存在着明显的、甚至是很大的差距。正因如此，解放后，中共中央军委举办南京军事学院，把许多历经战争锻炼的高级将领集中起来进行学习，选聘许多国民党高级军官授课，以提高军事理论和指挥能力。但是，解放战争的进程说明，国共双方将领在军事素养方面存在的差异，在解放战争中没有起很大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双方军队的整体素质。
也就是说，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并不缺少颇具战略意义的军事谋略和计划，而问题的要害是国民党的这些集中众人智慧、耗尽心机的军事谋略和计划没有得到实施，大部分的结果是停留在书面上，属于纸上谈兵。就战争和军事失败而言，真实的情况是，国民党军队低劣的素质致使其许多的军事计划泡汤，从而决定了其在战场上的诸多失败。
首先，士气非常低落。这是国民党军长期存在、挥之不去的“老毛病”。早在1945年11月，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的张治中在劝阻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建言中，就坦言国民党将士厌战：“以今日之国军士气与态势而论，亦不能继续作战。各将领在钧座之前，或不敢显然作厌战之表示，甚至或有自告奋勇、坚持以武力解决中共者。然以职所接触之若干将领中，其不愿战争之心理，甚为普遍。且今日多数之国军，实亦不能作战。”(28)随着内战的进行，这种现象愈发严重。如国民政府国防部认为：辽沈战役时在东北的军队，“军心战力均未恢复常态，将士亦多无斗志”(29)。平津战役时担任国民党军第17兵团司令官、天津塘沽保安司令的侯镜如等回忆：平津战役前，华北的国民党军“军心厌战，士气低落，战斗力一般都很差”(30)。许多国民党将领也认为士气低落是打败仗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济南战役中被俘的王耀武、霍守义、陈金城、聂松溪等国民党高级军官在《告国民党官兵书》中说：济南战役中，“吴化文起义，固有影响，唯主要原因，在于解放军之每个战士，均系为其崇高之理想与为人民而战，以必死之心，争最后胜利；而反人民政府蒋集团下之各级官兵，大都均系囿于环境，被迫作战，均不甘愿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私人利益，作无谓之牺牲。以无主义、无理想、被迫为蒋美作炮灰之反动武装，对抗有认识、有理想、自愿为人民服务之革命军队，胜负之数，不卜可知。”莱芜战役中被俘的李仙洲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在通电中，也指出：“莱北之战，因其本质违反民意，致令军心厌战，士气低落……全军覆没”(31)。军心涣散，官骄兵惰，将士不用命，这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中是一种普遍的并且愈益严重的现象。
其次，国民党军内耗严重。这是国民党军长期存在的又一顽症和致命伤。其军队内派系很多，互相之间勾心斗角、缺乏真正的配合。国民党“王牌”主力、整编第74师之所以孤守孟良崮，其师长张灵甫和蒋介石、陈诚等都图谋诱华东野战军来攻，“中心开花”，以便外围国民党大军围歼之。事实上，这样的军事格局已经形成，但由于国民党军之间矛盾重重，互相扯皮，增援无力，结果74师被围歼。张灵甫在最后致蒋介石电中说：“此战本应全歼顽寇，奈国军内部挟嫌报复，以友为壑，反致溃败。匪不足畏，可畏者乃将领怯战，畏敌如虎，困而不救，互相牵制耳。”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也认为整编74师的覆灭是国民党各军不协作的结果：“余以纯军事立场觉得此次失败十分怪异。盖七十四师左右翼友军均相距五六里之遥，何以竟三日之久不能增援？”“各部队如此不协调，战斗力如此之差，除失败外，当无二路。有主义的部队战胜无主义的部队。”(32)侯镜如等回忆说：1947年傅作义被任命为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后，“蒋介石嫡系和杂牌部队之间的矛盾就更为突出了，互相倾轧、互相观望、互相利用、指挥不统一的现象，随着形势的愈益紧迫，也更为普遍和严重了”。他们并举例说，1948年1月傅部精锐主力第35军在涞水被华北野战军围攻，在附近的蒋系第16军和第94军一部“都不积极行动，以致形成了第三十五军孤军作战的局面”。结果该军新编第32师遭受歼灭性的打击，师长李鼎铭阵亡，军长鲁应麟自杀，损失不少重炮和车辆。(33)粟裕评论淮海战役时也说，邱清泉、李弥兵团对被围的黄百韬兵团的“东援仍不积极”；黄维被围后，“李延年这个人动作不积极，我们一动，他就向后缩，我们没有打上。”(34)国民党军诸如此类的内部不协作、互相拆台的现象，在解放战争的大战役中几乎都存在。国民党战史在分析徐蚌会战失败原因时，也指出存在以下问题：“会战进行中，我各强大兵团，均因时间、空间上之关系，未能收到切实配合协同作战之效，故终遭匪各个击破”；“黄、杜两兵团之行动迟缓，致先后陷于匪军围点打援之惯技”；“各部指挥之职责不专，各级之牵制过甚，不能适应战机”(35)。
当然，究其根本原因，国民党极其低下的军队素质，是其腐败的政治造成的。腐败不堪的政治影响并摧垮了军队的战斗力，导致了其军事的失败。
国民党领导人对于国民党军的这种状况，是十分明了的。1947年6月，蒋介石在分析“我们何以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势装备而且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时，公开承认国民党军严重地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他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国军长期作战，精神疲惫；第二，国军将领养尊处优，只图自保；第三，各级军官精神萎靡，不研究战术，不侦察敌情地形；第四，士兵供给不足，饥寒交迫，长官漠不关心，无动于衷，以致指挥每每失当，士兵毫无斗志。(36)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也一再断言：“国军对敌在敷衍”，“军队战斗力多趋衰弱耶！”“军队纪律坏、士气坏，且谓士气之坏，中央系是由于贪污，非中央系是由于不公。末谓恐难持一年”(37)。在国民党军中素称能战之将的白崇禧也说：“过去我各战线皆优于共匪，今则仅山东一处优于共匪，而士气甚低。其致此之由，实因整编与取消杂牌部队致军队减少，仅能控制点与线（无控制面的力量），士气低落，人心怨上畏匪。”(38)
国民党军如此低下的素质，表现在战场上，就是将士严重地不用命，结果其耗费心机的战略意图和军事计划付诸东流，无法达成。以辽沈战役为例。当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时，蒋介石部署以锦州10万大军坚守，以沈阳12师组成“西进兵团”，锦西葫芦岛11师组成“东进兵团”，东西对进，夹击锦州地区解放军，在辽西走廊决战。辽沈战役的关键在于锦州之战，而锦州之战的关键是塔山阻击战。在塔山，地面有国民党9个师的重兵，空中有飞机盘旋扫射轰炸，海上国民党海军吨位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等狂射，并有“督战官”强制各级将领进攻。实际上，塔山无山，仅只是一个中等起伏的土坡，除白台山制高点外都是丘陵起伏地，既无洞可藏，又无险可守。但是，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5万多人顶住了蒋介石指挥的10余万人六天六夜的进攻，使之不能越雷池一步，保障了东北野战军解放锦州之战，并因此而使国民党在东北军防的多米诺骨牌崩塌。
一般说来，在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对精心布防城市的攻守之间，守者依托工事总可以相对有一定的优势，或者起码可以相持一段时间。但国民党军低下的素质，使国民党既设工事形同虚设。比如济南战役，国民党利用济南地形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形成内城、外城和商埠基本防御阵地，以10万余人防守，蒋介石还拟定一个从徐州派出3个兵团北上增援的“会战计划”。虽然有吴化文2万人起义的影响，但人民解放军以几乎与国民党守军相当的兵力，仅8天攻克了易守难攻的坚城济南。更有甚者，国民党军自1946年占领锦州后就修筑城防工事，以后又多次加修和扩展，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在辽沈战役前夕视察该城时曾满意地说：“在江西和共军作战的时候，哪里有这样的水泥工事？那时都能打胜仗，现在有了这样的工事，更没有问题了。”(39)然而拥有10万人守卫的锦州，却被东北野战军31个小时就攻克了。天津城防工事1947年即已构筑完成，陈长捷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后大规模续修，形成所谓“大天津堡垒化”，陈长捷曾非常自得地说：“来攻者非经很长时间构成攻城工事，付出很大的代价，是不可能攻破的，更不可能以强攻急袭摧毁的。”(40)而这个国民党宣称固若金汤、可以坚守3个月，有13万守军的天津，结果仅29个小时就被解放了。依托坚城，拥有大军、重武器和有利的作战资源，但结果大都是迅速崩毁。
更令人惊异的是，国民党最精锐的军队也表现得不堪一击。廖耀湘兵团是东北国民党军最为精锐的部队，拥有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新1军和新6军，拥有重型美式装备，却在黑山、大虎山先是被东北野战军组建仅一年的第10纵队堵住去路，继在被围后乱成一团，根本未能形成有组织的作战体系，10多万人马仅在两个昼夜间全军覆没(41)。黄维兵团以作为国民党在中原战场主力的4个军和1个机械化的快速纵队编成，共12万人，其中第18军、第1军和第14军均属陈诚“土木系”，特别是第18军，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在国民党军队中一向以兵力最多、装备最优和实力最强著称，第1军与第14军也是以第18军官兵为骨干建成的。第85军属汤恩伯系统，组编已久，也属国民党军中战斗力很强的部队。第4快速纵队拥有榴炮营、战车营和化学迫击炮营，所配备的美制坦克15毫米榴弹炮和化学迫击炮，是当时很有威力的兵器。但这个以国民党精锐部队编成、号称国民党头等主力兵团的部队，组建后的唯一重大作战就是参加淮海战役，竟然也是颇无战斗力。11月18日，黄维兵团进至蒙城地区，向中原野战军发起攻击，其在中原野战军第1纵队的阻击下，4天前进30公里。到11月24日，被中原野战军包围在双堆集时，解放军总兵力12万人左右，双方兵力相当，而中原野战军装备处于劣势。但其屡次突围不果，虽有优势装备却明显无战斗力。(42)邱清泉兵团是又一个国民党的王牌兵团，以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第5军为基础组建，辖有第5军、第70军、第74军、第12军，新44师，骑兵第1旅共12万人。但在淮海战役中，无论援救黄伯韬兵团，还是徐州南撤过程中，均无上佳表现，甚至最后第5军三个师中有两个师缴械投降。粟裕回忆说：“第5军战斗力比74师稍差，与18军不相上下，各有所长。邱清泉好打滑头仗，跟友邻关系不好。这次解决他没有遇到多大的困难。”(43)
不容否定，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曾经声誉甚隆，由之为主组成的三大王牌兵团的部队，过去确曾有很强的战斗力。但其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后期的表现，与过去的战绩与战斗力相去甚远。所谓王牌衰退至此，遑论其他部队。对此，中共中央军委当时已经敏锐地发现了，在分析淮海战役歼灭黄百韬兵团原因时，指出：造成这一胜利原因，“主观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对于这一点决不可轻视），很少有攻击能力（对于这一点必须有充分认识）”(44)。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素质每况愈下，结果攻不能取，守无力固。如此之军，即使有耗费心机的、有胜算的战略计划和军事部署，也是无济于事的。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的作战史上，这样的战例几乎俯拾即是。
三
战争是智慧和力量的较量。就具体的战争而言，夺取胜利的关键性因素有两个：一是必须要有符合实际情况、能够赢得胜利的战略决策、军事计划和正确战术；二是有充满朝气和战斗力、能够有效实施战略和军事计划的军队。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后者更为关键。因为正确的甚至高明的战略、战术，要通过具体的运用才能发挥威力，即必须通过并且必须依靠军队去实施。如果不能被军队有效地贯彻落实，则正确的战略、战术也就完全失去了其价值，其正确性就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在有的情况下，军队的一些创造性的实践，可以弥补军事计划之不足，丰富和完善军事战略计划。从这一点上讲，军队的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战略、战术是否能够被运用以及其效果如何。
相对于国民党军，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出奇制胜战略决策和雷厉风行、坚决实施军事计划的有机统一。人民解放军具有的高素质，保障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野战军战略计划和军事部署的实施。综观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大的战略决策的成功实现，革命战争的许多辉煌胜利，甚至许多军事奇迹的创造，都与人民军队极高的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纪律性，高昂的革命斗志和英勇奋斗、勇于奉献与牺牲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将帅协力、各军配合、指战员用命，是人民解放军的显著特点。在豫东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兵团司令区寿年，在当年回答新华社前线记者提问时，回顾失败的前因后果，曾以钦佩的语气说：“贵军士气高昂，将士用命，炮火猛烈，这是本人始料不及的。”(45)这种出自交战对手对人民解放军的评价，颇能说明问题。而这种称赞，是解放战争中许多国民党被俘将官的共有现象。
对于人民解放军的优良素质，曾与人民解放军交过手的日本军人也感受深刻。曾长期侵略山西、战后继续在山西为阎锡山打内战、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日本战犯城野宏，1965年在东京《中央公论》12月号发表题为《世界上最大的陆军诞生记——人民军队胜利之秘密》的文章，说：“通过国共之战，使我深感如此与群众打成一片，并得到群众支持的军队，是多么有利而强大，而没有这样的支持，是何等的软弱，我最终找到了解放军取胜的答案是：解放军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每一个士兵都是有觉悟的战士’，‘因为士气旺盛就无往而不胜’。”(46)
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人民军队素质建设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在考察解放战争进程时，有一个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就是人民解放军的解放战士问题。1946年7月至1948年8月，国民党军队从430万减少到360万，人民解放军总数达到268万，两年增长109%。而人民解放军的大幅度增加，其中很大部分是解放战士。1947年，朱德起草的《关于兵员补充的指示》指出：解放区经过几次动员补充后，壮丁已感缺乏，“目前及今后兵员最大来源是靠俘虏来补充”(47)。1948年7月毛泽东在致各中央局和野战军的指示中，再次强调：“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引起全党注意。”指示明确规定：1948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乡村人口已大为减少。各区扩兵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的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所。”(48)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大量国民党俘虏被改造成为解放战士。1949年4月，周恩来曾对南京和谈代表张治中说：解放军的壮大，是美帝国主义给了我们许多装备，蒋介石做了很好的运输大队长。另外我们的战士很大一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我们对俘虏实行即俘、即整、即补、即训、即打的办法。俘虏过来的第一课就是诉苦教育，让解放战士经过诉苦挖根，明确谁养活谁的道理，树立要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思想。老百姓说：国民党抓兵是为共产党扩军。这个裂变，这个催化剂就是诉苦教育。(49)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后期，解放战士的比例很大。朱德在1948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曾指出：“现在我们的军队有百分之六七十是解放战士，这是一个大胜利。”(50)周恩来1949年在北平向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作报告说：“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51)在敌人所损失的569万人当中，被我们俘虏的人数达到70%，即415万，而俘虏中又有280万变成了解放军。粟裕回忆说：“敌人的士兵在他们那儿士气十分低落，可是一到我们这边，马上可以打仗。我们实行即俘即教即战的政策，非常成功。淮海战役开始，华野为36.9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10.5万人，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52)比如，华野第13纵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中俘虏13681人，司令员周志坚回忆说：“除我纵补充自己几千人外，其余的约10000人，遵照华野首长指示，多数拨归中野第二纵队。”(53)
就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中解放战士人数众多而言，甚至可以说，三大战役的作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前国民党军（经过人民解放军教育、改造的解放战士）与在编的国民党军的较量。装备优良甚至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队，在只有简陋武器的人民解放军面前屡战屡败、一败涂地，而大量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参加人民解放军、成为解放战士后，突然间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战斗力，并成为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的主要组成力量。同一人体和同一人群身上之所以发生这样重大的变化，根本原因就在于思想发生了变化，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在于无产阶级思想对他们的教育和武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大相径庭的素质，极大地影响了各自的军事战略和军事计划的实施，影响所及，甚至决定了战役、战斗的结果，决定了双方军事较量的最后命运。这一点，退到台湾的蒋介石也有所认识。他在反省失败原因时，指出：“我们的军队是‘六无’之军，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军人也是‘六无’之军人，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非失败不可”，并因此说：“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54)所以说，简单地把解放战争的胜利归结为蒋介石和国民党将官的愚蠢和无能，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无助于反映中国共产党领袖、将帅战略决策的高明和人民解放军具有的坚强素质与攻守无敌的战斗力，是不科学的，应当避免。
注释：
①目前有人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学术界的普遍认识是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如研究蒋介石的著名专家杨天石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蒋介石有两大过（罪），第一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党剿共；第二就是1946年到1949年的三年内战，这是一次反共的内战，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愿望的不得人心的内战。参见杨天石《如何评价蒋介石》（联合早报网2007年12月27日）。
②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156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张治中向胡宗南传达蒋介石之密示致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20日），转引自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9页。
④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135、20页。
⑤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331页。
⑥《中央日报》1946年10月18日。
⑦《大公报》1946年8月25日。
⑧《被遗忘的司徒雷登大使驻华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6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5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页。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12)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博古、何思敬为宪法审议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彭真为国府委员，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个部长及不管部长。
(13)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54页；《张治中回忆录》下册，文史出版社，1985年，第750页。
(14)如晋察冀边区当时共有9个纵队、26个旅，加上地方部队一共32万多人。据此，一次性就裁减十几万人。参见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20、21页。
(1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6、1187页。
(1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院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77页。
(18)《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19)梁漱溟：《忆往谈旧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20)《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1、1167页。
(2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22)《徐永昌日记》第8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印，1991年，第437页。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662页。
(23)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7年5月24日，6月20日条。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663页。
(24)《事略稿本》，1948年3月2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1948年2月3日条。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669页。
(25)《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97页。
(26)国民党战史称：其目的为“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戡乱简史》第2册，台湾“国防部史政局”，1973年，第96页。
(27)国民党的三角、四边、十三点计划：1948年秋国民党制定的军事计划，主要内容是：在华中、华东、豫陕战场集结65个整编师（军）上百万兵力，重兵机动，保守徐州、汉口、西安之间的三角地区，陇海路全线、津浦路兖州至清口段、平汉路郑州至汉口段、宝鸡至成都公路四条边，以及这些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13个大中城市。
(28)《张治中呈蒋委员长函》（1945年11月7日），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545～546页。
(29)国民政府《国防部三十七年秋季东北作战经过概要》，宁凌、庆山《国民党治军档案》（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629页。
(30)侯镜如、梁述哉、黄翔、刘春岭：《平津战役国民党军被歼纪要》，《平津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2页。
(31)山东省档案馆档案G046-01-0208-004，转引自山东档案馆编《打开尘封的记忆——细说档案里的故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32页。
(32)武更斌：《败因——蒋介石为什么败退台湾》，白山出版社，2006年，第246、248页。
(33)侯镜如、梁述哉、黄翔、刘春岭：《平津战役国民党军被歼纪要》，《平津战役亲历记》，第2～3页。
(34)《粟裕谈淮海战役》，《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
(35)王丰：《1949年蒋介石在下野前对国军战败原因的检讨》，《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4月2日。
(36)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35～138、163～166页。
(37)《徐永昌日记》第8册，第362、376、387页。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661页。
(38)《徐永昌日记》第8册，第431～432页。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663页。
(39)刘统：《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三联书店，2006年，第293页。
(40)陈长捷：《天津战役概述》，《平津战役亲历记》，第179页。
(41)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的一个排就接受了5个军、9个师番号的2000余人投降，足见其军临战时的混乱程度。
(42)其时，奉命北上接应黄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在任桥、固镇地区也遭到中野九纵和豫皖苏独立旅的顽强阻击，结果4天只前进15公里。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主要是围歼黄维兵团，而在这个过程中，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配合作战中，将李弥兵团歼灭近半、邱清泉兵团歼灭三分之一。这些，同样都说明此时国民党军战斗力之差。
(43)《粟裕谈淮海战役》，《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
(4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63页。
(45)夏继诚：《内战中被俘的510个国民党将军》，《文史博览》2008年第7期。
(46)杨建峰：《日本战犯城野宏的忏悔录》，《文史月刊》2004年第7期。
(47)《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290页。
(48)《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854～855页。
(49)林健民：《亲历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8页。
(50)《朱德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58页。
(5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15页。
(52)《粟裕谈淮海战役》，《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
(53)《峥嵘岁月：周志坚回忆录》，鹭江出版社，1994年，第156页。
(54)张开森：《蒋介石对军事失败的检讨》，《书摘》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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