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安全同盟与中、美、日三边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日论文,同盟论文,关系论文,三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美、日都是亚太地区大国，也是全球性大国，在多极化世界战略格局中，它们都占有重要地位，并拥有巨大影响力。无论它们之间密切合作还是相互对立（对抗），都会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分析中、美、日三边关系现状、未来对我国内外战略调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当前中美日三角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左右着亚太局势。尽管还不存在形式上的中、美、日三边机制，但并不意味实际上的三角关系就不存在。这不仅是由于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调整都会在客观上对另外两国产生重大影响，而且由于每个国家的战略制定和实施都不得不较多地考虑到对另外两国可能有的影响及由此产生的结果，更主要的是中美日三方都已经具备了三角意识，近年来三国之间的关系的发展说明了这一点。
一
冷战结束以后，美日双方共同的敌人不复存在。日本已经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人均收入甚至超过美国。面对新的国际关系，克林顿政府在对外政策中首先突出经贸问题，这不能不使本已错综复杂的美日经贸关系产生磨擦和裂痕。另一方面，世界正向着多极化发展，日本“不仅要作为经济大国，而且要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前首相中曾根的讲话）。因此，日本方面不仅舆论界一再强调在处理新的日美关系时，日本要敢于说“不”字，而且在美、日首脑会晤时，日方对自己认为不符合日本利益的美方要求也明确和公开地予以拒绝。已故尼克松总统在其所著《抓住时机》一书中曾经指出，“随着苏联帝国的崩溃，美日关系的基础开始削弱，许多美国人主张美国不再为日本的防务出钱，特别是因为美国出钱实际上是在经济上补贴东京。与此同时，许多日本人认为他们已经不再需要美国的安全保障，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在两国间的经济竞争中克制自己。在冷战消退以前，安全的考虑冲淡了经济竞争。如今，这些限制因素已经减弱，经济考虑便取代了安全问题”。到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对美贸易盈余每年都高于500亿美元，反之，1993年美国在对日贸易中的赤字为593亿美元，达到这10 余年间的最高点，在当年美国全部贸易赤字中，对日赤字占60%，贸易不平衡成为影响美日关系的核心问题。此外，80年代，还是日本利用自由贸易的原则，向美国金融、房地产、服务业、娱乐业市场大举进军的时代。日商在美直接投资从1980年到1988年短短8年间增长了10倍，在美拥有2850 亿美元的直接资产和证券资产，控制了3290亿美元的美国银行资产（占美国银行业的14%），占有纽约股市日交易量的25%，购买了30%～40%美国财政部的债券。〔1〕 日本对美国经济的渗透本已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事，但当许多美国公司倒闭、被日本厂商收买，特别是日本客商收买了美国文化的象征——好莱坞影业公司的股份，并扬言要买下整个美国的象征——自由女神像时，美国社会舆论一时哗然，反日情绪高涨，要求政府制裁日本的呼声四起。在80～90年代这10余年中，美日两国间旷日持久的贸易磨擦、金融纷争、知识产权纠纷等经济冲突成为举世瞻目的国际问题，美日矛盾日益激化。仅1995年就有两次白热化：第一次是上半年两国之间的汽车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都到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状告对方，最后双方在权衡利弊得失后达成了一个不解决任何实质问题的妥协方案；第二次是驻冲绳的美军士兵强奸日本女学生的事件在整个日本激起了愤怒浪潮。不过，比较起其他大国来，日本与美国由某种不对等的“盟国”关系向“大国的竞争合作”的普通关系的转变似乎来得更缓，特别自1994年秋季以后美国政府修改对日政策，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经济利益对美国固然重要，但美国首先是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经济问题将服从美日间的战略同盟关系。“不允许贸易磨擦破坏我们的安全联盟。”美日两国1995年上半年“关于东亚安全的战略报告”和美国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推举日本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1996年4 月《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发表都是很好的证明。特别是《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签署，进一步加深了冷战后美日同盟关系，对未来亚太安全体系及中美日三角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美国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把防止一个威胁美国利益的超级大国的重新出现作为其全球安全战略的第一目标。美国政、军和情报部门的多数人认为，在未来的亚太地区中国最有可能成为这样一个超级大国。日本方面，对中国的战略防范意图也日益明显，最新的日本防卫大纲就明确提出日本周边地区“核力量的继续发展”。 1994年4月18日的《朝日新闻》更直接地写道：“日本政府认为，在牵制将成为21世纪经济大国的中国方面，美国的存在必不可少。”由此可见，美日两国的协调一致是以针对第三国的政治军事同盟为基础的；而磨擦冲突却是建立在两国间国家利益冲突的基础上。在美日发表联合宣言的同时，美国总统安全顾问莱克就美日关系发表评论时表示：“我们的政策是让安全保障关系和经济关系保持平衡，这并不意味着安全保障的优先程度提高，而贸易和经济的优先程度下降。”这至少暗示着，美国不会因为美日安全同盟的关系而放弃与日本的贸易竞争。由于引起双方磨擦的根源依然存在，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日本出口贸易型经济体制，即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中心的太平洋经济带，仍是日本经济的重心所在；要建立21世纪面向亚洲国家的日本海经济带，逐步实现内需与外贸平衡的经济体制，目前看来还相当遥远。从中长期看，一旦日本经济渡过困境，必然会与美国展开新的一轮竞争，届时的贸易磨擦必将更加尖锐。
美日重新确认和加强两国安全联盟，反映出这两国面对迅速发展的多极化局势，尽管双方经济矛盾和冲突难以消除，但在安全战略上的合作和协调仍然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两国关系的主要方面。从近期看，即在中国的实力得到明显提高之前的10年或者稍长的时间里，美日在某些问题上会联手制华，中国同美日磨擦增加的可能性较大。美国想要遏制中国强大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并从政治、经济、人权问题多方下手。近年来，美国利用台湾问题这个最敏感的刺激因素，对中国形成一种外在压力，一口咬定不放弃台湾。日本国内也一再有人叫嚣日美防卫合作范围包括台湾。其深层的原因是把两岸的分裂状态作为阻止大中华出现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美日谁也不想使中国变成苏联式的敌人。包括总统克林顿在内的美国主流意见认为，在目前情势下最明智的做法是向积极方向努力，用“全面接触”的战略，通过与中国正面交往使其成为一个“负责任和守信用”的大国，最终将其纳入国际社会；应尽可能少使用对抗、遏制等激烈手段以避免把中国推向反面，尤其要避免由于政策不当而将中国变成美国的敌人。从长远看，三角关系不可能演变为两方联合对付第三方的关系，就像冷战时期美日对付中国那样。实际上，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日美都有自己的打算：美国的长期考虑中仍然要制约日本，为此需要借重中国；而日本在制约中国的问题上，要把美国推到前台，避免自己出头引起中日关系紧张，在中美矛盾中获得利益。退一步讲，即使美日共同行动、联手制华，也会引起三角关系的严重失衡，进而导致亚太地区的混乱甚至“冷战”重起，反过来也会危及美日自身的利益。
二
中美日三国在亚太地区都有重大利益，但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在亚太地区左右各种力量的分化组合和决定利益关系的结构。美国要把太平洋作为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依靠，使未来的太平洋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继续保持其“世界领导者地位”；而日本则要在其经济强国的背景下在亚太站稳脚跟，进而获得世界政治大国地位：中国在亚太的利益同样至关重要，中国要抓住冷战结束、亚太崛起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实现经济腾飞。
中、美、日在亚太地区和全球追求的战略目标各不相同。因此，三者关系的结构也将不断调整。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在未来5～10年内，世界上将难以出现第二个超级大国（美国舆论界认为 2020年前后中国将成为第二个或第一超级大国）。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不担心丧失超级大国地位，恰恰相反，美国最害怕别国赶上它并超过它。这样，美国在世界上追求的战略目标便是保住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借以维持以美国为主导的所谓“单极”世界结构和世界秩序。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美国同样占据牢固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为了形成对美国更加有利的态势，美国在中、日之间将经常“洗牌”。为了遏止中国的发展，美国将频繁运用“美日军事政治同盟”这张王牌（明确地把中国视为头号“假想敌”），极力与日本一起保持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处于长期分裂和对立状态，将极力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为了遏止日本向“独立”的方向发展，美国将借用中国（和韩国）“反对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这张王牌。总之，美国最希望同时把中、日抓在自己手里，以期达到“左右逢源”的最佳战略态势。
日本是世界超级大国“候选者”之一。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总体战略目标是：摆脱美国控制，追求完全的独立和自主，充当世界一流大国，推行积极进取的对外战略。在日本，主张向美国说“不”的思潮正在汇成一股越来越强大的历史潮流。在冲绳美军强暴日本少女事件发生后，日本民众反美浪潮正在猛烈地冲击日美军事政治同盟的基础。事实上，日本在经济科技领域追赶美国的同时，也正在不断大力增强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据西方估计，日本军事开支已占世界第二位（500 亿美元左右），其自卫队潜力（海军在东亚属第一位）巨大。只要当局作出政治上的战略决策，其所拥有的经济科技能力完全可以在3～6个月完成核武器研制和实战装备，其远程运载和投送能力也已经具备或基本具备（拥有H2火箭）。近年来，日本追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努力获得了明显进展（有数十个国家表示赞同或理解）。当然，日本借助中国来完成“政治大国梦”的努力（挤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和修改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等）也不断增强。在对美政策方面，日本也正在不断打“中国牌”（如带头取消1989年以来的“制裁”），以期增加其讨价还价的筹码。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对处理与美日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美日都视中国为潜在的巨大威胁，联合“遏制”中国正在成为美日共同追求的重要目标（至少在某些安全领域）。当然，美、日关系并非铁板一块，存在诸多矛盾，我们亦可以利用这些矛盾，发展双边、多边关系，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三
中美日三角关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确切地说是亚太多极格局逐渐形成中的三角关系。中美日三角关系并不是也不可能完全靠自身来调节和平衡系统的运作。亚太的诸多力量都直接和间接地作用于三角关系，其中俄罗斯和东盟的地位尤其重要。俄罗斯和东盟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在亚太格局中还难以有大的作为，但这并不否认俄罗斯和东盟在目前亚太多极战略格局形成中作为重要的平衡因素发挥独特作用，实际上，中美日三国在一些国际事务中想绕开俄罗斯和东盟也是不可能的。
90年代初，俄罗斯对美国和西方的期望破灭后，调整了向西方倾斜的外交政策，开始加强同东方的联系，寻找同亚洲接近的机会，作为对美国和西方的有力制衡。东盟的空前活跃也在于其在国际关系中充分利用了亚太大国关系为其提供的特殊环境，极大地扩大了活动空间，巩固和增强了在本地区的地位。
俄罗斯和东盟在这里起着类似控制系统中的两个调节阀门的作用，无形中制约着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极端发展。同时三角中任何一方在情况对自己不利的时候，也都有可能发展同俄罗斯或者东盟的关系获取一些主动。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被美国媒体大肆渲染的“‘龙’、‘熊’关系”。有两个例子可以反映出美国当局的心态：其一是1991年5月15日，布什总统匆匆地宣布要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且还是“无条件的”，这一天刚好是江泽民总书记率团到莫斯科；其二是1994年5月 26日，克林顿总统宣布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且与“人权”脱钩，这一天恰好是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率团到达北京。这两次时间上的“巧合”决非偶然。
三角关系的未来充满了变数。但是在总体上冷战后的大国关系已经不存在非常明确的敌对国家和为对付敌对国家而结盟的客观要求，国际关系中政治经济化以及经济政治化的发展为中美日三角关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基础。如果对三角关系作一概括，其基本构架可能是：中美日三方不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而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和相互斗争、相互合作与相互竞争；彼此防范和猜忌的美日双方为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而进行某些战略配合，但中国的崛起日益成为现实，对中国的遏制将越来越力不从心；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和日本谋求政治大国步伐的加快，关于亚太主导权的争夺将趋于激烈，三角关系的发展将更多地决定于三方实力的消长和运用。由于利益关系复杂，中美日相互间关系发展的特点将越来越多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自主化倾向的增长。东西方对峙的解除以及实力地位的消长，使三国之间原有的关系日益受到挑战，各国都在谋求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二是各国都实施全方位外交。三是冲突与合作并存。三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竞争和矛盾会越来越激烈，但可控性将逐步加强，协调和合作会随之发展。
对中国来说，处理好中美日三角关系是立足亚太的一个基础，是中国世纪之交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在21世纪初，中国将很有可能成为强大的一股力量，而这一进程是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多极化格局同步的，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努力推动亚太的多极化趋势朝着力量相对均衡，相互制衡。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方向发展。
注释：
〔1〕刘小林：《 盟友还是对手？——战后日美结构性磨擦关系问题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