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领域”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妇女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妇女领域”（women's spheres）一词， 尽管被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中广泛应用，但却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它可以有妇女生活的范围、妇女关心的问题、妇女文化等大小不等的含义。妇女领域也是家庭领域、私人领域的代名词，相对于社会领域、公共领域，作为与男性领域的比较性研究。类似的分类还有理性与感情、灵魂与肉体等。妇女领域始终是妇女史学的中心课题之一，因为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妇女史学的研究内容，而且非常敏感地反映着妇女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及其变化，以及由这种变化所影响的妇女史学的发展方向。因此，了解和分析西方学者对这一领域的观点，将增进我们对西方妇女史学发展与变化的认识。
一
西方社会对男女领域的划分由来已久。西方思想家基本上以一种功能主义的观点看待妇女，将妇女与她们在家庭中的作用相联系。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对男女领域有明确的界定。在他的著作中政治学和家政学是相对而言的，分别是这两个不同领域的指导原则。政治学的作用在于建立和管理城邦，家政学则是组织和管理家庭。政治是适于做统治者和主人的男人们的事，家政是在男人指导下的家庭活动。至于家庭的构成，“第一位的是房舍、女人以及耕耘的牛”；男人“作为丈夫和父亲，他统治着妻子和子女”。在家庭中，妻子“不打听任何公共事务”，不仅“应该在所有的事情上服从自己的丈夫”，而且应该耐心地、谦恭地、心甘情愿地服侍丈夫，生育子女。在抚养后代方面，妻子负责哺育，丈夫负责教育。（注：苗田力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0、25、322、292 页。）这种划分的理由是生物性的或天性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所有生物中，“雄性更高贵，而雌性则低贱一些，一者统治，一者被统治，这一原则可以适用于所有人类”。“男人在本性上比女人更适合于发号施令”，“男人的勇敢在发号施令中显示出来，而女人的勇敢则体现在服从的行为上”。（注：苗田力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6、28页。）可以看出，那时的妇女领域不仅完全被排除在社会性活动之外，而且在有限的家庭领域内，妇女也没有自主的权利。
在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社会生活中，男尊女卑被神圣化，男女领域的分工更显得天经地义。 上帝的形象被描绘成男性的圣父， 教皇（papa）是父亲的同义语。圣经教导“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驯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提摩太前书2：11—14）。“你们作妻子的，当顺从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从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以弗所书5：22 —24）。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早已成为其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直至今日妇女运动往往还要同这种宗教思想的影响作斗争。主张妇女解放的社会主义思想家A·倍倍尔曾指出， 《圣经》尤其《保罗书信》及其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原则，是压迫女人的主要工具。（注：参见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第3章《基督教》，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54页。基督教与妇女地位、妇女解放是一个复杂的课题，这里不便更多地论述，不能简单地将基督教视为压迫妇女的工具。本世纪70年代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出现了女性主义神学或神学女性主义，从内部对传统神学的男性形象和父权制结构进行彻底的批判，尽管其保留了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仍成为当代妇女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E·M·温德尔著：《女性主义神学景观》，三联书店1995年版。）
近代西方学者，除了信奉社会主义的之外，基本上对传统的男女领域持肯定态度，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思想启蒙、破除神学迷信、传播民主观念、亲自参与社会革命等方面有出色的表现。例如，卢梭认为，由于男女在体质、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所要做的事情也应是不同的。“妇女所受的教育，应该永远与男人有关系。使男人感到高兴，对我们男人有用，使我们爱她们、尊敬她们，在我们幼年时期教育我们，在我们壮年时期关怀我们，劝诫和安慰我们，使我们生活舒服愉快，所有这些永远是女人的责任，也是她们从劝小时候起就应该受到的教育”。这些教育可以归结为服从和忍耐（也可以说成是温柔和宽容）。他还进一步开导说：“如果这样做对她们是一种苦楚的话，这些苦楚也同她们的性别分不开的；要是不受这种苦楚，她们日后就会遭到更痛苦的不幸……所以有必要使她们很早就习惯于这种约束，以免将来付出更大的代价”。（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8—117页。该书作者是18 世纪英国争取妇女教育和社会平等的女学者，她在书中批判了卢梭及其代表的当时社会传统观念对妇女的各种偏见。）
如果说卢梭代表了当时西方思想界的精英，那么，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派肖梅特阻拦妇女参加革命的一段话，更能反映当时一般男人的心态：“从什么时候开始妇女被容许放弃自己的性别而去充当男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们习惯于不再虔诚地料理家务，抛弃孩子的摇篮，跑到公共场所去，在讲坛上演说，加入军队的行列，简而言之去履行造物主仅赋予男人的义务？……造物主对女子说：做个女子！抚养孩子、琐碎的家务、母亲甜蜜的焦虑，这些是你的工作！……人类不是划分得挺好吗？……不要羡慕我们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中的种种危险，而要将孩子们在你们体贴入微的照料下幸福生活的令人陶醉的情景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在家庭的怀抱中忘记这些危险，你们应当满足于此”。（注：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第282—283页。）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论述了男女领域，即男子的社会的生产劳动或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和女子的私人的家务劳动，而且追溯了这种分工的历史起源和消除这种状况所需的社会条件。如恩格斯以美洲印地安人的氏族生活为例，说明人类最初的分工是为了生儿育女，在两性间自然产生的，“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食物和衣服……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只是随着畜群和其他剩余财产的出现，男子劳动的价值和意义提高了，随着他们财产的增加，地位也提高了，财产的私有需要按照男系计算世系和父系继承权，而女性的家务劳动则成为男子的私人劳动。这样的男女领域分工显然是不平等的，因此恩格斯提出，要实现妇女的解放，必须缩小社会性劳动和家务劳动的界线，一方面需要妇女大规模地参加社会生产，另一方面能够把越来越多的家务劳动溶入社会劳动之中。只有现代工业社会能够提供这两方面的可能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上册，第155，158页。）
从西方思想史对性别分工领域上的认识来看，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历程中，两性分工的领域始终是存在的，但分工在各个时期的依据是不同的。在古代依据是自然或天性，在中世纪增添了上帝或神的意志，在近代则更具有了理性或科学的色彩。近代思想界虽然在社会生活中消除了人们对神的崇拜，但仍将性别领域的分工视为自然的，因而也是科学的、理性的。只有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社会理论认为，男女领域由最初的自然分工，发展为社会性的分工，在此转变中男性依据财产在社会和家庭中占有优势，而私有制从根本上强化了这种不平等的性别关系。
二
美国妇女史学家对妇女领域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注：参见科尔伯：《分离领域、 女性世界、 妇女地位：妇女史的概念》（Linda K.Kerber,"Separate Spheres, Female World, Women'sPlace:The Rhetoric of Women's History"）， 载《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88年6月号，第75卷，第1 期，第17—31页。）科尔伯在文中将80年代中期以前的有关研究分为三个阶段，这只是一家之言，其中第一、二阶段的界限并不明显，第二、三阶段间的变化则是一般公认的。本文的有关论述并未拘泥于三个阶段。） （1）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学者们将性别领域作为妇女史的主题，并将这种观念置于内战前的社会背景下。史学家们大多认为有一个专门属于妇女的领域，是妇女们共同的生活经验基础，在家内是养育子女、服侍丈夫、照料老人，在外是因性别歧视而受到的种种不平等的对待。这一领域决定了妇女有着共同的经验和情感。因此研究大多集中在描述女性如何在家庭内外遭受异性的剥削和压迫，妇女史是如何的屈辱和悲惨。
由于这一时期妇女史学处于创始阶段，及其与妇女运动的密切关系，为了现实中妇女的团结，史学家也将历史中的妇女动员起来，形成一个永久的、以性别纽带为联系的社会群体，从事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女史学家斯考特在90年代中期回顾女性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时承认，“为达到服务于女性主义的政治目的”，“女性主义的历史成了一部削减女性之间差异的历史。这些差异（即阶级、种族、族裔、政治宗教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等差异）被缩减成一个妇女的共同身份（往往与父权制相对立而言，父权制即男性统治的制度”。）（注：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择》，三联书店1998年，第365页。）
（2）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 史学家逐渐意识到这一领域研究内容的复杂性，提出“妇女文化”概念的尝试。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更多地显示了妇女的友谊，如何团结起来与各种社会不公正作斗争，取得了哪些成果，为社会发展与进步作出了哪些贡献。学者们认识到妇女领域不只是负面的、消极的，它也构成了妇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和妇女运动发展的基础。对女性情谊的研究范围也从一般的同情、友情，扩大到女同性恋关系，因为同性恋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还反映着妇女对异性的态度，应作为社会现象来看待，尤其是妇运积极分子和领导人的行为更能反映问题。有学者认为，妇女有妇女领域的意识是松弛婚姻等级观念的必要阶段，是女性主义的前提之一，为替代父权制家庭的伙伴式家庭提供了可能。同时，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妇女领域也为妇女提供了缓解、躲避社会压力，相对稳定的场所。（注：科尔伯：《分离领域、女性世界、妇女地位：妇女史的概念》，第15—16页。）
史学家勒纳提出“妇女文化”概念设想时说，历史向来都是男人写的，写男人的，反映着男人的观念和兴趣。“我们没有看到妇女和她们的活动，是因为我们一直沿用着不适合妇女的历史问题。要纠正这种状况，照亮那些历史中黑暗的领域，我们必须考虑在男女共处的一般文化中存在着妇女文化的可能性，进行以妇女为中心的研究”。（注：博西：《妇女史中的妇女文化：历史概念或女性主义观点？》（ Mineke
Bosch,"Women's Culture in Women's History:Historical Notionor Feminist Vision?"）载迈杰尔、夏普编：《妇女文化传统史学》（Historiography of Women's Cultural Traditions, ed.by M.Meijer & J.Schaap），荷兰（Foris Publications 1987年，第45 页。）一般认为，妇女领域这一概念有一种限制性的或受压迫的含义，对妇女多少有些贬义；而妇女文化则带有创造性的意味，如家庭艺术、妇女文学等。（注：科尔伯：《分离领域、女性世界、妇女地位：妇女史的概念》，第17—18页。）总之，对妇女领域应从两方面去看。
（3）1980年，女性主义研究（The Feminist Studies ）杂志举办“妇女史学中的政治与文化”专题讨论会，（注：参见杜波伊斯等：《妇女史学中的政治与文化专题讨论会》（Ellen Duboris et al,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omen's History:A Symposium》，载《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第6期（1980年春季号），第26 —64页。）可以看作第三阶段的开始。这一时期的研究出现新的特点。一是性别领域的范围不断扩大，史学家认为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内战前的美国社会，而是存在于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如父权制的出现甚至早于西方文明。二是将性别领域不仅作为相互分离，而且作为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来研究，并且注重性别领域本身的变化与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科技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三是将性别领域不仅作为一种比喻，而且作为一种视角（方法）来观察妇女实际生活中的具体的物质空间。
（4）80年代后期出现研究妇女之间差异的新趋向。 学者们在大量经验性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妇女们很难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统一行动，其内部因阶级、种族、宗教、文化等差异，没有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注：参见刘军：《美国妇女史研究的新特点：论妇女的不团结》，载《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 另见休伊特：《超越对姐妹情谊的研究：80年代美国妇女史》（Nancy A.Hewitt,"Beyond the Search forSisterhood:American Women's History in the 1980s"）载鲁茨、杜波伊斯编：《不平等的姐妹们：美国妇女史中的多元文化读本》 （ Unequal Sisters:A Multi—Cultural Reader in U.S.Women's History,ed.by Vicki L.Ruiz & E.C.Dubois,纽约1994年）这是对传统女性主义政治的一种反思和挑战，反映出妇女史学和妇女史学家的成熟。
三
对妇女领域的研究涉及各个历史时期和许多社会生活领域，在此很难作一个哪怕是概要性的介绍，只能提及几个笔者认为值得注意的理论问题。
首先，社会性别领域的划分不是固定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有学者指出，至20世纪70年代只有恩格斯提出过，“妇女在不同的社会里，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她们的社会地位是根据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变化而变化”。（注：《社会性别研究选择》，第2页。）但是，80 年代以来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已迅速为妇女史学家所普遍接受。实际上，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男性领域相应地扩大，而女性领域的扩展则长期滞后或与男性明显不成比例。
比如，近代社会已基本认可妇女教育子女的权利，这比在古代社会妇女只能养育子女显然是一种进步。英国18世纪女学者沃斯通克拉夫特就是以妇女不受教育如何能教育子女为理由，争取妇女教育平等和社会平等的，（注：参见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如第13章第5节。）而男子受教育似乎从来不是问题。
从有关妇女的法律变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妇女的受教育权、公民权、财产权、就业权等被法律认可，妇女的社会活动领域不断扩大。同时，社会性别领域的界限也日益模糊。今天，美国女性涉足的领域已包括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加大选、维护人权、反对核武器、保护大气环境和人类生态平衡、消除贫困等国家高层政治和重大国际性议题。至少在形式上，那种有形的（指政治的、法律的）传统的男女领域已不复存在，但无形的社会性别观念作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或作为一种象征仍发挥着作用。
第二，即使在传统社会，对社会性别领域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妇女领域不只是家庭的、私人的、感情的事，也有社会的、政治的、理性的问题。《新世界的母亲：母性主义政治和福利国家的起源》（1993年）一书，汇集了许多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显示：福利国家的起源和发展深受母性主义改革家的影响；（注：关于母性主义政治与福利国家的关系，可参见刘军《论美国妇女史研究中的政治倾向》一文，《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妇女对公民权和社会参与权的要求，扩大了社会民主的基础；妇女通过志愿者组织和宗教团体扶危济困、普及教育、监督食品卫生、社区管理、保护儿童、禁止酗酒和卖淫等活动，从各方面推动了社会改革。70年代妇女们提出“个人的即政治的”观点，认为那种将公共与私人、社会与家庭、理性与感情领域截然对立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显然，妇女要求禁止童工、查禁妓女的社会意义，不能只从母亲爱护孩子、妻子维护家庭稳定方面去理解；妇女要求食品卫生、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意义，也不仅是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就是在纯粹的家庭领域，妇女相夫教子的意义，也不仅是“母随子贵”、“妻随夫荣”所能包括的。当然，禁酒、查禁妓女（主要是惩治嫖客而不是妓女）也是一种对男性行为的约束和控制。总之，家庭领域、妇女领域的社会意义被严重地低估了。其实，早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些有识之士就很看重女性道德对家庭、子女和社会的影响。如有人指出，“如果你腐蚀了男人，这很不好，但如果你腐蚀女人，那你就毒化了源泉本身的生命之水”。（注：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2页。）
第三，妇女领域的逐步扩大或妇女的解放，是以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女人的解放也是如此。从另一方面看，“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6页。）。或者说，社会性别领域的形成，不仅是因为父权制、大男子主义意识形态，它还受到各种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因此，妇女的解放也需要物质条件。
在妇女史学发展初期，多数学者们没有足够注意妇女解放的物质基础。她们将妇女不幸的历史命运往往归结为父权制，或简单地归结为男人恶劣的天性。这同早期妇运领导人的观点很相似。1848年7月， 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妇女权利大会上，通过了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起草的被后人称作《妇女权利宣言》的文件。这次会议也被史学家作为美国妇女运动的起点和标志。会议文件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了男人对女人的非正义和侵占的历史，是以建立对女性的绝对专制为目标的”。（注：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1869年斯坦顿说，“男子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严苛、自私、夸张、好战、征服、获取、增殖……不和、混乱、疾病和死亡”。仇恨男子的心态跃然纸上。一百年后，妇女们仍在争论：男人是大敌，还是“这种制度”是大敌？（注：埃文斯：《为自由而生：美国妇女历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324页。）激进派妇女认为，“男子是压迫妇女的代理人。大男子主义是最古老、最基本的传统形式，其他一切剥削压迫形式（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等）都是大男子主义的延伸：男子统治妇女、少数男子统治所有的人。有史以来，所有的权力结构都是男性统治，以男性为中心”。（注：《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第113页。 ）这种将两性截然对立，以男性为敌的观念是无益于妇女解放的，因为男性统治的背后有着许多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
朱丽叶·米切尔是较早论述妇女受压迫社会机制的英国学者，在其著名论文《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中，她论述了压迫妇女的四种社会机制：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认为只有整体性地改变这四大结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注：参见《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第8—45页。）米切尔的文章确有见地， 虽然影响妇女生活的并不限于这四种机制，她的某些观点也未必都正确，但它仍可以作为探讨影响妇女解放的物质性因素的理论框架。
在生产领域，只有工业化、自动化、计算机化能为妇女大规模的就业提供物质前提。在狩猎和农耕时代是谈不上妇女解放的，因为妇女是无法在这样的社会经济中担当主要角色的，只有信息产业和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社会，才能为妇女大规模就业和在工作中施展才干提供可能。（注：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指出，“假如典型的产业工人是男性，那么典型的信息工人则属于女性”。他还预言90年代世界发展十大趋势之一是“妇女走上领导岗位”。见奈斯比特等著：《90年代世界发展十大趋势》第7部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1875年， 一家打字机公司的广告宣称，“没有任何发明能像打字机那样，为妇女开辟一条如此宽广、便捷、有利可图、恰到好处的就业之路”。1887年，美国一家商业杂志注意到“5年前，打字机只是个新奇的机械玩意儿，如今， 其单调的声音几乎能在全国每一个管理井然的商业实体中听见。一场大革命正在发生，打字机就是这场革命的起源”。是打字机把文秘工作从男性的事业阶梯中去除，并使之逐渐成为妇女的工作。1870年，文书工作领域还没有多少妇女，到1900年，文书中的妇女有1／3，至1920年女文书已占大多数。（注：《为自由而生：美国妇女历史》，第150页）
生育对妇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用说在医学、妇产科学、避孕知识不发达的古代和中世纪，就是在一个世纪以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妇女还都处于她们无法控制的生物过程中，她们不知道一生中要生多少孩子？考虑到每一次生产过程都是一次生死经历，育龄妇女的生命也无奈地面临一次次考验。如果女性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要在周而复始的怀孕、生产、哺育中度过，她们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用在其他方面呢？所以，改变人类繁殖上的自然状态，控制人类的生育过程，就成为妇女享受其他权利的基础。在这个具体问题上，有效的避孕方法、发达的妇产科学就成为解放妇女的重要条件。
考察妇女被排除在关键性生产领域的历史原因，不仅是因为她们相对体弱，经常生育以及生育后要休息，而且在于幼儿出生后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哺育才能独立生存（人是生物中哺乳期最长的）。在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母亲就是婴儿天然的哺育人。有学者统计，19世纪90年代，英国一位母亲要花15年的时间用于怀孕和哺乳，而在20世纪60年代，平均只要4年。 （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第30页。）在这个问题上，各种婴儿食品尤其是代乳品的普及，以及各类托幼体制的完善和社会化，才能将妇女的哺育时间缩短。
减轻妇女生活负担还需要家务社会化。列宁曾在一篇《一个伟大的技术胜利》的文章中指出，电灯、电气取暖设备的家庭化，才能使“千百万‘家庭女奴隶’不再把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消磨在乌烟瘴气的厨房里”。（注：《列宁全集》第19卷，第42页。）减少家务时间还需要：居室内有上下水道；用电炉和煤气、天然气灶代替煤炉和柴灶；市场上有各种方便食品；洗衣机、吸尘器，等等。虽然说家务并不必然是妇女的事，但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均比丈夫长。（注：参见李银河的专著《女性权力的崛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47页。）
第四，对妇女领域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妇女领域的形成、延续、发展和变化，是自然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和共同作用的结果。妇女史学家最初在妇女领域问题上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无视性别差异，只提社会文化因素的消极作用，只是通过揭示父权制和大男子主义现象，暴露和批判历史和现实社会的不合理性，似乎男女的自然差别与此无关。另一类过于强调性别差异的意义，认为妇女的自然生理特点决定了妇女领域。尽管随着历史发展，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生育方式并没有改变，“只要生育仍是一种自然现象，妇女就注定要成为社会剥削的对象”。（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第20页。）似乎只要妇女不生育就会获得解放。
美国70年代激进女权主义者阿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就曾将这种观点推到了极端。 她们认为，性别冲突是人类冲突的最基本的形式，是所有其他冲突形式的根源。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生理性的，由于生育和抚养孩子造成的身体虚弱使她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依赖男人。这种“在生物家庭内部发展起来的权力关系，为了解其他各种压迫形式和种族主义、阶级社会提供了一种模式”。（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第290页。）由于妇女受压迫的原因主要是生物性的， 所以妇女的解放只有依赖“生物革命”即人工生殖和代孕技术的发展。按照这种观点，男女“‘平等’不仅意味着法律上的平等，甚至也不只是满足基本需求方面的平等。它还意味着妇女跟男人一样不一定生育孩子”。（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第291页。 ）妇女解放需要进行“生物革命”，只有现代技术才可以在历史上首次使妇女摆脱“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最根本的不平等”成为可能。这种观点在六七十年代妇女运动中颇有影响。
应该承认，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其一，男女在生理或体力方面的差异，确是形成男女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二，生物科技的发展对未来人类生活的影响的确很难预测。克隆技术已经实现了无性繁殖，即女性生育可以不依赖男性。如果有一天科技发展达到了可以让其他生物或人工装置代替女性身体怀孕和生育的程度，男女关系史必然将掀开新的一页。但这种生理条件决定论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因为，与所有男性对立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现实的。男女之间除了性别关系之外，还有各种社会关系，其中一些如同事、同学、同乡、师生、朋友等主要以友情维系，这些关系不同于上下级关系或雇佣关系，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必然性；即使在家庭内部，除夫妻关系外，还有母子、父女、兄妹、姐弟等主要以血缘、亲情维系的关系。仅将男女关系看作政治关系、阶级关系、压迫剥削、对立斗争关系是非常片面的。如波伏娃所指出的，“所谓妇女解放，就是让她不再局限于她同男人的关系，而不是不让她有这种关系”。（注：波伏娃著；《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27页。）80年代以来，随着新保守主义的兴起， 女性激进主义的社会影响正逐渐削弱。女性保守主义的特点是：重婚姻、重家庭、重子女、重道德，反对将性别差异政治化。（注：妇女保守主义或新右派妇女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内容需另文撰述，可参见刘军：《美国妇女史研究的新特点：论妇女的不团结》，载《美国研究》1998年第4 期。还可参阅斯特西的论文《保守的重家庭的女性主义的挑战》（ Judith Stacey,"Are Feminists Afraid to Leave Home? The Challenge of Conservative Pro—family Feminism"，载米切尔、 奥克莱编：《什么是女性主义》（What's Feminism ed.
by
J.Mitchell & A.Oakley），英国牛津1986年，第219—248页。） 这反映出物极必反的社会心态。
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妇女史学家认识到，妇女领域中的某些方面是与妇女生理特点相关的，某些方面则是社会文化环境造就的。笼统的、不加分析的消除性别差异领域，只能在实际上造成对女性的不平等。妇女解放的目标并不是要取消社会性别分工领域，使妇女变得同男人一样。如有的学者提出，一要“动态理解性别差异”，即“不否认两性间可能存在深刻的差异，但它不假定这些差异是先于社会的或生理性的已知物，不假定这些差异是妇女处于普遍明显的不平等和从属地位的确凿原因”。这样，“我们所见的男女差异可能既是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又是男女不平等的结果”。二要“正面发挥女人的差异”，重新评价这些差异，“即不把差异看成是女人弱点的依据，而看成是可能形成妇女力量的源泉”。（注：《社会性别研究选择》，第202，203页。）应该说，这些认识反映了妇女和妇女史学研究的成熟。
值得一提的是，妇女史学家的这种思想转变不仅来自历史研究，更多的是来自对60年代中期以来的女权运动社会实践的反思。女性保守主义的兴起并非空穴来风，许多当年妇运积极分子信奉独身主义，或是终身未婚，或是拆散了原有的家庭，这些人老来孤独，一辈子没有感受到家庭和子女的乐趣和温暖。有不少人深刻反思当年的激进行为，甚至忏悔对丈夫和子女的未尽义务。正由于六、七十年代妇女运动有过激之处，如今女权主义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词汇，不仅男性反感或敬而远之，许多女性也回避这个曾使妇女感到骄傲的词。
第五，鉴于性别领域变化性的特点，对史学家而言，它既是一个具体的可经验性研究的领域，尤其是对于传统社会，也是一种分析方法；而对现代社会，它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社会性别分析方法（gender analysis）。有的学者认为， 性别领域不仅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还应是“分析整个社会劳动活动中沿性别轴线产生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方法，“对性别分工的分析起码应回答下列问题：特定社会形态中性别分工的主要方式是什么？所指定的性别的工作任务的自然和社会意义是什么？性别分工是如何支撑经济组织的其他方面的？它又是如何支撑社会的权力和统治，包括性别等级关系的？性别分工同两性关系与亲属关系是怎样联系起来的？特定结构的性别分工产生和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性别分工的变化如何导致男女关系、其他经济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第86—87页。）哈特曼认为，“妇女目前的社会地位的根源在于按性别进行劳动分工”，因此应探讨的基本问题是：“第一，较为平等的性别分工是怎样变得较不平等的；第二，等级分工是如何扩展到现代雇佣劳动的”？（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第47页。）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是女性学者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大贡献，是阶级分析、民族分析、文化分析等方法的补充，但不能代替其他方法。
妇女领域研究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例如，限于题目，本文基本上只讨论了男女领域的差异或区别，没能涉及妇女之间的差异或区别，但现实中，有的妇女之间的差异比异性间的差异还大。如想了解从农村进城的打工妹，与其找住在别墅里的阔太太，不如找与之生活和文化条件相近的打工仔更有效。尽管妇女领域内可作的题目很多，但它毕竟是把女性作为圈里人，相对于男性领域而言的。所以，妇女领域研究本质上是两性比较研究，它不能代替对妇女差异性的研究，而妇女差异性也是研究妇女不可或缺的。但是，妇女领域研究的出现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史学的发展方向，将两性的社会关系问题置于它应有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