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论工作者群体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作用——以艾思奇和何干之、陈翰笙、吕振羽、周扬为考察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理论文,毛泽东思想论文,工作者论文,群体论文,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5)05-0001-09 毛泽东思想，顾名思义，其创立者主要是毛泽东本人，他以卓越的个人智慧和丰富的革命经历创立了这一理论体系。同时，“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1]，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2]。而对毛泽东思想贡献了智慧的“集体”，不仅包括党的领袖群体，也包括理论工作者群体。理论工作者群体凭借自身优势，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和探讨中国国情和社会问题，为毛泽东思想中的相应理论做出了不同程度的铺垫。近些年来，学界就理论工作者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研究已取得深入进展，然而，从毛泽东思想形成层面考察理论工作者历史影响的文章尚不多见。本文以艾思奇、何干之、陈翰笙、吕振羽和周扬五位理论工作者为研究对象，梳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他们在不同领域的理论探索和精深研究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具体贡献，以呈现这一群体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重要地位。 一、艾思奇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作用 艾思奇，人民哲学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先驱人物之一，他在哲学思想和叙述方法上对毛泽东影响至深。 (一)对苏联新哲学观点的传介 在哲学思想方面，艾思奇和毛泽东可以说是共承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脉。由于通晓多国语言，艾思奇是将苏联新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代表人物。他翻译的《新哲学大纲》，为毛泽东在延安研读哲学的主要书籍之一。在毛泽东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艾思奇诠释新哲学纲要的数部著述更是对毛泽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风靡全国的《大众哲学》、脍炙人口的小册子《哲学与生活》等著作。毛泽东对艾思奇的著述不仅仔细阅读，而且作了详尽批注。比如，阅读《哲学与生活》时，他摘录的内容竟达十几页之多。他摘录了相对与绝对、运动与静止、归纳与演绎、量变与质变、外因与内因、一般与特殊等哲学范畴的辩证关系，又在此基础上对艾思奇关于“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的论断作出了新思考[3]。这一著作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可想而知。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曾致信艾思奇说此书使其“得益很多”[4]。艾思奇的另一代表作《大众哲学》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总结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循环往复的运动规律时，明显参照了艾思奇在该书中的概括：“认识的过程是由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又再由理性的认识走向实践，在实践中，又再开始新的进一步的认识，这样不断地像螺旋一般的循环下去。”[5]为隐讳起见，谦逊的艾思奇甚至在《大众哲学》1947年的重改本和1950年的最后修订本中悄悄删去了相关概括[6]。 (二)对大众化叙述方法的倡导 在哲学的叙述方法上，艾思奇也给了毛泽东很大影响。作为中国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拓荒者，艾思奇主张让不具备哲学专业知识的人都能读懂、理解哲学。他在书中大量运用谈话、故事等体裁，将哲学解释得生动、有趣。如介绍主观唯心论和客观唯心论时，他以“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为题；解释反映论时，他以照相机作比喻；区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时，以卓别林和希特勒的差异为例；论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时，以“原来是一家人”为题；论述质和量的互变规律时，以雷峰塔的倒塌为例；等等。毋庸置疑，毛泽东在阅读艾思奇著述之前，也很注重语言的趣味性和幽默性，然而，艾思奇是将语言的通俗性上升至了哲学大众化的主要手段，这对毛泽东不能不产生影响。毛泽东在其哲学著作中也相当注意用历史和现实中的事例来说明哲学原理，如为说明研究问题要重视矛盾的特殊性，他列举了《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例子[7]；介绍到感性认识的产生时，他就举例说国民党考察团刚到延安所获初步印象便是感性认识[8]。正因为对艾思奇深入浅出的写作方式印象深刻，1936年，毛泽东指示叶剑英、刘鼎购买《大众哲学》“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9]。此外，艾思奇与毛泽东分别于1938年、1963年先后倡导哲学走出课堂、走近群众[10]，这种不约而同再次表明前者在哲学大众化方面给了后者较深影响。 关于艾思奇的著作在哲学观点和叙述方法上对毛泽东的影响，有研究者评述说：“一方面，它们提供了对新哲学的通俗解释；另一方面，它们巩固了毛泽东独立地从苏联哲学文本中所得出的哲学观点”[11]。这种评述无疑公正客观。 二、何干之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作用 何干之，党史学家。他在20世纪30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论证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民主革命”学说。这些学术思想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产生了积极作用。 (一)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界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思想界对中国何去何从充满了纷争与困惑。中共六大决议明确了中国处于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制度”、经济政治上体现为“半封建制度”[12]，但是，没有就其开展具体论证，而这一时期，“先资本主义社会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封建残余社会论”等荒谬论断甚嚣尘上。为此，中央文委受中宣部委托[13]，以《新思潮》等杂志为主要阵地，组织了一场马克思主义者与“新生命派”、托派之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交锋。 相对于最早奋起的王学文、潘东周等人，何干之参与论战的时间明显要晚，但是，他通过连续推出数本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在论战中发挥了“打扫战场、检阅成果、展望未来”[14]的独特作用。1934年出版的《中国经济读本》就为其投身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有力武器。为说明中国“是一个什么社会”，何干之“不但根据抽象的理论，而且举出许多实际的数字”[15]。他通过分析农业、工业、财政和金融方面的状况，用“铁一般的事实”分章充分论证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死路一条的民族资本”，从而，在“理论与实际的纵横交错”中，“和盘托出”了中国社会真相[16]。这一读本较早期参战者的单篇独文具有自身优势：数据丰富，论述充分，克服了从概念到概念、就理论言理论的空洞和乏力。1936年，何干之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通过分析农业生产状况、民族经济水准、帝国主义经济比重，呈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1937年，他又先后出版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作了总结和评述，既分析了新思潮派与机械派的分歧及不足，又介绍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方法在苏联、日本的论争情况，使读者对整个论战有了更为全面的把握和理解。 何干之的理论总结，也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得以深化。有研究指出：毛泽东在1925年就提及“半殖民地”一词，1938年才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系统分析中国社会性质，他认识上的这种飞跃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影响的结果，与1937年何干之等论战参与者来到延安直接相关[17]。在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继续阐发了中国沦为双半社会的过程和特征[18]，构建了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更加完善和权威的理论体系。 (二)对“新的民主革命”理论的构建 带着“作出了划时代贡献的马、恩、列三人只遗留天才的提示，具体问题还等待后来者集体创作”[19]的理论自觉，何干之依据“政治运动是经济关系的产物”[20]的客观规律，以对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性质的分析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新的民主革命”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主要由“新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基本范畴组成。关于“新的民主革命”的性质，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反帝反封建虽然不会改变民主革命的性质，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它有时代的新内容”。这种“新”体现在革命的最后担当者为工农民众，革命主体的变化使得革命政权“不是普通所谓‘国民会议’，而是工农民主主义，即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21]。关于“新的民主革命”的动力构成，他指出，反帝反封建的两重任务“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但这四个阶级的联盟由于动机和立场各不相同，因而不可能“对革命平分春色”：半殖民地的市民阶层(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又有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最富于妥协性”的一面；小资产阶级的下层分子，在先进阶级的指导之下能献身于民族和革命；农民和工人，能真正携手同盟，其中的工人数量虽少却因强大的战斗力成为民族革命的组织者。关于“新的民主革命”的前途，何干之以“两着”的形象提法，强调了它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联系。他认为，“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就同时解决着社会问题。然而不论先来第一着，再来第二着，抑或在第一着中就准备着解决第二着的前提，在第二着未来之前，必先通过第一着”，两者“好比登梯”，一级一级地上升[22]。 何干之构建的这套“新的民主革命”理论，虽不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严密、科学，但是从它形成的时限来看，其思想性和创新性值得肯定。尤其是他关于“两着走”的分析，既注意到了两个革命阶段的区别，又强调了两个革命阶段的联系。何干之的理论分析，对于193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和中国革命分“两步走”设想的提出不无启发。何干之的夫人刘炼与其同事胡华评价说：何干之“对于中国共产党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起了有益的探索作用”[23]。也正因为对何干之才华的欣赏，毛泽东曾有意聘请他为秘书，并表达过对其新作的学术关注[24]。 三、陈翰笙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作用 陈翰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通过乡村走访和调查，论证了中国农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了农业发展的具体出路；他较早以烟农的处境为例，阐述了中国农民承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他的这些调查发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和对象的完善提供了理论因子。 (一)对农村社会性质的经济学论证 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早期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系统论证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但是，其缺点也显而易见，如吴亮平和薛暮桥就分别提及参战者“对中国农村理解不够”、“论证中国社会性质时因缺乏具体的调查研究资料而留下许多空白和不足”[25]。在这种背景下，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就有心从事中国农村问题调查研究的陈翰笙，于1929年至1934年间发起了一场“有意识有组织的农村经济调查”[26]，在揭示中国农民现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深感以往有限的农村调查与统计“简陋虚妄之点不胜枚举”，陈翰笙领导的这场调研在领域、方法、内容上作了重要突破。在地域上，鉴于“江南、河北和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从其生产关系演进实况即可窥见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梗概，从而探索出中国农村危机的挽救之策[27]，调查组主要考察了无锡农村的1207个村户、保定农村的1773个村户、番禺农村的1209个村户。在方法上，陈翰笙带领成员集中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地租论，在对各户的调查中采用阶级分析法，“基于富力而同时参照雇佣关系”[28]，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等数种类别。在内容上，通过分析调研所获资料，并查阅官署案卷、地方史志、机关报告、当代书报、个人著作等[29]，考察各种复杂之田权、租佃制度、农产价格、副业收入、借贷制度等，研究农村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情况[30]。 规模空前、方法科学、内容规范的这场农村调查运动，说明了农村经济已经破产，土地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为农村问题的根源所在。也正是在这场社会调查中，一批有志于中国经济研究的优秀青年得到培养和锻炼，如薛暮桥、王寅生、钱俊瑞、孙冶方、张锡昌、秦柳方等。他们在1934年至1935年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进一步批判了“经济派”注重生产力而忽略生产关系的错误做法，指明了中国农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面非资本，中国农村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而非资本主义性质。 实际上，陈翰笙的调查论证结果，不仅对于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开展，甚至对于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意义重大。他们对中国国情尤其是农村问题的剖析，为毛泽东在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如何深入开展革命作了理论铺设。有研究者评价说：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使毛泽东稍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不必过多论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而展开了有关中国革命的种种论述[31]，此中陈翰笙的功绩无疑是第一位的。 (二)对“三座大山”革命对象的阐述 1934年至1935年间，陈翰笙应太平洋国际学会之邀，与王寅生、张锡昌、黄国高一道，以英美烟草公司为典型，对安徽凤阳、河南许昌、山东潍县等烟草种植区进行了实地调查。1939年，陈翰笙以前期调研为基础，并结合在美国所获资料，推出《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该书以美种烟草的推广为个案，呈现了帝国主义势力与地主、买办及高利贷资本，在供给种子、发放贷款、收购烟草、收取地租等环节中对中国烟民的残酷压榨。他强调：“中国买办、官僚和地方士绅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渗透的良好媒介”，“只有通过这一媒介，外国货币资本才能够达到中国腹地，在那里设立工厂，并且受到政治和军事上的保护”。而且，“不论花费怎样无偿的过剩劳动，美种烟草往往成为外国金融资本的利薮，或者为中国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提供更多的剥削机会”[32]。这就在实地调查中揭示出了三种看似各不相容的势力，在对烟民的共同欺诈剥夺中沆瀣一气。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农民悲惨现状的一个缩影。 1941年，基于以往的社会调研，陈翰笙在由薛暮桥创办、对中国经济影响至深的《中国农村》上发文强调：中国的农民，“一方面忍受封建的余毒，另一方面又逃不了资本主义之剥削。这一种双重的压迫已经够受了。又加上中国沦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农民要改善他的生活起来反抗的时候，又因为外国的政治军事的压力，更加遭遇挫折”[33]。这就将对烟民的实况总结扩大至对整个中国农民现状的分析，进一步凸显了中国民众所面临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大压迫。 他的这些分析，较早向国内提出了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任务。这一结论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无疑新颖而深刻。陈翰笙晚年在给学生潘维授课时，特意讲到了自己在调查中关于中国农民受地主剥削、外国资本盘剥、官僚买办压榨的重要发现。他的这一发现后来被逐渐传播开来，推翻三重压迫也发展成党的革命纲领之一[34]。从陈翰笙于1939年致爱德华·C.卡特的信件内容，亦即肯定周恩来无法兼顾中国太平洋关系学会委员会工作且会同意陈翰笙另举荐的七位中文期刊编纂[35]来看，长期担任地下工作的陈翰笙与党的高层领导来往甚密。这种密切的关系为其学术思想对党的理论产生影响创设了便利。毛泽东在1925年就提到勾结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阶级等都是我们的敌人[36]，1948年全面阐述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37]。应该说，陈翰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明确做出了有益探索。 四、吕振羽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作用 吕振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革命家。对社会演进历史和趋势的思考，是吕振羽于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重心之一。1934年至1937年间，他潜心考察了中国古代史，系统呈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他也曾于1930年至1932年就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较早预测。他的系列观点，为后来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学理支撑。 (一)对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分析 随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深入，参与者都逐渐意识到，要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必须深入历史，弄清楚中国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于是，就引发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激烈论争。坚持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战者，必然“以中国在此之前是封建社会为小前提，以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为大前提”[38]。而社会史论战的另一方，以陶希圣、王礼锡、杜畏之等人为代表，叫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发展规律不适合中国，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露骨地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寻找历史依据。 作为继郭沫若之后起而应战的又一员战将，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依据丰富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作出了殷代为奴隶社会的初步判断；在《殷代奴隶制度研究》一文中，从国家结构、经济组织、生产工具等方面深入论证了殷代为奴隶社会这一不容置疑的史实，并提出西周为初期封建社会；凭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期考据了中国历史后，他将中国社会形态明确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四个阶段。他的考据，勾勒出了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连续路径，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他的许多观点，如“西周封建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规律、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认定等，都被毛泽东采纳在关于中国社会的论述中[39]。1942年，当他随刘少奇至延安时，毛泽东与他谈起《中国政治思想史》[40]，这是他为批驳陶希圣“没有半点‘唯物辩证法’的气味”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而写就的同名书，书中蕴含了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中国社会发展史观。 (二)对“同时过渡”学说的设想 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势，吕振羽也颇为关注。1930年，他就中国国民经济未来发展态势可能出现的三条路线做了系统分析。他将三条路线概况为：一是由封建式的农业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经济；二是由封建式的农业经济飞跃到社会主义经济；三是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一方面完成资本主义经济这个阶段的任务，另一方面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的创设。但是，在分析了中国自身经济演进的程序、世界经济转化的情形之后，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第一路线走不通，第二路线还赶不上，便只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把历史的两个过渡期同时渡过，同时完成历史的两个阶段的使命”[41]。这是他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中必然存在特殊过渡期的系统论证。除了提出这一学说的代表性论文——《中国国民经济趋势之推测》，吕振羽在多篇文章中，如1930年刊于《新东方》杂志的《障碍问题》、《答罗青》，1931年刊于《三民半月刊》的《资本主义没落期的东方革命的意义》等，对为何要实行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怎样实行这种过渡，过渡多长时间等基本问题，都做过阐述。这些文章强调了一些基本原则，如社会主义是东方民众革命的直接目的；在社会主义完全建成以前，中国必然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具有一定的伸缩性；等等。 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上过渡时期存在必要性的探讨，吕振羽显然不是最初者。1927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就曾提过：“中国革命的最近前途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开始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之前，社会必须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42]。这实际上也暗含了中国将经历一个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但他的论述更多的是照搬共产国际决议，而吕振羽的论述却是以历史学家的学术视野，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学说尤其是列宁的东方理论，有机结合世界革命的潮流和本国的现实国情，就中国发展道路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断。吕振羽的论述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他常发文的《三民半月刊》，为“根据总理学说真义，探讨国家建设方案”的三民学社的机关刊物，面向国内外广泛发行，还常载蔡元培和胡汉民、蒋中正、汪精卫、阎锡山等政要名人的文章；他与人创办的《新东方》，当时在全国上下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它创刊一年多即因“反帝”色彩太浓而被国民党宣传部勒令由北平迁往上海。正是借助于这些重要的期刊杂志，吕振羽的学术思想得以远扬，并影响着党的革命和建设理论。1939年，毛泽东对革命的前途作了更清晰的回答：“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43]；1940年，毛泽东提出要建交一个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共和国、又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且，这一共和国属于“过渡的”、“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44]。有研究者指出：吕振羽的分析是与毛泽东的有关论述相符合的[45]。从两人对过渡必要性的先后强调来看，这种估计略显保守，应该说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某些合理的理论因子，只是，前者在深刻、系统程度上远不及后者。 五、周扬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作用 周扬，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活动家。他早期参与领导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延安时期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等职，建国后从事文化艺术方面的宣传工作。在文坛享有盛誉的周扬，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产生过不可忽略的影响。 (一)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评介 在文学领域，周扬被公认为介绍苏联“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第一人。他先后在三篇文章中对其作了全面阐述。1933年4月，他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该文叙述了苏联作家同盟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否定，并将吉尔波丁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理念总结为——两者既非对立也非并立的关系，而是后者包括在前者之中，且为其必要因素[46]。1934年，周扬刊发《现实的与浪漫的》一文，再次强调：“进步的文学应该继承现实主义的精神”，“同时必须踏过旧现实主义的界限，把浪漫主义当作它的艺术创作的必然的一面”。[47]1936年，他又在《现实主义试论》中提出，从高尔基的论述中可以克服“关于浪漫主义的从来机械的一面的理解”，获得对浪漫主义的“明确透彻的认识”：“消极的浪漫主义是直观的，徒沉潜于自己个人内面的世界，而且引入回到过去去；积极的浪漫主义却是努力于强化人的意志，唤起对于现实及其一切压抑的、强烈的反抗心。后一种浪漫主义正是我们目前所需要的”[48]。通过分析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内在关系以及浪漫主义的不同倾向，周扬较为系统地呈现了苏联文学的创作手法。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周扬本人也以最先向国内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自豪[49]。 他的这些介绍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影响显而易见。1938年，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至于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有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也有消极的、复古的浪漫主义”，“有些人每每望文生义，鄙视浪漫主义”，“殊不知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50]。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主张现实主义，也认同积极的浪漫主义。他以周扬关于积极和消极浪漫主义的介绍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革命和复古浪漫主义的差别，且更为全面地叙述了倡导革命浪漫主义的必要性。1939年，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挥笔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51]，表达了他对学员兼顾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期盼。 1958年，周扬在北大的讲演中，系统总结了毛泽东对于两种创作手法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就说过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意思差不多的话，但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没有提这个东西，他只讲了‘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后来《毛泽东选集》出版时，又把它改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到这个问题但没有作解释，他只说革命精神和求实精神相结合，在文学上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52]显然，毛泽东对于苏联文学的这种两种创作手法虽偶尔纠结，但始终坚持提倡。有研究者说：毛泽东的某些文艺思想，“有点像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初步重新陈述。毛事实上把他的这种新文学称作‘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进一步显示了他借鉴苏联的样本”[53]。这种评论多少说明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苏联文学思潮之间的渊源。可以说，周扬的系列介绍为毛泽东提供了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结合点。 (二)对“普及”与“提高”关系的初探 1931年，“左联”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向作家提出“彻底的正确的大众化”的实践纲领[54]。在“大众化”的文学热潮下，周扬较早探讨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如1932年，他在《关于文学大众化》中指出：“文学大众化的主要任务，自然是在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组织大众，鼓动大众”，“所以我们要暂时利用根深蒂固的盘踞在大众文艺生活里的小调，唱本，说书等等的旧形式，来迅速地组织和鼓动大众，同时要提高教育和文化的一般水准，使劳苦大众一步一步地接近真正的，伟大的艺术”[55]。这一文章还多处论述了向大众学习语言方式的重要性：“只有从大众生活的锻冶场里才能锻冶出大众所理解的文字；只有从斗争生活里才能使文字无限地丰富起来。”[56]这些论述表明：周扬将民众文化水准的提高作为文学大众化(或说普及)的直接目标，民众水准的提高应从教育和文学两方面努力；他重点论述了应从文学上作两种努力，一种是将文学的旧形式当做民众欣赏水准向更高文艺迈进的一种过渡方式，另一种为学习群众通俗生动的语言从而实现文学的普及。1940年2月，周扬发表《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文章以旧形式的利用为突破口，就如何看待普及与提高作了再次探讨。这一文章在突出旧形式利用有助于新文艺“自己的普及与提高”之外，同样强调了储蓄“活生生的语言”的重要性，并提到，这种储蓄“直接地就必需从民间去获得，间接地就必需从民间文艺去获得”[57]。 应该说，周扬注意到了普及是以提高为依归，提高由普及发展而来。他的观点在当时颇有影响，毛泽东就曾赞赏称赞后一文章：“写得很好，必有大影响”[5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就周扬的论述作了更鞭辟入里的分析。例如，毛泽东从服务人民的原则和立场，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概括为，“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从继承文化遗产和文艺传统的高度，强调应将旧形式“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从培养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大众深厚思想感情的角度，论述了“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的重要意义[59]。从以提高为重心转换为以普及为重心，将大众明确为人民，将旧形式扩大为传统文化、将语言形式上升到体现思想感情的高度，无不表明了毛泽东较之周扬阐述更为深刻，立意更为高远。而周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周扬家人回忆说，周扬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过较多的修改，并由其夫人苏灵扬誊写后才送回毛泽东[60]。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成文过程中先后两次致信周扬，催促其“审阅、指正”[61]来看，毛泽东很重视周扬关于文学的看法，而周扬对毛泽东文学思想的影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除了上述五位理论工作者，还有多位学者如李达、王学文、陈伯达、薛暮桥等，都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程度不一的贡献。毫无疑问，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毛泽东本人探索、思考的成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毛泽东思想。但是，由于任何思想都不可能凭空出现，而以对他人理论精华的吸收和借鉴为基础。再加之不同的理论主体在社会阅历、政治身份和学术造诣等方面不尽相同，因而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发挥出各自的独特作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毛泽东发挥主体作用的结果，也是理论工作者群体贡献智慧的结晶。 在总结了以艾思奇为代表的理论工作者的具体学术贡献之后，进一步考察他们身上的共同特性，对于深入理解这一群体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和无可替代的铺垫作用不无裨益： 其一，他们都“术业有专攻”，成为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桥梁”。五位理论工作者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有独到研究，在哲学思想普及、政治理论构建、经济状况统计、历史规律总结、文化理论评介中做出了不同建树，并成为所在学科的知名学者。这些学者无一例外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推动者。他们的推动作用体现在或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品，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国情和道路作出总结。正是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及其在中国的初步应用中，富有丰富革命经历的毛泽东高瞻远瞩地进一步将其运用、深化、凝练、提升、总结，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党的理论工作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无疑，毛泽东本人曾对马克思主义著述有过系统的直接学习和研究，但是党的理论工作者通过前述努力而成为毛泽东全面接触、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中介力量。他们之所以能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初步带有中国作风和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关于中国革命的零散理论分析，是与其留学经历相关。艾思奇、何干之、吕振羽、周扬都曾赴日求学，在日本较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主要留学欧美的陈翰笙，也曾流亡日本，并由有留日经历的李大钊引导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之路。从他们身上，能真切感受到日本渠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启蒙。 其二，他们在理论实践中展现出群体性，与毛泽东也有不同程度的互动。虽然五位理论工作者理论贡献的侧重点不一，但是他们在不同领域的理论实践中呈现出很大的关联性和群体性。如在对中国国情的探讨中，何干之、陈翰笙和吕振羽，先后投身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从政治、经济和历史的角度剖析中国实况，并肩作战，互通有无。艾思奇也以哲学为武器，驳斥了严灵峰等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外烁论”[62]。周扬则以正方引领者的身份卷入社会性质论战，并在陈翰笙、朱镜我等被逮捕后，与胡乔木继续领导“文委”的斗争[63]。在探寻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驳斥错误言论的共同目标之下，党的理论工作者团结成一个整体。以整体探索的面貌，基于不同学科背景的他们将理论诠释得淋漓尽致，而且，也更加彰显出他们对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他们与毛泽东之间，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互动。尤其是艾思奇、何干之、周扬等理论骨干被抽调至延安后，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愈发碰撞出理论家与伟大领袖之间的思想火花。如，在互相的启发中，艾思奇与毛泽东分别提出了“中国化”的理论诉求；毛泽东曾就何干之的民族史研究作了点评；吕振羽的写作计划也得到毛泽东的关切询问；周扬的文章，得到毛泽东关于某些小问题“不大妥当的，已率直批在纸上”的亲笔回复[64]；资深革命者陈翰笙虽稍有特殊，但也阅读并收藏了毛泽东的知名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65]，关于开展农村社会调查的共鸣多少有之。在互动中对毛泽东思想魅力的体验，催发了他们后期对毛泽东思想的热情宣传。 其三，他们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铺垫者，也是毛泽东思想传播的推动者。五位党的理论工作者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理论铺垫，也正是缘于这种理论上的特殊关系，他们后来几乎都成为毛泽东相关领域思想的宣传主力。对中国革命进程中指导理论的深入探讨，使其在毛泽东思想萌生之后，能较他人更好地把握其中的理论精髓和实践意义，因而在宣传、阐发、实践毛泽东思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艾思奇对《矛盾论》和《实践论》不遗余力的宣传、何干之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宣传、吕振羽对毛泽东民族史观的诠释、周扬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权威，陈翰笙对毛泽东思想起着指导作用的抗日战争和中国建设情形的国际宣传，等等。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者往往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践行者。 总之，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党的领袖人物与理论工作者群体的互相借鉴和依托必不可少。理论精英在贡献个人学养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社会价值得到更大的发挥，领袖人物在吸收群体智慧后创造出更为辉煌的时代思想。标签：艾思奇论文; 陈翰笙论文; 毛泽东论文; 吕振羽论文;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周扬论文; 大众哲学论文;