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影响下的“五四”文学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文学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11)04-0044-06
探讨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在学界并非什么新鲜话题，但就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往往将问题聚焦于新文学作品的内部分析或文学外部抽象理论的探讨，而对新文学发生语境下科学与文学的幽微曲折缺乏深入的探讨。[1,2]有鉴于此，本文将“科学与文学”之关系问题的关口前移，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考察科学主义如何参与了文学革命，参与了新文学观的选择与建构。我们知道，作为文学革命的肇源地，《新青年》杂志所建构的新文学观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文学谱系的生成发展，[3]因此，深入挖掘并反思“五四”文学革命先驱科学主义文学观背后的思想理路，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科学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一、科学主义与“五四”新文学观念的建构
“科学”本是一舶来词，经由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大力鼓吹，该词迅速成为当时社会最为崇尚的一个概念。在《新青年》创刊之初，陈独秀即将“想像”设置于“科学”的对立面，明确宣告：“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像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像而无科学。……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4]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时就充分肯定了科学的崇高地位：“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5]在这种科学风潮中，连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不能自持，不由得站到了科学主义的旗下：“科学发达以后，一切知识道德问题，皆得由科学证明。”[6]可以说，在当时的思想语境，样样“必以科学为正轨”，诸如“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的念头，动辄“厥惟科学”四个字，将科学代替“宗教”、包办“文学”、解决“人生观”问题推向了另一个极端，而这也正是我们标题中所言的“科学主义”。
毋庸讳言，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起人秉持科学主义思想的“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其言其行都使得科学主义对新文学观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追溯《新青年》上讨论科学与文学关系的文字，最惹人注目的是陈独秀的那篇探讨文学发展脉络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但要寻觅其文学思想隐线，那就要从陈氏在该杂志1卷2号的《今日之教育方针》谈起。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把现实主义作为今日教育第一方针，认为“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说，恒觉其难通；征之科学，差谓其近是。……见之文学美术者，曰写实主义，曰自然主义。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7]尽管这只是其蜻蜓点水式的论述，但我们已经看到他的文学思想底线。之后不久，他便写了我们所熟知的集中讨论文学理论的名文——《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他那由科学到文学的思想路数：“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Classicalism)一变而为理想主义(Romanticism)。……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8]通过梳理欧洲文学史的走向，陈独秀乃是为自然主义鼓与呼。陈氏非常推崇自然派文学家的创作手法：“欧洲自然派文学家，其目光惟在实写自然现象，绝无美丑善恶邪正惩劝之念存于胸中。彼所描写之自然现象，即道即物；去自然现象外，无道无物。此其所以异于超自然现象之理想派也。”[9]考察自然主义文学观念，“实写自然现象”、“绝无美丑善恶邪正惩劝之念存于胸中”、“诚实描写之有以发挥真美也”，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文学导向染有浓重的科学主义色彩。诚如茅盾所言：“自然主义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他的描写法，题材，以及思想，都和近代科学有关系。”由此他还号召：“我们应该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现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10]结合自然主义文学的理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陈独秀的“文学本义”。陈独秀主张文学本义只在“达意状物”，而不“载道”、不“言物”。“言物”与“状物”，此物非彼物，陈独秀不言的是胡适所言及的“情感”“思想”二物，要状的是自然、科学之物。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周作人将“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传》《西游记》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统统归入“非人的文学”而予以否定。
与主编比肩而立的胡适是位实证主义的信徒，他对科学主义的青睐并不比陈独秀来得迟钝。倘若说陈独秀只是用科学主义为新文学指明了精神方向，那么可以说胡适在科学主义的指导下细细拟定了新文学的各种形式法则。阅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重要理论文献，其“八不主义”，“四要原则”，读上去就仿佛一份科学施工报告，更多的是从文学外部来分析文学的，没有尊重文学自身的艺术法则，而是将文学作为一种近似机械的事物来对待的。这种染有浓重科学主义色彩的文学改良举措也注定了其文学观念的科学主义底蕴。来看他对文学的界说：“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单看此言，虽然“明白清楚”有些工具性的指向，但至少还强调了“动人”与“美”，而且以“美”为关键词的确抓住了文学的特质。然而，胡适对“美”的界说的确让人不敢恭维：“美就是‘懂得性’(明白)与‘逼人性’(有力)二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明白清楚之至……”其实他所谓的文学的“美”的要件与其“明白清楚”的要件殊名同归：“要把情或意，明白清楚的表出达出，使人懂得，使人容易懂得，使人绝不会误解。”结合胡适对文学概念中的“表情达意”、“明白清楚”、“容易懂得”、“不会误解”等关键词，总括其对文学的见解，其实他是以一种科学主义的思维看文学，极力追求语言表达的清晰化、理性化，用其自己的语言来说就是“文学不过是最能尽职的语言文字”，“文学的基本作用(职务)还是达意表情”。[11]胡适强调的文学“达意表情”与陈独秀追崇的文学“达意状物”虽然论述角度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也决定了他们对古典文学修辞的批判。可以说，从胡适的文学改良八事到陈独秀三个“推倒”和“建设”的宗旨一脉相承。胡适倡导要以精细、科学、简明、讲求文法的文字表达取代“脂粉”、“张冠李戴”、“不切事情”的繁冗赘述，陈独秀则意在推倒“雕琢”、“阿谀”、“陈腐”、“铺张”、“迂晦”、“艰涩”的古典文学，以“平易”、“抒情”、“新鲜”、“立诚”、“明了”、“通俗”的科学文字取而代之。
在陈、胡两位主帅引领下，科学主义文学观宣传、运作得有声有色，“五四”新文学倡导者们普遍以科学主义的模式来阐述文学革命，诸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的文学观念中都流布着科学主义的意味，新文学观的科学属性得到空前的强调。科学以及科学的术语“研究”、“纪录”、“分析”、“实地观察”被广泛地运用到新文学研究之中。在此种情况下，用科学主义统驭文学发展，逐渐成了新文学界的思想共识。于此，傅斯年的论说将文学的科学化走向点拨得明白通透：“西方学者有言：‘科学盛而文学衰。’此所谓文学者，古典文学也。人之精力有限，既用其精力于科学，又焉能分神于古典，故科学盛而文学衰者，势也。今后文学既非古典主义，则不但不与科学作反比例，且可与科学作同一方向之消长焉。写实、表象诸派，每利用科学之理，以造其文学，故其精神上之价值有迥非古典文学所能望其肩背者。方今科学输入中国，违反科学之文学，势不能容，利用科学之文学，理必孳育。此则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逆从者矣。”[12]
二、思想启蒙与科学主义文学观的选择
承上所论，“五四”文学革命先驱在建构新文学观时洋溢着浓厚的科学主义意识，由此形成的科学主义文学观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谱系的生成发展。审视这种科学主义文学观，此中不但渗透着文学独立的诉求，也涵容着思想启蒙的考量。我们知道，古典文学作品时充斥着政教伦理的话语逻辑，文学在政教伦理文化的长期浸染中逐渐形成了自我表述的修辞策略和叙事模式，文外无道、文外无治、文外无学、文外无教，信仰与知识、道德与审美、政教与文学彼此交融、盘根错节。为了使文学脱离政教伦理的羁绊，以实现“文学独立”的理想，以科学规训文学，用“实写自然现象”、“绝无美丑善恶邪正惩劝之念存于胸中”、“诚实描写之有以发挥真美”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手法摆脱“文以载道”的传统，成为值得援用的思想捷径。
审思自然主义文学创作方法，“实写自然现象”乃是告别以前“瞒与骗”的文学，此中渗透着让国人“睁开眼看”的思想启蒙意识。正如胡适所言：“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脏官污官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13]与导师辈思想可以相互发明的是傅斯年的说法，他说：“中国美术与文学，最惯脱离人事，而寄情于自然界。故非独哲学多出世之想也，音乐画图，尤富超尘之观……若夫文学更以流连光景，状况山川为高，与人事切合者尤少也。此为中国文学美术界中最大病根。所以使其至于今日，黯然寡色者，此病根为之厉也。”[14]正是深味中国文学美术界的思想病根，新青年派在评介文学作品时对于想象虚幻的文学比较排斥，而对科学写实的文学则比较推崇。周作人在评论小说《铁圈》时便流布出这种思想理念，他说：“这篇小说里的老人，便只因能有了空想幻觉，所以虽然过了一世‘狗的生活’，也能很温和愉快的微笑；死在不相切的人的中间，也能很平静的微笑。所以他可算一个‘真是幸福’的人。因为它能在这不幸的真实的世界之外，别有一个空虚的世界，可以容得他安住。”“但我的意见，不能全与著者相同，以为人的世界究竟是在这真实的世界一面，须能与‘小鬼’奋斗才算是唯一的办法。所以我们从别一方面，看着抛圈的老人的生活，与《卖火柴的小女儿》比较观察，也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15]从这种评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学批评观念更多地与社会问题挂钩，与思想启蒙挂钩，“五四”新文学倡导的社会问题小说其意旨并不在于文学的革新，而在于以文学来呈现社会问题，进而研究社会问题。于此，茅盾的论说可以印证我们的观点：“文学到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有它的研究对象，便是人生——现代的人生；有它研究的工具，便是诗(Poetry)、剧本(Drama)、说部(Fiction)。”[16]
倘若说科学写实的自然主义文学观意在让国人“睁开眼看”，那么“五四”文学革命中贬抑修辞的观念背后则是想要扭转国人粗疏、体悟式的思想方式。诚如任鸿隽指出的：“吾国之学术思想，偏于文学。……其变也，必归于科学。”何谓“偏于文学”？“所谓文学者，非仅策论词章之伦而已。凡学之专尚主观与理想者，皆此之类也。是故经师大儒之所训诂，文人墨士之所发舒，非他人之陈言，则一己之情感而已。人之智识，不源于外物，不径于官感者，其智识不可谓真确。”[17]阅读文学革命理论文献，“五四”启蒙先驱批判传统文学修辞的时候多与国民性进行捆绑式批判。胡适文学革命初期文论中，摆着一副就文学论文学的学者派头，仔细体味其中言语，却莫不是对国民性的批判。例如胡适在“文学革命八事”的通信中说：“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者，大抵皆因自己无力，不能自铸伟辞，故用古典套语转一弯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夷。”[18]不难看出，胡适通过批判用典等文学修辞，实际指向的正是作此种文学之人，批判他们“含糊”“避难趋易”的毛病。与胡适相较，陈独秀直率得多，他批驳“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明确指出“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19]。对于这样的论说，周作人显然心有戚戚：“我们反对古文，大半是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20]受导师辈的启发，傅斯年从文学乃“群类精神上之出产品而表以文字者”立论，细致剖析中国传统文学各派“文胜之弊”，批斥国民之“病”。[21]
正是对于传统文学“文胜之弊”的清醒审视，“五四”启蒙先驱才依据科学主义法则纷纷开出自己的药方。陈独秀答复读者的疑问时指出写实主义具有荡涤“浮华”文弊的功能：“士之浮华无学，正文弊之结果。浮词夸语，重为世害，以精深伟大之文学救之，不若以朴实无华之文学救之。既以文学自身而论，世界潮流固已弃空想而取实际，吾华文学，以离实凭虚之结果，堕入剽窃浮词之末路，非趋重写实主义无以救之。”[22]与陈独秀不同，胡适从“讲求文法”的角度拯救“文胜之弊”。结合胡适对文学界定中的“文当废骈，诗当废律”、“表情达意”、“明白清楚”、“容易懂得”、“不会误解”等关键词，其文学“须讲求文法”的要求其实是以一种科学主义的思维看文学，极力追求语言表达的清晰化、理性化，这种文学选择的真实动机乃在借此引导国人思维从形象思维到逻辑思维的转换。对此，周祜的说法可以加深我们的理解：“中国的文字，意义极其含浑，无论做文言、做白话，终没有明白晓畅的意思。假如没有一种文法去限制他，文理总没有一日清楚，国民的头脑总也没有一日清楚。”[23]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任鸿隽将文法比就科学。“文法者，依历久之习惯而著为遣词置字之定律也。及其既成，则不可背。习之者辨其字句之关系，与几何之证形体盖相类。故西方学者皆谓文法属于科学，不属于文学。吾人则谓其为文词字不中律令者，其人心中必无条理。故文法之不可不讲，亦正以其为思理训练上之一事耳。”[24]我们知道，思维是一种语言过程，语言影响思考、情感与知觉。我们常说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其实语言不只是交流的工具，也不只是思想的外壳，而且还是思想的本身，是思维过程和思维内容。因此可以说，文学的变革必须依赖于语言的变革，而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思想的革命同样需要语言的革命。这里援引傅斯年的话来可以说明问题，他说：“我们在这里制造白话文，同时负了长进国语的责任，更负了借思想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思想的责任。”[25]“借思想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思想”，诚哉斯言！“五四”文学革命中，启蒙先驱致力于将西方逻辑性语言引入中国的自觉努力，乃是为了纠正中国传统语言及思维不精密的弱点，实现传统思维方式变革，最终达成思想启蒙的目的。
三、审美追求与科学主义诉求的紧张
审思“五四”科学主义文学观的选择建构，这乃是启蒙先驱“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理论的体现。客观地说，这种文学理论的宣扬与实践，在思想启蒙中起到了切实的功效。然而，削足适履地将科学法则运用于文学领域，将文学的审美价值按照启蒙现代性诉求加以审择，势必会造成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混乱。众所周知，文学是包含情感、虚构和想象等综合因素的语言艺术行为，是作家创造出的富有诗意的艺术世界。倘若遵循“实写自然现象”、“绝无美丑善恶邪正惩劝之念存于胸中”、“诚实描写之有以发挥真美”的文学创作理念，无异于将文学引向枯竭之路。对于这种科学主义的文学创作手法，梁启超有过精彩的解析：“科学的研究方法既已无论何种学问都广泛应用，文学家自然也卷入这潮流，专用客观分析的方法来做基础。要而言之，自然派当科学万能时代，纯然成为一种科学的文学。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信条，说道‘即真即美’。他们把社会当作一个理科实验室，把人类动作行为当作一瓶一瓶的药料，他们就把分析化合起来，那些名著，就是极翔实极明了的实验成绩报告。又像在解剖室中，将人类心理层层解剖，纯用极严格极冷静的客观分析，不含丝毫的感情作用。”[26]论述及此，不由想起晚清杂志关于文学与科学的论说：“文学者何，所谓形而上学也；科学者何，所谓形而下学也。”[27]其实，文学与科学的区别与评判并非难以划定界标。中国近代文学谋求独立之时，有很多学者正是从文学与科学的比较中建立对“文学”的认识的。王国维曾经这样区分界定：“学之义广矣，古之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法理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也，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28]无独有偶，郑振铎也区分了文学与科学的异同，他认为，文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一)文学是诉诸情绪，科学是诉诸智慧。(二)文学的价值与兴趣，含在本身，科学的价值则存于书中所含的真理，而不在书本的自身。……文学的价值与兴趣，不惟在其思想之高超与情感之深微，而且也在于其表现思想与情绪的文字之美丽与精切。他强调文学与情感和想象的关系。不同于科学的认识，文学是以情感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的。通过比较，郑振铎给出了文学的定义：“文学是人们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他的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29]是的，文学作品中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所构造的是既源于现实又不同于现实的艺术世界。文学真实不等于科学真实，文学是一种虚构想象的创作，而科学才是对自然的客观观察、如实描写。
阅读“五四”文学革命先驱的文论，对于文学的想象与审美显然有着某种疏离。文学革命中以科学求真的思维来衡量文学修辞的审美价值，甚至很大程度上将科学的真等同于文学的美的问题。如此这般，文学革命追求的是科学化、清晰化的表达，显然由此忽视了文学纯正的审美问题。倘若说文学革命中“作诗如作文”的理念混淆了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差别，那么“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创作理念彻底混淆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界限。语言追求的是表达的清晰严密、科学理性，而文学作为一种遵循特定运行逻辑的场域，对语言有其特殊的要求。胡先骕曾经指出文学革命中这一混淆语言与文学的问题，他说：“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达意，文学则必于达意而外有结构，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凡曾习修词学作文学者咸能言之……故文学与文字，迥然有别，今之言文学革命者，徒知趋于便易，乃昧于此理矣。”[30]“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因为有着不同的价值诉求，文学并不能一味接受科学之真的标准。以科学主义的思维观照文学审美，自然关注的只是修辞对表达清晰性的影响，关注的只是语义的“通”与“不通”，而无法欣赏到“红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遣词造句的精妙。要知道，文学虽然以语言为物质载体，但文学必须超越语言，才能进入自语的审美经验世界。叙事角度的独特、摆弄故事情节的机智、悬念设置的奇妙、抒情意向的奇特、文学结构的精巧，以及遣词造句的形式美等，都是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美的要素。
面对新青年派所倡导的科学主义文学观，学衡派的吴宓显然有着自己的体认，他说：“以学问言之，物质科学以积累而成，故其发达也循直线以进，愈久愈详，晚出愈精妙。然人事之学，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则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也，无一定之轨辙。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因之，若论人事之学，则尤当分别研究。”[31]依照吴宓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文学存在的根据不需要从文学之外的科学来寻找，其价值植根于文学自身。文学研究会的严既澄关于科学与文学的论说可以加深我们的理解：“我们很可以相信文学永远不会自绝其生命而寄生于科学的身上”，“在文学界里，本来就没有要烦科学来插嘴的事情。哲学上的直觉(Intuition)，心理学上的内观(Introspection)，都是科学所极力排斥的，以为是毫无根据，不成方法的，然而这两种作用，在文学上，便占了重要的位置。想象是科学所轻视的，然而一入了文学界里，他就成了文学的主要原动力。文学可以和科学立于反对的地位，于此可见了”[32]。从此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致力于以科学规训文学的“五四”文学先驱扮演的角色决不是美丽可爱的缪斯女神，更像是把诗人赶出理想国的柏拉图，由此也开启了“文学对抗科学”的剧幕。有幸的是，随着文学革命的发展以及文学创作的深入，他们也逐渐体悟到自己的偏至之处。曾经为文学科学化鼓呼的陈独秀开始认识到，“知识固然可以居间指导，真正反应进底司令，最大部分还是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他浓厚、挚真、高尚，知识和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的力量大。知识和本能倘不相并发达，不能算人间性完全发达。”因此，他不无自责地说：“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33]由此可见，陈氏对文学革命中偏重科学理性、忽视文学美术的理论有了新的认识，而瞿世英的论说也可以与其反思相互阐发，瞿氏说：“科学顾得到知识却顾不到感情，顾到物质却顾不到精神，对于人生的一面固然很清楚，但对于人生的全部却遗漏了不少，便是人的心理活动，也用机械的心理学去看他，这是很容易减少人的同情的。这也是文学吃了科学的亏。”[34]与此同时，曾经将“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传》《西游记》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统统予以贬斥的周作人也一改起初的看法，指出“古今的传奇文学里，多有异物——怪异精灵出现，在唯物的人们看来，都是些荒唐无稽的话，即使不必立刻排除，也总是了无价值的东西了。但是唯物的论断不能为文艺批评的标准，而且赏识文艺不用心神体会，却‘胶柱鼓瑟’的把一切叙说的都认作真理与事实，当作历史与科学去研究他，原是自己走错了路，无怪不能得到正当的理解”。[35]倘若“拿了科学常识来反驳文艺上的鬼神等字样，或者用数学方程来表示文章的结构；这些办法或者都是不错的，但用在文艺批评上总是太科学的了”。[36]于此，我们看到“五四”文学革命先驱已经突破思想启蒙价值框架的文学认识，体认到文学审美追求与科学主义诉求的颉颃对抗，从而也为给文学以独立的理解与地位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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