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与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伦理论文,劳动关系论文,和谐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2；F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3)07-0076-05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博大精深，代表性的有以孔子为代表，“明等级”、“罕言利”、“重义轻利”的儒家德性伦理经济思想；以墨子为代表，“兼相爱、交相利”、“义利统一”的墨家重利经济思想；以老子为代表，“提倡无为”实际遵循规律而为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家经济思想；以荀子、韩非子为代表，具有改革精神、重视经济措施实施的法家法治思想；尤其出现了既有各家学派思想又兼备商人意识的不可多得的经济巨著《管子》。其中，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以儒家道德为基础，同时吸收法家、道家、墨家诸家治国治人之道，形成了用以指导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规范和评价人们经济思想和行为的伦理思想体系[1]。厘清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内涵与和谐劳动关系两者关系对新时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与资方主体促进劳动关系和谐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追逐利润是资本的本性。在劳动关系三方主体中，作为资本拥有者的资方主体对待利润、利益的理念是促使劳动关系和谐的重要关键点。在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发展过程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德性主义经济伦理的“义利之辩”、“重义轻利”思想，以管子、墨子、司马迁等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经济伦理的“义利统一”观、“富而仁义附”思想，对资方主体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1.儒家德性主义经济伦理“义利之辩”、“重义轻利”思想与资方主体促进劳动关系和谐
孔子从“仁者爱人”的性善论出发，积极推崇“义利之辩”，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里仁》)，确立了“重义轻利”的德性主义价值取向，尤其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中，儒家言义但不讳利，重要的是要求士大夫阶级“见利思义”[2](《问宪》)。孟子在继承孔子“义利之辩”的基础上提出“何必曰利”[3](《梁惠王上》)的问题，从而将经济问题看作“仁义而已”[3](《梁惠王上》)。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因此从资本的本性角度，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过程中社会很难要求资方“何必曰利”只是“仁义而已”，但必须应该促使资本方能够做到“见利思义”。“见利思义”是指见到财货利益就能想起道义，在强调物质利益的同时，必须强调精神、道德对物质生产和利益分享的导向作用，尤其在劳动关系中资方处于强势位置，劳动者与资本的关系只能是“从属关系”的弱势位置，在形成劳动关系之前劳动者只有依靠谋求劳动位置而生存，“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机体的肌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4](P370)。因此，在“强资本弱劳动”的劳动关系本质规律中，如果纵容资方“见利忘义”的本性发展就会促使劳资关系处于更加不平衡的状态，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在企业家群体中积极倡导“见利思义”的思想。企业家人生价值的实现不仅仅是追求利润为本的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在成为社会财富创造引领者的同时更多地以“道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孔子对于谋求富贵的手段有如下阐释：“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述而》)。在社会转型期，普遍存在着较为浓厚的“仇富”心理，尤其对于富人阶层的致富手段的合法性持有怀疑和否定倾向。在劳动关系领域，部分企业为了降低劳动成本随意延长职工劳动时间，劳动条件简陋、安全伤亡事故不断发生，不少企业把最低工资线当作标准工资使用且总是拖欠，“讨薪难”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过程中，如何更加重视儒家德性文化及传统“儒商”思想并更具创造性地应用于市场经济企业发展过程中，促使企业家更加具有人文道德、社会责任是一项重要课题。儒家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强调道德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企业家追求利润、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必须更加重视流淌道德的血液。
2.中国功利主义经济伦理“义利统一”观、“富而仁义附”思想与资方主体促进劳动关系和谐
与儒家“重义轻利”、“见利思义”思想不同的是，春秋早期齐国管仲从“人本自利”的人性论出发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5](《牧民》)的道德生成论，标志着中国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产生。该思想认为，人民生活富裕、府库财富充盈，礼仪就能得到发扬，政令才能畅通无阻，经济发展衍生文明进步，文明进步依仗经济发展，物质是精神与道德的基础。因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应高度重视企业发展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更加重视企业家群体对社会的贡献，促使他们以企业为本位，为社会创造财富。继管子之后墨子提出“义，利也”[6](《经上八》)的功利主义命题，大谈“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6](《兼爱下》)，试图在“公利”的层面将“义利”统一起来，并将此命题延伸到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领域，从而奠定了中国“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理论。从“公利”即整个社会利益的角度分析，认为“义利”是统一的。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如果企业家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为己任，进而延伸到劳动生产领域，通过与劳动者共同创造企业“利益共同体”，将劳动者的发展视为自我的发展、将劳动者的利益视为自我的利益，那么“义利”必然是完全统一的，劳动关系也必然是和谐的。司马迁继承了道家的自然人性思想，认为“人富而仁义附焉”[7](《货殖列传》)，同时司马迁将“富”分为依靠农业的“本富”、依靠工商业的“末富”和依靠不规则手段的“奸富”，认为前两者之“富”蕴含着“善者因之”的“德”，应鼓励人们去追求。企业家依靠仁义、才能及规则获得财富理应得到社会敬重，并且应该倡导更加有为的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认识到他们在追求利润财富的同时拥有更为强烈的社会责任，以更为良好的公民公共意识和责任担当意识推动社会发展、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同时，人的自然需要就如“天理”一样具有一种伦理的正当性，人的“好利”之心是一种用来提高人的生产积极性的内在资源。明末清初顾炎武更提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8](《郡县论五》)的思想，则与市场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命题——只有充分而自由地追求私利，才会促进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意蕴[9](P13)。
二、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与劳动者主体促进劳动关系和谐
劳动者指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遵循一定的劳动规范，占据一定的劳动岗位，参与实际劳动过程的人[10](P119)。在劳动关系构成中，劳动者与资本的“从属关系”必然造成劳动者处于弱势位置，但其以更为积极主动的行为促进劳动关系和谐更是不可忽视。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勤劳敬业”、“团结互助”的劳动美德观，“明分使群”[11](《富国》)、“劳心劳力”的社会分工论对劳动者主体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1.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勤劳敬业”、“团结互助”劳动美德观与劳动者主体促进劳动关系和谐
在原始社会，生产劳动是人同自然界之间的一种物质能量交换，更是人与神之间的一种精神交换，正是因为原始人的劳动是一种与自然神灵打交道的活动，所以作为劳动者就不会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便意味着对神灵的亵渎[9](P24)。“重视劳动”、“勤劳敬业”成为原始人类的追求，“共同劳动”、“团结互助”成为原始社会劳动道德的基本内涵，尤其人类依靠集体的共同力量来弥补个体劳动在实现自己需要中的不足。管子认为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是致富和发展经济的最主要途径，应利用劳动者的“自利之心”使其“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6](《禁藏》)，他还认为社会生产力的高低既取决于劳动者的积极性，又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更取决于一种公平合理的经济制度安排。“勤劳敬业”是劳动者重要的优良素质，也是劳动积极性形成的内在动力，经济制度安排则是劳动者主体地位客观形成的关键因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者对自身的主体地位产生深刻的危机感、对“主人翁”地位更产生深刻的失落感[12](P209)，由此在对“勤劳敬业”产生深刻怀疑的同时，对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也产生强烈的不满，在此过程中劳动者的阶层意识、维权意识逐步形成，甚至通过集体行动提高自身的主体地位。2009年“通钢事件”和“林钢事件”，以及2010年以“南海本田事件”为代表的罢工潮等集体行动事件，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工人劳工意识的提升，其具体表现即劳动者通过自发的团结和自发的集体行动来提出自己的诉求和争取自己的利益[13]。“共同劳动”、“团结互助”是起源自原始社会劳动的基本内涵，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从属位置”更促使“团结权”成为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力之一。团结权是指劳动者成立工会，并通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和劳动争议，以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10]P220)。在“南海本田停工事件”中工会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最后的谈判是工人代表与资方代表展开的，工人代表有工人自己选的，也有工人代表再委托的代表[14]。在“团结互助”成为劳动的本能、团结权成为劳动者最基本权力特征的当下，工会组织职能正面临现实质疑与挑战，工会建设与工会改革犹显紧迫。同时，工会改革不仅要在“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及积极推动集体行动、甚至集体罢工过程中，充分发挥工会的“参与职能”、“维权职能”，促使劳动者主体真正有能力与资方主体协商谈判，推动中国劳动关系逐步走向“劳资自治”，而且工会建设和改革还应更好地传承中国工会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建设职能”、“教育职能”，充分发扬“重视劳动”、“勤劳敬业”的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传承，在促使整个社会更加“重视劳动”的氛围中高度重视广大职工的多样化需求，带领劳动者更加积极主动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不断拓展职工成长成才空间，着力培养造就一大批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的高素质职工，推动企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
2.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明分使群”、“劳心劳力”社会分工论思想与劳动者主体促进劳动关系和谐
荀子提出“明分使群”的观点，“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11](《富国》)因此，要使个人生活富足就必须相互结合以汇集力量，要使社会富足就必须明确各自在生产活动中的职责所在，职业分工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作为群居性存在的本质属性体现。从个人生活富足角度，相互结合汇集力量，更多地以合作型思维对待劳动关系，并以员工参与为基本条件、以劳资合作为基本途径，促进企业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建立，以及合作型劳动关系的形成。在我国，资方可能是国有或国有控股出资人也可能是民营企业所有者，尽管管理方与员工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但不是一方以消灭另一方来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以冲突求得更好的合作，因此合作型劳动关系比劳资冲突更适合中国国情[15](P17)。在国家更加重视劳动者利益维护的环境中，劳动者应以更为积极的心态对待合作型劳动关系的构建。从社会富足角度，职业分工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根据转型期社会发展状况，陆学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为以下十类：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16](P8)。在这十个阶层组成中，无论职业分类，还是彼此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都存在客观差异，十个阶层的社会地位甚至是很不平衡的。战国时期孟子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3](《滕文公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差别不仅在古代而且在当代真实存在着，虽然消除“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设想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时的美好追求，但其实现条件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如何面对社会阶层、社会地位差异的客观存在，如何面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差别的客观存在，尤其在由计划经济时期较为强烈的国家“主人翁”、企业“主人翁”而成为市场经济劳动关系中不具有产权和经营权的劳动者，这种变化如果难以适应，便会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和失落感，甚至导致心理失衡，成为劳动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心理因素、思想因素。在促使社会更加公平公正发展、更加重视劳动者利益的同时，无论是通过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客观规律的引导，还是吸收借鉴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如何促使劳动者主体正确对待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阶层差异，对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乃至构建和谐社会意义深远。
三、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与政府主导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政府作为一种组织，是社会重要的主导性成员，在劳资政三方组成的劳动关系中，其社会协调作用日显突出。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敬德保民”、“天道酬勤”的劳动光荣理念，“仓廪实而知礼节”、“恒产恒心”的富民理念，“力戒奢侈”与“俭奢统一”的消费理念，对于政府主导构建劳动关系和谐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1.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敬德保民”、“天道酬勤”的劳动光荣理念与政府主导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周初统治者在总结殷商灭亡的经验教训时，认为不了解劳动者艰辛、耻于劳动、耽于逸乐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周公认为“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17](《无逸》)。周代思想家特别强调劳动致富光荣的意义，提出“慎之劳，劳则富”[18](大戴礼)，同时还赋予生产劳动更高的宗教意义，提出“敬德配天”命题，并且“天亦惟用勤毖我民”[17](《大诰》)成为后世“天道酬勤”思想的雏形。在周公的带领下周成王经常亲自耕作，与百姓一起共同参加劳动生产，亲耕作风的劳动伦理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产生深远影响。墨子说：“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惟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6](《非乐上》)墨子把劳动视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类正是依赖自己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才得以生存下来。生产劳动不仅是人类最终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决定因素，而且也是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财富是由人们的劳动创造的，劳动越努力创造的财富就越多。“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6](《天志中》)。“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6](《非命上》)。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高度重视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劳动光荣”、“天道酬勤”的思想传承，在整个社会创造更为浓厚的“劳动光荣”氛围意义重大。习近平说“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一勤天下无难事。’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19]这充分体现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劳动光荣的高度重视。在“劳动光荣”的浓厚理念倡导下，当代劳动者群体不仅必然有力量，而且必然有智慧、有技术、能发明、会创新，以实际行动奏响时代主旋律。
2.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仓廪实而知礼节”、“恒产恒心”的富民理念与政府主导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管子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5](《牧民》)，这句话强调了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文化的发展水平，由此阐发了管仲的民本思想和富民政策。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3](《滕文公上》)，仁政必须让百姓拥有“恒产”，使百姓具有必要的生活物质基础，“恒产”即一定数量的长期占有的财产，百姓拥有“恒产”就会有常存的善心，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善良风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孔子对于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饮食之利”，以及通过正当方式取得“利”的伦理正当性持肯定态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富民”、“富国”生产观。荀子以“富国”为目的、以“富民”为手段，提出著名的“下富则上富”[11](《富国》)论。老子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20](第49章)也就是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由此可见，“仓廪实而知礼节”、“恒产恒心”、“下富则上富”的“富民”思想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的重要传承。《党章》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成为判断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三项标准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1]。劳动关系是在实现劳动的过程中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所结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工资是连接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最基本因素[22](P5)，工资收入必然成为劳动关系的核心问题，“两个同步增长”和“两个比重提高”必然将对劳动工资、居民收入提高起到重要的制度保障、制度引领作用，体现了党的民生优先、惠民富民政策取向，表明国家下决心从追求“国富”转向更加追求“民富”，对于整个社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必然起到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3.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力戒奢侈”、“俭奢统一”消费理念与政府主导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力戒奢侈”、“崇尚节俭”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极为突出的理念。周公引用文王的话说“无彝酒”、“饮惟祀，德将无罪”[18](《酒诰》)，即不要酗酒，祭祀时可以喝酒，但要以道德约束自己，不能喝醉。此外周公还从经济学的角度指出饮酒成风是对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浪费，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应当提倡“惟土爱物”的节约美德。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颜渊》)作为统治者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2](《尧曰》)，就是顺着老百姓可以得利的方面引导他们去做能得利的事，使他们得到利益。也就是顺应和满足人民的物质欲望。荀子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11](《富国》)也就是说富国先要富民，统治者要节用裕民，以政裕民。《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体现着从严治党的要求，也体现着中国未来“珍惜民力”、“实干兴邦”的施政导向。随着“三费公开”的积极推动与“节用裕民”风气的积极倡导，国家税费必然更多地用于民生建设、必然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创造更为有利的财税支持、也必然对劳动者工资水平提高起到重要的间接推动作用。管子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位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考量伦理道德的思想家，其中有别于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之处在于他并非一味反对奢侈消费[9](P63-64)，首先，他认为从发展经济来说适当超前消费是必要的，应鼓励人们在“积”的基础上大胆消费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其次，应鼓励人们发财致富，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足其所欲，瞻其所愿，则能用之耳”[5](《侈靡》)；再次，正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伦理道德的积极影响，管子主张要发展商业经济，对于国家税收的增加和社会各阶层消费水平的提高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上三方面的主张对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促使劳动者收入增加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中，正是由于人类对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愿望和追求，才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消费最终由收入决定，劳动者报酬份额是衡量城乡居民消费能力的重要指标，较长时间以来劳动者报酬份额持续下降导致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党的十七大确立发展“要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理念后，培育和促进内需消费使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并由此带来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的重要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