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巍然[1]2002年在《命题及其表述：英汉对比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试图从命题的角度来展开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通过对命题及其在英语和汉语中表述形式的分析，来对比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的结构差异和语言特色，并将其应用于翻译实践中。命题是一个与意义有关的抽象概念，在逻辑学、哲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中研究，因此也出现了不同的定义和理解。本文对命题的研究借助了美国语言学家L.Larson的观点，将其视为一个语义单位，是用来交际的最小单位。在此基础上，作者开始了英汉语的对比研究。研究发现，英汉在命题的表述形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英语中命题表述形式较多，如简单句，多种短语、结构等；而汉语表述命题的形式相对较少，通常是用简单句，也有少量的短语和结构用来表达命题。命题表述的不同揭示了两种语言的不同特点，这对英汉语研究、对比翻译、英语教学、文体学和写作等有很大的意义。 本文分为四章： 第一章是关于命题的总述。作者首先回顾了各领域对命题的研究，包括逻辑学，哲学，语言学(功能语法、语用学、语义学)等学科。然后引入了命题作为一个语义单位的概念。此概念是本文的理论出发点。 第二章分析和对比了命题在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中的不同表述形式。命题在各种语言里都是相同的，只是其外在表现形式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语言种类。在英语中，命题可以外化如简单句、名词短语。形容词短语、介词短语、动词短语、独立结构等多种语言单位。而在汉语中，命题主要由简单句表述，仅有少量的短语结构可以表达命题。 第叁章作者在前一章讨论的基础上，讨论了借助命题分析来进行英汉互译的方法c翻译可以分为叁个步骤：首先将源语言拆分成命题 （组），利用语言知识及背景知识填补命题各成分空缺：其次找出各命题之间的关系，使语义更加明晰。第叁步是命题重组。按照译入语的命题组合特点，或将其重组为多个宽松的句式，或组合在一个紧缩的结构内c最后，文章还提到了文体对翻译的影响，以及如何在译入语潜在的选择系统中选择适当的命题表述形式等问题。 第四章是论文的结论部分。通过英汉的命题表现形式的对比，得出英汉是两种泅然相异的语言，英语结构紧凑，句子中常包含多个命题，而汉语匀式松散，命题多用简单句式来表述。在语言学习中要掌握英汉语命题表述特点，以便更好的运用语言，达到语内、语际交际目的。
丰国欣[2]2006年在《第二语言认知协同论》文中指出本文描述了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习得心理机制，阐述了于第二语言习得的认识论，在多学科理论基础上原创性地构建了“第二语言认知协同”论(简称“二语认知协同”论：英文全称为“Theory of Cognitive Integr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简称CISLA Theory)这一理论体系，旨在为第二语言习得这种语言心理提供一种理论认识，为这种理论应用于相关领域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并且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奠定一种新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开拓一个新的视野和领域。 什么是“第二语言认知协同”论?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二语认知协同”论可以理解成第二语言习得的一种范式，即语言习得和交流的心理规范和通约依据：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二语认知协同”论既是一种语言习得本能，本身又是一种语言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二语认知协同”论可以理解为一种语言认知心理，是一种认知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可以从哲学、语言学和心理学这叁个学科角度给“二语认知协同”论下定义。但是我们认为，“二语认知协同”最本质的一面就是它的语言学属性，而哲学属性和心理学属性则是它的支持属性，所以本文只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给“二语认知协同”论下定义：“二语认知协同”论是研究学习者在异族文化环境中习得第二语言的理论；它描述了学习者在语言通约性的基础上接受“话语示范”和受到语境制约时，其认知心理机制参与并干涉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同时它还揭示了学习者对母语和目的语进行心理调节、使自己的中介语尽量接近目的语的心理活动。这个定义主要涉及到了“二语认知协同”论的性质、内核成分和工作原理。 “二语认知协同”论的性质表现在以下叁个方面：1)“二语认知协同”心理
周惠[3]2016年在《英语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语篇评价意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围绕英语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学界涌现出了诸多针对其语类特征、语篇结构、词汇语法偏误、培养模式与质量标准的研究。同时,由于国际上以英语作为媒介发表学术论文、开展学术交流的情况日益普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研究英语作为二语/外语的学术写作中的困难及其影响因素。但是,这些研究中,对英语学位论文的词汇语法偏误等语言问题关注较多,却忽视了较深层次的学术语篇评价与立场表达问题。学术语篇评价与立场表达指的是在特定的语境下,作者在学术语篇中表明自我立场的同时也在进行与读者的动态互动,既包括对于某个实体或命题的作者观点阐释和态度表达,又涉及就这个实体或命题的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因此,对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学术语篇评价与立场表达进行研究非常重要,这不仅可以拓展语篇评价意义研究的理论探索,也可以深入了解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学术写作的现状,从而提出改进学术英语写作教学实践的建议,提高英语学位论文写作水平。有鉴于此,本研究主要探究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中语篇评价资源分布与使用差异,探究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写作中,使用二语/外语进行评价立场的建构、态度情感的表达和作者-读者关系的协商时,呈现出的语篇评价意义的规律性特征,揭示二语/外语学术作者在这一方面存在的困难与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教与学方面的建议。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问题:(1)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中语篇评价意义生成的主要词汇手段具有哪些特征?(2)语篇评价意义生成的主要语法手段具有哪些特征?(3)词汇语法共同作用下的语篇评价资源具有哪些特征?针对这些问题,通过对学术语篇评价研究的文献梳理与述评,本研究阐释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相关核心思想,进而提出了 "学术语篇评价意义实例化理论模型"以及"语篇发生层面的学位论文语篇评价意义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自建中国英语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语料库(CEMTC)和本族语者学位论文语料库(NSTC)。CEMTC语料源自中国知网硕博论文库中来自我国7个不同地区共计50篇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NSTC语料源自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PQDT)数据库中由北美地区英语本族语学生撰写的共计50篇语言学与TESOL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本研究语料库总容量为1,675,748形符。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本研究分别考察了学位论文语篇中典型的评价性词汇手段(包括标示名词、投射动词和评价性形容词)、语法手段(包括语气系统中的人称代词系统与情态附加语成分,以及情态系统中的情态动词)和词汇语法共同作用下的评价手段(包括学术立场语块和语法隐喻)。通过分析与讨论以上叁个方面、多个范畴的语篇评价资源的使用差异,深入探讨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写作中的语篇评价意义的规律性特点。通过量化与质化分析,本研究具体发现如下:(1)在使用频数上,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对评价性词汇手段使用匮乏,尤其过少使用标示名词和投射动词;评价性形容词的结构模式也趋于简单化和单一化,体现出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储备的评价性词汇资源尚存在完备性与多样性上的不足。标示名词的过少使用表明,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在浓缩命题信息、打造学术语篇抽象性上遇到困难,对于论辩型和语篇型标示名词的使用偏好和程序型、证据型以及观点型标示名词的使用匮乏也说明,我国英语学位论文语篇常常难以呈现清晰的研究立场,客观性较低、思辨性也有所欠缺。投射动词的具体使用差异表明,开启对话空间的投射动词没有得到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应有的重视,但是挤压对话空间的投射动词却被他们过度使用,只关注与持有相同意见的读者建立一致关系,却忽视与持不同立场的读者建立联盟关系,不利于与假定读者共同建构语篇的对话性和主体间性。评价性形容词使用的单一化表明,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在二语学位论文语篇中的评价站位(positioning)过于偏向积极性、断言性、强加性,对于客观情态取向、试探性立场及研究者身份的建构明显不足,影响了立场鲜明度。(2)在使用频数上,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对评价性语法手段使用过度,过多使用语气系统中的人称代词系统和情态附加语成分,以及情态系统中的情态助动词。从人称代词系统使用来看,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在自我指称时较多使用we,但过少使用人称代词I,从而减损了作者的主体凸显度。在身份建构上,他们倾向回避人际风险较大的思想者及知者身份,而青睐人际风险较低的学生身份。就语篇互动性来看,我国英语学位论文语篇中的作者-读者人际距离较远,主体间性较低。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过多使用确定性情态附加语,闭合了语篇对话空间,而过少使用表达语篇协商性的情态附加语,如可能性情态附加语,难以介入读者共同建构语篇的对话性。核心情态动词及半情态动词的使用差异也表明,我国英语学位论文语篇不及本族语者学位论文语篇的对话性及主体间性强,立场的表达缺乏试探性与礼貌性,观点表述不够谨慎,也欠缺说服力。(3)我国英语学位论文中词汇语法共同作用下的评价手段使用趋势呈现波动性。就立场语块来说,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总体上显着过多使用立场语块,尤其是认知立场语块与评判语块,但少用模糊语语块,致使学术立场表达过于确凿,评价立场倾向于积极性,缺乏必要的协商性立场。同时,语块的共选机制也非常有限,类联接与搭配缺乏多样性,难以体现形式、意义与功能叁者之间的优选。就语法隐喻来看,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在学位论文中对概念语法隐喻的使用严重不足,导致语篇的信息结构建构低效,缺乏读者友好度,从而降低了论证说服力。综上所述,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学术语篇存在客观性、专业性、权威性、互动性与介入性建构不足的现象,主要表现在语篇主观性失衡,研究惯例生疏,身份意识模糊,表述直白武断,对话空间闭合。具体来说,本应该凸显自己的评价站位,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却偏好主观性的客观化,弱化主体凸显度;当需要谨慎地表达观点和降低人际风险的时候,他们却强化确定程度,体现高值的人际投入;协商的、开放的对话空间在本族语者学位论文语篇中俯拾皆是,但在我国英语学位论文语篇中却很少见。根据以上主要发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与本族语研究生在学位论文中对评价性资源的使用存在显着差异,体现出二语/外语学术语篇评价意义的规律性特点。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二语/外语学术写作中评价意义的协商与表达,在学术写作教学中提升语篇评价意识,并进行有针对的教学指导。首先要强化学术写作的规范意识并加强读者意识,其次要树立学生作者的研究信心,再次要融入国际学术惯例,并采取加大目标语篇阅读量、避免强加性与确定性词汇语法资源的过度使用、排除母语负迁移影响等方法,促进我国较高水平英语学习者的二语/外语学术英语写作实践。此外,本研究对我国学术英语写作教学大纲内容修订与学位论文修改这两方面也提出了建议。总而言之,本研究课题在理论上深化了评价机制与评价意义发生的理论考察,拓宽了评价研究的范畴,在研究方法上丰富了基于使用的研究范式下的二语修/外语学术语篇对比研究,在实践上为增进我国较高水平英语学习者二语/外语写作现状的认识和推进学术英语写作教学,尤其是学位论文写作教学的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王飞华[4]2005年在《汉英语气系统对比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对比语言学研究有了快速的发展,但汉英语语气系统的对比性研究及其成果不是很多。因此本文拟对汉英语两种语言的语气系统以陈述和疑问为基础做一个较为深入的对比研究。全文共分八章: 第一章对语气的定义及其所含内容做了研究及界定。首先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外语气和情态的定义的历时发展变化,指出了中西方在语气和情态定义、理解、研究上的差异。并在些基础上界定了本文所研究的语气:它以汉语语法研究所定义的语气为基准,涵盖了西方语气和情态两方面的内容。最后确定了研究方向和方法。 第二章分别从汉语传统小学、现代汉语语法、英语、汉英对比几方面对有关语气情态的研究成果做了简要介绍,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有待研究之处。 第叁章从宏观上对比了汉英语气系统,归纳出一些较有概括力的共性和个性特征。汉英语气系统的共性特征有:二者都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表达语气,表达手段的重合度较高,双方共用的语气表达手有语调、语序、情态动词、副词、叹词等等;二者的功能语气类别,共同的也比较多,如陈述、疑问、祈使;二者均为有层次的系统,均可实现不同语气的同句共现;从语用上来看,两种语言都能利用隐喻手段达到同一语用意义在不同语气间的转换;两种语言都能在语用表达上进行相似的语用功能扩展;两种语言的语气表达的主要手段从类型学来看都符合距离象似动因;在语气表达的历史发展上,两种语言都朝着分析型为主的方向在发展。 两种语言类型上的本质不同也使它们具有极大的个性差异:英语语气表达更注重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注重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区分,而汉语的语气表达更注重对交际对象的关照;英语的语气与时体等其它语法范畴紧密纠结,而汉语的语气与时体等相互疏离;英语是分析及综合并重,以动词为中心的语气表达,汉语则是纯粹分析型、以语气词为中心的语气表达;汉语语气的表达是柔性的,更为灵活多变一些,而英语语气的表达是刚性的,规定性多一些;英语是时突显的语言,汉语是体突显的语言,但是从GOSP(语法化、强制性、遍布性及系统性)来看,汉语也很可能是语气突显的语言甚至更可能是语气突显的语言。 第四至七章以陈述和疑问语气为基础,进行了的具体语气表达手段的对比。 第四章比较了汉英(情态)助动词,二者共性如:都可后接动词,都可单独回答问题,都可以构成否定的表达,都可以表达“情态类”意义,都可以与功能语气兼容。差异如:汉英情态动词情态义分布的参差不齐与规整对称;导致这一
郑丹[5]2013年在《英汉学术期刊论文中转折关系的表征形式与篇章功能对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语篇是一个有着结构层次的关系系统。小句常常与毗邻小句建立起某种小句关系，进而形成更大的意义单位。小句关系本质上是指篇章中的各种语义关系。虽然Winter，Hoey，Halliday&Hasan，Mann&Thompson，邢福义、屈承熹、黄国文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不同程度地对小句关系进行过描写和阐释，但是现有的小句关系研究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特别是英汉小句研究还存在着许多不同平衡性。第一，英语的小句研究较为系统，且已经超越了句子层面，而进入篇章层面；而汉语的小句研究各家言论比较零散，且主要集中于复句层面的研究。第二，英语界的学者仅从整体上对小句关系的类别和表现形式等进行描述，但是就具体的小句关系，如转折关系、因果关系或并列关系等的相关研究还很少；汉语界虽然对转折关系进行过探讨，但系统的描写以及就其语用功能和语篇功能的研究还很少见。基于英汉小句关系研究的相关理论，以学术期刊论文为材料，本文对比研究转折关系的表现形式及其语用和篇章构建功能。对比修辞学理论、语篇模式研究理论、语用预设理论以及传统语言哲学中的语言与思维关系理论等为本文提供了理论支撑。对比修辞学的基础是篇章语言学，同时其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分析法、话语分析或篇章分析，是研究作为话语整体组成部分的句与句之间的联系。所谓语篇模式，指的是通过各种小句关系组合形成的，并在长期的语言使用过程中以相对固定的结构模式积淀下来的语篇组织框架和策略，是语言交际中人们相互遵守和期待的语言共识。语篇模式是高层次的语义结构，是基本小句关系特有的语言语境，是对小句关系研究的延伸。预设是语言学,特别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话题。Strawson指出，自然语句中任何有意义的语句都能推导出一个背景假设（预设），该预设可表现为另一个语句。预设是自然语言中的一种特殊推理关系。以预设理论为支撑，通过对学术论文中转折关系预设的研究，能够较好地解释转折关系的形成机制等问题。语言与思维关系紧密：语言是精神生机勃勃的产物，语言现象能够反映人的思维；思维模式也必然在其载体——语言上有所体现。在语篇交际与互动过程中，语篇生成者有着自己的交际目的，并选择相应的语篇模式来服务其交际目的，以实现有效交际。因此，对转折关系的研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探究人类认知的一般规律。本文采取语料库研究方法，并将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我们自建了一个包含60篇英汉学术期刊论文在内的小型语料库。首先，标记出全部转折关系，并利用计算机统计出各类转折关系的使用频次和分布情况等；然后采取定性分析的方法描述各类型转折关系的表现形式、语义特征和语篇功能。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发现。第一，从分布上看，60篇英汉学术论文中共有转折关系3050处，其中英语中的数量略多于汉语中的数量。英汉论文中每篇平均出现转折句50句左右，按段落计算，每篇学术论文平均每段至少有1处转折关系。可见，转折关系是英汉语言中都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第二，从表现形式上看，英汉转折关系都有显性和隐性两种表现方式。显性的转折关系指的是借助转折关联词语以及句法结构体现的语句；而隐性的转折关系则须要结合语境，从语义出发进行判断。在英汉学术论文中，显性转折关系多于隐性转折关系。但比较而言，英语中显性与隐性的比例为6.2:1，汉语的比例为1.6:1。可见，汉语学术论文中的隐性转折关系远远多于英语。汉语中大量隐性转折关系的存在体现了汉语语法的灵活性。第叁，从类型上看，转折关系可以分为相反型、对比型、修正型、删除型、让步型和假转型六种。对比关系在英汉学术论文中的出现最多，占全部转折关系的39.4%；而假转关系是最少的，仅占0.5%。其余四类数量上不具备显着性差异，分别为修正型、让步型、相反型和删除型。英语中，各类型的转折关系均是显性数量多于隐性，且二者具有显着性差异。而汉语中，隐性的对比关系和修正关系的数量多于其显性转折关系。第四，从语义结构上看，英汉转折关系具有较多的相似性。相反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先承认或肯定一个命题，然后否定或否定与之有关的另外一个命题；反之亦然。二是实际情况与人们的估计或预期不符，或者事情的发展超过人们的估计和预期。对比关系根据比较对象也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不同事物作为比较对象，一种是以同一事物作为比较对象。修正关系根据否定范围，则分为语义否定和语用否定两种。删除关系指的是提到的某种情境因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而予以消除，即语气或话题的转换。这类转折关系大多连接的是两个不同的句子或者篇章中的不同段落。让步关系则由两种语义关系相加构成，一种是让步，一种是转折。假转关系因分句间存在逆结果关系而形成转折的意思，可以分为因果性、条件性、选择性、需求性和祈使性假转关系等。第五，就预设而言，不同的研究者对其概念和认识不同。预设分为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本文主要以预设触发语的语义结构为研究对象。英汉几种类型转折关系的预设也具有较大共性。比如英汉典型相反关系的语义结构为：（p→q）∧（p→￢q），其中“￢q”是预设， q是语意焦点。转折关联词为预设触发语，预设了“￢q”，并引导含有新信息的句子。让步关系分为直言和假言让步句两大类，后者又包含实言虚让句和假言虚让句两小类。直言让步句和实言虚让句的预设与相反关系的预设相同，为“￢q”；而假言虚让句逻辑形式表述为：（p→q）∧（￢p→Gq）（Gq表示“更加q”），预设为“￢p”。但总体上说，在英汉让步关系中，让步词为预设触发语，而转折词引导语意焦点所在语句。假转关系可以描述为“p1（p2），否则q”，“p2”为预设。在假转句中，p2有时是显现的，有时须要读者自己补全。假转句的语意焦点一般在p1上；不过在选择性假转句中，语意焦点则须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第六，从功能上看，转折关系总是与毗邻小句形成各种意义上的联系，再形成更大的意义单位——段落和篇章，从而实现语言交际的目的。经过分析，英汉转折关系在句群、段落和语篇中所表达的篇章功能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英汉语言使用者对于转折关系的认识具有相似性。转折关系篇章建构的研究，能够反映语篇的动态性本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转折关系是建构“问题-反应”模式的最基本小句关系，是表现“问题”意识的主要手段。本文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在理论方面，首先是将句法研究与语篇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小句关系是语篇建构的中枢，是我们理解句子或者句群的认知过程，是语言研究的重心。研究转折关系的篇章构建功能，将小句关系研究与语篇模式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其次，将预设理论应用于转折关系的研究。尽管有学者对转折关系的预设有过研究，但仅属于理论上的探讨。本文通过对真实语料的分析进一步探究了转折关系的形成机制，并将语意焦点和信息结构等内容纳入研究范围，这是对预设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再次，将语篇模式与思维模式研究相结合，探讨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最后，以语料库为依托，将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避免了完全依靠内省式语料的主观性，增强了研究结果的效度和信度。在实践方面，通过对转折关系的研究，我们认识到转折关系对于学术语篇建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总的看来，转折关系在英汉学术语篇宏观建构层面（语篇层面）差异并不明显，但是在微观层面（句际间）却存在很大差异，即英语语篇较多使用显性转折关系，汉语语篇相对较多地使用隐性转折关系。这种小句关系构建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反映了其他小句关系在英汉语篇构建中的差异。这一发现也给英语写作教学提供一个启示。也就是说，在学生掌握了英语的基本句子构建的基础上，应注重帮助学生分析句际关系的意义和构建方式，注重连接词的有效使用，撰写符合英文思维习惯的句子和语篇。
韩健[6]2013年在《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下的中美《宪法》语篇对比分析及文化阐释》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美国《宪法》两个法律语篇为研究对象，在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对比语言学以及语言文化学为理论框架的指导下，利用系统功能语法的叁大元功能理论作为主要研究手段，采用整体观照的宏观研究与特定角度的微观剖析相结合的办法对两部宪法全面综合地进行语篇分析与对比。基于文化是决定语篇构建方式的主要因素这一认识，本文又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两个法律语篇的不同语言结构特征进行文化阐释，旨在找到语言表现法在文化参数下的依据，在确定语言具有内在的“文化功能”的同时，初步构建了一个“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框架。全文共分六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内容与方法以及研究的意义,并指出本文作为一种尝试性的研究所具有的创新之处。第二章从语篇分析、对比语言学和语言与文化叁个角度进行了文献综述，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一番详细的梳理，旨在使本文的研究更为独特与全面。第叁章是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包括系统功能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和语言的文化视角叁个方面，其中又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语言学特点、对比材料与对比基础的确定、以及语言世界观这叁点为主要强调部分。对以上这些理论框架的论述，构成了本文语篇分析对比和文化阐释的基础。第四章是语篇分析对比部分。本章以系统功能语法的叁大元功能为主要研究手段对中美宪法进行了全面综合的语篇分析，主要包括经验功能中及物性过程类型、人际功能中语气和情态、语篇功能的主位结构、语态特征等方面，并在宏观层面上进一步分析两者衔接手段及语序的不同特点。对比研究表明，处于不同文化视阈下的中美宪法语篇语言表达形式具有很大的差异。第五章根据语篇分析对比的结果，首先进行了基于语言对比下的语言文化研究框架之初步建立，这包括提出语言具有“文化功能”、选择并设定语言对比条件下的文化参数、以及建立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框架。然后根据所建立的框架，从设立的自然地理与历史、哲学观、社会规范体系与宗教观、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思维模式这五个参数入手，对上一章的语篇分析对比的结果进行文化意义上的阐释，进一步证明语言与文化两者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也印证了语言具有“文化功能”这一论断。第六章是结论，包括本文的相关特色和不足之处。
王晓华[7]2011年在《现代日汉情态对比研究》文中提出随着语言学研究重心由句子的客观领域向主观领域的转移,情态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作为亚洲代表性语言的日语、汉语的情态研究及对比研究在世界的情态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日汉情态对比研究的发展来自于语言教学实践的客观需要。本研究论述了情态领域的基本概念在日、汉语中的共性和差异以及日、汉情态具有的类型学特殊性；从语言类型学的视角划分日语的情态系统,确立日汉对比平台；在对日语、汉语情态在宏观和微观领域进行了相关考察的基础上对日汉情态进行了若干宏观及微观层面的对比。本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通过日汉情态的研究和对比研究为中国的日语教育提供理论参考。本文分为十章,约21万字。第一章,明确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语料来源。第二章,针对情态研究中基本概念不清、系统不明的问题,明确情态、语气等概念在英、日、汉中的共性和差异。介绍本研究所涉及的相关理论基础、概念。对日语情态理论的主要流派和基本概念、观点、基本立场、研究方法进行整理归纳。第叁章,从类型学角度探讨日语、汉语情态在语气概念、情态概念、情态系统、表现方式等方面的蕴涵共性及特殊性,进一步明晰日、汉情态的特征和性质。语法上日语是一种情态系统与语气并存的语言,情态系统占绝对主要地位,日语语气与印欧语的语气性质不同,语气的表现形式通常被列入情态系统。汉语是一种情态系统与语气并存的语言,汉语情态的语法表现主要为情态系统,近现代汉语情态研究中的“语气”概念和印欧语“情态”的概念内涵更接近,目前一般表示mood。日汉情态在情态类型、情态载体、微观概念、表达方式、语序、句子结构等各方面都具有差异。第四章,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尝试对现代日语情态进行类型划分,对情态与句类的关系进行了说明。对现代日汉情态系统进行整理,建立日汉情态对比的平台。日语的情态可划分为能动情态、道义情态、行为情态、认识情态、说明情态、态度情态六类；根据情态类型,将日语的句子在传统的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中划分Ⅱ出意愿句,意愿句下分祈愿句和意志句。汉语情态系统可分为能动情态、道义情态、认识情态、态度情态四类。本文的情态系统建立在以情态动词为中心的情态标识的基础上。第五章,通过语料库进行日汉对比实证调查研究,为本研究提供数据支持。第五章选取了部分使用率高的汉语情态动词和代表性日语情态标识,从中日对译语料库中分别抽取例句进行了数据调查。对于当前基于数据库的对比实证研究的缺陷及语料整理分析中若干问题等进行说明。第六章选取若干日汉对比中涉及的相关情态标识在微观层面展开具体研究。第六章根据第四章的情态类型分类,在第五章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围绕着日语的道义、；汉语的多义的情态动词“应该(该、应、应当、当)”、“要”、“好”等,涉及“会”“可以(可)”“得dei、必须”“能(能够)”,以语义为中心,结合形态,从时态、极性、人称等方面分别围绕着语义分布、语义特征、性质等问题展开具体的探(?)自由度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另外,本章论述了汉语情态动词的道义与行为要求(祈使)问题,汉语的道义情态动词不具有独立行使祈使功能的作用力,汉语中不存在像日语那样独立的行为情态系统。第七章,在第四章构建的情态类型平台上从宏观和微观的层面对构成情态系统的情态标识进行日汉对比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日汉情态标识在句子结构、句子层次中的差异；情态语义与形态、时、体、人称、动词等关系的不同；情态类型的分布,情态标识具有不同特征等。第七章也涉及日汉情态的相关共性问题。第七章尝试运用语义地图对日汉情态标识进行语义、体系对比并指出了语义地图存在的不足。第七章涉及“日语的情态标识是否为‘单义’型”；“日语的认识情态与道义情态的关联性、语法化问题”；“‘可以’的语义分析”；“双重否定”等日汉对比课题。第八章对日语的情态标识共现问题进行考察,日语中情态标识共现是一个常见的现象,而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在日语情态标识共现的习得方面基本采取回避策略。第八章归纳日语情态标识的共现特点、性质、结构、语义表达和五项共现规则；通过句子结构、共现类型、共现项数、共现规则、共现语义的角度对日汉情态共现进行对比。从类型学角度对汉日情态共现进行宏观对比分析后发现汉日情态标识共现顺序相反的现象背后隐藏着共同的规律。在微观的方面,通过对比得出[べきだ]与“应该”的情态共现“表象相同、本质不同”的结论。第九章,基于中国的日语教育、日语学习者的学习现状,从语言学角度阐述了日汉对比在中国的日语教学中的必要性及作用。目前在中国的日语教育领域,对比分析对于母语负迁移问题的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标记理论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情态是日语二语教育中的难点和重点。由于日汉语言差异与深层次的语言结构制约因素的不同,日汉情态在形态、句法结构、语义表现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给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造成了程度较高的困难。日、汉的母语者在情态习得过程中存在着认知过程、认知机制差异,导致发生母语负迁移现象。日语教学需要针对日汉情态的认知心理机制等差异采取有效的教学对策。第十章结语,总结本文主要内容,指出不足之处及展望今后的研究。
李小川[8]2012年在《英汉情态意义互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根据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语言具有概念、人际和语篇叁大纯理功能,相应表达以上叁种功能的意义系统分别为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人际意义的核心是交际目的和交际意图,包括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相互的情感和态度,各自的相互评价等。情态意义是人际意义的主要构成部分,情态是语言交际者交换主观态度,建立人际关系的重要途径,涉及到情态承诺、人际意图、行为规范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人际意义通过概念意义表达,同时制约概念意义和语篇意义的体现形式。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从语言的元功能出发,将人际意义与概念意义和语篇意义区分开来,使得人们对意义的研究越来越精细。翻译即译意。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史上,无论是传统的忠实翻译、还是对等翻译、抑或是文本操纵,他们都注重对原文意义的传达。但传统的忠实翻译强调翻译应在内容、风格和流畅各方面与原作相同；对等翻译观提出了对等二分说标准,即以原文信息为标准的形式对等和以读者接受为标准的动态对等(后改称为功能对等)；操纵学派超越了传统的忠实论和现代的对等论,将翻译研究转向对与翻译相关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进行研究。总的看来,以上理论所涉及到的意义翻译大都针对概念意义,没有注重人际意义的实现情况。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意义系统分析,当原文传递的思想内容(meaning)为人际意义(如情态意义)时,他们的忠实翻译原则就会陷入两难境地,因为在表达建立人际关系的语言意义方面,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的语言表达人际意义的方式迥异,传统的忠实论对译文的“风格和手法”无法兼顾；对等翻译所指的意义只是个静态的概念,并未考虑交际者互动的具体语境,没有充分考虑翻译的跨文化因素的影响,只注重概念意义的对等转换,而忽略了人际意义对等能否实现的问题；文本操纵强调对文本概念意义的操纵,以文化研究作为主流,极大地削弱了翻译的本体研究,从人际意义的情态视角来看,该研究同样没有关注语言的情态意义重构和人际功能实现。中国译论主要秉承了文艺美学的翻译传统,“案本、求信”,“信达雅”,“神似”、“化境”都着眼原文的整体意义,强调“译者与原文化而为一”的美学效果。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入于‘化境’”,达到艺术的极致。概而言之,中国译论强调整体感悟,在意义表达方面呈现出模糊性,缺乏语言表达的精确性,更无所谓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之区分了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表明,人际意义的传达一直未受到人们的重视,究其原因就是,概念意义能表达具体、实在的事件和信息,呈现出显性的意义特征；而人际意义通常寄生在概念意义中,需要通过概念意义得以体现。具体来说,情态表达的人际意义韵律性地弥漫在概念意义之间,常呈现出语言的语气、态度等言语和非言语的表达方式,表现出隐性特征,这也是情态意义的翻译研究长期被忽视的主要原因。殊不知,人际意义的传达与概念意义同样重要,影响着人类交际的成功实现。系统功能语言学重视意义和功能的研究,认为语言的意义存在于具体的使用过程中,意义和语境有着密切的关联。翻译的功能途径就是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途径,研究的重点是原文和译文的交际功能及其体现形式。翻译的功能途径跳出“对等’的圈子,将微观的语言语境与宏观情景语境相结合,兼顾了语言与文化两个方面,对翻译现象有较强的描写和解释力。黄振定认为忠实应包含两层涵义：1)基于语言和文本对比的忠实观；2)着重文化和人的要素的忠实观,译者应深入探究文化(包括文化观照下的语言)和人的要素。黄振定的忠实理论无疑在先前的“信”和传统的忠实观理论的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它不再仅仅针对原语的文本,而是涵盖了文化语境下的人的要素,也就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人际意义,从而丰富了翻译忠实观的内涵。语言的人际功能是讲话者运用语言参加社会活动的功能,系统功能语言学将情态纳入人际元功能范畴,认为情态是再现人际意义的重要手段,由此我们相信开展情态意义的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聚焦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研究课题---英汉情态意义互译。以翻译的功能途径和着重文化和人的要素的忠实观为指导,运用对比分析、假设验证等方法,通过将定性和定量并用,“自下而上”(bottom-up)和“自上而下”(top-down)相结合的研究途径,对情态意义的翻译问题进行理论阐明和实证分析。全文共分五章,外加引论和结语。引论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范围和思路、提出研究问题、阐明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第一章详细介绍了韩礼德的语言情态理论。从引介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叁大元功能入手,重点阐述了人际元功能体系中的情态理论,具体论述了情态系统中的叁大变量,即情态分类、情态取向和情态量值,指出与传统语法相比,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情态理论涉猎范围更广,涵盖内容更加丰富,对语篇的解释力更强。进而阐明了韩礼德语言理论的现实意义,该理论为英汉语情态对比提供了理论框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功能途径。从人类情感语言的共性出发,比较研究了英汉语情态的共性,阐述了情态共性的叁个体现特征,即英汉语情态都是实现人际意义的重要手段；英汉语情态意义都是通过其典型范畴---情态动词来实现；英汉语都有情态变体——情态隐喻来表达不同的情态取向,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情态系统扩大了情态的研究范围,增强了情态作为一个表达人际意义重要手段的语篇解释力。第二章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对英汉情态系统从语言特征、文化特征和语用实现等叁个方面展开了对比研究,首先分析了英汉语情态动词的句法分布和语义表达的差异,阐明了由于英语是形态性语言,在划分情态动词方面有其严格的形式特征要求,英语情态动词的语法特征表现出一致性；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界定情态动词时主要按语义特征划分,有些汉语情态动词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情态动词的形式特征。英语情态动词能够与时、体等语法范畴结合,形式特征多样化,情态语义也更为明细,意义更为具体；而汉语的情态表达由于缺乏形态的支持,其语义较为笼统。在情态语义方面,汉语较英语更突出显性表达,汉语主要依赖情态动词和语气助词表达情态意义；英语情态动词有清晰的量级和维向之分,汉语情态动词情态等级的区分较为模糊,也没有整齐的功能和意义上的对称分布。通过英汉情态隐喻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其差异突出表现为英语的形合与汉语的意合表达,英语情态隐喻是通过句式结构上的附加投射小句、谓语扩展式等实现的,而汉语情态隐喻则更多地通过语义上的隐含意义来体现。从文化语境方面对比分析了英汉语情态不同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因素对情态的表达和运用的制约情况,认为不同的文化语境是引起情态表达差异的根本原因,影响人际功能的实现,应该成为情态意义翻译的重点研究对象。从语用语境的情态主观性体现和礼貌意义的表达两个方面讨论了英汉语情态的语用实现的不同方式,阐明了汉语的情态主观性强,情态礼貌表达方面呈现出谦虚型和责任型；英语礼貌表达则表现为一致型和意愿型。在对英汉情态表达进行全面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情态意义翻译的动态忠实原则,就是通过运用功能语言学的“功能”观和“语篇分析”理论探讨情态在具体的语境下的人际意义,并且在译语中寻求人际功能对等的情态意义表达,允许双语在形式上有所偏离,通过在译文中形式和意义的动态平衡,同时兼顾译语读者的接受情形,动态地实现情态表达的人际功能,顺利实现跨文化人际沟通。第叁章从情态意义的完全对应转换和灵活互动转换两个方面探讨了英汉情态意义的翻译策略。针对双语情态的共性方面,即共有的情态动词和情态副词以及显性主观情态隐喻的转译,我们应尽量采取完全对应转换,即从形式到内容全面再现原文的情态意义；针对英汉两种语言在情态意义的语言表达、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我们提出灵活互动转换的翻译策略,具体是指在情态意义表达的形式和内容的翻译方面应以“舍形式求情义”为原则,通过改变情态表达的形式获得与原文更切合的情态意义,实现情态意义在译文中的正确建构。进而作者从情态取向的变化和情态量值的转变两个方面探讨了英汉情态意义的转换规律,英译汉时,情态意义多呈现出由隐性到显性；客观到主观；低值到高值的转换规律；汉译英时则常表现出相反的趋势。最后从情态的语言表达资源、行文习惯和情态表达的心理表征等叁种因素考察情态转换规律的动因,阐明英汉互译中情态意义转换规律的深层理据,进一步论证情态意义翻译的动态忠实原则的合理性和普适性,以期指导情态翻译的实践操作。第四章首先从历史背景、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诗学传统四个方面考察了宏观文化语境对情态意义重构的制约和影响,指出在进行情态意义互译时,应着重分析与原文情态意义相关的文化语境,充分考量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所处社会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因素,然后根据译语的文化语境对原文的情态意义表达做相应的调整,或对情态结构予以改变；或对情态意义进行增删,动态地传达原文作者的情态意义。根据功能语言学的“功能”和“语境”思想,分析了情态意义重构的交际主体,认为情态意义的重构过程是交际主体(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之间相互协商、相互趋同的过程,阐明了译者主体性在情态意义重构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原文作者是情态意义的源构建者,为译者提供了翻译的文本；译文读者是情态意义的接受者,他们的文化背景和阅读情趣制约着译者对情态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应分析原作者构建的情态意义,同时要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心理,对情态意义进行合理的主体操纵,恰当地重构情态意义。在文化语境下,讨论了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在情态意义重构中的具体运用规律,指出情态意义的归化翻译应尊重译入语的情态语言表达习惯和社会规范,顺应译文读者的文化语境,使译文通顺易懂；异化翻译应注重传达原文作者的情态表达形式和风格,保留原文中异质成分和民族特色,为目的语文化带来新的情态意义潜势,营造“异国情调”氛围,丰富目的语文化。在情态意义的重构过程中,有时还有必要采用归化与异化并用的翻译策略,以兼顾“文化传真”与“畅达易懂”,既注重再现原文情态意义的风味,又关注情态译语的通晓易懂。对文化语境下情态意义重构规律的研析,印证了情态意义翻译的动态忠实原则的适用性。第五章探讨了语用语境下情态意义的重构规律,认为在语用语境下考察情态意义的翻译,就必须遵循具体的翻译原则,即应遵循概念意义服从人际语用意义的原则。译者应更多地挖掘概念意义背后所隐含的交际意图以求取译文的最佳效果,实现原文的交际价值。通过分析情态语旨、情态语式和情态可接受性对交际意图转译的制约情形,明确情态语用意义重构的可行性翻译策略,以便准确理解并动态传达原文的交际意图。作者考察了情态与礼貌表达的关系,指出情态和礼貌的关系可以通过情态量值,情态取向等情态参数在损惠层级,间接层级和选择层级等礼貌层级参数中的体现得以衡量,阐明了情态表达方式是礼貌意义体现的重要语言手段；从情态的间接表达与礼貌体现、情态量值与礼貌的损惠层级和情态取向与礼貌的选择层级叁个维度进行了具体阐述；对比分析了英汉语礼貌准则的异同,探讨了情态礼貌意义动态转换的规律,结合实例讨论了英汉情态礼貌意义的重构规则,认为英汉情态礼貌表达倾向于运用不同的体现范式,即英语情态礼貌表达多采取一致型和意愿型范式,汉语礼貌表达多使用谦虚型和责任型范式。最后从语用的最高原则——得体性原则出发,阐述了顺应译文的心理语境、社交语境和文化语境是得体再现情态礼貌意义的有效策略,论证了情态礼貌意义的得体重构是实现跨文化人际交流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印证了情态翻译动态忠实原则的实效性。文章结语总括了本研究的重点,指出本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以及尚待探讨的问题,强调指出情态翻译的动态忠实原则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对今后进行语气和评价意义的英汉互译研究有较好的借鉴价值。对情态意义的翻译研究能完善翻译理论建设,丰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研究内容,并对翻译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孔蕾[9]2015年在《事件语义视角下的英汉“言者导向语”对比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从概念语义出发,以事件语义为对比基础,对比分析了关涉言者态度的概念语义信息(表层实现为“言者导向语”speaker-oriented expressions,简称SOE)在英汉语中的实现方式及其在两种语言中词汇化、语用化的差异。研究还以“言说行为表达”(speech-act expressions,简称SAE)为例,从历时角度考察了英汉语SAE的形成和词汇化进程,藉此探讨了SAE的语用化、语法化和词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语言演变现象的跨语言共性和语言个性特征。最后,辅以多语言证据,本研究考察了语言的形态特征与SOE词汇化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1)编码方式的多样性及英汉语词汇化差异。英汉语都有不同的语言手段编码关涉言者态度的概念语义信息,如词汇、短语和小句；但在编码复杂的事件语义时,英语SOE的词汇化程度高于汉语。这一差异与两种语言中的形态手段有关,即,较之汉语,形态相对丰富的英语更可能借助形态变化将丰富的事件语义信息融入到单个词汇中。(2)编码方式会影响英汉语SOE的句法表现。总体上看,英汉语SOE句法位置的灵活性与其词汇化程度有关；词汇式的SOE句法表现更为灵活,组合式SOE的句法灵活性相对受限。(3)英汉语SOE存在语用差异。汉语词汇形式的SOE做语用标记的能力较弱,承担语用标记功能的大都是组合式表达；英语词汇式和组合式SOE均有做语用标记的能力。(4)历时分析表明,英汉SAE的演变过程相似,但词汇化方式和程度存在差异。英汉语SAE都是先由命题内成分语法化为句外附加语,再进一步语用化和词汇化；英汉语SAE词汇化方式和程度的差异与语言类型特征有关。(5)多语言的证据证明,语言的形态特征与SOE的词汇化密切相关。形态手段丰富的俄语、德语、法语在SOE的词汇化程度上总体高于形态不丰富的泰语、越南语和缅甸语。基于英汉语SOE对比结果和多语言证据,本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是：词汇编码事件语义的能力与语言形态特征密切相关；语言越是缺少形态变化,就越难在语用化或语法化过程中使用词汇编码丰富的事件语义信息；但形态手段只是为概念的词汇化提供了可能,是促成SOE词汇化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研究表明,语言之间的差异有其内在的原因和机制,一部分可以从语言编码概念语义的手段和方式上得到解释。基于概念语义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形式对比无法发现的语言现象。事件语义是跨语言对比的有效平台。
刘振平[10]2007年在《单音形容词作状语和补语的对比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借助认知语法和语义学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成果,结合结构主义的分布和变换等研究方法,对“为什么有些单音形容词只能作状语、有些单音形容词只能作补语、有些单音形容词既能作状语又能作补语、而有些单音形容词既不能作状语又不能作补语”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根据认知语言学“语法结构是约定俗成了的语义结构或概念结构”的基本观点,我们认为单音形容词能否进入状语或补语位置上,主要是看单音形容词在认知语义上是否符合状语或补语位置上的语义要求。围绕根本问题的解决,我们在文中依次回答了以下四个问题:一、状语位置允许具有什么样的句法语义特征的成分进入其中?二、动结式中补语位置允许具有什么样的句法语义特征的成分进入其中?叁、在我们选取的单音形容词中,哪些具有状语或补语位置上的句法语义特征,具有这些句法语义特征的单音形容词是否大都能够进入状语或补语位置上?四、为什么“不符合状语或补语位置上语义要求的单音形容词词项却进入了状语或补语位置”、“符合状语或补语位置上语义要求的单音形容词词项却没有进入状语或补语位置”?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创新之一: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我们的思考,明确提出了状语和补语位置上的语义要求。创新之二:根据词语在认知语义(概念意义)上反映的对象的不同,将词语分为“具有[+事物性]语义特征的词语”、“具有[+动作性]语义特征的词语”、“具有[+系物性]语义特征的词语”和“具有[+系动性]语义特征的词语”。创新之叁:我们不仅说明了“为什么有些单音形容词词项不符合/符合状语或补语位置上语义要求而进入了/没有进入状语或补语位置”,而且还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偏偏是这些不符合/符合状语或补语位置上语义要求的单音形容词词项,而不是其它的不符合/符合状语或补语位置上语义要求的单音形容词词项能够/没有进入状语或补语位置”。
参考文献：
[1]. 命题及其表述：英汉对比研究[D]. 张巍然. 河南大学. 2002
[2]. 第二语言认知协同论[D]. 丰国欣.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3]. 英语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语篇评价意义研究[D]. 周惠.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4]. 汉英语气系统对比研究[D]. 王飞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5]. 英汉学术期刊论文中转折关系的表征形式与篇章功能对比研究[D]. 郑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6]. 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下的中美《宪法》语篇对比分析及文化阐释[D]. 韩健.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7]. 现代日汉情态对比研究[D]. 王晓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8]. 英汉情态意义互译研究[D]. 李小川.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9]. 事件语义视角下的英汉“言者导向语”对比研究[D]. 孔蕾.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
[10]. 单音形容词作状语和补语的对比研究[D]. 刘振平. 北京语言大学. 2007
标签：中国语言文字论文; 语言学论文;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论文; 语义分析论文; 翻译专业论文; 日语学习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表达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研究生论文; 日语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