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心理学的理论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学论文,性质论文,理论论文,叶德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466(2001)05-0010-05
科学意义上的现代心理学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其主要代表是冯特的实验心理学。与冯特相对立的有布伦塔诺的经验心理学。这是两个在理论性质上相互不同、并且也决定了不同学术发展道路的心理学体系。仅就心理学史而言，前者占据了主流的地位；但从理论学术的宏观来看，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本文主要在与布伦塔诺相对照的关系中考察冯特心理学体系的理论性质及其历史命运，并揭示作为理论科学的德国心理学的发展道路。
一、实验心理学诞生的知识社会学背景
1.传统哲学的终结和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对哲学的冲击
从某种意义上讲，冯特所创立的实验心理学，或广而言之，19世纪下半叶兴起于德国的科学心理学思潮，既是对传统哲学心理学思想的直接继承，又是对当时德国哲学状况的一种富有建设性意义的积极反应。因此，冯特心理学的理论性质，不可避免地或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当时的德国哲学状况。
冯特作为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成长于19世纪中叶，成就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而19世纪中叶，正值西方哲学从它的近代形式转向它的现代形式的过渡期，因而在理论上处于极度的贫乏和混乱的状态。（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于19世纪中叶产生，但由于它的革命性质，它不可能在德国官方哲学界被承认和宣传。）这就决定了当时哲学家们的首要任务，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寻求和探索哲学的出路。冯特的心理学事业，就是这种探索的特殊形式之一，虽然历史证明，这种探索作为哲学事业是失败的。
德国哲学在19世纪中叶所面临的这种状况，与黑格尔1831年的去世直接相关。黑格尔的去世同时也就意味着整个传统哲学的“终结”，因为他的哲学体系“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1](P216)；在他的“博大体系中，以往哲学的全部雏鸡都终于到家栖息了”[2](P64)。所以，如果不抛弃黑格尔哲学由之孕育而成的、由笛卡尔的“我思主体”所确立的“第一原理”，如果不突破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那么哲学要想还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就像在古代条件下唯物主义思想要想超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哲学是不可能的一样。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到19世纪中叶，实证自然科学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实证自然科学的充分发展，在双重意义上对传统哲学产生着强烈的冲击。首先，在“自然哲学”“最终被清除”的意义上，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传统哲学不断丧失它的“世袭领地”；其次，就哲学和自然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而言，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二者无论是在世俗生活世界还是在理智生活世界的地位以及人们对它们的社会情感都发生了倒转：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是研究对象的素朴客观性、理论体系的感性精确性和社会实践的直接可感性，因此，它的充分发展，一方面使它自身受到人们的普遍青睐，另一方面又普遍地使人们对任何形式的思辨的哲学形而上学体系发生怀疑，并也导致曾经令世人叹服的、在逻辑上极为精致的古典哲学体系在德国理智生活界的地位和声誉日渐衰微，进而使整个哲学事业面临“消亡”的危险。
于是，为了适应历史条件的这种变更并拯救哲学的命运，有一大批学者，包括某些哲学家自身，采取了自然科学的实证态度，并试图利用自然科学的经验方法来研究或“治疗”哲学，把哲学建设成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精密的知识体系。其中，此时兴起的实验心理学，特别是科学心理学思潮，既是这种理论冲动的表现，又是这种理论努力或尝试在学术实践上的主要形式，并被它的倡导者们认为是为所有的哲学问题提供基础的“一项真正的哲学事业”[3](P122)。这正是哲学思维中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自然主义”态度和“心理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根源。
2.生理学的发展及其哲学意蕴
生理学本身是纯粹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属于生物学范畴，试图在解剖学的基础上理解只能以物质形态而存在的人类有机体及其结构的功能活动。它注定要与哲学发生“联姻”关系，并“生出”一个新的“产儿”即实验心理学。这是因为，在传统上，人的意识或人类精神活动现象属于哲学的问题领域。但是，意识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产物，最终只能在必然地作为个体的肉体组织而存在的人身上才得到实现；狭义而言，它的实现的必要条件，是作为个体的肉体组织而存在的人类有机体的神经系统。因此，在这里，一旦生理学可行，那么，只要稍不留神，就会在理论上陷入这样一个素朴的信念之中，即将人的各种心理活动或精神活动如感觉、思维等，理解为就是人的物质的肉体组织的功能活动，从而将意识或精神纳入生理学的研究领域。这就是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在接受过严格的自然科学传统训练的生理学家之间普遍流行并被盲目坚持的一个理论“偏见”。这一“偏见”在理论上的成熟化，至少就意识或精神这一论题（这一论题实质上构成了哲学的前提）而言，必将否定哲学的权威性并取而代之。生理学的这一理论“野心”，终于在19世纪中叶获得了其实现的条件。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物理学已发展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实验科学，德国在这个领域一跃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验生理学的渐趋成熟，特别是有关神经生理学、脑的机能和感官生理学的研究及其发展，直接导致了实验心理学的诞生。但是，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深入的探讨和阐明，而不像通行的教科书所理解的那样似乎自在地具有某种必然性。波林曾就此指出了一个隐含着重大理论意义、而且需要进一步探讨、但在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中却一直被忽视了的历史事实，即生理学家们在意识问题上的理论素朴性。他指出，19世纪上半叶的生理学，多以动物实验为手段，这就决定了“运动生理学走在感觉生理学的前头”，这个时期“关于感觉的研究，多以感觉器的物理学为对象”；与此同时，虽然“生理学家不易处理感觉的问题”，因为“他没有机械的纪录器可以钩住一个动物的感觉神经的中端”，但他在“自己身内却有可以接触到的直接经验。哥德……和赫尔姆霍茨都就他们自己受了刺激后的经验求出法则”；“很明显，这个研究与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的部分就采用了一种非正式的内省法；换句话说，就是利用人类的感觉经验，经常是实验者本人的经验这种缺乏批判的内省法若能产生任何其他科学家都易于证明的结果，我们便不必将此法精益求精，……近代的科学家尽可能避免这种认识论的问题。……这些学者完成了这种种观察，可却没有对于其中一个因素即经验的性质作批评性的讨论。”[4](P109-111)正因为当时的生理学家们没有“批评［判］性地讨论”他们在“自己身内”可以“接触到的直接经验”的“性质”，他们才得以僭越自己的研究领域而进入（心理学和）哲学领域，从而“直接推动”了实验心理学的诞生。后来的“纯”哲学家们、特别是现象学传统的哲学家们，坚定而强有力地掀起一场运动，以驱逐哲学思维中的“心理主义”并取得成功，正是以对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这种“直接经验”的“性质”进行自觉的批判性反思为基础的。
就其逻辑的可能性而言，我们可以相信，生理学、特别是神经生理学，最终将彻底揭示作为意识实现之必要条件的肉体组织的全部运动规律。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这种运动的“最一般原理已经得到阐明”[5](P30)。然而，这种“原理”终究是关于物质的肉体组织的物理运动原理，而不是关于“经验”、意识或精神的运动原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理论鸿沟。但19世纪中叶的生理学家们“已经认为心灵主要等同于脑”[4](P47)。正是借助于这一“等同”的理论素朴性，19世纪的生理学家们极其轻易、但同时也是错误了地跨越了这一鸿沟。一旦这一理论鸿沟被跨越，那么生理学家就将大有可为了。这是因为，两千多年来，关于“心灵”或精神的运动原理，哲学家们已经提供了近乎详尽的阐明；如果“心灵等同于脑”，那么，哲学家们关于“心灵”的运动原理，就应当同时也是“脑”的运动原理；但哲学家的工作方式是思辨的而非科学的，而生理学家的工作方式则是正统的科学的。因此，哲学家关于“心灵”的运动原理，必须接受生理学的改造才能成为科学的原理；也只有如此，哲学才能成为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就历史发展趋势而言，这种被改造过的、“科学的哲学”，实质上就是冯特的实验心理学或生理心理学。所以，史家得出结论认为，“心理学是生理学与哲学的混血儿”；“冯特是心理学的创建者，因为他把生理学嫁接于哲学并使两者的产儿独立。”[6](P188)
3.冯特的个人抱负与当时德国高等教育体制之间的张力
关于冯特最终成就心理学事业的个人的“动机模式”，波林曾作过详细的考察[4](P358)。若从宏观社会背景出发来考察冯特成就心理学事业的社会的“动机模式”，将更有助于对冯特心理学事业的理论性质的把握。如前所述，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实验生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渐趋成熟并迅速发展起来。这一新兴学术的发展使德国大学纷纷增设生理学讲席，从而为个人成功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并造就了一批世界著名的生理学家。冯特正是在生理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步入生理学大门的。但是，至冯特成年时，亦即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生理学的发展明显减缓了，从而加剧了对现有讲席职位的激烈竞争。然而，在这同一个时期内，哲学的发展态势却恰好与生理学相反，即在黑格尔之后的19世纪上半叶，要想在哲学领域有所突破是非常困难的；但到60年代，哲学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构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端。于是，对一个怀有强烈的学术兴趣同时又雄心勃勃的年轻学者来说，19世纪60年代的哲学变成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学术领域。正因为如此，在冯特于海德堡大学担任赫尔姆霍茨的助手11年之久至1871年后者往任柏林大学、而他又未能继任赫尔姆霍茨在海德堡大学的生理学讲席职位之后，当苏黎世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分别于1874年和1875年任命他为哲学教授时，他便欣然前往。但与此同时，在欣慰之余，冯特又不免在内心感到有些失望，因为在当时德国学术界，哲学讲席终究不如生理学讲席的威望那么高。在这种欣慰与失望的矛盾中，冯特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步骤：模仿生理学的方式创立一个“哲学”的实验室，将传统的哲学问题从思辨的哲学家的安乐椅中带入到被改造过的生理学的实验室进行实验研究。这就是实验心理学的诞生。[7](P451-465)
二、德国心理学的理论性质及其发展道路
冯特心理学体系的理论性质，直接决定于它产生于其中的当时德国宏观理智文化背景。这个背景的核心要素，是由于传统哲学的终结所造成的（德国）哲学发展的深重的理论危机。面对这一危机，（德国）哲学家们采取种种措施，以图拯救哲学事业。其中，“纯”哲学家们的努力终于导致了整个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从而开创了（西方）哲学的现代局面。冯特创立实验心理学或广而言之，科学心理学思潮于19世纪下半叶兴起于德国学术界，其深层理论动机，乃是对哲学发展危机加以回应，并在拯救哲学事业的意义上构成对当时德国哲学状况的一种富有建设性意义的积极反应；生理学的发展和德国高等教育体制，则是塑造（冯特意义上的）实验心理学的具体表现形式的外部条件。从这个背景出发，理解冯特心理学体系及其历史命运的关键，在于把握冯特对实验心理学的哲学理解。
早在1858-1862年间，冯特对实验心理学的哲学态度就已明确表现出来。在回顾以往的“心理学家们”和以往的“心理学”之所以不能有所“进展”的原因时，他指的是传统的哲学家及其哲学事业；当他展望“今天的心理学有着极大的进展的可能性”时，他是试图以他所构想的“实验心理学”来取代传统哲学，因此他才能够合乎逻辑地进一步论证道，心理学的“这种进展是同我们关于一般哲学的性质和任务的观点的根本改革联系在一起的”[8](P3)。我们可以认为，冯特虽在词句上倡导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实证科学的建立，实质上是在论证哲学作为心理学的进展，所以他指出，“只要形而上学（指传统的思辨哲学——引者注）作了多少退却，心理学就取得多少进步。我们几乎可以说，在现在，我们整个的哲学就是心理学”[8](P3)。波林也中肯地指出，“冯特不仅是哲学教授，他还相信哲学应得为心理学的”[4](P366)。冯特对实验心理学的这种哲学态度，以及波林对冯特的评价，是与19世纪下半叶德国哲学状况的历史性质相一致的。也正是以当时对哲学的这种心理学理解及其发展趋势为根据，美国哲学家怀特在回顾哲学发展的历史时指出，“到那一个世纪（指19世纪——引者注）的末期，心理学大有主宰哲学研究的希望”[9](P242)。
如果说由于冯特是作为一个生理学家而进入（心理学和）哲学领域的，因而哲学的上述发展趋势在他身上的体现多少带有某种“素朴”性的话，那么它在布伦塔诺身上就体现为一种自觉的“运动”。与被称为“生理学家的哲学家”的冯特等人相比，布伦塔诺是一个经受过传统的、严格的哲学训练的哲学家。他在那个时代强有力地论证着：要想改变哲学的衰败景象，唯一的出路就是将它与更加受人敬重的自然科学紧密结合起来；而且，和冯特一样，他也明确地将这一“结合”的产物理解为科学的、亦即实验的心理学，并在与传统哲学心理学思想相对立的意义上称之为“新心理学”。不仅如此，与铁钦纳和波林对布伦塔诺的误解相反，布伦塔诺也（和冯特等人同样）强烈地主张，这种“新心理学”必须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基础，并因而强调建立心理学实验室的理论重要性。在布伦塔诺看来，由他所倡导的这种科学心理学，不仅是“真正的哲学事业”，而且正是这一事业为所有的哲学问题（包括认识论的、逻辑学的、伦理学的、美学的等等）以及文化、教育、政治、法律等人类事业提供了“基础”。[10](P19-27)事实上，19世纪下半叶在德国出现的将实验心理学（或科学心理学）理解为就是哲学、或者说这种心理学是哲学乃至整个世界观的基础的这种思想倾向，并不是冯特和布伦塔诺以及与他们具有学术继承关系的少数人包括屈尔佩、克鲁格、斯图姆夫、麦农、（早期）胡塞尔等的一种“意见”，而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的思想潮流，不仅为与冯特和布伦塔诺同时代的其他心理学家如G.E.缪勒、陆宰等所持有，而且也为与心理学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学者如早期新康德主义者朗格、柯思、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均就19世纪70年代以前而言）、经验批判主义者阿芬那留斯以及历史学家三普莱希特等所持有或同情。[3](P122-159)
冯特对实验心理学的哲学理解，不是他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偶然特征，而是贯穿于他的全部学术生涯的一个理论信念。而且，虽然冯特多年来一直声称要建立“科学的一个新领域”，但这个“新领域”却得不到德国官方学术的承认，而只能以“哲学”的名义存在着。冯特作为实验心理学家却又得不到“心理学的任命”，而只能以“哲学家”的名义在德国大学拥有哲学讲席并从事研究工作，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他将自己的事业与哲学相认同，从而更加强化了他对实验心理学的哲学理解：由他所建立的这个“科学的新领域”就是哲学，因而是对哲学史的延续，而不像后人在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那样直接地就是一个独立的新学科的起始，虽然历史证明，这在事实上起到了使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而诞生的作用。所以，实验心理学最初在德国是作为哲学而诞生的，是哲学对它自身由其传统形式的终结而造成的理论危机所做出的一个反应，并因而构成（德国）哲学史的一个环节或插曲。就冯特意义上的实验心理学而言，它的诞生是冯特将生理学的科学方法引入到哲学问题的研究之中以对传统哲学进行“科学改造”的结果。
然而，与“纯”哲学家对当时哲学危机的理论反思以及布伦塔诺自觉地“论证”哲学的科学化不同，冯特作为“当时主要的实验心理学家中唯一缺乏正规哲学训练”的心理学家的哲学家(the psychologist-philosopher)(3)(P129)，无论是对哲学及其危机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哲学“改造”的措施，都带有某种不可救药的素朴性：他不可能真正洞察到这种危机的理论实质。因此不难理解，一方面，无论是他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还是对他的新哲学的建设，他都是从方法论意义上加以论证的；另一方面，与“纯”哲学家从哲学的问题及其性质着手对传统哲学加以改造从而导致整个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不同，冯特仅仅是从研究方式上而不是从问题及其性质出发来改造传统哲学的。这就决定了，冯特的新哲学亦即他的实验心理学，就其哲学理念而言，依然属于传统哲学或近代哲学的范畴，虽然他也（不可能是自觉地）接受当时新流行起来的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将冯特心理学体系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他的心理学在理论上是对传统哲学心理学思想的直接继承；其二，他是通过给传统哲学心理学思想穿上一套近代自然科学的外衣而使之转变为“科学”的——因此，它的“科学”，主要是方法论的科学，而不是理论的科学。波林正确地指出，对冯特及费希纳等人而言，“科学之意即为实验的”[4](P362)。由此进一步，我们可以认为，冯特的哲学（或心理学）企图，是想在现代哲学背景下或氛围中，以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为依托，以它的“科学”形式为理想，建立一个以近代哲学精神为基础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在它正在被筹划的时候，当哲学尚未探明由它的传统形式的终结而造成的它自身的危机的理论实质时，由于它的形式的科学化而颇令人耳目一新、颇具吸引力，于是乘势兴起；但是，当哲学终于探明了它的危机的实质并因而得以确立它的现代旨趣之后，这个体系便成了空中楼阁。这就是传统的心理学史研究之所以忽视对冯特心理学体系自身历史命运的考察的客观原因：现代心理学只是从它那里承袭了它的科学形式；至于它的理论内容，则是与现代心理学格格不入的，因而现代心理学可以不必理会它。
冯特心理学体系作为哲学的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以及由这一背景所决定的它的理论性质，决定了它自身的历史命运。黎黑正确而不带任何偏见地、并且也并非过于尖刻地指出，冯特的实验心理学体系“在它刚刚诞生时就已经过时，因为它是一个濒于绝境的文化的产物”[6](P211)；作为一种观念，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已经逝去了的时代”[6](P211)；它是“19世纪德国思想的一个时代错误的产物，并因而既未能移植国外，亦未能幸免纳粹政体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它的理智生态的摧毁”[6](P245)。我们可以认为，冯特意义上的德国实验心理学，构成了心理学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它是在哲学尚未探明由其传统形式的终结而造成的理论危机的实质时，以某种不得要领的新颖形式而兴起的；当哲学终于探明它的危机的实质并因而得以确立它的现代旨趣之后，它便自然地趋于消亡。铁钦纳在美国坚持冯特意义上的德国式“纯科学”的心理学研究方案，作为对它的一个历史的回响在心理学中的命运，可以被认为是对这一论断的一个历史的印证。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出发，我们可以推定，即使冯特等实验心理学家在德国大学得到“心理学的任命”，他们也不可能像后来的美国人那样把心理学变成一门独立的实证科学，而要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的替代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冯特意义上的实验心理学（作为哲学）注定要被哲学的历史所否定；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德国，作为理论科学的心理学，只有采取从布伦塔诺的经验心理学到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发展道路，才能既符合它的理智文化传统，又顺应它的历史发展潮流，从而得以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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