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路线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是指党在特定历史时期按照党的指导思想和纲领明确规定的党的基本任务和行动方针。简而言之，基本路线就是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总政策。它是指导党的一切工作的灯塔，是决定特定时期的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一般说来，基本路线的形成和制定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基本路线总是党的领导人在反复总结客观世界发展变化和群众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制定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都曾经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提出过革命路线，并且都使用过“基本路线”、“总路线”的概念。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而且包含了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其要点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支持一切反对现有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到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第一国际（国际工人联合会）时又在其章程和纲领中“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路线”〔1〕，其要点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夺取政权，实现社会革命，消灭阶级，以联合劳动取代雇佣劳动。列宁于1907年还结合当时实际写道：“现在，当国际工人运动已经出现了一种深刻不安和动摇的征兆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纠正’英美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就获得了特别重要的意义。”〔2〕斯大林于1925 年在联共（布）十四大的报告中讲到：“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一直非常重视继续并发扬国际共运关于制定正确的“总路线”或“基本路线”的优良传统。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形成之前的三次波折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个理论从1949年建国以来有一个逐步形成的曲折历程，所以这条基本路线也是历经坎坷才得以产生的。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建立时，就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原则性的党的纲领；1922年党的二大进而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指明了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创立民主主义共和国。但是，关于民主革命要由什么阶级领导，要联合哪些阶级，打倒哪些阶级，通过什么道路夺取政权，这些基本问题党内认识并不很清楚，也很不一致。在20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曾经犯过三次“左”倾和两次右倾错误，使革命遭到重大损失。到1940年，毛泽东才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完成了思想认识上的一次飞跃，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又经过八年的实践，于1948年他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才明确表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说：“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4〕1949 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证明了这条总路线的正确。
从1949年建国以后，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这近30年之中，中国共产党又三次提出党的总路线：即1952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1962年党在整个社会主 义时期的基本路线。这可以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形 成之前的一波三折。
建国后的头三年，党主要致力于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权，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镇压了反革命，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到1952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已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52年9月以后， 毛泽东主席多次讲到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1953年6月15日， 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对这条总路线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会后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提纲。毛泽东在审定这个提纲时，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5〕党的这条总路线在1954年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接受，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这一年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中。这条总路线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探索。但是，比起1940年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这已经是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了。原来的新民主主义论认为，由于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所以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能很快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然而也不能建立旧式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到1949年3月，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还重申革命在全国胜利后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6〕，要“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7〕； 同时，在这个报告中又说：“在革命胜利，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8〕究竟是要建设成新民主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呢？这已表现出他思想上的矛盾。党中央的第二把手、副主席刘少奇还是按照原先新民主主义论的设想，建国后多次提出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主张“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结果遭到毛主席的批判，被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对于制定新的总路线这样重大的问题，党中央内部认识有明显分歧，然而并没有召开中央全会、更没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进行认真的讨论和辨析，只在1953年6 月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按毛主席的意见通过了。
这一条总路线实际上是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张社会主义建设和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是以实现国家工业化来带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一化三改”是其中心内容，当时曾被形象地比喻为一只鸟儿的身子（工业化）和两个翅膀（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总路线中所说的“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当时是设想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即十八年内实现。后来实践表明，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我国的国家工业化取得了较大成就。这五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9%； 兴建和扩张了一万多个工矿企业单位，其中有156项重点工程，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工业和手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建国前夕的30%提高到5 6.5%。而“三改”，由于当时党的极高威信和大力领导，由于广大群 众的革命热情及其形成的强大声势，竟奇迹般地大大提前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本来是分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步走。可是，继1955年出现初级合作社化高潮之后，1956年又出现高级合作社化高潮。按原计划，到1957年加入合作社的约占农户总数1/3；实际上到1956年底已达96%以上，其中参加高级社者已达87.8 %。手工业的合作化，也改变了原先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采取手工业全行业一起合作化的办法。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者已占手工业人员总数的91.7%。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本来是计划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代销等形式，先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再进而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实际上到1956年一下子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这一年底参加合营的私营工业户数达99%，私营商业户数达82.2%，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合营后，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已归国家支配，国家仅按私股股额每年付给年息5%的定 息。到1966年下半年便停止付息。可以说，“三大改造”是加速匆忙进行和急促提前完成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三改”先于“一化”提前完成，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
最主要的是使党的领导人不能冷静地客观地全面地分析我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的实际进程，助长了骄傲自满、急躁冒进的情绪。 加上对1956—1957年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夸大其严重性的错误估计，这样从1957年下半年起党的指导思想就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转向“左”的方面。首先表现为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了。同时，还要超越现实可能，大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当时认为，既然“三大改造”能够提前完成，生产关系已经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那么就要想方设法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和生产力的革命，以期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得到协调发展。1957年时，周恩来总理在总结我国经济发展情况时，提出建设工业应当做到“多、快、好”；以后组织讨论时，李富春副总理又加了一个“省”字。毛主席听到汇报时，认为这些提法好。1958年5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在三大改造提前完成的情况下要尽快地改变我们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要争取在十五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其中饱含着忽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同时，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1956年9 月中共八大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由阶级矛盾转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正确论断，确认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本来早在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批评八大上述“这种提法是不对的”〔9〕。 现在则进一步通过党代表大会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毛泽东认为三大改造的提前完成，只是在经济方面即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而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阶级斗争还十分尖锐，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远未完成。实际上，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剥削阶级和小生产者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之后，阶级斗争已经只是残余形态，下降到次要地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尽管它有时还很激烈，但是除非发生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内部的重大暴乱，一般说来，阶级矛盾不会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如此片面地夸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样就很容易导致把党内和人民内部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不同看法和意见都上纲为阶级斗争，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不利于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不利于及时纠正决策上的失误。更有甚者，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势必否定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搞经济建设，那也会把经济建设搞糟。1958年以后的实践就是明证。
在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的高潮，于是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急剧膨胀。8 月间，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竟确定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上年翻一番，同时还决定要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认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还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当时号召全国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就使得“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如果说，建国后的第一条总路线，即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时还取得重大成就，而只是留下了后遗症的话，那么第二条总路线，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却在实践中遇到大挫折。片面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切实际地贪多求快，结果不但没有做到好、省，而且造成很大破坏。主观上想达到“多快好省”，实际上变成“少慢差费”。导致完全打乱了1958—1962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使得这个计划被迫搁置起来，无法付诸实施；1960—1962年国家遇到了严重困难，不得不转而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由于缺少正常的党内民主，重大的挫折仍然不能使中国共产党及时猛醒，端正路线。1962年9月， 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他还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指邓子恢等同志支持的包产到户）、“翻案风”（指彭德怀同志要求弄清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发言的性质和“右派分子”要求重新甄别）和“黑暗风”（指陈云等同志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了充分估计的观点）。毛泽东错误地把这些对形势和决策的不同意见和人民内部矛盾都当作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的反映。他进而在八届十中会全公报上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当时毛泽东在有关的会上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后来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王力把毛主席在1962年的这两次讲话中的有关词句编辑起来，并加以系统化，成为一段著名的语录，最早在《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发表的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的社论中公布出来。这段话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这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引下形成的基本路线。其基本要点是在实现共产主义以前的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级，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三个存在”、“四个要”、“三个就”、“三个讲”都是围绕着阶级斗争这个中心。后来林彪在1969年4 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引证了这段语录，并且说，这是毛主席在1962年更加完整地提出的“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由于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1957年10月、1958年5月多次讲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问题，所以林彪才说1962年9月是更加完整地提出党的基本路线。在好几年时间内，曾经要求广大干部记诵这条长达244个字的语录。在1969年九大、1973年十大、1977年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总纲部分，都写进了这段语录的主要内容，在十一大的党章中还特别写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长期的实践证明，建国后1952年、1958年和1962年先后三次提出的这三条总路线或基本路线，一次比一次更偏离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客观规律，一次比一次更偏离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的世情，因此一次比一次在实践中造成更大的不良后果。如果建国之后，沿着原先结合中国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民主主义之路走下去，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那就是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便1952年急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如果是按当初设想，用1 5—18年时期来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也还是颇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惜，因急于求成，我国的过渡时期只有七年；而原先工业基础比我国雄厚的苏联，过渡时期还用了十九年（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1936年才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如果1954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还能清醒地认识到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和实现国家工业化还是较长期的艰巨任务，就不会1958年又提出新的总路线，并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如果1958—1959年高举三面红旗遇到大挫折之后，在1959年7月的庐山政治局会议上能够发扬党内民主，采纳正确意见，改弦更张，及时纠正“左”的错误，就不至于后来于1962年又更加完整地提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如果有党内民主的话，经过实践检验，这条错误的基本路线早在1967年2月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或者在1971年9月林彪机毁身亡、1973年12月邓小平同志出面主持中央工作、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应该能够及时得到纠正 。然而，正是由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有重大弊病，权力过度集中于领袖个 人，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了端正基本路线的机会。
当今我们重新总结历史经验，不是清算老帐，不是怨天尤人，而是要从中深切体会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大国，独立探索并开创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是何等的艰巨！如果没有经历过头29年一波三折的曲折历程，没有付出了血与肉、汗与泪的代价，我们就不会深刻认识到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多么得来不易，是多么英明正确！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形成历程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了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充分恢复并发扬了党内民主，从实际出发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从而开始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首先是端正党的指导思想，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中国国情和当前实际出发，纠正长期以来从本本出发和照搬外国模式的教条主义以及急于求成、违背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只有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才可能端正党的政治路线。三中全会最早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0〕。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就必然要求“正确改革”、“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11〕这是对新的政治路线、新的基本路线要点的最初表述。
1979年9月28 日发表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公报对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了新的概括。会全还通过全国人大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于9月29日举行的庆祝国庆3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其中按照四中全会的决定讲到了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总任务。邓小平同志于1980年1月16 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我们已经制定出来了。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这样表述我们的这个总任务，或者叫总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我们现在的总路线。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总路线还不是最大的政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12〕在这个表述中，虽然还采用了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说法，但是在端正了指导思想、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的错误之后，这显然已具有新的涵义和意义。在这个表述中，是以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中心，这与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针锋相对、截然相反的。在这个表述中，强调要团结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这与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人民内部、在党内到处抓敌情、抓阶级敌人是大不一样的。以往那种过“左”的做法，不但无法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而且把多种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使人民离心离德，互相猜疑，互不信任。总之，1979年对新时期总路线第一次比较完整的表述，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行动摆脱了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的束缚，达到了新水平，进入了新境界。
事隔半年多后，1980年6 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在总结了多方面的历史经验之后，指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化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13〕这可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二次对新时期党的总任务、总路线的新概括。在这个新概括中，第一，已不再采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旧提法，因为这种提法过于强调主观愿望和设想，容易导致忽视客观规律。1958—1959年“大跃进”和1977—1978年“洋冒进”的教训深刻，记忆犹新。第二，不仅具体写明了早在1954年就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而且把总结历史经验新提出的要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以及高度民主的目标加以明文规定。本来在叶剑英的国庆讲话中，已经提出了“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现在则把“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直接列入奋斗目标之中，这样就更为明确、更为丰富了。这样就使得我们对总任务、总路线的认识更为全面了。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四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新经验，在理论上和路线上都有了新进展和新突破。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大会报告和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可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第三次对总路线的更为完整的表述。在这个新表述中，第一，在四个现代化的顺序中，把“工业”调到“农业”之前。农业现代化本来理应依靠工业现代化，只能先由工业现代化带头，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我国于1954年初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时，就是建设“现代化的工业”领先。只是到60年代初提出“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的方针之后，才把“农业现代化”提到“工业现代化”之前去了。现在又重新加以理顺。第二，原先的提法是“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现在改变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这样更为顺理成章。因为民主的程度只能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当然，民主又会促进文明建设，把民主放在文明之前也是可以的。第三，强调了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党的总任务、总路线的指引下，全面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随着实践的新发展，使得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个重大问题认识得更加深刻了。这样，到1987年10月召开党的十三大时，就有可能对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作出完整的、准确的表述。
大会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14〕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对总路线的第四次新概括。这次才明确表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而且要管一百年上下的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从1978年至1987年，先后通过近九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其中经过1979、1980、1982、1987年四次总结性的概括，最后才形成了并且完整地、准确地表述了这条具有长远、重大指导意义的基本路线。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可以分为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这里包括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特点所决定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有坚定的信念，不要因为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覆灭而丧失信心或者动摇彷徨。当今，中国共产党正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我国各族人民是有团结一致、外御其侮、革故鼎新、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的。党必须而且能够依靠、团结各民族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第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鲜明提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到1980年1月16 日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更进一步强调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15〕以后小平同志还多次讲到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在1981年6月27 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现在把经济建设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中心，可以说一举解决了二个问题。其一，真正恢复并且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是决定社会发展和一切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是显示社会主义从根本上优越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16〕其二、真正拨乱反正，纠正长达20多年之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摆正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有时甚至可能激化；但是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和内部暴乱决不能再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即便发生战争，也仍然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容许的经济建设。
第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思想战线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党内有一部分人因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竟认为党中央在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社会上有极少数人在散布怀疑或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等等，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对此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这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针对以上这些情况，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3月30 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7〕后来，小平同志又讲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难道我们能够不坚持社会主义吗？不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8〕“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19〕四项基本原则是建国以来我们党一直坚持的立国之本，尤其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党的领导这两条最为根本。以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受“左”的思想影响，有过重大失误，但是决不能把四项基本原则与“左”的歪曲混淆起来，决不能以纠“左”为借口，走向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在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几次抬头时，小平同志又多次讲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由于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还有强大的势力，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西方更是千方百计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国内总有极少数人想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照搬过来，因此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将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当然，经过拨乱反正，我们对四项基本原则要有全面、准确的理解，要清除以往那种从“左”的方面作出的片面、偏颇的曲解。不能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变成坚持僵化、封闭的社会主义、坚持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坚持以党代政的一元化领导，坚持教条主义。
第四，“坚持改革开放”。以往在“左”的理论和路线指导下，曾经形成了僵化、封闭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的体制。实践证明，这种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提出了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要“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1979年起，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从沿海发展到内地、从经济体制发展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从对内体制发展到对外体制。邓小平于1984年提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20〕1985年他进而指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1〕这是因为从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转变为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等等，都不是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改旧立新的根本性变革。区别于第一次革命之处在于，这第二次革命不是通过强烈的手段急风暴雨式地在短时间内突击完成的，而是通过温和的手段和风细雨式地在较长时期内分阶段渐进达到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改革与开放密切相关，不可分割。邓小平同志早在1978年10月就提出“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22〕，后来于1980年8 月又讲到“开放”问题〔23〕。1984年他更进一步论证：“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搞建设关起门不行。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指对国际；一种是指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我们提出要发展得稍微快一点，……这就要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24〕又说：“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也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对外是开放，对内也是开放。”〔25〕可以说，改革是对内体制的开放，开放则是对外体制的改革；对内对外都要改革开放。对外开放不仅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也在政治、文化方面。总之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旨在博采世界文明之花，精酿社会主义之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互相依存，不可分割。
第五，“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26〕1984年，邓小平进而讲到：“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27〕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自力更生依然是我们基本方针的基点，整个方针依然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对外开放，争取外援，最终也是为了达到更好的自力更生。要真正做到自力更生，就必须艰苦奋斗、艰苦创业。艰苦奋斗、艰苦创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变乱、终能复兴的精神所系。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著作中，都多次讲到要“艰苦奋斗”，“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
第六，“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所要达到的总目标。这里所提出的总目标已经不采取过去那样的表述，已经不再具体写明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只概括写明“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因为四个现代化固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然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涵盖面更多、更广、更大。“现代”（modernity ）是指现今时代的一个时空概念，它区别于古代。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是指适应现今时代要求而发生彻底变革的动态进程。西方的现代化始于17世纪。英文“现代的”（modern）一词出现于1585年，“现代化”（moderniye,modernization ）一词分别于1748年和1770年才开始使用。决定“现代化”面貌的首先是科技、产业和生产力发展的现代水平；同时，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等的现代水平也占重要地位。简而言之，现代化包括工业化、机械化、社会化、民主化、城市化、市场化、大众化、专业化等内容。随着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生产力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的发展，现代化的内容和要求因时而异，因地有别。19世纪的现代化（如蒸汽化）与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化（如电气化）有所不同；20世纪下半叶兴起当代新科技革命以来，现代化又具有了更新的内容，更高的要求（如信息化、智能化、全球化、国际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很不一样；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又有原则区别。资本主义现代化尽管也可以达到很高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水平，但是人们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的变态、畸形发展（如拜金主义、唯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则是难以避免、无法根治的沉疴宿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能实现高度社会化、科学化、信息化、智能化、而且能达到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之前，还有“富强、民主、文明”三个定语，这是从经济、军事、政治、文化、思想、人民生活等多方面界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原先曾用过“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提法，后来考虑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达到“高度”实非易事，所以就只提“民主”和“文明”。在我国这样底子单薄、人口众多、耕地缺少的国家，过去又多次犯过瞎指挥、高指标的错误，今后在预测发展目标时一定要从国情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求实、务实的态度。邓小平同志于1987年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大体上可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一步在80年代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即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约有250美元，到80年代末达到500美元，解决温饱问题。这一步目标已经实现，全国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数已从2亿5千万人减少到8千万人。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 均达到1千美元，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更重要的是第三步， 到下世纪中叶，再用50年时间再翻两番，大体上人均4千美元，达到中 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中国在世界上就不仅是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只为防御，永不称霸），而且是经济大国、科技大国、文化大国、文明大国。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所要达到的总目标。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向社会主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前进，“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28〕
上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六个要点，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构成完整的统一整体，具有系统的科学性、操作的实践性和长期的效用性。在这六个要点中，最主要的是“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1989年11月邓小平同志讲到：“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29〕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又有针对性地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30〕近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和科技发展这么快，社会面貌变化这么大，人民生活改善这么多，全国焕然一新，举世刮目相看，这就足以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行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才能大见成效。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页。
〔2〕《列宁选集》第1卷第704页。
〔3〕《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94页。
〔4〕《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1315页。
〔5〕《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页。
〔6〕〔7〕〔8〕《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1433，1435， 1438页。
〔9〕《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5页。
〔10〕〔1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4、11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8—249页。
〔1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37页。
〔1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5页。
〔1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40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17〕〔18〕〔1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165、256、 391页。
〔20〕〔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113页。
〔22〕〔2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2、351页。
〔24〕〔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65、98页。
〔26〕《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1132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79页。
〔28〕〔29〕〔3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7、345、 370 —371页。
标签：基本路线论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论文; 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毛泽东论文; 认识错误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