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出版现状忧思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忧思论文,中国论文,现状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图书，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忠实记录，是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营养、基础和条件。所以中外哲人们都以“水”、“阳光”、“土地”和“精神食粮”等誉之赞之。建国以来，我国的出版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论是出版物的数量、质量，还是图书出版的品种与速度，均有十分明显的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事业得到迅猛发展。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统计，中国年出版图书10.3万种，居世界第一位。但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杨牧之认为，与数量的急剧增长相比，我国的图书质量并未有相应的提高，其重要标志即我国图书的平均重印率仅为27%，与世界出版大国相去甚远。图书质量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出版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由此可见，面对中国图书出版的可喜局面，在肯定主流、发扬成绩的同时，我们更要对图书出版现状的可忧之处进行深刻的思考分析，以便激浊扬清，共图繁荣。
图书选题 雷同撞车
文艺创作领域有句话：模仿是艺术的大忌。这句话用于图书出版同样是至理箴言。然而，我们出版界有些人却恰恰违背了这条艺术规律，不把全力放在创新上，而往往图省事，走捷径，一味地模仿、追循别人的成功模式，甚至不惜改头换面、照搬照抄，造成了几家出版社一窝蜂哄抢同一个题材、同一种选题的现象，这不论从精力和财力上都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最典型的例子是198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辞典》这部熔唐诗选集与欣赏于一炉的新型辞书一问世，马上受到读者欢迎，一版再版，印数达80余万册。于是，诸多出版社趋之若鹜，几年内便有数十种各类别各朝代的诗歌鉴赏辞典纷纷问世，很快使诗歌辞典类的书籍趋于饱和。这其中虽有一些质量上乘之作，但大多数属临时组班子的草率之作，有的错误百出，不忍卒读。近几年，图书选题撞车雷同的现象有增无减，愈演愈烈，这是因为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已成为图书选题的最主要、最直接的目标。90年代初，随着散文热的兴起，散文集出版成为各家出版社的首选品种。一时间，学者散文、作家散文及大师散文、女性散文，以及古今中外名人随笔小品集以铺天盖地之势迅速出版。本来，出版一些学者、作家的经典散文，对于广大读者是有益的。但选本的杂乱、选题的重复却令人大倒胃口：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丰子恺、胡适等人的散文集先后被浙江文艺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等十几家出版社重复出版，令人目不暇接，无所适从。
1996年初兴起的关于近代学术著作的选题重复更是严重，东方出版社一次性推出了包括思想史类丛、历史类丛、文学类丛三大类31卷本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新世纪万有文库》，其中有“民国学术系列”40多种；北京三联书店推出由钱钟书先生主编的10卷本《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中国现代佛学名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推出“20世纪中国文化辑要丛书”；上海远东出版社推出“中国近代思想家论道丛书”、“二十世纪国学丛书”……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40多家出版社参与了近现代学术著作的出版。从上例中不难看出，这些丛书、套书尽管名目不同，但所收集的学术大师及其著作几乎是每一套都有相同、重复之处，不外乎是几位著名的国学大师和近现代思想家，如：梁启超、王国维、章士钊、陈寅恪、钱穆、赵元任、胡适、冯友兰等等，其经典著作也就是屈指可数的那几本。如此全面的“遍地开花”，焉有不重复之理？
名人书信和文学著作的重复出版也十分严重。近几年，名人书信随着一部《曾国藩家书》的走红而渐热，一时，俞平伯、萧乾、曹靖华、徐志摩、叶圣陶、鲁迅等人的书信被几家出版社同时出版，内容交叉重复比比皆是。
文学名著重复出版的现象更是不胜枚举。这里仅举最新的一例：1996—1997年，《莎士比亚全集》除了最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以外，已由和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内蒙古文化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先后推出。6家推出6个版本，其质量自有高下，读者到底买哪一种为好呢？对出版社，对读者，这无疑都是一种浪费。
图书包装 恶俗不堪
时下，图书的包装——装帧设计成为出版界的一个硬指标，事实上也成为刺激读者购买欲、扩大发行量的一个手段。一部书，内容好，辅以精美合适的外观设计，是会给此书锦上添花并促成内容与形式的珠联璧合。但过分强调包装，强调刺激人的感观，却会恶俗不堪，令人唾弃。
近两年，优秀作品被恶俗包装之事屡屡发生：北师大蓝棣之教授主编的一套10部当代名作家散文丛书，收有冰心、丁玲等10位名家的散文，本是一套优秀丛书，在出版社的内容介绍上却出现了一些极为肉麻的煽情文字，把一套好书包装得如同色情读物；女作家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迟子建的《晨钟响彻黄昏》两部小说，分别在西北、东北的两家出版社遭遇恶俗包装：封面上是不堪入目的裸女画像，内容介绍的文字几乎充斥了时下地摊文学的“精华”——肉体、欲望、裸身女郎、畸情……对此，读者和作者都十分愤慨，据悉，蓝棣之教授、迟子建已先后向出版社提出诉讼。
如果说，封面装帧等纯形式上的恶俗包装是出版社单方所为的话，那么，对书名的恶俗包装则体现了作家（作者）的不良意识和倾向。君不见前几年畅销于书摊上的“两字书”？《裸土》、《老街》、《野合》、《骚土》、《荡妇》、《巫魂》、《浪女》……不看其内容，仅从其书名和封面揣摩，这些书的质量不会很高，内容恐怕也离不开脐下三寸，书名的诱惑与刺激作用十分明显，无非是作者与出版社共同利益驱动下的产物。
不仅此类“俗文学”如此，即使公认为比较优秀的作品亦未能免俗。1996年初获得“大家·红河文学奖”的莫言的作品《丰乳肥臀》即是十分刺激令人易生歧义奇想的书名，不难窥见其商业化恶俗包装的影子。为释疑惑，莫言不得不撰文5000余言阐述其命名的意图。然而，往往是越描越糊涂，实在是因名害义。而此前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一套建国以来最大的女性文学丛书，竟以“红罂粟”命名，其哗众取宠、故作惊世骇俗之心态毕现。正直的读者或许要问：难道有剧毒的罂粟因为美丽就变得有益了吗？图书，怎一个“钱”字了得？
图书价格 居高不下
不久前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了一项统计：1995年全国销售图书66.79亿册，人均购书5.51册，每人的购书金额是15.39元。姑且不说这66亿册图书中学生课本占了52.1%，真正供读者自由选购的图书尚不到一半。单说这人均购买5.5本的数量，实在是令人可怜。更可怜的是，以今日的书价，用15.39元买5.5本书，平均每本2.8元，能买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国家统计局1995年公布的价格指数显示，在全国14大类商品中，图书价格涨幅高居第二位，从50年代到90年代上涨了15—20倍！高昂的书价居高不下，这就是导致读者望书兴叹、买不起书、人均购书量下跌的直接原因。
现在，一本三四百页的书，价格可在15元左右，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抛开客观原因，如纸价、印刷费、管理费的上涨等，出版社人为的因素尤显突出。
其一，利欲熏心的出版商为吸引书商扩大发行，给他们低至对折的进书价，而又要维持自身利益，便把给书商的部分转嫁在书价——读者身上。
其二，过多过滥地抢出豪华本、精装书，形成了出版贵族化、高档化的倾向，促成了书价的高涨。几年前当上海汉语词典出版社推出3000元一套的《汉语大词典》时，曾引起人们的议论。而1996年初中国图书界开出的“天价”更令人惊叹不止：由中华书局和海南南洋文化公司联合推出的精装羊皮封面《二十四史》定价高达16万元人民币！并且全球限量编号发行仅100套。有此“天价”带头，随后就有了17万元一套的《四库全书》、5万元一套的毛批《二十四史》、3.58万元一套的亚麻面精装《二十四史》……据说，上海某出版社正筹划推出一套《续四库全书》，其国内定价30万元人民币，海外定价8万美元，届时又将是一个“天价”！殊不知，正是这些并不必要的豪华精装书为书价急剧上涨推波助澜，形成了骑虎难下的局面，也害了读者。如此“天价”，别说个人，即使是图书馆，又有几家能买得起呢？买得起的只能是不大看书的大款和收藏家。如果出书仅为了这两部分人，那么出版社和图书本身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其三，某些唯利是图的出版社“做手脚”而将书价人为提高。中国社会学家邵道生先生曾撰文《薄书是怎样变厚的》刊于《光明日报》上，揭露了某些出版社在价格上“做的手脚”，不妨引以共赏：“最近，我买了一本《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确是一本好书，然而书价高得让人无法接受，28万字的书卖到24元，万字合0.89元。还有一本书，20万字竟卖到了19.8元，万字合0.99元……那么，薄书是怎样变厚的呢？出版商是很动了一番脑筋的：在版心上做手脚。譬如，大32开的版心一般是28×29，每页容812字。现在呢？经过商家的‘处理’，有的变成了24×25，每一页只容600字。有的则成了24×26，每一页只容624字。经过这么一‘处理’，薄书自然就成了厚书：28万字‘厚’成了548页，20万字‘厚’成了391页，书一‘厚’了，价就涨了上去。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已有不少出版商玩起了这类游戏。”
10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一套“五角丛书”征服了几百万读者，其充实的内容、低廉的价格至今仍为人怀念。固然，今天再出五角钱一本的书是天方夜谭，但出版社从广大普通读者角度出发，多出一些薄利多销、有益有趣的好书，不以利润作为出书的绝对标杆，应该不是勉为其难吧？
出版质量 不如人意
按理，随着出版印刷行业现代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也应得到进一步的飞跃，但事实正相反：一些出版物的校勘、印刷质量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每况愈下。尽管国家新闻出版署为此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制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新闻出版署有关人士曾说，如果按照国家规定的差错标准严格检查，每年上市的图书中将有一半属不合格产品。
1994年，当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正演得火爆时，笔者在广告宣传的蛊惑下为儿子买了一套40本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连环画。打开一看不禁大呼上当：不仅绘图呆板粗糙，缺少生气，而且文字差错连篇累牍，如把“关羽”印成“并羽”，把“谁”印成了“请”，把“孙权”印成“逊叔”，把“曹操”印成了“曾操”等，细查一下，竟有50处之多。本来，连环画的文字就简练，在这极少的文字中错谬竟如此之多，真是误人子弟！
人们常常用“错误百出”来形容错误之多，然而，一位叫章廷华的读者竟然买了一本“错误千出”的书——《速成俄语900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细心认真的章先生发现，在64开250页的小书中竟有1438个错误，包括：拼写错误、词形错误、前置词用法及译法错误、俄文符号错误、意思颠倒、错排、漏排、残字、缺字等等。如此可上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错书竟由一家著名高校出版社出版，也算滑天下之大稽了。
在一些号称“精品”的图书和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中，出版质量问题也十分突出。比如，高校教育出版社的《钱学论》（修订本）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李春林先生的《大团圆》二书，内容上属精佳上乘之作，但校勘质量十分低劣，造成了精品不“精”的怪现象。
其实，无论是哪种错误，哪个出版社出的书，问题的症结都在于出版社过分看重市场效应而忽视了社会效应，舍此无他。如何摆正二者的关系，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假书伪书 不绝于世
在中国图书出版总量逐年增长的背后，有谁会想到其中竟有无可计数的假书呢？这绝非危言耸听。假书中尤以港台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为烈为甚！
1983年，随着《射雕英雄传》电视剧在内地播出，金庸武侠小说迅即在神州大地走红。短短两年，金庸的15部作品就被几家出版社瓜分而尽，大印特印。此后，梁羽生、古龙、卧龙生、陈青云、柳残阳等的武侠小说也蜂拥而入。然而，据台湾武侠评论家叶洪生分析，台湾能以武侠小说谋生的作家就有300多人，年出版武侠小说2000种以上，水平参差不齐，有许多台湾读者也不买帐。内地读者由于金庸、梁羽生、古龙的先入为主，喜欢他们作品的居多，对那些并不甚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根本不屑一顾；而金、梁、古三人积累20多年的作品几乎在两年内全部在大陆出版，仍供不应求。面对这种情况，利益驱动下的出版社便将那些二三流的武侠小说拿来，贴上“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标签堂而皇之上市。据有关方面推测，在已出版的3000余种武侠小说中，这类假书起码占70%以上！看来，中国人不仅吃假货的苦，也吃了不少假书的亏！
言情小说中假书最多的当属琼瑶与岑凯伦的作品。琼瑶的言情小说创作从1973年第一部《窗外》到1994年的《烟锁重楼》，共有作品50部。她的作品自1985年无授权在大陆纷纷登市，到1988年将全部作品授权于作家出版社，尽管只有几年，假冒琼瑶的小说就达400余部。岑凯伦的全部作品仅80部左右，但汹涌上市的署着“岑凯伦”大名的作品却已有350部。假书弄得读者搞不清岑凯伦到底写了多少作品，也搞不懂其作品为何风格、水平如此悬殊？
1995—1996年走红大陆的席绢也难逃“假冒”之害。席绢的全部作品仅20种，并授权江苏文艺出版社独家出版。然而，有许多假书却堂皇地挂着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牌号，假冒盗版何其胆壮气豪！
在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的假书中还有另一种，即大陆一些作者或三流作家自己写作或编造、抄袭别人的作品，然后利用人们崇拜名家的心理，署上与几个当红作家的大名仅差一点笔画的姓名。如：假冒金庸的，就有全庸、金庸新、金唐、金康等；假冒古龙的，就有：古龙新、古龙名、吉龙、占龙、古尤、古龙原、古龙真、古龙巨等；假冒梁羽生的，就有：梁诩生、梁羽飞、梁羽杰、梁羽成等；假冒卧龙生的，就有：卧龙飞、卧龙云、卧尤飞、臣龙生等；假冒琼瑶的，就有：琼瑶新著、琼瑶小著、琼瑶心著、琼瑶原著、崇瑶、淙瑶、琼遥等；假冒席绢的，就有：席娟、席涓、席狷、库绢、席娟新、席小娟等等。这些似是而非、鱼目混珠的姓名着实把大陆读者蒙了个半死，至今仍有人被蒙在鼓里，对这些假书伪书还在读此不疲……
名篇经典 名不副实
名篇经典是文学界对一些卓有影响的优秀作品的最高评价，它不是哪个人、哪个团体的评价，而是一种自有公论的评价，是为全社会所认可的。尤其是“经典”二字，通常是文学评论中世有定论的并可能传之后世的杰作，一般不在作家生前加封，起码需要在作家去世30年或半个世纪后才可如此评价。今天，我们称鲁迅的杂文是现代文学中的经典，无人会怀疑；可如果在30年代就这样说，就难免谄媚之嫌，鲁迅本人也会无地自容。依此推理，如果现在来册封中国文学经典，不过刚刚轮到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作品罢了。
然而，我们的出版界对此却采取了“大跃进”的速度。1995—1996年，有几家出版社分别推出了“当代名作家精品集”一类的丛书，在书的封面上赫然打出了“精典”的字样，比之稍进一筹、自知力稍好一些的，也在封面上打出了“名篇”的字样。这其中，作家本人、出版社的打算可谓殊途同归：作家本人以此提高了知名度，满足了虚荣心、荣誉感，写得越多其身价就越高；出版社则以“名篇”“精典”的幌子来吸引读者，刺激销售，书卖得愈多其效益愈好。而细究起来，能有几部作品才真正名副其实呢？由此足见今日文坛书界一些人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
相比之下，头脑清醒的当算知青作家梁晓声，他对某出版社为他出书时冠以“中国最伟大的巴尔扎克式作家”一词表示坚决拒绝，认为现在这么评价他极不适宜，并要求出版社在封面作家介绍的文字中删去此字样。笔者觉得，只有具备梁晓声这种正常心态和自知力的作家，或许将来可能成为名篇、经典的创造者。
学术著作 难易失衡
学术著作出版难，一直是困扰着中国出版界的一大难题。到了今天，这个难题或许可以改叫做“难易失衡”。为什么呢？因为笼统地说学术著作出版难，显然与事实不符。比如前文所述的近代学术著作出版都“热”起来了，能说难吗？可见，“难”的只是当代一些普通研究者、专家、教授的学术著作。正因近代学者大师们皆已故去半个世纪，没有了版权版税的约束，所以，出版社才大出特出他们的著作——无本生意，谁不图之？！这些学术著作出版之“易”也只好这么解释了。前几年，国内多家大报报道了中国戏剧学院一教师平××因专著《中国戏曲史》无钱出版而挂牌为自己募捐的辛酸事。其实，类似平××这样的专著写出几十年无法出版的事几乎不成新闻——如果他不搞募捐的话。有心者不妨逐个学院访问一下那些教师、学者，可以肯定地说，有许许多多对某方面有独到见解与发明发现的学术理论成果无奈地“胎死腹中”！这对科技相对落后、处在发展中的中国，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悲哀。
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70年已届90高龄的社会科学家单士元，积一生之心血，写出了《我在故宫七十年——学术论文集》。几年来这部书稿先是送到一家出版社，但要单士元拿一大笔书号费，单老拿不出钱，只好作罢。后来交给另一家出版社，可为了书的销路，编辑大动刀斧，砍得面目全非，心疼得单老又抽回了书稿。直到1996年，才又将书稿交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了却单老的平生心愿。
一位屡经坎坷才得以出书的学者说：“出书难，难在钱！”可谓一语中的。个人只要有钱，买书号、托人打销路、甚至强迫人去买，都可做到！出版社只要见到钱，也是一路绿灯，印多少，怎么印都悉听尊便。据行家分析，围绕着“钱”字而产生的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短期内不会有令人乐观的改变。因为这需要在出版体制等诸多方面进行全面的协调与改革。
辞典编纂 滥竽充数
1996年12月底，中央几家大报都刊发了一则消息：历时3年之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等五家出版编辑部门联合起诉王同亿和海南出版社侵犯著作权、专有出版权案，已于12月24日由北京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王同亿和海南出版社被判侵权，全面败诉。被告王同亿在主编由海南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的《新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大词典》时，抄袭了原告的《现代汉语词典》及《现代汉语词典补编》中的义项5万余条，160多万字！这一辞典编纂中的抄袭量堪称抄袭之最，足以令天下大小文抄公们相形见绌。
公正地说，抛开王同亿在编纂辞典上的严重侵权行为不计，王同亿本人在此前的学术成果毕竟众所周知，也算出类拔萃的学者。他参与编纂辞典，起码在身分资历和学术水准上是够格的。如果他不急功近利、侵权违法的话，或许将是另外的结局。我们要说的是，在中国，编纂辞典这样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威性学术性极强的工作，已经不是难度极大、令人崇敬的事情，而成为人人都可问津的行当！笔者熟识的一个大学生，在北京某校读书四年，竟参与编纂辞书类工具书六部，三部半途夭折，三部已公开出版，分别是：《中国大学生交际礼仪全书》、《中国集邮爱好者词典》和《小学生作文描写辞典》。当笔者问及：“你对这些专业知识都精通吗？”他一笑：“临时抱佛脚，反正有的是资料，剪刀加浆糊，我们三个人十来天就可以编一本。”笔者愕然：如此编纂之辞书，将何以面对读者的检阅？编纂者和出版社在挣取大量利润的时候难道没有一丝愧疚？
如此这般的辞书编纂者在大学校园里为数极为可观，有关人士称之为继校园经商热、打工热之后的又一热——编纂辞书热。可以想见，市面上屡见不鲜的劣质辞书大多源出于此。《光明日报》曾刊一读者来信，诉说其花40多元购了一本陕西某出版社的《党政工干部大辞典》，不想其中标点、语句、辞义等语误达600余处，简直令人无法忍受！笔者认为，有关方面应该对此制定一套严格科学的编辑标准和方法，使辞典这一特殊出版物真正地名副其实地有益于人民。
高校教材 低调重复
高校教材的出版是一项基础工程建设。教材质量之好坏、水平之高低直接关系到目前及将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文化发展、国民素质等方面的水准和走向。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的高校教材出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尤其在文科教材上更是如此。比如，文艺理论、艺术概论、美学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等，尽管教材一出再出，不下几百种，但在总体格局上创新的并不多，有多数基本上是沿袭六七十年代的体例，内容大多是低水平重复。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出版数量在我国的教材种类中是名列前茅的。有资料显示：从80年代至今，我国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达340多种，几乎所有的高校出版社都出版过此类教材。80年代以后，许多高校教师从评职称和利益角度出发纷纷动手自己编写教材，以致产生了一门课拥有几百种教材的反常现象。尽管编者不同，但在编写体系、内容安排上大多“参考”和“借鉴”了中国人民大学李秀林、王于、李维春于80年代初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甚至连章节次序、举例都一模一样，有的干脆全盘照抄，这样几乎每一种教材的内容都循着一个公式：绪论；世界的物质性；意识的起源、本质作用；唯物辩证法的规律、范畴……讲到“世界的物质性”时，也都必然先讲物质，再讲运动，最后讲时间空间。这种千篇一律、如出一辙的教材，几十年一贯制，没有吸取最新的科研成果，贻害了学生，也贻害了社会，实在是百无一利，害莫大焉！
对此，一些著名学者教授呼吁和建议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教委迅速建立、健全对高校教材出版的宏观调控机制，推行教材稿的“匿名审查、公开推荐”制度等等，力争编出跨世纪的合格教材，有的还喊出了“重写教科书”的口号。如果上述建议和措施真正得以实施，那么高校教材低调重复的现象风清弊绝或可期待有日。
青年读物 辉煌不再
五六十年代，《青年修养漫谈》《青年人怎样生活才有意义》《青年人应怎样发展个性》等几部书曾引导了如今50岁左右的一批人走向成熟；80年代前中期，《人的一生是怎样度过的》《塑造美好的心灵》《青年生活向导》《青年修养十二讲》等几部书陶冶了今天三四十岁的一代人的心灵。而90年代呢？如果你问及当今青年哪一部书对自己影响最大、印象最深刻，恐怕只有两个字：没有！这虽然悲哀，但却是事实。
据《中华读书报》报道，1996年8月末结束的第六届全国青年读书年会上，中国版协第二届青年读物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胡守文在大会发言时指出：“八五”期间，当我们其它方面的出版工作正迅速发展时，作为通俗性作品的青年读物前进的步子不大，与80年代中期的辉煌相比，萎缩得较厉害。有关人士指出，青年读物出版上的这种萎缩之势从80年代中期算起已持续了10年之久！那么这10年间，我们的广大青年在读什么呢？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和一些等而下之的作品，因为在他们的视野里找不到更适合他们的读物。
青年读物出版萎缩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其一，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中前期那种“我说你听”、“坐而论道”式的传播大道理的著述模式与当代青年渴望对话、平等与沟通、理解的心态不相吻合，因而这样的读物难以引起青年的兴趣。其二，现在的一些青年读物往往是由一些低水平和修养不高的人撰写，他们却偏偏搞一些故作深刻的“高头讲章”，使青年对其他青年读物也产生了逆反心理，形成了恶性循环。其三，出版社方面忽视青年读物的潜在市场，没有从新的角度探索出适合变化了的当代青年思想观念的“换代读物”，而单纯认为说教的读物没人看了，便纷纷抛弃了这块阵地。据了解，全国多家人民出版社已取消了青年读物编辑室，尚存的也形同虚设，不再策划出版青年读物。
最新资料表明，占全国人口1/3的青年是中国社会最活跃、知识层次最高、图书购买力最强的社会阶层。无论都市青年还是农村青年，其业余时间50%以上用于读书。青年读物仍然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相信，如果出版社摸清青年心理脉络，选题策划定位得当，作者文笔与思想均适合青年口味与兴趣，我国的青年读物出版完全有可能走出低谷，再现辉煌。
出版事业 任重道远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等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作用……出版工作要建立健全管理机制，着力提高出版物质量，多出好作品、不出坏作品。要及时反映国内外新的优秀文化成果，重视出版传统文化精品和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积极扶持少数民族出版事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新闻媒体和出版物要为全社会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做出榜样……”可以说，《决议》对中国图书出版工作的发展和前景提出了更新更高更有针对性的要求。同时，《决议》对当前图书出版工作的现状和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指出：“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宏观调控，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目前总量过多、结构失衡、重复建设、忽视质量等散滥问题，努力实现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变。”这就为今后图书出版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只要全国广大图书出版工作者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同心同德，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以出版工作者高度的责任感和一个“灵魂工程师”的良知来从事这项光荣而高贵的事业，就一定能迅速提高出版物质量，为人类和社会奉献出更新更美更多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
展望出版前景，阳光灿烂；面对出版现状，任重道远。对此，让我们借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来与广大出版工作者共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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