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投入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镇化论文,进程论文,产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2-2031(2014)08-0014-07 〔DOI〕10.13239/j.bjsshkxy.cswt.140803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修回日期〕2014-03-07 一 引言 城市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自改革开放以来，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地方政府纷纷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加上人口流动政策的松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有了飞速提高，政府公共支出与城镇化水平之间保持了稳定的同步上升趋势。但是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问题：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相脱节、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供给相脱节、公共资源过于向大城市集中，等等。面对这些问题，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并把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拉动内需、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突破点。因此，研究公共产品投入与城镇化的关系，对于指导如何在新一轮城镇化建设中采取合适的公共财政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学者对公共产品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现有研究在理论上多是强调公共支出、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化的重要作用，在实证上对公共产品与城镇化关系的检验还过于简单。陈甬军等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自然、经济、人文发展等多种因素和政府合力作用的结果，认为我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和财政投资对城市化进程有很大影响[1]。王小林认为，公共财政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支持结构转换、调节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三种方式来对工业化、城市化产生影响[2]。孙建华从农村城镇化的角度出发指出，农村公共产品的长期有效供给是实现农村城镇化的先决条件[3]。王安栋、黄泽民、杨少华等人分析了城市公共品投入对于城市空间结构和多中心城市形成的影响[4-6]。在实证方面，张权、钟飚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公共支出的关系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城市化是城市公共支出的格兰杰原因，两者保持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7]。蔡秀云认为，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我国的公共服务面临巨大缺口[8]。赵丽利用2005-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产业结构、公共财政支出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产业结构是影响城镇化的首要因素，而公共财政支出和城镇建设水平也对城镇化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9]。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公共产品影响城镇化的机制进行了分析，然后选取对城市发展影响重大的公共产品指标，运用较为客观的主成分分析法得出公共产品供给的综合水平，并结合我国2003-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公共产品投入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 公共产品投入对城镇化的影响机制 所谓城镇化主要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或城镇迁移，二、三产业不断向城市、城镇集聚的过程。人口流动与产业转移改变着城市的规模和空间结构。公共产品对城镇化的影响实质上可以理解为公共产品投入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城市规模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 1.公共产品投入对城市规模的影响 公共产品最早被萨缪尔森定义为：一种每个人对它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产品。这实质上是一个纯公共产品概念，而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被称为“俱乐部式”的准公共产品，这种产品只在一定群体内享有而将其他群体排斥在外，特别是地方公共产品[10]。国外学者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提出了一个“用脚投票”的理论模型来解释地方政府会因为居民的自由迁移而提供有效率的公共产品和赋税组合，这样可以实现地方公共产品资源的有效配置，他做出以下假定：居民拥有消费者和投票者的双重身份，并且能在所在区域自由迁移；迁移者掌握各地公共产品和赋税的完全信息；存在着众多的社区可供迁移者选择；不考虑就业机会对人口迁移的限制；各个社区的公共服务不考虑外在经济与不经济的存在；社区公共产品的提供由社区管理者根据原有住户的偏好设置；社区会努力维持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最优规模[11]。 借鉴蒂布特关于社区公共产品的选择理论来解释城市公共产品选择过程中发生的用脚投票，本文做出以下假设：区域内的居民和持有资本的企业家同样存在消费者和投票者的双重身份，可以携带生产要素在区域内自由迁移；迁移者掌握各个城市公共产品和赋税的完全信息；存在若干个城市可供选择，城市之间的初始规模和要素禀赋相同；不考虑区位、政策等其他特定因素的影响；每个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保有一定的距离，以至于每个城市都拥有足够的外围发展空间而不与其他城市发生重叠；城市的管理者会根据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调整公共产品的供给；每一个城市都会努力维持一个最优规模，当外来要素给城市带来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城市会限制外来要素的进入。考虑这时某一城市通过加大对当地公共产品的投入，而公共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改善了当地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此时根据“蒂布特机制”的表述，将寻求更好生活环境的劳动人口和选择更好投资环境的企业家看成是“用脚投票”的投票者，其他公共产品供给欠缺城市的劳动人口和企业会向该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最优越的城市迁移，而作为人口、资本等要素流入的城市又会在城市经济集聚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自身在区域中的领先地位，此时区域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变为非均衡。这种自我强化主要通过以下三种循环累积的过程进行：第一种是企业集聚过程中产生的“本地市场效应”，劳动人口在迁入地提供劳动生产要素的同时也在扩大当地的市场规模，而企业在区位选择的时候会优先考虑当地的市场规模，更多企业的迁入又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吸引更多的外来劳动人口涌入，当地市场需求的进一步扩大又会进一步吸引企业来城市集聚，这被称之为需求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第二种是企业集聚过程中的“生活成本”效应，指的是企业在集聚过程中拥有前后联系的企业聚集在一起降低了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生产成本的降低也降低了当地的物价指数，不仅提高了当地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而且生产成本的降低会继续吸引更多的企业进行集聚，这被称之为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第三种是人口和企业集聚规模的扩大不仅给当地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赋税，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当地的公共产品供给规模和质量，也降低了个体平均承担公共产品消费的赋税成本，而且当地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持续提高又会进一步吸引新的外来人口和资本流入，这被称之为受公共产品刺激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这三种循环累积的过程并不是独立平行的，而是相互交织影响的，其中前两种是城市经济集聚过程中内部自发的强化过程，第三种是政府公共产品投入外力作用下城市集聚的强化。这种情形也与新经济地理学派藤田(Fujita)提出的要素流动模型和维纳布尔斯(Venables)提出的投入—产出模型相吻合，前者即推动要素不断向城市集中，后者即城市基础设施和固定投资的加大降低了产业聚集的运输和交易成本从而加强了城市集聚[12-13]。 假说一：政府对城市公共产品的投入推动了城市规模扩大，一方面“蒂布特选择”的发生促使要素向城市集中，另一方面从节约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角度增强了城市经济集聚的规模外部性。 2.公共产品投入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所谓的城市空间结构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城市内部人、物、信息的集聚以及产业分布的格局，第二层是指城市自身与周围乡村、其他城市以及其他区域之间在资源配置、比较优势上的相互作用[4]。本文主要强调后者，即城市自身与周边其他经济空间在物质要素和活动要素上的相互作用。新经济地理学派认为，区域的经济空间结构是由一系列促成集聚的力量和一系列抑制集聚的力量构成的，其中促成集聚的力量包括规模外部性、生产要素与基础设施的共享性、知识和创新的空间外溢性，促使分散的力量包括市场拥挤带来的盈利下降、地价和环境污染成本的上升、运输成本的下降。当一个城市集聚的力量大于分散的力量时，此时城市表现为集聚经济，城市的经济活动空间规模会进一步扩大；当一个城市集聚的力量小于分散的力量时，此时城市表现为集聚不经济，城市中现有的经济活动会向外部扩散。正是这两种力量之间此消彼长的相互作用，区域之间的经济平衡与产业分工的格局才不断随之改变。当区域内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成中心—外围这样一种非均衡结构时，此时中心城市虽然开始出现集聚不经济，但是中心城市中的企业考虑到迁移成本、市场规模等因素仍会产生“区位粘性”，而周围其他城市的企业出于经济联系的考虑又会继续向中心城市的外围集聚，由此导致中心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此时如果没有很强的外部刺激与政府政策引导，城市之间产业分化和经济不平衡的现象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周围的其他城市通过加大对城市公共产品的投入，则会形成一种吸引中心城市企业向周边迁移的“离心力”，这样一来促使中心城市企业向四周扩散的力量增强，而中心城市出于自身产业结构升级与减轻自身空间负担的考虑，也会加大连接自身与周边城市交通网络的建设，以便把低附加值的产业顺利转移。当周围城市的公共产品投入达到一定规模时，中心城市的部分企业开始向周边城市集聚，此时区域发展模式由以前中心城市“一枝独秀”式的发展变为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联动”式的发展，区域城市关系由竞争走向分工、合作，区域城市发展差距由两极化变为协调发展。 假说二：政府对城市公共产品的投入加剧了中心城市生产要素向外扩散的力量，改变了原有城市体系中心—外围两极分化对立的格局，促使区域之中的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合理布局，加强了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以及城市群的协同发展。 三 公共产品指标体系的构建及综合水平分析 1.公共产品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公共服务体系类别以及前人研究的成果，本文从教育、医疗、交通设施、公共设施、通信设施、生态环境、社会保障七个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方面设置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及计算公式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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