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太尔的历史主义：三种不同的版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三种论文,版本论文,麦金太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7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2-0132-07
在政治哲学方面，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敌人只有一个，即自由主义。在认识论方面，麦金太尔则有两个主要对手，从而需要两面作战：一方面要反对普遍主义，批判以休谟和康德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哲学；另一方面还要反对相对主义，批判以尼采和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如果说在政治哲学领域麦金太尔用社群主义来对抗自由主义，那么在认识论领域他则是用历史主义来对抗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
用历史主义来对抗普遍主义，这会使麦金太尔拥有某种优势。但是用历史主义来对抗相对主义，则会产生一个问题：如何区分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以及如何使自己的历史主义避免成为一种相对主义。对于麦金太尔，这是一个重大而艰巨的挑战。为了避免被看作是一种相对主义，他不得不一再修正自己的理论，以致出现了三种不同版本的历史主义。
一、第一种版本的历史主义
《德性之后》是麦金太尔的成名作，也是第一种版本的历史主义的诞生地。我们知道，麦金太尔试图颠覆西方自启蒙以来居统治地位的规则伦理学，以便复兴古代的德性伦理学。在《德性之后》中，他是通过阐释西方德性观念的历史来达到这个目的的。对于麦金太尔，哲学就是哲学史，同样，德性就是德性观念的历史。
通过考察西方从远古到当代的伦理思想，麦金太尔概括出了西方五种主要的德性观念，即荷马时代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中世纪基督教的、启蒙的以及功利主义的。按照麦金太尔的观点，西方历史上出现的这些德性观念是不同的、对立的和不可公度的。虽然每一种德性观念都有支持自己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只适用于自己，不适用于对手。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德性观念都没有足以使对方信服的理由。如果这样，那么如何才能够在这种相互冲突的多种德性观念中清理出一种统一的核心德性观念？麦金太尔主张，只有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麦金太尔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主义具有两个特征：第一，他将这些不同的、对立的和不可公度的德性观念看作是传统的不同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来源于传统的不同发展阶段。换言之，统一性不存在于德性观念本身之中，而存在于历史之中，每一德性观念既是历史的产物又表现了历史。第二，他把德性观念建立在某种先在解释的基础之上。德性观念依赖于先在的解释，只有按照某些关于社会和道德生活特点的先在解释，德性才能被定义和理解。第一个特征表达了历史的动态性，它是一种纵向的历史主义。第二个特征揭示了社会的结构性，它是一种横向的历史主义。
麦金太尔的这种历史主义面临两个明显的问题。首先，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中以历史学家的方式对待哲学问题，以哲学家的方式来分析历史，试图通过研究历史来得出某种哲学结论。但是他的做法导致这样一种批评，即他的历史主义混淆了历史和哲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混淆了事实和逻辑，因为哲学和逻辑关心的是必然的东西或者真理，而历史和事实关心的是偶然的东西或者社会现实①。其次，麦金太尔通过研究西方德性观念的历史而概括出五种主要的德性观念，并且认为，这五种德性观念是对立的和不可公度的，不存在一个中立的标准来评价它们。这样便产生一个问题：虽然麦金太尔本人明显赞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传统，但是他无法证明这种传统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换言之，一种传统的优越性何在？在1984年的《德性之后》第二版中，麦金太尔除了对第一版中的一些错误进行修改之外，还增加了“第二版的跋”(即第19章)，以回答批评者提出的批评，而在这些批评中，最重要的就是上面指出的两个问题。
麦金太尔认为，如果以抽象的哲学方式来讨论道德问题，那么就会碰到不同道德理论之间的不可公度性问题；如果我们把道德理论置入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中，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哪一种道德理论更为优越。麦金太尔借用物理学的历史：与伽利略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相比，牛顿物理学更为优越，因为它能够解决它们所不能解决的理论难题，从而克服了自己局限性。道德哲学也是如此。当一种道德理论面对不同的、与其竞争的和不相容的其他理论时，如果它能够辨别出对手的缺点和局限性，对其缺点和局限性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并且超越了对手的缺点和局限性，那么它就具有优越性②。
麦金太尔这时的主要对手是普遍主义的实在论：普遍主义的实在论对真理的观念具有一种坚定的承诺，而第一种版本的历史主义拒绝对真理观念的这种承诺。麦金太尔的历史主义接受了“可错论”(fallibilism)的观念，任何一种理论最终都将被超越，都将被更好的理论所替代。麦金太尔主张，我们不能期望获得一种完美的、无懈可击的理论，而只能得到“迄今为止最好的理论”。所谓“迄今为止最好的理论”是指它能够回应对手的不断挑战，在避免对手的缺点和局限时能够汲取其优点来修正自己，并且能够对其缺点和局限提供目前最好的解释，并且也能对所面临的问题给予目前最好的解决。在麦金太尔看来，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理论就是这种“迄今为止最好的理论”③。但是，这里需要指出，“迄今为止最好的理论”并不是真理，而麦金太尔第一种版本的历史主义一直拒绝真理的观念。
即使我们基于第二版的《德性之后》，考虑了麦金太尔在“第二版的跋”所进行的一些澄清和修正，第一种版本的历史主义仍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历史主义应该以历史事实为基础，那么历史事实所表明的东西是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理论被后来的一系列道德理论所取代了，而不是其他的道德理论被亚里士多德主义取代了。基于西方道德哲学演化的历史，麦金太尔所钟爱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都被后来的人们抛弃了。第二，在第二版的《德性之后》中，麦金太尔主张，虽然一种“迄今为止最好的理论”比其他理论具有优越性，能够对相关的缺点、局限和问题提供最好的解释，但是这种评价的标准仍然是内部的，即这种内部的评价标准不能克服不同的道德理论之间的不可公度性。这样麦金太尔不得不处在一种两难的理论位置：或者承认存在一种中立的标准，并且用它来解决对立的道德理论之间的冲突；或者不承认存在这样一种中立的标准，从而对立的道德理论之间的冲突无法得到合理的解决。因为第一种位置就是启蒙的立场，而麦金太尔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它，所以他必然处于第二种位置，而这种位置引发了相对主义的问题。
二、第二种版本的历史主义
麦金太尔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在面对各种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理论问题时，他持历史主义立场，其主要目的之一是为各种理论传统提供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解释；另一方面，在面对自古希腊以来的各种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派别问题时，他又赞同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主张它们比现代的和当代的各种理论更为合理。历史主义的立场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的立场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因为从后者的立场看，历史主义会引发相对主义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麦金太尔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提出了第二种版本的历史主义。
由历史主义引起的相对主义问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理论的进步问题：如果一种理论必须按照其时代的历史背景来理解，而不同的理论对应不同的历史背景，那么理论本身不过是时代的表象，从而不同时代的理论之间只有替代而没有进步。另一种是理论的合理性问题：如果存在不同的、对立的和不可公度的理论，而没有一种共同的评价标准可以应用于它们，那么就没有理由主张某一种理论比其对手更合理，从而也就没有理由主张某种理论能够战胜其他理论。
麦金太尔想坚持历史主义的立场，但是不想背负相对主义的指控。为了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他必须区分开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并表明他能够克服相对主义。为此，麦金太尔在理论上必须证明两点：第一，他的历史主义可以承认理论的进步，并说明什么是理论进步；第二，他的历史主义可以证明理论的合理性，以及一种理论为什么会比另外一种理论更为合理。
我们首先来讨论理论进步的问题。麦金太尔认为，当我们对某个方面的理论探究进行历史回溯时，不仅会发现一种理论的进步，而且这种进步指向某个目标。在这个问题上，麦金太尔的观点由四个论点组成。第一，虽然理论探究的后来阶段以先前阶段的发现为前提，但是后来阶段则能够提供某种观点来理解和描述先前阶段所发现的东西，而这样的理解和描述在先前阶段则是不可能的。第二，对于先前阶段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及没有解决的分歧，后来阶段能够提供一种解释，来说明这种分歧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说明为什么这种分歧在先前阶段是不可解决的。也就是说，后来阶段为先前阶段的缺陷提供了一种说明其错误的理论。第三，后来阶段能够提供一种更好的理论，而所谓“更好”不仅是指该理论在观念上更丰富、在描述上更详细，而且指理论探究拥有更好的目标和方向，从而为进一步的探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四，这种目标概念逐渐丰富，以致最终不仅能够为该理论探究提供一种目的，而且也能够提供一种终极解释，这就是“本原”(archē)④。在其他地方，这种作为目的和终极解释的东西也被麦金太尔称为“第一原则”。
这种解释是辩证的，即用辩证法来解释理论的进步。这里的辩证法既是古希腊意义上的——理论通过克服自己的局限性而进步，也是黑格尔式的——理论朝向一个终极的目的。与理论进步的解释不同，麦金太尔用科学哲学的方法，特别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来解释理论的合理性。
麦金太尔把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称为“探究的传统”。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西方存在很多探究的传统，如亚里士多德主义所代表的古代传统，托马斯主义所代表的基督教传统，休谟哲学所代表的现代传统，以及自由主义所代表的当代传统。如果西方存在这么多不同的和对立的理论传统，那么哪种传统具有更大的合理性而胜过其他传统？
麦金太尔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的形成，即某种理论的权威被接受了，对此没有任何系统的质疑。第二个阶段，该理论传统内部产生了认识论危机，出现了各种问题。这时，这种理论传统的信奉者有可能遭遇到其他的传统，从而求助于其他传统的资源来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第三个阶段，出现的各种问题被解决了，传统被加以重构。为了克服认识论危机，某种理论传统的信奉者首先要学习对立传统的语言，理解对立的传统，把握其主张、信念和理论。通过求助对立传统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他们能够得到一种新的理论解释。这种新的理论既能够解释为什么自己的传统会发生认识论危机，也能够解释对立的传统为什么没有发生这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对立的传统比自己原来信奉的传统更为优越，具有更大的合理性。这样，他们原先一直信奉的理论被击败了，他们接受了对立传统的理论，并且以这种方式重构了自己传统的历史⑤。
麦金太尔借用辩证法来解决理论的进步问题，用科学哲学的模式来解决理论的合理性问题，从而表明他的历史主义不是相对主义。然而，这些做法不仅不能使麦金太尔摆脱相对主义，而且还会对他的基本观点产生冲击。一方面，通过借用科学革命的模式，麦金太尔提出，当一种理论传统发生“认识论危机”并克服由此带来的问题以后，新确立的传统就具有比先前传统更大的合理性。但是，一种理论传统可能发生所谓的“认识论危机”，也可能不发生，甚至非常可能不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麦金太尔仍然没有办法解决不同理论之间的合理性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辩证法，麦金太尔提出，一种理论传统的后来阶段与其先前阶段相比进步了，因为它不仅能够解决先前阶段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还能解释在先前阶段为什么不能解决其问题。在西方的理论传统中，亚里士多德主义、托马斯主义、休谟哲学以及自由主义代表该传统的不同阶段。如果麦金太尔关于理论进步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它就会反过来破坏他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因为他赞同先前阶段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反对后来阶段的休谟哲学和自由主义。
麦金太尔使用两种策略来摆脱相对主义的指责。一种是表明他的历史主义有能力解决理论的进步和合理性问题，从而不会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另一种是在他的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划出一条界线，从而否认他的历史主义是相对主义。后者包括三个步骤：第一，区分开参与者与旁观者，以区分开历史主义者与相对主义者；第二，区分开相对性与相对主义，以表明自己不是相对主义；第三，批判系谱学，以反证自己不是相对主义。让我们依次对这三个步骤加以剖析。
首先，麦金太尔对旁观者与参与者进行了区分，前者从外部的观点来看待和评价事情，后者从理论传统内部的观点来看待和评价事情。麦金太尔认为，从参与者的观点看，每一种理论传统都会主张自己的观点都是真的，对手的观点都是假的。相反，只有从旁观者的观点，只有从外部的观点看，才会产生出相对主义的立场⑥。但是，西方主流的道德哲学持一种相反的观点。自休谟以来，西方道德哲学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即要对不同的道德观点加以评价，评价者应该持一种中立的、理想的旁观者的立场。与参与者不同，这种旁观者与所要判断的事情无关，自身的利益和信念不会牵涉其中，从而能够保持一种公正的态度。因此麦金太尔必然会遭到这样的批评：要想避免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就必须从理想旁观者的观点来做出判断；麦金太尔反对这种理想的旁观者的观点，从而他无法避免相对主义⑦。
其次，麦金太尔在相对性与相对主义之间进行了区分，并且认为自己的观点属于相对性而非相对主义。区分开相对性与相对主义的是这样一种关键点：存在很多与文化相关的思想体系和行为体系，其中每一种体系都有自己的推理和评价标准；不仅这些不同的思想体系和行为体系所达到的评价和规范结论是不相容的，而且每一种体系所使用的推理标准在其他体系看来也是没有道理的；与对手的体系相比，一个人自己所拥护的体系并不占有优势的地位⑧。如果一种立场止于这个关键点，那么它就不是相对主义，而仅仅是相对性。如果一种立场超出了这个关键点，那么它有两种可能：或者它否认思想体系和行为体系的合理性，从而否认任何一种体系比其他体系更为优越，这被麦金太尔称为“相对主义”；或者它否认思想体系和行为体系的真理性，从而否认任何一种体系的权威性，这被麦金太尔称为“视点主义”或“系谱学”。麦金太尔认为，他自己的立场止于这个关键点，而相对主义和视点主义则超越了这个点。
最后，麦金太尔在处理相对主义问题时把矛头对准了系谱学，用这种最强形式的相对主义反证自己不是相对主义。这样，在第二种版本的历史主义中，麦金太尔在认识论方面的主要敌人已经不是现代的普遍主义，而是后现代的视点主义。关于这种策略，在麦金太尔对待尼采的不同态度中可见一斑。在第一种版本的历史主义(《德性之后》)中，麦金太尔把尼采引为同道，借用尼采的思路、观点和立场来批判启蒙，批判现代的普遍主义。虽然麦金太尔最后提出了“亚里士多德或者尼采”的问题，并最终选择了前者而抛弃了后者，然而其理由也仅仅是因为后者同自由主义一样是个人主义的。但是在第二种版本的历史主义(《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麦金太尔把尼采当作敌人，把其“视点主义”当作主要的相对主义加以批判，并且在后来的《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中对从尼采到福柯的整个系谱学进行了清算。麦金太尔极力批判系谱学的目的显然是，通过批判最强形式的相对主义来证明自己不是相对主义。
麦金太尔为避免相对主义所采取的这些策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这些策略的基础是合理性的观念而非真理的观念。在第二种版本的历史主义中，麦金太尔的核心概念是合理性，而合理性不足以使他避免相对主义。虽然麦金太尔在批判尼采和系谱学时也提到了真理的观念，但是这种真理仅仅是从内部的观点被看作“真的”。麦金太尔要想彻底划清与相对主义的界限，就必须将自己的历史主义建立在真理观念的基础之上。
三、第三种版本的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的本意是挑战普遍主义，它认为普遍主义是一种已经过时的教条。同时，历史主义也不想陷入相对主义，起码不想被指责为相对主义。在这种两面作战的处境中，历史主义在面对普遍主义时所拥有的优势在面对相对主义时就变成了劣势，正如普遍主义很难避免教条主义的指控一样，历史主义也很难避免相对主义的指控。
在麦金太尔第一种版本的历史主义中，相对主义还不是一个问题，起码不是一个需要他尽力对付的问题。只是因为《德性之后》发表后受到了批评，其中包括相对主义的指责，麦金太尔才在第二版中试图划清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界限。在第二种版本的历史主义中，相对主义变成了一个重大问题，麦金太尔试图通过对理论传统的合理证明来克服相对主义。但是，这两种版本的历史主义在对待相对主义的问题上都是不成功的。以上讨论表明，对于麦金太尔，无论是反驳相对主义，还是证明自己不是相对主义，都必须基于真理的观念。
如果说第一种版本的历史主义体现在《德性之后》(1981年)中，其核心概念是“证明”(justification)，第二种版本的历史主义体现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1988年)中，其核心概念是“合理性”(rationality)，那么第三种版本的历史主义则体现在“道德相对主义、真理和证明”(1994年)中，其核心概念是“真理”(truth)。以真理观念为基础，第三种版本的历史主义在道德理论的性质、证明和目的等方面的观点都随之变化了。具体说，第三种版本的历史主义的变化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种历史主义对真理具有一种坚定的承诺。虽然麦金太尔仍然承认存在着不同的和对立的道德理论，而且不同道德理论的拥护者对自己的观点给出了不同的合理证明，但是他认为，这些拥护者作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必须主张自己道德观点的核心部分是真理，即他们拥有一种真理的主张。在麦金太尔看来，这种真理的主张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这些人主张其道德观点之核心部分是真理，从而他们也承诺对其核心部分给予合理的证明，而基于真理的主张，这种合理证明的标准不应是内在于这种或那种观点之中，而应该独立于这种观点或那种观点，即它们是合理证明的标准本身；另一方面，基于真理的主张，任何一种道德探究的结果都是开放的，从而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道德探究所达到的结论表明原本计划要证明的主张是虚假的⑨。这里的关键在于合理证明的标准。麦金太尔以前主张，一种道德理论的合理证明标准是内在于其道德理论的，不存在独立的合理证明标准。现在他主张，真理提供了合理证明的标准。
其次，这种历史主义主张合理证明不等于真理。如果说麦金太尔先前的策略是用批评最强形式的相对主义(系谱学)来反证自己不是相对主义，那么他现在的策略是用批评最弱形式的相对主义(实用主义)来划清与相对主义的界限。当代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普特南(Hilary Putnam)提出，真理等同于理想化的合理证明。对此，麦金太尔提出了三点反驳：第一，“理想化”的观念缺乏实质的内容，任何一种合理证明都是特殊的人为了特殊的问题而在特殊的时刻提出来的，而真理是无时间的，从而真理与合理证明之间在观念上存在着巨大的距离；第二，即使我们承认“理想化”的观念，但是什么东西构成了合理证明的理想化仍然是一个问题，不同的道德理论对此是有争议的，例如，新儒家的理想化求助于宇宙秩序，托马斯主义的理想化求助于自然法，而功利主义的理想化则求助于合理性；第三，把合理证明等同于真理，这不仅歪曲了真理的本性，而且也歪曲了合理证明的本性，因为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⑩。
再次，这种历史主义主张理论探究的目的是真理。真理的主张区分开来了各种道德观点的拥护者与道德相对主义的拥护者，在麦金太尔看来，前者承诺真理的观念，而后者则拒绝。如果各种道德观点的拥护者拥有对真理的承诺，那么他们也必然承诺坚持如下三个论题：第一，他们坚持认为，他们所提出的道德解释克服了特殊观点的局限性、偏见和片面性，而对立道德观点的解释则具有这样的局限性、偏见和片面性；第二，他们坚持认为，如果对立道德观点的合理证明方式所达到的结论与自己的道德解释是不相容的，那么对手的合理证明的方式就是有缺点的，应该被更好的方式所取代；第三，他们坚持认为，他们自己的合理证明方式是更好的，不仅在于它为自己的道德解释提供了支持，而且也为自己的解释优于对手的解释提供了支持。真理是道德理论的关键。如果从不同的和对立的道德观点所得出的主张不是关于真理的主张，那么这些对立的道德观点在逻辑上就不是不相容的(11)。
最后，这种历史主义拥有对理论进步的承诺。麦金太尔认为，道德探究是不断克服局限性、偏见和片面性的进步过程，是朝向真理的进步过程。这种理论进步必然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从事道德探究的人们开始就拥有一种实质性的真理观念，而理论的成功与否是按照这种真理观念来解释的；第二，这种理论探究要按照这样来设计，即它能够克服自己出发点的局限性，发现自己观点的困难和问题；第三，这种理论探究有能力从外部的和不同的观点来理解自己的观点，从而克服自己的局限性并且解决自己所遇到的各种难题(12)。与其相对照，在先前版本的历史主义中，麦金太尔不仅拒绝实质性的真理观念，而且一直否认道德探究能够从外部的观点来理解自己。
如果第三种版本的历史主义以真理观念为基础，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麦金太尔的真理观？
在先前版本的历史主义中，麦金太尔试图在真理与合理证明之间建立更强的联系，并且以合理证明为基础来解释真理。在第三种版本的历史主义中，麦金太尔反其道行之，他更强调真理与合理性之间的区别，并且以真理为基础来解释合理证明。麦金太尔把真理与合理证明之间的关系比喻为物理对象与感觉资料之间的关系，正如物理对象既不能还原为感觉资料也不能产生于感觉资料那样，真理也既不能还原为合理证明也不能产生于合理证明(13)。在这种意义上，麦金太尔持有一种实质性的真理观念。
在第三种版本的历史主义中，麦金太尔的真理观念不仅具有认识论的含义，而且也具有本体论的含义，真理不仅仅表达了观念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表达了心灵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在涉及到某种特殊事物时，心灵所含有的内容不仅被“对象是什么”所充填，而且心灵也符合“对象是什么”。所谓真理就是指心灵的观念符合其对象，即心灵表达了关于其对象的真实判断(14)。在这种意义上，麦金太尔持有一种实在论的真理观念。
西方哲学的历史上存在各种各样的实在论的真理观念。麦金太尔为了说明自己信奉一种什么样的实在论，他引用了达米特(Michael Dummett)关于真理的讨论。达米特为了区别真理观念方面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曾这样描述两者之间的一致与分歧：两者都同意，“一个陈述除非在原则上能够被知道是真的，否认它不能是真的”，但是反实在论认为，“能够被知道”意味着“能够被我们知道”，而实在论则认为，“能够被知道”意味着“能够被某种假设的存在物知道，而这种假设存在物的理智能力和观察力可能超过我们自己”。麦金太尔按照托马斯主义的观点，把达米特的“假设存在物的理智能力和观察力”解释为健全理智所实行的能力和力量，从而把反实在论理解为心灵具有的局限、片面和偏见，而把实在论理解为克服了局限、片面和偏见的真理(15)。在这种意义上，麦金太尔持有一种托马斯主义的实在论真理观。
麦金太尔提出第三种版本的历史主义，其目的是为了摆脱难缠的相对主义。然而，如果第三种版本的历史主义建立在托马斯主义的实在论真理观之基础上面，那么麦金太尔显然走过头了。麦金太尔的理论中始终存在一种张力，一种历史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托马斯主义之间的张力，前者渊源于维科、黑格尔、马克思和科林伍德，后者扎根于前现代社会。维持两者之间张力的平衡对于麦金太尔始终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任务。在第一种和第二种版本的历史主义中，麦金太尔更倾向于历史主义，在真理问题上，这种倾向表现为他更强调真理与合理证明之间的关联，因此先前版本的历史主义中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相对主义的问题。然而，在第三种版本的历史主义中，麦金太尔更倾向托马斯主义，在真理问题上，这种倾向表现为他更强调真理与合理证明之间的区别，其结果是，虽然相对主义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历史主义又成为问题。也就是说，这种托马斯主义的实在论真理观会把历史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托马斯主义之间的张力推向极端，从而毁掉麦金太尔的历史主义。没有了历史主义，麦金太尔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就失去了最有价值的东西。
注释：
①Gordon Graham,"MacIntyre's Fusion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in After MacIntyre,edited by John Horton and Susan Mendus,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4,p.162.
②③Alasdair MacIntyre,After Virtue,Notre Dame,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Second Edition,1984,pp.268-269,p.270.
④Alasdair MacIntyre,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Notre Dame,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8,pp.79-80.
⑤Alasdair MacIntyre,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Notre Dame,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8,pp.363-365.
⑥Alasdair MacIntyre,"A Partial Response to My Critics",in After MacIntyre,edited by John Horton and Susan Mendus,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4,pp.295-297.
⑦Christopher Stephen Lutz,Tradition in the Ethics of Alasdair MacIntyre,New York:Lexington Books,2004,pp.74-75.
⑧Alasdair MacIntyre,"An Interview for Cogito",in The MacIntyre Reader,edited by Kelvin Knight,Notre Dame,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8,pp.272-273.
⑨⑩(11)(12)Alasdair MacIntyre,"Moral Relativism,Truth and Justification",in The MacIntyre Reader,edited by Kelvin Knight,Notre Dame,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8,pp.204-205,pp.206-207,pp.207-209,pp.217-219.
(13)(14)(15)Alasdair MacIntyre,"Moral Relativism,Truth and Justification",in The MacIntyre Reader,edited by Kelvin Knight,Notre Dame,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8,p.213,p.214,pp.214-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