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增长路径：1952-2008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业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是反映技术变化和发展方向的一个主要指标。众所周知，土地和劳动是农业投入的基本要素，它们的相对禀赋和积累状态将决定农业增长的实际模式(农业增长路经)。农业的特点就是土地对生产的约束比经济中其他部门更强烈。农业增长可以被看做是消除由于无弹性的土地和劳动供给对生产施加的约束。而且，土地和劳动的相对稀缺性会诱致新的更具生产效率的节约劳动或节约土地的农业技术变化。
农业技术变化是农业发展的内生变量，可以促进经济中相对丰富要素对相对稀缺要素的替代。一个国家(地区)要想获得农业生产率和产出迅速增长的能力取决于在各种农业技术途径中进行选择。因而农业技术变化是对资源禀赋变化和需求增长的一种动态反应，它主要表现在诱致性技术(Induced Technology)，即生物化学技术(Bio-chemical Technology，简称BC技术)和机械技术(Mechanical Technology，简称M技术)*。其中BC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土地生产率。在人口密度和土地供给缺乏弹性的国家生物品种制约着农业产量的增长。同样，在一种以劳动力相对稀缺为特征的经济中，土地对劳动的替代可以通过改进农用工具和机械而实现。机械设备的发展可以增加每个劳动者所能经营的土地面积，从而使人均产量上升(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根据希克斯对生产技术的分类标准，可以把M技术称为“劳动节约型”，BC技术看成是“土地节约型”**。
*Hayami and Ruttan(1985)曾经把诱致性技术进步(Induc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分为生物化学技术和机械技术
**并不是绝对如此，机械技术的开发可以是节约土地型，而生物技术的开发也可以是节约劳动型
Hayami and Ruttan(1985)的诱致性技术是指由于生产要素相对价格或者产品需求变化所带来的非均衡而引起技术变革和创新，该理论反映了资源禀赋、技术与制度在农业增长中的一般均衡关系，可以用来解释农业增长的一般路径，对于发展中国家制定农业发展政策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本文通过对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农业的增长过程部分要素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进行分析，试图发现增长路径的一般特征，揭示中国农业增长的源泉，并探寻适合中国资源条件的农业发展道路。
二、理论概述及分析框架
一般地说，在农业增长过程中投入要素之间相对禀赋和替代关系的变化即农业增长路径可以用部分要素生产率和要素投入比率来分析。部分要素生产率(Partial Factor Productivity，PFP)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若用A代表土地投入量、L代表劳动投入量、Y/A代表土地生产率、Y/L代表劳动生产率、A/L代表土地—劳动比率(简称地劳比率)、L/A代表土地的劳动集约率，则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可以分解如下：
(Y/L)=(Y/A)×(A/L)或ln(Y/L)=ln(Y/A)+ln(A/L)
(Y/A)=(Y/L)×(L/A)或ln(Y/A)=ln(Y/L)+ln(L/A)
由此可见，劳动生产率等于土地生产率与地劳比率的乘积，土地生产率等于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的劳动集约率的乘积。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不仅受地劳比率的影响，而且受土地生产率的制约；土地生产率不仅受土地的劳动集约率的影响，而且受劳动生产率的制约。通过上述部分要素生产率分解，有助于更好把握部分要素生产率的实质以及不同部分要素投入之间的替代关系，为部分要素投入的合理配置和部分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依据。
资料来源：根据Hayami and Ruttan(1985)第121页绘制
图1 地劳比率与农业增长路径
图1在部分要素生产率分解关系式的基础上描绘出三种不同农业增长路径。图1中正坐标系的横轴代表劳动生产率，纵轴代表土地生产率；倒坐标系的横轴代表单位农业产出所耗用的劳动，纵轴代表单位农业产出所占用的土地。正坐标系与倒坐标系互为倒数，做这样的处理是为了把土地和劳动生产率与单位产出所占用的土地和劳动对比以便于观察单要素生产率与地劳比率之间的规律性。图中的45度虚线代表着一条单位土地—劳动比率线(单位A/L线)，即每一个劳动力拥有的土地面积。从图1的左上到右下，土地—劳动比率逐步上升。
图1中，每条代表增长路径的直线的斜率为：
或
因此，在如前述的部分要素生产率分解关系式的基础上有如下不同的农业增长路径：如果k＞1，即斜率大于单位A/L线的箭头线(图中箭头线①和①*)，代表着这样一种增长路径：因地劳比率的不断恶化而造成的主要土地生产率的增加大于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增长主要靠土地生产率的增加来获得；如果k=1，即斜率与单位A/L线的箭头线相平行(图中箭头线②和②*)，代表着这样一种增长路径：因地劳比率没变，而劳动生产率增加的唯一根源就是土地生产率的增加，农业增长靠土地生产率的增加来获得；如果0≤k<1，即斜率小于单位A/L线的箭头线(图中箭头线③和③*)，代表着这样的增长路径：因地劳比率显著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由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和地劳比率的增大共同促成的；如果k<0，意味着单位劳动的产出与单位土地的产出的变化方向相反。
这里如果只考虑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配合轨迹，农业增长路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从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配合轨迹，可以把农业增长抽象化为三种增长路径：一是土地生产率导向路径，即主要依靠提高土地生产率来实现农业增长；二是劳动生产率导向路径，即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农业增长；三是“中性”导向路径，即同时依靠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农业增长。如果不考虑地劳比率因素(包括单位产出所占用的劳动和单位产出所占用的土地因素)，三种农业增长路径可以由图1展示出来。如果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配合轨迹在时间上是沿着偏于纵轴的方向(即箭头线①)扩展，则为土地生产率导向路径；如果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配合轨迹在时间上是沿着偏于横轴的方向(即箭头线③*)扩展，则为劳动生产率导向路径；如果二者的配合轨迹在时间上是沿着对角线方向扩展(即箭头线②和②*)，则为“中性”导向路径。
*其实，农业增长实际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部分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实现的。在农业增长中，尤其是各个部分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所起的作用并不同等。在这里农业增长路径局限于农业增长主要是以哪一个部分要素生产率为导向因素。由于二维空间坐标的约束，这里的分析只基于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Hayami and Luttan(1985)曾经提示过这样的农业增长分析方法，详见Yamada and Ruttan(1980)，和Hayami and Ruttan(1985)
上述的三种不同农业增长路径实际上是不同国家农业资源(投入要素)条件诱导的结果。资源条件诱导一个特定的社会充分发展有效技术，资源与产品价格的关系诱导适应一个国家特定资源条件的技术变化过程。对这种诱导做出的合乎规范的反应，即适应于资源稀缺程度的变化以及由此派生的资源相对价格的变动所进行的投入要素之间的动态替代，是农业生产率不同增长路径形成的根本原因。
从劳动生产率导向路径看，相对于劳动力供给而言，土地供给较为丰富的国家劳动力不足是农业生产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限制因子，资源格局派生出相对于土地来讲的较高的劳动力价格，从而诱导着所谓M技术(机械技术)的进步，发展M技术以替代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劳动生产率为导向的农业增长路径便应运而生。
从土地生产率导向路径看，相对于劳动力供给而言，土地供给十分短缺的国家土地不足是农业增长的最大障碍，相对于劳动力而言的较高的土地价格必然导致农业技术变化沿着节约土地的方向发展，BC技术(生物化学技术)的进步首先大幅度地提高土地生产率，从而形成土地生产率为导向的农业增长路径。
土地与劳动力供给的稀缺程度都介于两个模式之间的国家选择同时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中性”增长路径。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农业增长路径，Hayami and Ruttan(1985)在对44个不同国家1960-1980年20年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发展过程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了三种不同农业增长路径似乎与不同的地域空间有关系，比如劳动生产率导向路径的国家大多数位于新开垦的大陆，土地生产率导向路径的国家大多数居于亚洲，而中性导向路径的国家多集中于欧洲。而他们在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路径和农业土地资源稀缺程度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表明，每个劳动力所占用土地面积超过100公顷，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基本上选择劳动生产率导向农业增长路径；每个劳动力所占用土地面积在10～100公顷之间，如大多数欧洲国家基本上选择的是中性导向农业增长路径；每个劳动力所占用土地面积在10公顷以下，如大多数亚洲国家基本上选择土地生产率导向农业增长路径。因此，他们把土地生产率导向路径、劳动生产率导向路径和中性增长路径分别进一步划分为亚洲型增长路径(Asian Path)、新大陆型增长路径(New Continental Path)和欧洲型增长路径(European Path)(见图2)①。尤其是有关亚洲型农业增长路径，Yamada(1987)在土地生产率和地劳比率关系的基础上提示过所谓“S字型增长路经”(见图2)。
资料来源：(a)Hayami and Ruttan(1985)：124；(b)Yamada(1987)：78
图2 农业增长的三种路经与亚洲农业生产的“S型增长路经”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国家不同农业增长路径的出现可以扩展到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之间，即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农业增长路径的差异。一般而言，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比较慢，而非农业部门对劳动的吸收能力强。所以，如果不考虑劳动力的流动，发达地区农业劳动力迅速减少，从而导致土地—劳动比率显著提高。因此，发达地区能够沿着更高的单位A/L线向右移动并由此提高生产率。部分由于人口的高速增长，部分由于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吸收不足，大多数欠发达地区都出现了农业劳动力的绝对增长，导致了农业中地劳比率的进一步恶化。为了抵消人口压力，必须努力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主要是通过投资于土地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肥料施用量来实现的。这些措施促进了沿着单位A/L线相平行(或更陡)的路径来提高每个劳动力的产量。但是由于地劳比率是固定的或者是下降的，因此欠发达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低于发达地区⑤。
*刘洪、李芝倩(2002)根据Hayami and Ruttan(1985)的分析方法对中国29个省份农业增长进行了检验
三、中国农业的增长路径
中国农业的增长路径属于哪一种增长路径呢？根据上述理论分析，这里利用部分要素生产率和要素替代关系来描述中国农业的增长路经和农业技术变化。
为了分析这个问题，表1给出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农业的部分要素生产率以及要素替代关系的变化状况。由表1、图3可以看到，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农业部分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十分突出，1952-2008年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53％和4.36％，土地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稍快。这种表现从某种意义上暗示主导中国农业增长的不是M技术，而是BC技术。
如果将改革开放前后进行对比，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差距更为明显。1952-1978年改革开放前26年间，每个不同时期土地生产率一直高于劳动生产率，此时期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94％和2.59％，相差1.6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业一直牺牲劳动生产率，追求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这样的增长趋势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大的变化，虽然1978-2008年间土地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比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稍高，但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十分显著，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个不同时期劳动生产率一直高于土地生产率，此时期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80％和5.93％，相差只有0.13个百分点。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农业部分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趋势性特征表现在：第一，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是总体上不断上升趋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明显；第二，与劳动生产率相比，土地生产率的上升趋势尤为明显。土地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劳动生产率的事实，显示中国农业在土地供给相对短缺、劳动力供给相对丰富的资源格局面前所作出的合理选择。
此外，从反映一个国家农业资源相对禀赋条件的最明确的指标——地劳比率变化情况来看，从1952年的0.816大幅度下降到2008年的0.510，年均增长率为-0.84％。虽然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从1990年代初期的高峰呈现出缓慢减少趋势，在1952-2008年总体上以年均1.02％的速度增长，在同期播种面积以0.18％的速度增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增长速度缓慢，年均增长率为0.13％*。这意味着，新中国建立以来土地不足是中国农业增长的最大障碍，影响土地生产率导向的农业增长路径。此外，从化肥—土地投入比率和农业机械—劳动比率来看都呈现出大幅度上升趋势，1952-2008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96％和15.02％。
*如果利用耕地面积指标的话很可能呈现出逐渐减少的总体趋势。遗憾的是，在现行中国统计上有关耕地面积的历史数据不全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农业部分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机制，下面将要对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行因素分解。表2是中国1952-2008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分解。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土地生产率的增长，地劳比率的恶化给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以负向作用。土地生产率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强大后盾，构成了中国农业部分要素生产率增长机制的一大特征**。值得一提的是从1990年代以来地劳比率给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产生正向作用。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农业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农民的人均物质资本量、人均耕地、人力资本含量以及技术和制度因素。以此解释劳动生产率持续快速增长的原因，在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提升主要是由于体制调整因素，例如新的产权制度的引入、市场的激励和政府的支持、科技进步因素等，更重要的是如农机、电力、化肥、生物品种、塑料薄膜等技术和新投入广泛应用。同时道路和物流设施改善促进了专业化分工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9》有关数据绘制。下同。
图3 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路径：1952-2008年
借助于土地生产率指数和地劳比率指数可以描绘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路径。图3中土地生产率作纵轴，地劳比率作横轴。连接每个年份的土地生产率指数和地劳比率指数确定的坐标点而形成的曲线反映了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过程。可见，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沿着地劳比率恶化、土地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路径增长的。从Yamada(1987)已提出的“S字型增长路经”来看，中国农业增长总体上处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初期。
为了判断中国农业增长属于哪一种农业增长路径，图4(a)、(b)描绘出连接每个年份的土地生产率指数和劳动生产率指数确定的坐标点而形成的中国农业增长路径。由图4(b)可以看出增长路径的直线斜率都大于对角线的斜率，即k>1，而且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配合轨迹在时间上是沿着偏于纵轴的方向扩展，这意味着中国农业增长路径属于典型的土地生产率导向的亚洲型增长路径。这样的增长路径与中国农业的资源禀赋密切相关。中国人多地少，人均土地面积不足1公顷，存在着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相对无限。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下，土地的短缺使得中国农业发展和应用BC技术比M技术更为迫切。所以中国农业增长以土地生产率为导向路径是一个合乎规范的选择。
四、简要结论
1.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农业部分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十分突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其上升趋势更为明显。1952-1978年改革开放前26年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94％和2.59％，相差1.65个百分点；1978-2008年改革开放后30年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80％和5.93％，相差只有0.1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十分显著。
图4 中国农业的增长路径：1952-2008年
2.与劳动生产率相比土地生产率的上升趋势尤为明显。土地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劳动生产率的事实显示中国农业增长路径是在土地供给相对短缺、劳动力供给相对丰富的资源格局面前所作出的合理选择。
3.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土地生产率的增长，地劳比率的恶化给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以负向作用。土地生产率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强大后盾，构成了中国农业部分要素生产率增长机制的一大特征。值得一提的是，从1990年代以来地劳比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奉献份额逐渐增加。从Yamada(1987)已提出的所谓亚洲农业的“S型增长路经”来看中国农业增长总体上处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初期。
4.从农业增长的三种路径来看中国农业增长路径属于典型的土地生产率导向的亚洲型增长路径，这样的增长路径与中国农业的资源禀赋密切相关。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下，土地的短缺使得中国农业发展和应用BC技术比M技术更为迫切。
注释：
①Yamada and Ruttan(1980); Hayami and Ruttan(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