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巴蜀散文（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宋论文,巴蜀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8—424X（2000）03—0066—06
二、张栻、张縯、刘光祖、黄裳
张栻（1133—1180），字敬夫（一作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其父张浚，为南宋名相，其弟张枃、张杅皆有文名。张杅曾师从名师胡宏，很得胡宏赏识，喜称其“圣门有人”。孝宗隆兴元年（1163），以父荫补官，很得孝宗及同僚赞赏，曾上《请誓不言和专务自强疏》，力主抗金，反对和议。乾道五年（1169）知严州，次年召为吏部侍郎，兼权起居郎侍立官，寻兼侍讲，除左司员外郎。末足一年而召对六、七次，所言皆为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练兵，力图恢复之事。后因与丞相虞允文议事不合，退而家居，于潭州（今湖北长沙市）创办城南书院，聚四方人才，穷经究道，著书讲学。时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淳熙二年（1175），孝宗念之，召除旧职，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精兵简政，安边保民，政绩卓著。五年（1178）除秘闾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寻改知江陵府，安抚本路。莅任，整治吏风，一日罢贪吏十四人，又礼遇诸将，体恤士卒，省刑薄赋，问民疾苦，一方大治。七年（1180）病卒，年仅48岁，孝宗嗟悼，名贤出吊，百姓痛哭。
张栻治学严谨，卓然有见，为南宋一代经师，诗、词、文俱佳。一生著述颇丰，有《太极图解》、《经世记年》、《通鉴论笃》、《南轩奏议》、《南轩诗集》等17种，均佚。今存《南轩易说》十一卷、《癸已论语解》十卷、《癸已孟子说》七卷、《伊川粹言》二卷、《南轩先生文集》四十四卷，皆收入《四库全书》。《南岳倡酬集》收录其诗数十首。
张栻散文以哲理论说为主。作为一代理学大师，为学主“明理居敬”、“义利之辨”，为文平实流畅，自然淳朴，颇有儒家之文、学者之文从容不迫、雍容尔雅之风。《四益箴》应其弟张枃之请，阐述先父张浚所谓“无益之言勿听，无益之事无为，无益之文无观，无益之友勿亲”的“四益”赠言，文章或引古训，或抒己见，正反结合，事理昭然，语言精炼含蓄、典雅淳正，如“滔言溺心，奸言败德”、“闻过以改，闻善以从”，皆如格言警句，启示人心。张栻还有一些史论文章，如《谢安淝水之功》，纵古论今，言用人用兵之法；《温峤得失》曰忠曰孝，论为人处世之道。
《游东山记》、《多稼亭记》可为张栻记叙散文的代表作，前者记宋一代名相范仲淹故居东山时为人至诚，生活至俭的言行品格及“在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博大胸怀。后者由亭名“多稼”，“观稼穑之勤劳，而念民生之不易”，表现了作者勤政爱民的思想。
张栻还有不少关于教育的文章，如《袁州学记》、《邵州学记》、《钦州学记》、《柳州学记》等等，集中体现了张栻重视德才兼备的教育思想。
张縯（约1138—1207），字季长，蜀州江源（今四川崇庆县）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4）进士，初为幕僚，后为秘书省正字。孝宗乾道八年（1172）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不久，王炎回京，张縯乡居故里。淳熙十五年（1188）任利州路（今四川广元）提刑，除直秘阁知遂宁府。绍熙元年（1190）任大理寺少卿，次年罢职。后又出任夔州路转运使、知汉州和潼川府事。晚年回归故里。
张縯著《中庸辨择》、《陶靖节年谱辨证》、《职官记》，皆亡佚。《全蜀艺文志》录其诗八首，《宋代蜀文辑成》录其文六篇。
张縯诗歌极富于报国忧时情怀，遗憾的是现存散文都少有这方面的内容。唯《南康郡王庙记》成就较高。该记歌颂了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南康郡王韦皋治蜀二十一年，“外能折吐番之鸱张”，“破吐番四十八万众”，“中能抚柔其民”，“使蜀土晏然皆乐”，并以古讽今，抨击了南宋投降派“巽懦不武”、“稽颡屈服”，号召“奋张王灵，扫洒宇县，以成陛下复古之烈”，继承南康郡王的遗志，奋发图强，光复中华。
《赋梅自序》为一篇诗序，作者从今之赋梅诗成，联想到十多年前与友人任子渊、薛元发、查元章诗酒流连，知音俊赏的情景，表达了对已故朋友的深切怀念。虽未言家国之事，仅及朋友私情，但品味高雅、情真意切，也十分感人。
刘光祖（1142—1222），字德修，号后溪，又号山堂，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县）人。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进士，曾任剑南东川节度推官、潼川提刑司检法。淳熙五年（1178）召对，针对孝宗所问十四条治国大计，作《淳熙对策》，除太学正，迁校书郎。光宗即位，擢殿中侍御史，上《论正论益衰士风不竞疏》、《论言事本未疏》等，劝光宗妙求人才，容纳直谏，肃整吏治士风，不当讥贬道学，借朋党以害君子。除直秘阁、潼川运判，后任江西夔州提刑。宁宗即位，除侍使，改司农少卿，上《谨始五箴》，又论人主有“六易六难”，宁宗嘉纳其言迁起居郎。同年，因谏阻罢朱熹事，被劾谪宫。嘉泰二年（1202），召除右文殿修撰，历知襄阳、遂宁、潼川府，升显谟阁直学士。嘉定十五年卒。光祖正色立朝，忠忠耿耿，大有忠臣义士之风。
光祖著《续东溪易传》、《诸经讲义》、《通鉴评》、《岘山集》、《鹤林集》、《金泉集》、《眉山集》等十二种，均佚。今仅存诗、词数十首、散文三十五篇。
光祖今存散文以奏疏等政论文为主，《淳熙对策》为其代表作之一。该策洋洋七千字，纵古论今，审时度势，披肝沥胆，忠正直言，痛斥“天变见于上，民心播于下，饥馑连年，盗贼须时而起，风俗薄恶，纪纲陵夷”的时局，批评孝宗“独断自用”、“睿察太精，辰断太严，求治太速，喜功太甚”，以至“革弊而弊愈甚，治法而法益失”，劝谏君王反其本，得其道，“择忠朴正直之人而委任之，察左右近习之奸而逐去之，虚心以接物，和颜以听谏，布德泽以结民心，优儒礼以长人才，谨边备勿轻用兵，省国费勿多取财，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人疾庄士。”难怪当时宰相赵汝愚谓光祖“论谏激烈似苏轼，恳恻似范祖禹。”
《论正论益衰士风不竞疏》也集中体现了刘光祖散文尖锐犀利的风格：“比年以来，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竞，不尊名节而尊爵位，不乐公正而乐软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习以成风，谓苟得为至计。”可谓针针见血，淋漓畅快。
《万里桥记》“怀古以图今”，由孔明故事的命名而追念“通吴抗魏”、“存汉社稷”的功业，号召世人继承“诸葛公通吴之志”而通中原，图恢复。以古鉴今，古为今用，也是刘光祖散文之一特点。
黄裳（1146—1194），字文叔，隆庆府普成（今四川剑阁县）人。孝宗乾道五年（1169）进士。曾任巴州通江尉，时蜀中饷师，名为和籴，实则刮民，黄裳作《巴中行》以讽，后罢籴，民皆称颂。改任兴元府录事参军，召对，论蜀中兵民大计，迁国学博士。光宗即位，进对，论富国强兵，捍内御外之术，除太学博士，迁嘉王府翊善，开导王心，多有讽谏。绍熙二年（1191），迁起居舍人，上《论人君不能从谏其蔽有三疏》。次年，试中书舍人，上疏加强武备，增兵荆、襄。时光宗与父皇有所猜疑，黄裳上《论尽孝寿皇疏》、《辞职请外疏》。宁宗即位，黄裳任礼部尚书，寻兼侍读，上《论朝廷可忧二事疏》，又引魏征《十渐》以为戒，恳恳数千言，劝宁宗慎终如始。卒于宁宗庆元四年。
黄裳为文明白条畅，气平辞切，著有《王府春秋讲义》、《乐记论》、《兼山家学》、《兼山集》，均佚。《宋代蜀文辑成》录其文十二篇。
黄裳今存散文以奏疏政论为主。《论人君不能从谏其蔽有三疏》指陈人君不能从谏，是因为有私心、胜心、忿心这“三蔽”。
《论尽孝寿皇疏》宣扬孝道，但批评光宗“天变则疑而不知畏，民困则疑而不知恤，疑宰执专权则不礼大臣，疑台谏生事则不受忠谏，疑嗜欲无害则近酒色，疑君子有党则庇小人。”则亦锐利恳切，尽言无隐。
《论朝廷可忧二事疏》一忧宁宗“不委任大臣，则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阴窃主权，引用邪党，其为祸患”；二忧宁宗“厌其多言”，使台谏“咋舌闭口，无所论列”，以至“君子日退，小人日进，而天下乱矣”，最后以“三事”劝宁宗：“笃于孝爱，勤于学问，薄于嗜好”。
黄裳散文直切明快，常用排比句式，气势充畅，事尽理洽。
三、李心传、魏了翁、李鸣复、吴昌裔、牟子才
李心传（1166—1244），字微之，一字伯微，号秀岩，隆州井研人（今四川井研县）人。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应试不第，遂绝意科举，立志著述。嘉定元年（1208）撰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上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记建炎元年（1127 ）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一朝史实，考证核实，条理精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嘉定九年（1216）撰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十卷，记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史料，王士祯《居易录》称其“大纲细目，粲然悉备”、“为史家之巨擘”。嘉定十四年（1221）撰成《西陲泰定录》九十卷，记宁宗嘉泰元年（1201）至嘉定十四年（1221）史实。嘉定十七年（1224）撰成《道命录》五卷。理宗宝庆二年（1226）召为史馆校勘。绍定四年（1231）赐进士出身。瑞平三年（1236）撰成《十三朝会要》。嘉熙三年（1239）撰成《中兴四朝帝纪》，旋即因丞相史嵩擅改此书，愤而辞官。
李心传一身勤于著述，除上述著作外，还撰有《旧闻证误》十卷、《丙子学易编》五卷、《诵诗训》五卷、《春秋考》十三卷、《丁丑三礼辨》二十三卷、《读史考》十二卷、《四朝会要总类》五百八十八卷、《十三朝会要》、《国史臣传稿》、《李微之诗文集》一百卷。今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道命录》、《丙子学易编》、《孝宗要略初草》、《旧闻证误》及散文三十五篇。
《论致旱之由在政事多失疏》借论天旱而讽朝政：“陛下愿治，七年于此，炎祥饥馑，史不绝书。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规，则政不节矣；行赍居送，略无罢日，则使民疾矣；陪都园庙，工作甚殷，则土木营矣；潜邸女冠，声焰兹炽，则女谒盛矣；珍玩之献，帘闻郤绝，则包苴行矣；鲠切之言，类多厌弃，则谗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犹足以致旱。……然民怨于内，敌逼于外，事穷势迫，何所不至！”矛头所向，直指理宗，真可谓秉笔直书，龙颜敢犯，有一代良史之辞锋。
《九华集序》歌颂南宋名臣九华子（员兴宗，字显道，号九华子）“忠言辅上”，“正论救时”，“虽斥逐致死而不悔”的人品文品，用之评价李心传其人其文，也可矣。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县）人。少聪慧绝伦，日诵千言，过目不忘，人称神童。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进士，授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嘉泰二年（1202），召为国子正，次年改武学博士。开禧元年（1205），韩侂贸然对金用兵，国中忧骇，莫敢出言，魏了翁上疏反对，谓“国家纪纲不立，国是不定，风俗苟偷，边备废驰，财用凋耗，人才衰弱，……未见可以胜人之实。”以此贬嘉定府。三年（1207）侂胄以误国罪被诛，史弥远人相专权，了翁辞官居父丧，后筑室白鹤山下，开门授徒，四方学者云集，称为鹤山先生。嘉定三年至十五年（1210—1222）复出，知汉州、眉州、泸州、潼川，戢吏奸，询民瘼，利民之事，知无不为，政绩斐然。嘉定十五年召对，上疏二千余言，进兵部郎中，改司封郎中兼国史院编修官。又上《择人分四重镇以备金夏鞑事》，主张江、淮、襄、蜀四重镇，择人以任，虚心以听，假以事权，资以财用，为联络守御之计。上《奏论蜀边垦田事》，主张蜀边垦田，既可丰边食，又可足兵丁，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十七年，迁秘书监，寻以起居舍人，上《论事变倚伏、人心向背、疆场安危、邻寇动静、远夷利害五几》，望明察时机，审度力行，不得坐观事变，酿成大祸。上《论士大夫风俗》，痛斥士风不正，“面从而腹诽，习腴而踵陋”，“人各有心，身自为谋”。理宗即位，了翁屡犯直谏，指陈时弊。寻以劾罢，谪居靖州（今湖南靖县），著《九经要义》百余卷，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笈从学。绍定四年（1232）复职，次年知泸州，修葺城廓，整治武备，兴学校，减赋税，数月之间，百废俱兴。因政绩升为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上《论十弊》，针对当时权臣相继，内擅国柄，外变风俗，纲常败坏，法度堕驰，贪浊在位等十大弊政，主张“一曰复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复二府之典以集众议，三曰复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复侍从之典以来忠告，五曰复经筵之典以熙圣学，六曰复台谏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复制诰之典以谨命令，八曰复听言之典以通上下，九曰复三衙之典以强主威，十曰复制阃之典以黜私意。”复兼同修国史并侍读。还朝仅半年，连上二十余奏，或辨贤奸，或宽民力，或图自强，或论边患，皆当时急务。上嘉其言，然权臣嫉恨，遂以端民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兵马，又付以江淮督府之任。至则申儆将帅，调遣援师，褒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将，并奏《边防十事》。未几，改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福建安抚使，后以资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致仕。
魏了翁作为一代良臣，忧国虑时，恤民疾苦，颇多奏疏政论之文。作为一代经师，遵承朱熹、张栻义理之学，讲经论道，颇多经学之文。所著有《周易集义》六十四卷、《周礼折衷》二卷、《九经要义》一百六十三卷、《国朝通典》二百卷、《古今考》二十卷、《鹤山大全集》一百零九卷等三十余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了翁之文醇正有法，纡徐宕折，出乎自然，既无游士叫嚣狂诞之风，又无诸儒空疏迂腐之病。
魏了翁奏疏政论文可以《论择人分四重镇以备金夏鞑事》为代表。文章首以晋、梁之亡警示当朝；然后分析金、夏、鞑三虏角逐，金“连岁盗边，志在抄掠，三陲将吏已不得休息”；夏“久有吞噬关陕之志，数通边臣，要结兵援”；鞑又“乘间于其中”；而宋又已现垂亡之征；最后劝谏宁宗“外示怀柔，以弭增寇之忧，而内修守备，以立久安之势”，分江、淮、襄、蜀四重镇，精择守将，“假以事权，助之财计，凡所奏请，随即响报”，“休养百姓，谨固守封”，“同心体国，互相关移”。文章鞭辟入里，论述缜密入微，结构清晰严谨，语言省净流畅，字里行间处处可见爱国之心、忧国之情。
魏了翁经学之文可以《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之谓天》为代表，主张明心见性，认为“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以立两仪，以命万物”，具有从理学向心学转变的某些特征。
李鸣复（？—？），字成叔，泸州（今四川泸州市）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宋宁宗、理宗朝。宁宗嘉定二年（1209）进士。曾任司农寺丞、兵部郎中、大理少卿、侍御史兼侍讲、工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兼给事中、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资政殿大学士等职。善为文，《宋代蜀文辑成》录其文四十五篇。
李鸣复散文多奏疏，多言政治、军事、民情，其忧国忧民之心，随处可见。《请谕赵范修政恤民疏》告谕边将“当戒者三，曰去私、禁暴、惩怒。”修明政治，体恤民病。《论节财三事疏》针对“户口减耗，闾里萧条，民不聊生”的现实，主张廉政勤政，淘汰冗官，节用“边费，浮费、经费”。《论致天变在君相疏》名曰谈天变，意在论人事，主张“君德修于内，朝政肃于外”，“修君德当正其本，肃朝政当请其源”。《论防蜀事疏》、《策全蜀安危疏》为四川边防献策献计。《论今日当议备边之实疏》揭露边备空虚疏忽，边将谎报军情。《论事势三可忧疏》、《论用兵五可忧疏》则上忧国计，下忧民生，外忧强敌，内忧祸患。
李鸣复散文篇幅较长，多在千字以上，结构绵密，论证周祥，表述比较委婉，语言不够精炼。
吴昌裔（1183—1240），字季永，号青莲山人，潼川中江（今四川中江县）人。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进士。吴昌裔为官清廉，刚正敢言，曾任阆中尉，岁饥，开仓赈灾，民皆感德。知华阳县及眉州通判时，广修学校，大兴教育，政通人和，御军有方。曾计虑蜀事，作《苦言》十篇。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入朝，曾任军器监薄、太常少卿、监察御史，上《论天理六事疏》，凡君王缺失、边将失职、女宠私谒，举世以为大戒而不敢者，皆痛陈之；上《言国论朝纲疏》批评朝政“议论愈多而事愈不办”的现状，主张“定公是而销奸萌”，使“外戚避亲近之嫌，不敢与政；阍寺供洒扫之职，不敢窃权；近习畏清议之口，不敢辄奸。”上《论今日病势六事状》，论当今时局之病“有积虚之证三、濒危之证二、垂亡之证一”，内忧外患，天怒民怨，望理宗“去谗远色以扶植人才，克己节用以爱养邦本。罢营缮土本之费，以修车备器为事；省闲慢文书之务，一以备边御寇为急。”“凡蠹国害民之政，一切寝罢”，上《论君臣濯旧图新疏》、《论四阴之证状疏》，以雷雨异常，谏国事日非，痛陈“将帅方权，女宠私谒，旧党之用，边疆之祸”，劝谏理宗“远声色、戢宦寺，以清宅心之源；进忠良、斥奸回，以公用人之柄。宣明典章，以申御将之法，谨回封守，以严备敌之防。”上《论蜀变四事状》，哭述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出的巨大牺牲，以“实规模，审功赏，讨军实，储帅才”四事，力谏理宗加强防备，奖誉将士，充实军备，储备帅才，其中揭露朝廷赏罚不公，死守力战者不见行赏抚恤，弃城溃军者反而蒙恩进职，反映军民疾苦，“茅檐苇屋、暑蒸寒冻而兵寨穷，蛀麦糙米、沙杂水拌而兵食穷，破缯败絮、襟捉肘见而兵衣穷，平时口眷无以为生，脱或临阵而责其效死。”读之令人愤慨而沉痛。上《论边防事宜疏》、《论三边备御状》、《论三边防秋状》、《论湖北蜀西具备疏》为边关十万火急、祖国旦夕危亡而忧心如焚，为转危为安，救亡图存而大声疾呼，充分表现出一代爱国义士的忠心赤胆。后吴昌裔出为大理少卿、四川宣抚司参赞军事，以宝章阁侍制致仕。
吴昌裔著有《四书讲义》、《蜀鉴》、《宏台议礼》、《乡约口义》、《诸老纪闻》、《苦言》及《格斋文集》四十卷，均佚。现存诗八首、文三十三篇。
吴昌裔现存散文皆为疏状，皆为忧国忧民之作。《论今日病势六事疏》可为其代表作。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中心论点：“深念细察天下之脉，以为方今病势，有积虚之证三，濒危之证二，垂亡之证一。”然后分别论述。“国以贤者为精神”，然“不信仁贤则国空”；“国以资实为根本”，然“边储一空”、“币金尽耗”而虚空；“国以兵为爪牙”，然“士马物故”，武备废驰而衰弱，此之谓“积虚之证三”。外患危急，“鞑寇深入”，如“长蛇封豕，荐食四陲”；内乱濒起，溃军叛将如“饥虎馁狼，乃为萧墙之祸”，此为“濒危之证二”。“牧养无良吏，田里皆瘦民”，民心愈危，贪吏行暴，此为“垂亡之证一”。接下来作者将今之时局与靖康之时作对比，靖康之时，“人才不可谓不聚”，“兵储不可谓不丰”，然民怨四起，众叛亲离，“河冰一渡而中土横溃，遂不可支”，以靖康之耻警示理宗国亡在即，望其“一以备边御寇为急”，“回天怒而销狄祲”。文章条分缕析，结构严谨，骈散相间，气势流贯，辞气极锐利，辞意极痛沉，正如文中所言“药不瞑眩不足以起沉痼，医不仓扁不足以弭外邪”，有西汉贾谊疏直激切之文风。
牟子才（？—1265），字存
，隆州井研（今四川井研县）人。曾师从魏了翁及朱熹门人李方才。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曾任嘉州洪雅县尉、四川财赋所干办公事，后擢史馆检阅，助李心传修《中兴四朝国史》。上《论朝廷纪纲六事疏》，剖析朝廷、纪纲、名器、士习、人心、边防等“六事”之弊。上《论内外四误疏》，分析内政边防各有四大失误。上《论兵屯备御疏》指陈将帅不当、赏罚不公、绝和不坚等备边“三病”。上《太阳交食应诏陈十二事疏》，洋洋万言，以别邪正、罢女谒、斥权奸、通言路、宽徭役、谨刑罚等“十二事”，劝谏理宗。上《论独相专柄疏》，刺丞相李嵩之专权独擅。后历任国子监主薄、太常博士、著作郎、起居郎，上《论六势疏》，分析天下失势有六：一为“主势卑”，权相擅政；二为“国势卑”，货赂成风；三为“理势逆”，邪气压正；四为“事势危”，内外交困；五为“地势蹙”，国土日非；六为“祸势迫”，危亡在即。真乃直言不讳，切中时弊。淳祐十二年（1252）夏，浙江、福建九郡同日大水，牟子才上《论阴阳之政有类宣和者五事疏》，以“启私谒而大公之理未昭；溺近习而清静纯一之德未著；崇土木而暴俭简朴之化未形；庇小人而公平广大之见未显；失人心而仁厚忠恕之泽未治”等“五事”批评当朝，并将之与徽宗宣和之乱相比譬。同年冬，行都大火，子才应诏，上《上火灾封事》，痛陈国政之非，语甚激切。上《论救蜀急著六事疏》，论蜀有“垂亡之形”、“欲绝之势”，提出应急救亡之“六事”。宝祐三年（1255）元霄之夜，召娼妓入宫，牟子才愤然上《论雷雨变异疏》，借当时雷雨异常，指责理宗“无所畏惧，纵情极欲”，“不特祖宗无此家法，虽宣政浊乱之世亦未尝有此等举措也”，警示理宗若无悔改，天怒未已，将降大灾。后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修战舰，造兵仗，修习战备，宽养民力。再召人对，权工部侍郎。旋因作《脱靴亭赞》，“嫉小人情状而伤君子疏直”，盛赞李白之高风，力诋宦官之乱政，误遭小人谗言，降官，后复职。又因牟子才上书多杵权相，遭忌恨而出知温州。继而召为礼部侍郎，擢礼部尚书，升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度宗继位，牟子才为端明殿学士、资政殿学士，同年卒。牟子才一生清正廉洁，“四壁萧然，人咸知其清贫”，死时“家无余财，卖金带乃克葬”。牟子才一生忧国忧民，正色直言，“举朝诵子才奏疏，皆曰有德之言”，“有忧君爱国之真，无要誉沽名之巧”。十余年后南宋亡。真乃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
牟子才著有《四尚易编》、《春秋轮辐》、《经筵讲义》、《口义》、《四朝史稿》、《奏议内制外制》、《存斋集》，均佚。现存诗九首、词一首、文六十篇。
牟子才现存散文多奏疏，身处亡国之秋，故多忧国之作。《论救蜀急著六事疏》可视其代表作。文章首论蜀之“垂亡之形”、“欲绝之势”。次陈救亡“六策”：“一曰补军籍之阙”，昔蜀官军七八万，今之不及五万，当招新兵三万，以为进屯之备；“二曰籍义勇之士”，招巴蜀六郡之民，守时却敌，平时自耕，无养兵之费，有制敌之用；“三曰壮分屯之势”，分剑门、阆中二屯，以相犄角，首尾相应，兵及万人，凭险而守；“四曰奋挠击之威”，常出奇兵游击，伺其怠而攻，乘其机而袭，断其粮道，绝其命脉；“五曰固根本之地”，召集难民，分以土地，给以耕牛、种子，去害民之政，行养民之实；“六曰严三城之守”，重庆为保蜀之根本，乐山为镇西之根本，夔门为蔽吴之根本，当以心腹之将，分守三城之门，招募散居之民，聚之三城，相与固守，尽其死力。最后力谏理宗“赐之施行”，否则蜀非我有，国将不国。全文见解深刻，论证周详，直言不讳，简明透彻，且理附于情，情附于事，字里行间，忧心如焚，忠心可鉴，集中体现出牟子才散文的基本特色。
附录
南宋外籍文人居蜀，且散文成就较高的，当首推陆游、范成大。现附录于此。
陆游（1125—1193），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3），参加进士考试，名列秦桧孙秦埙之前，遂遭秦桧嫉恨，被黜免。孝宗即位，赠进士出身，通判镇江，积极鼓唱抗金，参与北伐。乾道二年（1166）免官，居山阴。乾道六年（1170）任夔州（今四川奉节县）通判。乾道八年，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任干办公事。陆游屡陈抗战之策，恢复之计，并亲临前线，考察敌情，策划进取。不久，王炎内调，陆游改任成都府路安抚使署参议官，后又任蜀州（今四川崇庆）、嘉州（今四川乐山）、荣州（今四川荣县）地方官员。范成大入蜀，任四川制置使，陆游又应邀任参议官。淳熙五年（1178），离蜀东归，历任福建路常平茶盐公事、江西常平提举、礼部郎中、兼实录检讨官等职。晚年罢职，归居山阴。陆游居蜀八年，这是陆游一生最光辉的时段，创作成就最辉煌的时期。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
现存陆游居蜀所作散文，且又以巴蜀为题材的，当以《入蜀记》、《东屯高斋记》为代表。
《入蜀记》属日记体游记散文，记叙了陆游于乾道六年沿长江入蜀的旅途见闻，生动描述了沿途的自然风光、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文化古迹，是一部兼有学术价值的优秀游记文学。该记长于描摩，图貌写物，形神兼备。
《东屯高斋记》写于陆游通判夔州任上。杜甫曾居夔州东屯高斋，陆游睹物思人，感慨涕流，缅怀杜甫“爱君忧国之心”，“兴贞观、开元之治”，悲叹杜甫“落魄巴蜀”，“坎壈且死”，寄寓陆游自己避处夔州，报国无门，请缨无路的一腔悲愤。文章有叙有议有抒情，叙事简洁明了，议论深入浅出，抒情淋漓悲状。前人评陆游散文“雅洁”、“雄浑沉著”，的确如此。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孝宗乾道五年（1169），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出使金国，冒死抗争，词气慷慨，不辱使命，全节而归，表现了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归朝后除中书舍人。淳熙元年（1174）出任四川制置使，在四川抗金前线，“教阅将士，外修堡砦”，颇有作为，并与陆游结下深厚友谊。淳熙四年（1177）离蜀东归，拜参知政事。晚年居苏州石湖。著有《石湖集》。
范成大居蜀四年所作散文，以《吴船录》最为有名。该录为游记散文，记作者从淳熙四年五月由成都乘船回京城杭州，沿途所见山川风物和名胜古迹。长于景物描写，随物赋形，精妙绝伦，故何宇度《益都谈资》谓其“载三峡风物，不异丹青图画”，堪与陆游《入蜀记》比美，皆为散文史上不可多得的游记佳作。其中写峨眉佛光的出现，描绘佛光的形状、色彩、摄身、清现、收岩，描绘佛光的隐没复出、渐移飞动、莫测变幻，真是穷形极象，绘声绘色，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一片神往。（续完）
责任编辑注：本文上半部分请见本专题2000年第11期
[收稿日期]200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