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持续消费模式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论文,中国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可持续消费（Sustainable Consumption）？ 联合国环境署在1994年于内罗毕发表的报告《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中提出了目前较公认的可持续消费的定义：“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注：Elements for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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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consumption,UNEP,Nairobi,Symposium: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Consumption Pattern,Oslo,Norway,1994.）资料显示， 相对于国际社会对可持续消费的研究而言，相对于中国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生产的研究而言，我国理论界对中国可持续消费的研究显得滞后。而发展与消费是不可分的，没有可持续消费模式的支撑，就不可能走上真正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本文在对中国可持续消费模式的依据作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初步构建一个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一、中国可持续消费模式依据的实证分析
（一）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与此相适应，中国居民消费经历了解决温饱到小康的转变。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实力，比起发达国家来，差距仍然很大；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还相当低，中国居民的消费还处于低水平的消费层次；据世界银行1991年发展报告统计，1989 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350美元（按1980年汇率计算）， 为世界银行划分的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水平。按照我国总体发展战略，即使再过五十年即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四千美元，那也只是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二）自然资源状况
从自然资源的总体水平看，与世界各国相比较，我国资源总量多，但人均占有量少，这是我国自然资源的最大特点。根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发布的各国自然资源综合排序结果，我国在144 个国家中属第8位，而综合资源负担系数， 即我国自然资源所负担人口数量与世界平均值比较，我国的资源负担系数为3， 即我国资源负担的人口数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具体来看，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占有水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草地资源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也只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而人均林地面积仅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6。我国主要自然资源的人均数量在144 个国家中的排序为：土地资源在110位以后、耕地资源在126位以后、草地资源在76位以后、森林资源在107位以后、淡水资源在55位以后、95 种矿产潜在资源价值在80位以后。特别是许多不可再生资源的锐减，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重大牵制，使中国在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三）生态环境承载力
承载力（Carrying Capacity ）是用以限制发展的一个最常用的概念。承载力最早在生态学中用以衡量某一特定地域维持某一物种最大个体数目的潜力，现在则广泛用于说明环境或生态系统承受发展和特定活动能力的最大限度。除非人口和资源需求的水平能维持在地球承载力以内，否则人类生存维持性是不可以保持的。整个地球是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然而，由于历史、现实以及主观、客观的各种原因，中国目前的生态环境受到很大破坏，在有的地区、有的方面其承载力已达到了极限甚至超过了极限。突出表现在：水土流失面积有增无减、沙化面积扩展、内河污染与断流日趋严重、酸雨污染越来越严重、海洋环境尤其是沿岸海域富营养化加重、赤潮灾害增多，等等。此外，我国还存在森林生态功能衰退、草地资源退化、湿地破坏、地下水位严重下降、珍稀濒危动植物面临灭绝等问题。最近几年来，我国频繁发生洪涝灾害（尤其是去年的长江水灾）、沙暴、酸雨、赤潮等，既有“天灾”的因素，也有“人祸”的成分——实际上已经表明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超过了自然的承载力。
（四）人口状况
1949年我国人口数量为5.4亿，1994年12月5日祖国大陆迎来了12亿人口日，超过目前世界人口总数的1／5。而且，目前仍以每年150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大约到2030年人口达到峰值16亿。
庞大的人口，给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全面紧张。每一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还是一个小小的污染源。我国12亿多人口数量通过对粮食、衣着、住房等基本生存条件的巨大需求转化为对农业资源的沉重压力，通过对工业产品的大量需求而导致对矿藏、森林、草原、海洋等资源过度开发，这一切过程又都转化为对环境质量的严重损害。对资源的巨大需求和对环境的压力，使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脆弱。人口与消费水平的关系可以用人口与粮食的关系作典型分析：1984—1993年10年间我国粮食增长近5000万吨，而人口增加了1亿多， 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因此我国近10年间人均粮食拥有量一直没有超过1984年的392公斤。 虽然有限的土地资源是粮食增长的制约因素，但人口爆炸性增长，是造成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能增加的根本原因。
（五）传统消费文化
每一国家都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并且必然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这种对人们消费行为产生影响的传统文化，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消费文化。综观中国传统消费文化，应该说是良莠并存，既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提倡勤俭朴素、追求精神消费与精神修养的提高等等，这些消费文化与我国的资源状况相符合，也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应该加以继承和发展；但传统消费文化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比如封建迷信、买卖婚姻、大办婚丧红白喜事甚至赌博嫖娼等；另外，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讲究等级、官阶，导致在消费上讲排场、讲攀比，在礼尚往来、婚丧宴席中浪费极为严重，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消费陋习。这些消费陋习既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必须抛弃。
（六）社会制度特征
社会主义是我国的基本社会制度，这一制度必然会影响我国的消费模式之建立。（1）在物质消费上决不能搞二极分化。 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2 ）在精神消费上也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基本特征。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看，精神消费方面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量少——精神消费尤其是文化消费在整个消费中所占比重少、增长慢（注：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从1990年到1997年，我国各类小康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物质生活水平由48.6%增长到98.9%，增长50.3个百分点；精神生活方面实现程度由55.7%增长到75.5%，增长19.8个百分点。详见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1998年9月3日。）；二是质差——低层次的娱乐性消费占较大比重，甚至还出现了丑陋的黄色的不良精神内容消费。我以为，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合理的消费模式体现在精神消费方面，目标应该是两个：一是个人全面发展，二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合理的消费模式，应该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渗透于消费模式中，即通过合理的消费模式，培养人们远大的理想，优良的品德，高尚的情操，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生活准则，建立和发展平等、团结、友爱、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
二、中国可持续消费模式的构建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对发达国家的生产与消费模式亦步亦趋，去重蹈其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然而，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强和全球信息化的加剧，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示范效应非常严重，使目前我国公众的消费模式显露出不尽合理的取向。我国不少公众不以自有实际可支配收入来决定自身消费模式，而是以发达国家基于享乐主义理念的消费模式来规划自己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而我国的一些媒体和商家也正在迎合小部分高收入者的消费趣味，不负责任地传播着“贵族式”的消费文化和消费方式。实践表明，当国人洋洋自得于看齐西方发达国家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时，已经是采取了一种违背国情的消费行为，有悖于可持续消费模式。
我们认为，中国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逐步形成一套低消耗的生产体系和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人民生活以一种积极、合理的消费模式步入小康阶段。为此，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我国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目标。一是在确保2000年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的同时，保持人均能源及原材料消耗不再相应增加，并减少有害废物对环境的污染；二是改进居民消费结构，促进社会消费多样化，基本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要求；三是实行按劳分配及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分配原则，防止在物质消费方面高低差距过于悬殊，缩小贫富差距，追求共同富裕。
围绕以上这些目标，我们的行动纲领应该是：
（一）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作为指导
任何一种消费模式，都有其指导思想。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作为指导。
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核心是三个原则：一是公平性原则，即发展应满足全部人的需求而不是一部分人的需求。可持续发展强调资源分配与利用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二是持续性原则，它强调在“满足需求”的同时，必须有“限制”的因素，即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三是共同性原则，它强调由于国情不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模式不可能是唯一的，但上述公平性原则和持续性原则应是共同的。并且，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应有全球的联合行动，认识到我们的家园——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显然，这三个原则对于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作为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人们不可能在传统观念基础上自发产生，而只能靠灌输——教育。对此，《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发展教育是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注：国家计委等：《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强调“加强对受教育者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灌输……将可持续发展思想贯穿于从初等到高等的整个教育过程中。”（注：国家计委等：《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二）必须以可持续生产作为基础
生产是消费的基础，可持续消费首先必须建立在可持续生产基础上。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建立一个低耗、高效、少污染或无污染的生产体系，建立与合理消费结构相适应的产品结构，并努力增加生产资料的数量、多样性和提高质量。可持续生产具体内容包括：迈向清洁生产；提高资源生产率；制造更耐用、更适于循环使用和修复的产品；减少废物；加强清洁生产技术的传播和转让等。
实际上，社会存在着对产品和服务的“非物化”需求，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这种“非物化”的生产也成为可能。例如，利用电子技术对实际经验进行摸拟，可以用摸拟的经历来取代真实试验，从而减少对材料和能源的物质消费。又如，联网计算机系统可以提供一套信息服务以取代类似报纸杂志等纸张的生产及相关的生产和运输行为；新的通讯系统可能减少对办公室、楼房、运输的需求，因为人们可以在家中办公。
（三）必须以合理的分配格局作为保障
据统计，1994年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0.4343，收入差距已经超出国际公认的相对合理区域（注：市场经济国家对基尼系数取值的一般标准为：0.2以下高度均等，0.2—0.3之间相对均等，0.3—0.4 之间相对合理，0.4以上差距偏大。）。虽然没有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 但可以肯定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其结果在于：首先，高低收入组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一方面会造成低收入者生活贫困，贫困者为求温饱大量砍伐森林作柴烧、或者未经加工简单出售；还有的贫困者为求温饱甚至在斜坡超过45的山坡上垦荒种植，结果导致生态破坏、水土流失，破坏可持续消费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会导致高收入者大肆挥霍浪费，比如，用不掉就扔、吃不完就倒，这同样会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更糟糕的是高收入者的消费会产生消费示范效应，使整个社会形成挥霍型消费。
其次，城乡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会形成一国内的“南北差距”，其结果，也许会使一些大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生态环境改善了，却无法遏制更多地方的恶化。因此，如果说世界各国之间贫富收入不平等格局是实现世界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的最大障碍，那么，一国国内收入差距过大同样也是一国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的障碍。
因此，必须积极推行分配制度改革，解决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主要措施包括：改革财政税收体制，适当缩小高低收入组之间、城乡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增加收入的透明性，利用税收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各种非法收入等。
（四）必须以政府各种调控措施为手段
政府进行消费调控必须以适度的消费水平和合理消费结构为目标。具体措施应包括：控制消费基金总量，努力使消费基金增长与国民收入增长相适应；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改变现行价格政策，使价格体系反映出能源、原材料和自然资源以及产生废物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使生产者和消费者明白而且承担其环境代价；通过税收等手段控制不利于健康的消费，如烟、烈性酒等，因为减少这类消费并不会降低其生活质量；彻底杜绝“黄色”消费与“黑色”消费（指过度的丧葬费用）以及各种消费陋习；通过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和其他相关政策，引导合理消费；提倡居民增加文化消费比例，建立合理的物质和文化消费结构等等。
（五）必须以“绿色消费者”作为后盾
在市场经济下，生产是否成功最后是要通过市场（即消费者的购买与消费）来检验的，所以马克思把商品出售称之为“惊险的一跃”，这一跃如果失败了，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生产者。因此，消费者的选择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生产者的决策。如果能培养一大批“绿色消费者”，使他们作出可持续消费的选择，那么，就可以利用他们的购买能力，强化建立对环境造成尽可能少损害的商品交易市场。比如，他们可以从一种牌子转移到另一种牌子的购买，以寻求对环境有益的产品；或者他们可以停止购买某种对环境有害的特定商品；或者告诉生产者、销售者、新闻媒介乃至立法者选择特定产品和牌子的“绿色”原因；或者从事“绿色”运动及游说组织。可以肯定，“数百万消费者的‘绿色’行动的累积结果可能显著地改变资源消费的方式。”（注：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等：《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联合国《21 世纪议程》还是《中国21世纪议程》，都把“公众参与”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