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乡镇企业改革“关”——谈京郊乡镇企业重组转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郊论文,乡镇企业论文,企业改革论文,乡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两年来，京郊乡镇企业深入进行了资产重组和企业转制，使一大批企业走出困境，有的在较高的起点上得到发展。全市乡镇企业初步扼制住滑坡的局面，出现回升的苗头。
准确把握乡镇企业问题的症结
乡镇企业经过前些年的快速发展，近几年出现效益下滑、亏损面扩大、生产萎缩的严峻形势。如何认识这种全局性的持续的下滑，如何判断这种局面的成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像医生的断脉决定下药一样，它是正确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具体到一个企业出现生产效益下滑，可能直接的原因是管理问题、班子问题、产品问题、资金问题等，这些问题解决了，企业可能就好了。但是，从全局来看，这些问题多年持续出现下滑，就不能一般地认为是上述一些具体问题了。
当前乡镇企业的确存在诸如产品问题、班子问题、管理问题，但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归结起来是两大类问题：一类是结构性问题，另一类是体制性问题。结构性问题主要是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资金结构和经营者结构。产业结构主要是优势产业不明显，结构雷同，基本是一个模样。产品结构主要是优势产品、拳头产品不多。资金结构主要靠乡村集体一家办企业，资金渠道单一，银行一紧缩就难以维持。经营者结构主要是本乡、本地人经营企业者偏多，来自更大范围、来自社会的高文化、高技术素质的人不多。这些结构性问题，是计划经济、短缺经济下形成的，生产什么都有人要，就形成什么都生产。短缺经济为乡镇企业的崛起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埋下了结构不合理的“种子”。
体制性问题，主要是公有制实现形式有缺陷，产权体制有缺陷。归纳起来，一是产权单一，只靠集体一家投资；二是产权模糊，主要表现在农民是所有者，但不是直接投资者，投资者只是乡村干部，是群众“代表”，资金的组织者不是所有者，所有者又不实际出资，这实际上是所有者的缺位，是主人缺位。我们认为这是乡镇企业的致命的缺陷；三是产权封闭，主要表现在以乡村为单位进行要素组合，不是在全社会配置资源；四是产权相对凝固，主要是乡村资产过去只有物质形态，没有股权形态，很难流动；五是产权与经营权、行政权合一，即乡村既是所有者代表，又是经营者代表，还是社会管理者，政社合一，三种职能于一身。多种职能就有多种目标，往往是经营权服从所有权，所有权服从行政权，企业很难做到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产权体制，已度过了它最能发挥正面效应的时期。一个明显的缺陷是缺乏产权的激励与约束。经过多年改革，企业已经有了经济的、行政的、政治的、法律的激励与约束，但是还缺乏一种约束，就是产权的激励约束很弱。企业近些年来产生的很多消极现象，如盲目投资、消费失控、负债率高、“穷庙富和尚”、“两头实，中间空”等，都与缺乏产权这种“硬”约束有关。什么叫“硬”约束？就是一般约束解决不了的问题，它能够解决，就可以叫“硬”约束。比如企业人员多的问题，多年解决不了，一旦搞了转制，人自动就减下来了。它比通常的行政力量大得多。
结构性问题与体制性问题，二者是什么关系？我们感到，带根本性的还是体制性问题。好的体制，可以不断调整和优化结构；体制不好，即使有了好的结构，也会逐步失去优势，失去市场。这样的例子在乡镇企业是很多的。一些乡镇企业产品销售不出去，比如服装，不是社会上服装消费总量少了。只是买你这部分少了，而是买了别人的。同等生产设备条件的企业，是体制好、机制好的企业订单很多，日子相对好过。因此，是否可以说，决定产业、产品结构的背后，深层次问题仍然是体制，是所有制实现形式。体制和所有制实现形式，对企业行为起基础性作用，当然它也必然会影响到结构优劣的走势。因此，我们体会在结构与体制这两个问题中，体制问题更带有根本性。
用改革的思路解决乡镇企业问题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确定，要用改革的思路解决乡镇企业问题，基本的做法是资产重组和企业转制。
通过资产重组解决结构性问题。主要办法是把企业推向市场，各种生产要素包括经营者，重新组合，重新集结。把企业看成商品，通过推向市场，进行市场交换，谁能经营谁经营，谁能投入谁投入，谁能购买谁购买。通过重新组合，引入社会上的生产要素，使乡镇企业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在改造中盘活存量，引进增量，置换经营者，解决产品、市场等问题。这里不是不解决产品问题、管理问题、班子问题，而是通过一种什么途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采取的是通过资产重组解决这些问题。在重组中，我们强调了要大范围重组，高起点“嫁接”。打破乡镇企业社区的局限性，防止近亲“繁殖”，利用首都的地域优势，引导企业尽量向国内外的名牌产品、明星企业、知名企业家即三名（明）靠拢，吸引他们落户京郊。在与三名（明）的组合中，把企业搞大，实现产业和产品的升级换代。据初步统计，大范围、高起点重组，已引进国内外大企业47家，22个名牌产品，引进国内外投资27亿元，平均每个企业3900万元，年销售收入76亿元。由于我们选择的切入点是资产重组，运用的又是市场机制，因此，我们虽然没有就资金解决资金，就班子解决班子，而最后结果是盘活存量，引进大量增量，也解决了一大批班子问题。据统计，两年来， 郊区乡镇企业通过资产重组， 共盘活存量资产39.2亿元，引进增量资金40.4亿元，转换经营者778名。 一大批企业实现了产品的升级换代，大大提高了乡镇企业的总体水平。
通过企业转制，解决体制性问题。主要是建立新的企业制度。实行什么样的企业制度，是与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密切相关的。有什么样的组合方式，一般就有什么样的企业制度。资产组合方式是联营的方式，就实行联营的企业制度。组合方式是股份的形式，就实行股份制。企业转制与资产重组往往是结伴而来的，大多数是从资产重组入手进行转制，与外资结合了，就实行三资企业制度；与民营结合了，就实行民营企业制度。当然，企业重组也有没触动企业制度、没触动产权的，这样的企业就要专门进行改制。有的是在转制中进行产权的重新组合。企业转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不动摇。乡镇企业无论怎么改，改革无论怎样深化，都不能动摇以公有制为主体。改革的目标是把集体经济办得更好，而不是削弱它。要改的是原来的那种集体经济的毛病和缺陷，改的是原来那种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转制的另一个指导思想是，要触动产权，尽量不在原体制内改来改去。只有触动了产权体制，经营机制才能真正转换。初步实践的结果是，除少数变成民有民营外，大多数变成新的集体，由原来乡村集体所有变成众多出资者共有或者混合所有，变成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那种“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
在转制中强调采用多种形式。要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实行一厂一策，甚至有的实行了一厂多策，做到成熟一个搞一个，不赶进度，不走形式，不“刮风”。主要形式是租赁、兼并、股份合作、有限责任公司、拍卖、托管、联营等。这些形式，一个共同特点是使企业与原来所依附的母体都有了某种程度的分离，而经营者、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都有了某种程度的结合。一般分离越彻底，结合越紧密，效果越好。特别是小微亏企业重组转制后，很多都产生了起死回生的效果。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
乡镇企业大面积重组转制，我们把它看成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
20年前农村改革“破题”，破在种植业的经营体制上。这次，改的是农村二、三产业即乡镇企业的经营体制。重组转制不管有多少种形式，有一个基本特征是人和生产资料与原来的体制有了某种形式的分离。这种分离，触动了旧体制，实际就是体制的变化，是资本组织形式的变化，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化。传统的公有制理论，在第一产业上塑造了生产队，在农村二、三产业上塑造了乡镇企业。他们的共同缺陷是产权模糊。因此，都要过体制改革这一“关”。这带有必然性。
两次过“关”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主动过“关”与被动过“关”之分。20年前，农民吃不上饭，现在看原因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因为人民公社体制造成的。但是，当时有多少人是从体制这个角度去分析认识问题？多数是从领导上、管理上甚至从阶级斗争“斗”得不够上去找原因。到了吃不上饭的地步了，也不怀疑旧体制有毛病，认准是“优越性发挥不够”。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判断上的失误，导致长期在旧体制内徘徊。这次乡镇企业遇到问题，一部分企业也发不起工资了，实际是另一种形式的“吃不上饭”。我们汲取了农业上次“吃不上饭”认识迟的教训，较早地从体制上分析认识问题，没有沿用给企业注入资金、调整班子等传统作法，而是体制改革、在所有制结构调整上寻找出路，因此选择了重组转制。20年前，农民吃不上饭，与今天部分乡镇企业吃不上饭，根源都在体制，因此出路都是体制改革。
还有一个因素也提高了我们重组转制的自觉性。改革开放以来，郊区一部分地方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但还有相当一些地方仍然坚持原来那种集体经营模式，粮田农场、集体果园、菜园、渔塘等。经营方法有了变化，但财产组织形式没有多大变化，产权模糊，经营主体仍是原来那种集体。国家集体还投资兴办了一大批猪场、鸡场、牛奶场等。纵观这十几年，这种经营体制运转如何？总体上看，是高投入、高成本、低效益，信贷支撑，能人支撑，有的是财政补贴支撑。它适应计划经济，适应短缺经济，是保计划贯彻执行的微观基础，但不适应市场，更不适应买方市场，现在已难以为继，难在成本普遍偏高，出现了现代化大鸡场竞争不过老太太养鸡的怪现象。去年开始转制，变成家庭作主体，见到成效。实际是“绕”了十几年以至二十年，最终还是走了体制改革之路。这件事生动说明，体制改革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体制性问题必须用改革体制的办法去解决，叫做“对症下药”。在原体制的框架内改来改去，也就是非体制改革措施，可以有效果，也会有一批批的典型，但很难有全局性效果，很难扭转全局上每况愈下的状况。农业上这种历史的教训，从另一个角度，提高了今天我们在二、三产业上主动搞重组转制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