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影响并不象文学那样直接，而是通过中国哲学家的论著对其提出问题的认可或对其走向的肯定而间接地表现出来的。我们研究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关系，并不是说当代中国已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哲学，而是说一些学者对哲学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已出现了与后现代主义明显雷同的倾向，但并不否认他们之间的差异。
一、否定本体论
本体论，是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根据，它是哲学的本根。自哲学产生后，哲学家们就在不断地探讨世界的本体，建构本体论理论。自本世纪初，西方哲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许多哲学家一反以往的传统，纷纷批判、解构本体论。这股浪潮已持续近一个世纪，到后现代主义那里达到了高峰。
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传统的教材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并有所创新。但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一些学者把某些哲学中共同的问题当成特殊问题加以否定和抛弃，本体论就属其列。有的学者认为，本体论问题即精神和自然界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旧有思维框架”、“僵化的思维模式”；本体论盛兴于科学与宗教争论的时代、它不代表哲学争论的永恒本质，随着时代的发展，哲学主题发生了转换，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已被实践思维方式所代替。这种观点认为，以往的唯心论和唯物论都有局限。唯心论虽然强调了人的能动性，但它却否认了自然的客观实在性：而唯物论虽然肯定了自然的客观实在性，但它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才真正克服了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局限，把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因为，实践按其本性来说，既是造成世界两重化矛盾性质的根源，又是解决这一矛盾实现它们统一性的基础，在实践活动中既体现着自然物质的本原作用，又体现着人及其精神的能动创造作用。所以，在这种观点看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物质本体论，就不能反映出它的哲学变革意义，就必然退到旧唯物论中去。（注：参阅《哲学和主体自我意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
如果说上述观点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论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反本体论的话，那么，另一种观点则是从本体论和唯心主义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反本体论。这种观点认为，本体论与西方语言的形式密不可分，它有以下基本特点：其一，它是利用西方语言中的系词“是”和“是者”来表达的原理，本体论的本意就是关于“是”的学问；其二、本体论是对逻辑的运用，本体论讨论的是理念或通种之间的结合，结合就是逻格斯，逻辑是逻格斯词义的演变；其三、本体论所展示的是一片与经验世界相脱离的纯粹概念的领域。在这种观点看来，逻辑是本体论哲学的灵魂。因为，本体论既是从经验超越出去的独立存在的原理体系，那么，这种原理就只能依靠逻辑的方法构造，它的客观有效性或真理性只能依靠逻辑上的必然性。既然本体论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是哲学家的逻辑构造，那么由此我们自然会理解作者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西方传统本体论哲学批判的“中坚力量”的含义。（注：参阅《两种不同形态的形而上学》，《中国社会科学》，1995（5）。）
我们认为哲学是发展的，没有永恒不变的哲学，在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哲学的转型或哲学研究主题的转换是很正常的事，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哲学的转型或哲学研究主题的变化是否意味着哲学的对象、性质、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哲学的发展由古代重视本体论到近代重视认识论，再到现代重视实践论，这并不标志着哲学对象的变化，而是意味着哲学研究的深入。本体论是哲学的本根，没有了本体论，哲学体系也就失去了根基，哲学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但是，本体论的建立却离不开认识论，只有建立在科学认识论基础上的本体论，才是正确的本体论。而科学认识论的建立，又离不开对实践观点的分析。因此，哲学研究走向认识论和实践论，并不意味着哲学放弃了本体论，而是为了建立更科学的本体论。另外，在研究本体论时，必须把哲学中的本体论和具体哲学家所建立的本体论理论区别开来。本体论是由哲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决定的，哲学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就必须要研究存在的存在，本体论是哲学的永恒话题；而具体的哲学家则可能根据他们当时的历史条件去建构不同的本体论理论。如果把他们对“存在之存在”的理解赋之于现实，这实际上是把哲学家对本体的认识当成客观世界的本体。因此，任何哲学家所建构的本体论理论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不能把本体论问题的研究等同于对具体哲学家本体论理论的研究，也不能把具体哲学家本体论理论的局限错误地理解为本体论自身的局限。当然，当我们在看到哲学本体论与具体哲学家本体论的区别的时候，也应看到它们的联系。不可否认，在哲学史上也确实存在杜撰本体论的现象（如宗教神学便存在明显反科学的一面）；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哲学的发展，本体论越来越增添了科学的内容。也就是说，随着本体论研究的深入，哲学家建立的本体论理论越来越接近客观世界本体自身，越来越符合常识和科学。面对这一客观事实，我们也不能轻率地否定哲学家们所建立的具体的本体论理论，说它们是虚构，而应该在看到其局限性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合理性。
二、走向生活世界
否定哲学本体论，却没有否定哲学自身，那么，否定了本体论以后的哲学又将何去何从呢？只能走近人们的现实，走向生活世界。在本世纪初否定本体论的一片呼声中，哲学家们纷纷选择了日常生活，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列菲伏尔以及罗蒂等等纷纷研究生活世界。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许多学者也选择了同西方学者相同的道路。
首先，从哲学研究的广度上走向生活世界。哲学研究的世界应该是整个无限的世界，只有研究了无限的物质世界，抓住了其本质规律，才能了解过去、分析现实、推知未来。但是，由于任何哲学都是从有限世界开始的，是通过对有限世界的认识来推知无限世界的性质的，因而，就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当代一些学者正是抓住了这一问题，因而对哲学的对象进行质疑。有人认为哲学的对象应该是与人的实践相关的世界，不应对在人以外的无限世界说三道四。有人甚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就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历史唯物主义等等。
其次，从哲学研究的深度上走向生活世界。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就是为了掌握世界的本质、世界的规律，更好地指导人们对现象世界的研究。而这些在当代一些学者看来完全是错误的道理。他们认为，任何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物质还是精神的本体论理论，都是一种实体化的概念，而以一种实体化概念规定世界和历史的全部发展，必然导向公式化和教条化的哲学体系。实体化概念先行决定的哲学体系，既没有实证科学概念的经验效准，因而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独断；也遮蔽了它与生活世界的真正关联，成为脱离生活而又规范生活的形而上学教条。在这种观点看来，真正的哲学应该是在人的现实生活中理解人本身并有助于发展人本身的生活哲学，是不仅合理而且通情的富有感召力的哲学；真正哲学不应具有一级真理的特权地位，它只能在真诚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中，在思想的感召和教化中发挥它的作用。（注：参阅《论20世纪西方哲学变革的主题与当代中国哲学的走向》，《江海学刊》，1994（1）。）
我们认为，主张“哲学走向生活世界”是正确的，是唯物主义思想的表现，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这个观点。哲学总是现实的人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反映，只有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中人的理解，才能够把握具体哲学的实质，才能了解具体哲学的实质和合理性。任何人都是时代的产物，哲学跳出它的时代就象一个人要跳出他生活的时代那样可笑。永恒的、绝对不变的哲学是不可能的，说哲学不能超越它的时代，是不是意味着哲学家就只能把握他那个时代的东西，而不能认识永恒的东西呢？不然。哲学的价值正是要从有限中把握无限，从有限的世界和有限的人生中把握无限的宇宙和无限人生的道理；否则，哲学就蜕变为实证科学。生活世界限定了人生，限定了人的认识，而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只有把它放在无限的世界中去理解才是科学的。当然，哲学家在通过有限生活世界把握无限世界意义时，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便要求哲学家坚持唯物主义的原则，随着生活世界领域、范围的不断扩大而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所以，恩格斯说，随着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唯物主义也应不断改变自身的形式。我们不能因为具体哲学家因受到时代的局限，就否定把握世界的意义和可能；也不能因为某种具体哲学理论有不合理的一面，就否定其合理性的一面。哲学离开生活世界就会变得空洞、流于形式；而哲学仅仅固守于生活世界，又会使它变得保守、无批判力。
另外，就本体论和生活世界的关系而言，我们也主张哲学应立足于生活世界、哲学应回到生活世界的观点。就生活世界刚刚产生之时，它没有先验的本质，任何带有先入之见的观点去研究生活世界，都会窒息生活世界，限制它的发展。说生活世界没有先验的本质，是不是说生活世界本身没有本质？当然不能。生活世界离不自然界这个前提，自然界的规律构成了生活世界本质的重要部分。另外，生活世界由人来组成，而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则有其不断生成的本质。“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身上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活在特定生活世界中的人不能选择自身的本质，不能选择既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反，他却应把这既定的前提当成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据。”也就是说，生活世界也应有其本质，有其本体论前提。当我们在研究生活世界和本体论之间的关系时，应把现实中的本体和本体论理论区别开来。本体论表现在历史观上应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而社会存在是发展的，因此，任何对特定生产方式反映的具体的本体论理论，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都会遭到批判，最终发生变革。本体论理论受到批判、发生变革，并不是由本体论自身的局限性导致的，也并不完全因为旧的本体论理论与新的生活世界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在任何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过程中，都会有这一过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今天，由于生产方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对原有科学体系进行变革，以此来适应新的社会生活变化的需要，但变革不是彻底的改变，更不是完全取消。当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与列菲伏尔这些哲学家在研究“生活世界”时，都未能放弃“本体论的承诺”，更何况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
三、弘扬现代西方哲学
客观地讲，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改革的需要，二、开放的结果。随着改革的进行和深入，必然要引起人们的观念的变化，必然要对现有的理论进行反思和变革。奇怪的是，当人们在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许多人更多地是透过现代西方哲学这个棱镜来看待这一问题，以现代西方哲学提出的问题为准绳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问题。上述提出的若干观点便是表现。当然，上述观点在继承现代西方哲学的过程中，更多地是引入问题，然后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根据以说明它们之间的共同，而不在整体上肯定现代西方哲学。随着哲学研究的深入，随着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影响的加大，一部分学者渐渐从总体上肯定现代西方哲学，并以此来重新注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从总体上从属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而这种现代主义哲学是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状况，特别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导致的各种问题的综合反映，它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与近代西方哲学相比，它的出现是思维方式的一次根本变革，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在这种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存在着很大的类似，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注：参阅《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天津社会科学》1996（3）。）面对现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攻击， 这种观点认为，这“也许更应看作是对僵化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种种弊端的揭露”，它“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重新认识和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哲学的本来意义”。（注：“后现代主义与当代哲学的走向（笔谈）”，《天津社会科学》，1996（5）。）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上看的确是产生于西方，哲学的发展也应继承古今中外的文化，特别是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与西方哲学对话，甚至吸收它合理的观点尤其显得必要。而问题恰恰在于：对话、交流是否意味着融合，继承、借鉴是否意味着全盘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意义究竟在哪？我们认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确对近代西方哲学有所发展，他们对语言、认识型等问题的研究也确实意味着哲学研究的深入，但这并不标志着“变革”。因为，现代西方哲学家对语言、认识型等问题的研究，最终不是为了更好地解决近代西方哲学遗留的问题（如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主客二分等问题），而是为了回避，甚至消解这些问题。事实上，近代西方哲学的遗留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它们是任何哲学家最终都回避不了的问题。尽管现代西方哲学一再否认本体论问题，但本体论在当代的复兴仍反映其旺盛的生命力，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哲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哲学的变革的，它对哲学的对象、内容和功能进行了新的理解，一方面解决了哲学史上遗留的问题，并发展了哲学，另一方面更好地说明了现实，指导了无产阶级革命。
当我们在讨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时，首先必须说明要不要坚持它；如果要坚持它的话，就必须说明其原因，说明其合理性。当然，当我们在讨论现代西方哲学之时，应首先对其作总体评价，对其作定性分析。我们认为当今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合理，是因为它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它还正确地解释了现实。尽管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和“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各自吸收对方的一些合理因素，但这并没有改变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而现代西方哲学，尽管也捕捉了当今世界的一些新问题（如人的生存问题，科学技术发展问题等），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说明和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它却给人们增添了更多的疑虑和困惑。既然现代西方哲学并未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未过时，那么，为什么当我们一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时，就必然要以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作参照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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